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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胃疾还未痊愈，还不能北上，汤尔和专程来杭向他推荐蒋梦麟先行代理校务。对蒋梦麟他自然中意，这位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和教育学博士，为1886年生人，浙江余姚人，前清策论秀才，曾是他当年在绍兴中西学堂的学生。蒋梦麟在美国时，先师从杜威研究教育哲学，又从孟禄研究教育学，可以说把当时西方的新教育原理早弄得滚瓜烂熟他是1917年回国的，获博士学位其实比胡适还早呢现在上海任新教育杂志主编。与中山先生来往甚密，几乎每晚都要去马利南路帮助孙先生赶写英文的实业计划。
对蒋梦麟，蔡元培不仅看中他的人品，更看重他超人的行政才能。他很快将蒋梦麟召来了杭州，师生同游西湖花坞，一路吟诗记游，谈了不少趣事。蒋梦麟还留着当年的记忆，那是在绍兴中西学堂的花厅里，在一个秋夜，佳宾会集，杯盘交错，似乎又回到了“兰亭修契”的盛会。忽地站出来一位文质彬彬、儒雅风流的才子，高举起酒杯，大声地说：“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不彻底哼我
大家一阵哄笑，掌声如雨打芭蕉。
蔡元培不解地问：“此公是谁呀”
蒋梦麟忍不住哈哈大笑：“这位斗酒百篇的越中徐文长，不就是蔡先生您”
蔡元培也笑了：“想不到鄙人当年如此轻狂”
蒋梦麟又讲起了孙中山的趣闻，令蔡元培很感兴趣。他说：
“有一段时间，戴季陶想到美国读书，托我去向先生请求。先生说人都老了，还读什么书我只好据实报告戴先生，戴先生只好自己去求孙先生。孙先生又说，好，好，你去吧。一面拉开屉斗，拿出一块银洋给戴季陶，说，这个你拿去做学费吧。戴季陶说，先生和我开玩笑吧先生说，不，你到虹口去看一次电影好”
蔡元培被孙中山的幽默惹得哈哈大笑。
蒋梦麟就在这时传达了孙中山的意思，他说孙先生也没多说什么，只是重复了三年前的话。孙先生说在这种时候，北京更需要像蔡先生那样的老同志去主持教育。
蔡元培马上听懂了弦外之音，一种崇高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他想起前几天一个闷热的夏夜，当年南洋公学特班的学生邵力子陪他去见了李叔同。青灯古刹里，他望着这位昔日家资万贯，风流倜傥的浊世佳公子，一位艺术修养全面的艺术家，居然悄悄皈依佛门，出了“三界火宅”，而且立志埋名，甘澹泊，守枯寂，过起了一领袖衣，一根藜杖的苦行生涯，真是感叹万千，始终不得所解
那天师生相见的气氛有点悲凉，两人都没多说话，只觉得一颗心在静静的交流。听说李叔同出家后曾含泪紧闭山门，拒不见日本爱妾一面。又抱着病体，坚持“过午不食”的素志。苦心钻研佛经中失传多年的清规戒律南山律宗。原是个多才多艺之人，出家后却“六艺归一”，以一手脱尽火气的孩儿体抄写经文，普渡众生。夏丐尊说他做人极认真，而且做什么，像什么。今天一见那苍然脱尘的面容，才知他早已立地成佛
邵力子正在奔走革命，还想劝说李叔同还俗，要他以出世之心在红尘中出道。
李叔同却在袅袅青烟中微闭双目，叹息了一声说：“贫僧以为救国和念佛并不矛盾，以救国之心念佛，以念佛之心救国，都是能终成善果的。”
他那种悲凉的叹息声，如一道闪光的偈语，震得蔡元培微微颤栗。只觉得浑身蒸腾出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殉教精神。蔡元培回杨庄后，当即给全国学联，给北大全体师生写信，豪迈地发出了“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呼吁声。
蒋梦麟带着蔡元培的希冀来到了北大。欢迎大会上，人们望着这位戴着眼镜，和蔼可亲的瘦高个儿，很快产生了一种认同感。蒋梦麟终于凭着他在演讲时的性格魅力，用一种谦谦君子的风仪，开始了他在北大的教学生涯。他是这样对学生们说的：
