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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
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
洗净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
我想有人见了我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
话来劝勉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只好
谨谢不敏
蔡元培醒来后显得很激动，嗓音挺大地涨红着脸，执意要发表这份宣言。多亏元康劝阻，费尽了口舌，又以自己名义代家兄拟了份启事在上海申报发表。他在启事中敬告天下好友，因医生嘱托，家兄胃病增剧，神经衰弱，从此屏绝外缘，谢绝见客云云。但由于这时“挽蔡救陈”已初战告捷，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随同教育部秘书徐鸿宝先后来到了杭州，所以这份不合作的宣言还是很快在北大流传开来。
话分两头，正当巴黎和谈的签字日期一天天逼近时，梁启超又听说了北京政府临时变卦的消息。段祺瑞密电陆征祥，命令他在条约上签字。顾维钧也软了下来，见大势所趋，还是保一顶乌纱算梁启超气得又开始咯血，几个月国内共拍来七千余封警告电函，政府最终还是一意孤行，看来在出卖主权上已铁了心。他也铁下心跳出来抗争了，与手下几位一商量，决定再打学生这张牌。可苦于北京太远，他又找了吴稚晖和李石曾，马上分头去发动中国留法学生紧急行动。就在6月28日和约签字这一天，几百名愤怒的学生突然包围了中国代表团寓所。陆征祥怕再遭受曹、章的下场，终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被迫对巴黎各报发表了正式声明，表示中国代表团为正义、为国家只有拒签和约，以待世界舆论的最后裁判。
虽然巴黎和会在中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还是由几个大国签订了凡尔赛条约，但“五四运动”所提出的全部条件，倒是圆满地画上了一个句号。当我们追溯往事时，无不为当年的爱国学生运动深表敬意。
17
胡适正坐在每周评论的编辑部里，也开始烦躁地抽起了烟。当时的编辑部设在南城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79号，陈独秀被捕后，主编杂志的担子就落在他和李大钊肩上。暑假里，李大钊去了昌黎的五峰山度假，这一期刊物就轮到他主编他的对面坐着罗家伦，这几天罗家伦在为杜威做翻译，空下来就跟着他四处乱跑。
胡适碰到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他曾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但今天看来要破例他翻开前几期杂志，发现四月的每周评论发表了**宣言摘译。五月的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专号”，又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终于有点不满地叹息了一声：
“仲甫和守常色彩过于左倾，现在两份杂志都成了主义派的天下啦”
罗家伦因空下来常去安福俱乐部打探消息，也向先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情报：
“现在连王揖唐也在高谈社会主义了，前几天安福系的报纸和日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这位安福系首领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他们还设立了民生主义研究会，如果守常先生听了不知会如何感叹呢”
胡适轻蔑地摇摇头，说：“由此可见主义派的荒诞了，王揖唐的表演还不够给我们一个教训看来我也要谈点政治”
虽然胡适不便与罗家伦明说，但心里对“五四运动”始终有点耿耿于怀。这场学生运动毕竟太政治化了，口号满天飞，许多学生领袖也萌发出狂热的政治**，开始频繁地与各大党派接触。表面上看，全国一下涌现出了几百份白话报刊，通过论辩和传播，白话文运动好像还得到了普及。但事实上他倡导的文学革命和学术革命已完全变了味。既然无法避免谈政治，那就谈点针对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基本问题吧。再说他的导师杜威也批评他对国事不够热情，在演讲时一再赞美“五四运动”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看来他是要谈点与众不同的见解了，不过那是英美派自由知识分子的民主政治。
胡适用手扶了一下眼镜说：“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我主张一个一个地研究问题，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
罗家伦忍不住问：“这不是杜威的实用哲学”
他给杜威当了几天速记员，对那次思想的派别的演讲还记忆犹新。
胡适眯着眼睛说：“也可以这样说，我们倡导新文化运动有两大任务，破坏和建设。仲甫他们看来是要一味破坏下去了，建设的任务只有我来承担我准备围绕问题和主义写一篇文章，也算是谈政治的开端吧。”
这天夜里，胡适闭门谢客，为每周评论写下了那篇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从此引发了一场不小的论战。
虽然胡适并不赞成李大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但他文章抨击的对象主要是安福系。他的最初目的显然是要与王揖唐之流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还有，他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的政客利用。“五四运动”后学生一登上政治舞台，安福系和研究系的政客，都开始制定了拉拢北大学生的策略。所以，胡适在文章中指出：
现在连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
教训什么教训这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
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
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