“蔡先生认为五四以来，学界牺牲极大，现在我们提出的要求，基本得到了解决，所以他希望全国的学生尽快地上课，以慰国民之望。我这次来不是代表北京大学校长，仅代表蔡先生个人，为他个人的监印者。蔡先生有三件事托我转告诸位。一是各界代表多次来杭州探望，请代他向各界致谢。二是他已有回校之决心。三是大学的责任，他愿意继续完全担负起来。我今天初来北大，深感校园处处弥漫着蔡先生的精神。也想谈谈对蔡先生那种伟大精神的几点感悟。一是他身上集古代圣贤温、良、恭、俭、让各种美德，具备了中国人最好的精神。二是他重美感，具备了希腊人最好的精神。三是他注重平民意识和平民生活，在蔡先生眼里，似乎个个都是好人，又具备了希伯来最好的精神。然而蔡先生恐怕不会承认我的话，因为他自己是不知不觉的。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赞同我的看法。诸位是深受蔡先生精神感化的北大人，所以你们的这次爱国行动，不但感动了全国，还感动了世界。大家可能会问，蔡先生的这种精神是从哪里来的我以为是从学问中来的。所以蔡先生才会吁请我们，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我和你们一样，都是蔡先生的学生，还希望大家都能听蔡校长的话，尽快地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
蔡元培是9月10日离开杨庄，悄然回京的。他不想惊动北大师生，同行者除了在法国留学归国省亲的儿子蔡无忌外，还有罗家伦等少数几位贴心朋友。他乘坐的火车是9月12日午夜抵达北京的，在站台上迎接的只有女儿蔡威廉和内弟黄世晖。当他望着离别四月，含泪拥抱自己的威廉时，觉得女儿一下子长大了，成熟了，像一株挺拔的小白杨在夜风中婆娑起舞。罗家伦惊羡地盯着这位美丽而圣洁的少女，突然暗生出一丝朦胧的爱慕之情。
蔡元培一回家就发现黄钟玉更加憔悴了，皮肤枯燥，面色蜡黄，也许又是为自己担惊受怕的缘故吧。他的心一阵酸楚，加上旅途的劳累，胃疾又复发第二天上午，蒋梦麟、马寅初、胡适等先后上门拜访，议决北大于9月20日正式开学。待来访者散尽，蒋梦麟悄然出示了一份孙中山先生的来函，不解地问：
“学生有一事不明，为何孙先生有些话不对蔡先生明说，而要对学生说”
蔡元培一见孙中山手迹，只觉得心头一阵血涌，脸上顷刻泛出了羞色。
孙先生显然是有点急不可待
率领三千子弟，助我革命
蔡元培深深地叹息了一声，内疚地说：“孙先生恐怕见我老是向军阀政府高喊教育**和不合作主义，便不好意思明说唉作为一位老同盟会员，我对他的关心和支持确实是太少了”
蒋梦麟犹豫片刻，又谈了些安福系的动态，原来他们一直没有停止过阻挠他重返北大的行动。先是在夏天，通过胡仁源用金钱收买了少数北大学生，企图推翻北大学生干事会，假借北大全体学生名义，通电“迎胡拒蔡＂。没想到这伙人正躲在法科秘密开会，就被发现当场拥来二百多学生包围了会议室，抓住了来不及逃走的五个人，其中一个还是安福国会的职员。在众人的盘问下，他们不但低头伏罪，具悔过结，还将安福系策划丑剧的经过和盘托了出来。这一阴谋败露后，他们又抬出一位被北大开除的教员徐某，在公言报上连载题为息邪的长文。其中有陈独秀传和蔡元培传等，攻击陈独秀“少无赖，为乡里所不齿”。丑化蔡元培为“居德五年，竟识字至百余，逋法三载，又识字十余”。后发现在舆论上扳不倒蔡元培，北京的军阀政府又企图出尔反尔，中途换马。一面表示挽留蔡元培，还故意假惺惺地催其北上，另一面又偷偷地想任命蒋观云为北大校长。没想到蒋观云不但坚辞不就，还公开在报纸上登出一则入山明志的启事，以表明其气节之高。弄得北洋政府洋相百出，狼狈不堪。
蔡元培这次倒显得很冷静，不但不恼，反而沉下心，坚定了办好北大的信念。他透过自己的去留问题，看到了新旧思潮斗争的继续，看到了究竟要在中国维持一个什么样的大学的问题。看到了自己如能坚守在这里，就等于保住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北京大学，保住了教育改革的成果和新文化运动的阵地。
北京各校师生以最热烈最诚挚的感情欢迎蔡元培的归来。9月20日上午，北大全体学生和全体教职员分别召开了欢迎大会。先由方豪代表全体学生向他致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方豪说：
“当此秋光宜人之际，我们有幸会聚一堂，重睹我校长慈蔼之容涌现于讲座之前，实抱无量之欢欣也。今日我们欢迎先生，乃欢迎国家新文化，国立大学之新纪元，全体学生之新生命。我们将以无穷之欢乐，无限之兴奋，敬祝先生之健康敬祝北京大学万岁”
而马叙伦先生代表全体教职员的发言，更让蔡元培热泪盈眶，无限安慰。他说：