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
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元耻
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
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罗兰
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
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比如“社会主义”一个
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
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
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
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
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
险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
人知道这一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
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
“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
过激派到了中国”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
异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
“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
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
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
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
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
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
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
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
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这都由于
一个懒字。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
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
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什1都应该
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
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
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
口头禅。
李大钊一回京就看见了胡适的文章，尽管他以温和忠厚著称，但觉得对方公开冲着他而来，心里真有点生气正好这天张国焘和邓中夏来他家，李大钊就提高嗓门说：
“胡适真是胡说，不懂主义，怎么研究问题呀”
邓中夏想起了一个笑话，嘴巴就咧开胡适在北大被称为最好的教书匠，加上一张能说会道的嘴，讲的比写得更好。偶尔说瘾大发，白话口语，之乎者也，也全然不顾有一回他一口气在黑板上写了“孔说”、“孟说”，越说越来瘾，最后当发表自己意见时，竟在黑板上写了“胡说”，惹出了一场“哄堂听胡说”的大笑话。
张国焘却扬言要亲自上胡适家辩论，说让他也看看青年布尔什维克的锋芒。
李大钊宽厚地摆摆手，说：“胡先生是主张学术讨论的，在北大平时只有我爱谈点主义，还是由我来迎接挑战吧”
李大钊的再论问题和主义在每周评论发表那天，胡适正在陪杜威先生吃饭，旁边坐着傅斯年和罗家伦。八月的天气格外闷热，胡适读完后眉头紧锁，半日不语。他在心里哀叹了一声，守常是有些误会了，尽管他的语气比那位蓝志先客气。蓝志先是梁启超研究系的文胆，也是北大同事。他见了胡适的文章后，抢在李大钊之前就写了一篇问题和主义。蓝志先算是读懂了胡适的用意，完全帮着安福系抨击他，言辞比李大钊激烈多胡适是讲究民主的，照样亲手编发了这篇文章。
傅斯年从李大钊的文章里闻到了火药味。守常先生不愧是位坦荡的君子，见他开门见山地说：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议论
很少，仲甫先生和胡适先生，一方面要与旧式的顽逆思想奋战，一方面要
防遏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
主义的
傅斯年也觉得李大钊误会了胡适，他完全把胡适当成对手了，一发而不可收地批评起来。
杜威者头对这场论战倒是挺感兴趣。他来中国已有些日子，作为一位哲人，自然有过人的见解。见他幽默地耸了耸肩膀，笑着对胡适说：
“胡先生这回要四面受敌了，因为你的文章既没有想清楚，更没有讲清楚。”
胡适终于沮丧地低垂下脑袋，说：“唉谁让我们正好生活在中国的大动乱时代在这个动乱的时代，尽管我们心智的版图上早就浮印着中国的轮廓，但外来的观念和思想，又像狂风暴雨一般冲击而来。目前的中国，阶级对抗也实在太激烈所以革命这个字眼最容易被人接受和利用。在守常等人眼里，我和杜威先生肯定成了西方来的传教士，是来宣传西化理论的。其实对社会主义的研究，我相信不会比他们差。”
傅斯年赞同地点了下头，与罗家伦轻声交谈起来。他俩知道胡先生确实读了不少这方面的书，其实他和李大钊一样，也是非常虔诚地思索着中国的出路。
杜威先生的脸色突然凝重起来，那睿智的目光终于触及到一个沉重的话题。他用充满哲理的语言说出了心中的想法，令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他对中国问题的关注：
“我亲爱的青年朋友们，现在我们必须回答一个共同关注的问题，如何面对世界，寻找本民族的出路为什么叫面对对中国人来说，面对不言而喻包含着对抗的意思。一个欧洲人，绝不会说，他一生下来就面对东方文化。因为他的文化两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世界的主流。他生下来只有自我意识，没有对抗意识。他们怀着自由派的理想主义，真诚地相信自己正沿着一条万无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美好的世界。而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十九世纪维新变法以来，就一直笼罩在绝对**，险象环生，大难临头的压抑和紧张之中。二十年前的梁启超，勇敢地发出了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的呼吁。今天我发现你们仍在重复前人的痛苦和努力。中国到底往哪里走李大钊先生提倡苏俄的阶级战争，陈独秀先生向往法兰西的民主自由，而胡适先生更看重欧美的自由主义。这自由主义其实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只有全社会多数人都具备了这样的生活态度，树立了正确的公民意识，这个社会才可以算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国家才可以成为一个法治国家。中国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有漫长而曲折的路程。而这次的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却使我消除了西方人意识中长期存在的关于中国人冷漠、狭隘的陈词滥调。明知政治行动充满风险却义无反顾，明知希望没有结果仍一如既往地前进。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把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比作希腊歌剧中的合唱班，尽管他们的声音有时太尖锐太刺耳，尽管他们的姿态有时太过于形式化，但他们还是同传统的合唱班不一样，他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拥有一种离开自己的既定位置走向政治舞台中央的巨大力量。不过这样做的人，往往比别人多一分风险，甚至会很早就死去。但不可否认，他们是民族的精华和希望。他们使我又思考起一个新的问题，中国的出路除了西化、苏化这两条路之外，还有第三条路讲到这里，我非常欣赏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文化态度。他是试图沟通中西，寻找本民族出路的一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而胡适先生注重文化建设，提倡多研究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务实精神，从长远讲都是值得称道的。只是在这四分五裂，吵吵嚷嚷，务虚不务实的时代里，没有人会理睬他微弱的声音。这是中国思想界的悲哀，你们将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呀”
同桌的三位中国人，都被他那种悲天悯人的内心独白感动他们看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自康、梁变法以来，已整整二十个年头了，可是中国仍在重复前人的痛苦和努力，整个民族的智慧就消耗在这一代又一代的重复之中。
傅斯年的炮筒子性格，终于忍耐不住地爆发出来见他瞪大眼睛说：
“翻开中国的历史，真不免让人生气。他妈的，为什么每一代人都得自己吃一次蜘蛛，吃得满嘴黑毛绿血，才明白蜘蛛是不好吃”
这天夜晚，胡适回家后长吁短叹，难以入眠。他想起与李大钊的友谊，想起幼年胡家大院内的闷斗和寡母的忍辱负重，终于又起床给李大钊写了封充满温情的信。
亲爱的朋友：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多着呢耶稣说的好，收成
是很丰足的，可惜做工的人太少我们岂可自相猜疑，自相残害，减损
我们自己的光和热
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会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
的遗迹，但我最害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互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担
心我们的笔战会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担心会不知不觉地影响我们的少
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
让我们从今以后都朝前走，向上走，不要回头理睬那伤不了人的小石
子，更不要回过头来自相践踏。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
方向是朝前走，是向上走。
他紧接着又写了三论问题和主义和四论问题和主义。虽然他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还是采取了一种客观研究的纯学术态度，并公开承认不应轻视主义，还把以前的“少谈些主义”，改成了“少谈些抽象的主义”。
但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正当胡适的文章在排版付印时，徐世昌政府以公开宣传过激主义为理由派警察查封了每周评论。几天后，胡适气呼呼地闯去警察厅找吴炳湘，想恢复办刊的自由。吴炳湘惊讶地望着这位小同乡，说：
“你吃了豹子胆，竟敢主动送上门来安福系正想找你算总账呢，还不快去外国客栈避几天。嗨我摊上你和陈仲甫这样的乡党，真是八辈子倒了大霉呀。”
胡适没有办法，只好点头了事。不过他没有逃，还在继续为保释陈独秀四处奔波。但那场问题和主义的争论，也自然无疾而终
18
蔡元培终于作出了重返北大的决定。
学潮早已过去，而请他回京的各界代表却不断地涌来杭州，隐居杨庄的那份平静和恬淡终于被打破他是在七月中旬回心转意的，说起来也有段佳话。对他起决定作用的其实是两个人，一位是孙中山，一位是他当年南洋公学特班的弟子，去年刚在虎跑出家的弘一法师李叔同。
他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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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
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
洗净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
我想有人见了我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
话来劝勉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只好
谨谢不敏
蔡元培醒来后显得很激动，嗓音挺大地涨红着脸，执意要发表这份宣言。多亏元康劝阻，费尽了口舌，又以自己名义代家兄拟了份启事在上海申报发表。他在启事中敬告天下好友，因医生嘱托，家兄胃病增剧，神经衰弱，从此屏绝外缘，谢绝见客云云。但由于这时“挽蔡救陈”已初战告捷，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随同教育部秘书徐鸿宝先后来到了杭州，所以这份不合作的宣言还是很快在北大流传开来。
话分两头，正当巴黎和谈的签字日期一天天逼近时，梁启超又听说了北京政府临时变卦的消息。段祺瑞密电陆征祥，命令他在条约上签字。顾维钧也软了下来，见大势所趋，还是保一顶乌纱算梁启超气得又开始咯血，几个月国内共拍来七千余封警告电函，政府最终还是一意孤行，看来在出卖主权上已铁了心。他也铁下心跳出来抗争了，与手下几位一商量，决定再打学生这张牌。可苦于北京太远，他又找了吴稚晖和李石曾，马上分头去发动中国留法学生紧急行动。就在6月28日和约签字这一天，几百名愤怒的学生突然包围了中国代表团寓所。陆征祥怕再遭受曹、章的下场，终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被迫对巴黎各报发表了正式声明，表示中国代表团为正义、为国家只有拒签和约，以待世界舆论的最后裁判。
虽然巴黎和会在中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还是由几个大国签订了凡尔赛条约，但“五四运动”所提出的全部条件，倒是圆满地画上了一个句号。当我们追溯往事时，无不为当年的爱国学生运动深表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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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正坐在每周评论的编辑部里，也开始烦躁地抽起了烟。当时的编辑部设在南城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79号，陈独秀被捕后，主编杂志的担子就落在他和李大钊肩上。暑假里，李大钊去了昌黎的五峰山度假，这一期刊物就轮到他主编他的对面坐着罗家伦，这几天罗家伦在为杜威做翻译，空下来就跟着他四处乱跑。
胡适碰到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他曾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但今天看来要破例他翻开前几期杂志，发现四月的每周评论发表了**宣言摘译。五月的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专号”，又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终于有点不满地叹息了一声：
“仲甫和守常色彩过于左倾，现在两份杂志都成了主义派的天下啦”
罗家伦因空下来常去安福俱乐部打探消息，也向先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情报：
“现在连王揖唐也在高谈社会主义了，前几天安福系的报纸和日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这位安福系首领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他们还设立了民生主义研究会，如果守常先生听了不知会如何感叹呢”
胡适轻蔑地摇摇头，说：“由此可见主义派的荒诞了，王揖唐的表演还不够给我们一个教训看来我也要谈点政治”
虽然胡适不便与罗家伦明说，但心里对“五四运动”始终有点耿耿于怀。这场学生运动毕竟太政治化了，口号满天飞，许多学生领袖也萌发出狂热的政治**，开始频繁地与各大党派接触。表面上看，全国一下涌现出了几百份白话报刊，通过论辩和传播，白话文运动好像还得到了普及。但事实上他倡导的文学革命和学术革命已完全变了味。既然无法避免谈政治，那就谈点针对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基本问题吧。再说他的导师杜威也批评他对国事不够热情，在演讲时一再赞美“五四运动”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看来他是要谈点与众不同的见解了，不过那是英美派自由知识分子的民主政治。
胡适用手扶了一下眼镜说：“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我主张一个一个地研究问题，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
罗家伦忍不住问：“这不是杜威的实用哲学”
他给杜威当了几天速记员，对那次思想的派别的演讲还记忆犹新。
胡适眯着眼睛说：“也可以这样说，我们倡导新文化运动有两大任务，破坏和建设。仲甫他们看来是要一味破坏下去了，建设的任务只有我来承担我准备围绕问题和主义写一篇文章，也算是谈政治的开端吧。”
这天夜里，胡适闭门谢客，为每周评论写下了那篇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从此引发了一场不小的论战。
虽然胡适并不赞成李大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但他文章抨击的对象主要是安福系。他的最初目的显然是要与王揖唐之流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还有，他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的政客利用。“五四运动”后学生一登上政治舞台，安福系和研究系的政客，都开始制定了拉拢北大学生的策略。所以，胡适在文章中指出：
现在连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
教训什么教训这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
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
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
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
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元耻
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
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罗兰
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
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比如“社会主义”一个
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
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
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
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
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
险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
人知道这一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
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
“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
过激派到了中国”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
异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
“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
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
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
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
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
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
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
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
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这都由于
一个懒字。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
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
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什1都应该
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
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
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
口头禅。
李大钊一回京就看见了胡适的文章，尽管他以温和忠厚著称，但觉得对方公开冲着他而来，心里真有点生气正好这天张国焘和邓中夏来他家，李大钊就提高嗓门说：
“胡适真是胡说，不懂主义，怎么研究问题呀”
邓中夏想起了一个笑话，嘴巴就咧开胡适在北大被称为最好的教书匠，加上一张能说会道的嘴，讲的比写得更好。偶尔说瘾大发，白话口语，之乎者也，也全然不顾有一回他一口气在黑板上写了“孔说”、“孟说”，越说越来瘾，最后当发表自己意见时，竟在黑板上写了“胡说”，惹出了一场“哄堂听胡说”的大笑话。
张国焘却扬言要亲自上胡适家辩论，说让他也看看青年布尔什维克的锋芒。
李大钊宽厚地摆摆手，说：“胡先生是主张学术讨论的，在北大平时只有我爱谈点主义，还是由我来迎接挑战吧”
李大钊的再论问题和主义在每周评论发表那天，胡适正在陪杜威先生吃饭，旁边坐着傅斯年和罗家伦。八月的天气格外闷热，胡适读完后眉头紧锁，半日不语。他在心里哀叹了一声，守常是有些误会了，尽管他的语气比那位蓝志先客气。蓝志先是梁启超研究系的文胆，也是北大同事。他见了胡适的文章后，抢在李大钊之前就写了一篇问题和主义。蓝志先算是读懂了胡适的用意，完全帮着安福系抨击他，言辞比李大钊激烈多胡适是讲究民主的，照样亲手编发了这篇文章。
傅斯年从李大钊的文章里闻到了火药味。守常先生不愧是位坦荡的君子，见他开门见山地说：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议论
很少，仲甫先生和胡适先生，一方面要与旧式的顽逆思想奋战，一方面要
防遏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
主义的
傅斯年也觉得李大钊误会了胡适，他完全把胡适当成对手了，一发而不可收地批评起来。
杜威者头对这场论战倒是挺感兴趣。他来中国已有些日子，作为一位哲人，自然有过人的见解。见他幽默地耸了耸肩膀，笑着对胡适说：
“胡先生这回要四面受敌了，因为你的文章既没有想清楚，更没有讲清楚。”
胡适终于沮丧地低垂下脑袋，说：“唉谁让我们正好生活在中国的大动乱时代在这个动乱的时代，尽管我们心智的版图上早就浮印着中国的轮廓，但外来的观念和思想，又像狂风暴雨一般冲击而来。目前的中国，阶级对抗也实在太激烈所以革命这个字眼最容易被人接受和利用。在守常等人眼里，我和杜威先生肯定成了西方来的传教士，是来宣传西化理论的。其实对社会主义的研究，我相信不会比他们差。”
傅斯年赞同地点了下头，与罗家伦轻声交谈起来。他俩知道胡先生确实读了不少这方面的书，其实他和李大钊一样，也是非常虔诚地思索着中国的出路。
杜威先生的脸色突然凝重起来，那睿智的目光终于触及到一个沉重的话题。他用充满哲理的语言说出了心中的想法，令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他对中国问题的关注：
“我亲爱的青年朋友们，现在我们必须回答一个共同关注的问题，如何面对世界，寻找本民族的出路为什么叫面对对中国人来说，面对不言而喻包含着对抗的意思。一个欧洲人，绝不会说，他一生下来就面对东方文化。因为他的文化两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世界的主流。他生下来只有自我意识，没有对抗意识。他们怀着自由派的理想主义，真诚地相信自己正沿着一条万无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美好的世界。而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十九世纪维新变法以来，就一直笼罩在绝对**，险象环生，大难临头的压抑和紧张之中。二十年前的梁启超，勇敢地发出了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的呼吁。今天我发现你们仍在重复前人的痛苦和努力。中国到底往哪里走李大钊先生提倡苏俄的阶级战争，陈独秀先生向往法兰西的民主自由，而胡适先生更看重欧美的自由主义。这自由主义其实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只有全社会多数人都具备了这样的生活态度，树立了正确的公民意识，这个社会才可以算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国家才可以成为一个法治国家。中国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有漫长而曲折的路程。而这次的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却使我消除了西方人意识中长期存在的关于中国人冷漠、狭隘的陈词滥调。明知政治行动充满风险却义无反顾，明知希望没有结果仍一如既往地前进。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把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比作希腊歌剧中的合唱班，尽管他们的声音有时太尖锐太刺耳，尽管他们的姿态有时太过于形式化，但他们还是同传统的合唱班不一样，他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拥有一种离开自己的既定位置走向政治舞台中央的巨大力量。不过这样做的人，往往比别人多一分风险，甚至会很早就死去。但不可否认，他们是民族的精华和希望。他们使我又思考起一个新的问题，中国的出路除了西化、苏化这两条路之外，还有第三条路讲到这里，我非常欣赏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文化态度。他是试图沟通中西，寻找本民族出路的一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而胡适先生注重文化建设，提倡多研究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务实精神，从长远讲都是值得称道的。只是在这四分五裂，吵吵嚷嚷，务虚不务实的时代里，没有人会理睬他微弱的声音。这是中国思想界的悲哀，你们将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呀”
同桌的三位中国人，都被他那种悲天悯人的内心独白感动他们看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自康、梁变法以来，已整整二十个年头了，可是中国仍在重复前人的痛苦和努力，整个民族的智慧就消耗在这一代又一代的重复之中。
傅斯年的炮筒子性格，终于忍耐不住地爆发出来见他瞪大眼睛说：
“翻开中国的历史，真不免让人生气。他妈的，为什么每一代人都得自己吃一次蜘蛛，吃得满嘴黑毛绿血，才明白蜘蛛是不好吃”
这天夜晚，胡适回家后长吁短叹，难以入眠。他想起与李大钊的友谊，想起幼年胡家大院内的闷斗和寡母的忍辱负重，终于又起床给李大钊写了封充满温情的信。
亲爱的朋友：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多着呢耶稣说的好，收成
是很丰足的，可惜做工的人太少我们岂可自相猜疑，自相残害，减损
我们自己的光和热
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会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
的遗迹，但我最害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互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担
心我们的笔战会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担心会不知不觉地影响我们的少
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
让我们从今以后都朝前走，向上走，不要回头理睬那伤不了人的小石
子，更不要回过头来自相践踏。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
方向是朝前走，是向上走。
他紧接着又写了三论问题和主义和四论问题和主义。虽然他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还是采取了一种客观研究的纯学术态度，并公开承认不应轻视主义，还把以前的“少谈些主义”，改成了“少谈些抽象的主义”。
但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正当胡适的文章在排版付印时，徐世昌政府以公开宣传过激主义为理由派警察查封了每周评论。几天后，胡适气呼呼地闯去警察厅找吴炳湘，想恢复办刊的自由。吴炳湘惊讶地望着这位小同乡，说：
“你吃了豹子胆，竟敢主动送上门来安福系正想找你算总账呢，还不快去外国客栈避几天。嗨我摊上你和陈仲甫这样的乡党，真是八辈子倒了大霉呀。”
胡适没有办法，只好点头了事。不过他没有逃，还在继续为保释陈独秀四处奔波。但那场问题和主义的争论，也自然无疾而终
18
蔡元培终于作出了重返北大的决定。
学潮早已过去，而请他回京的各界代表却不断地涌来杭州，隐居杨庄的那份平静和恬淡终于被打破他是在七月中旬回心转意的，说起来也有段佳话。对他起决定作用的其实是两个人，一位是孙中山，一位是他当年南洋公学特班的弟子，去年刚在虎跑出家的弘一法师李叔同。
他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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