“今天我们欢迎蔡校长有两层意思，一是欢迎校长胜利回校，二为欢迎蔡先生这个人。蔡先生学问道德之高尚，世所公认。我们欢迎他，就是欢迎他伟大的精神。我们欢迎他，就是欢迎正义终于战胜了强权和黑暗”
19
就在蔡元培抵京后的第四天，陈独秀终于出狱了，胡适连忙赶去箭杆胡同看望。几个月的监狱生活，陈独秀明显消瘦了，但个性似乎更加强悍。见他睁大一双小而尖锐的眼睛，笑着嘲讽胡适说：
“别人坐牢，你倒落得在一旁打秋风”
胡适张了张嘴，一时不知所云。见陈独秀举起了手中的每周评论，才恍然大悟，两人一齐笑了起来。原来，陈独秀被捕半月后，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爱情与痛苦的随笔。胡适在文章里说：
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里，我的朋友陈独秀引我的话“爱情的代价
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他又加上一句评语道：“依我看
不但爱情如此，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这句话出版后的第三天，他就被
北京军警提去了，现在已有半个多月，他还在警察厅里。我们对他要说的
话是：“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得住痛苦。”
陈独秀很喜欢同一期上李辛白的小诗和一篇杂感。庶务主任李辛白也是安徽人，长他四岁。当年陈独秀在芜湖创办岳王会时，李辛白也参加李辛白的诗写的很有思想：
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
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
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
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
陈独秀眼里闪出狡黠的目光，嘲讽地说：“堂堂胡适之，还不如辛白写的好，真不知你是怎样想的哎这篇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怕是守常所为”
胡适笑着点点头说：“他是自己来信自己回答。”
李大钊在文章中写道：“有一位爱读本报的人来信说，我们对于世界的新生活，都是瞎子。亏了贵报的只眼，常常给我们点光明。我们实在感谢。现在好久不见只眼，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
李大钊不但最早赶来看他，还出面召集新青年同人在六味斋为他接风，把蔡元培也请来陈独秀虽然身体有病加上行动受限制，仍快人快语地与李大钊逗趣道：
“守常，这次坐牢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你猜猜看，我要加盟布尔什维克了”
胡适听得脸色苍白，李大钊却高兴地从棉袍里摸出一首诗，还是专门为欢迎他出狱而写的。据说刘半农也在为陈独秀写诗，题目叫d，诗句也怪怪的，可惜今天还没写完，只好老老实实地听李大钊先朗诵起来。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究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相别才有几十日，
这里有了许多更易；
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
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
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陈独秀听了很高兴，他深情地望着蔡元培，爽直地说：“我知道旧势力也容不得您待在北京呀”
蔡元培会心一笑，说：“可是我终于回来也希望你继续留在北大，我想请你在明年开一门宋诗新课如何”
陈独秀略一沉思，见盛情难却只好先答应这时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周作人纷纷向他敬酒，他也关切地询问起各自的情况。
钱玄同还在热衷于他的文字改革，他好像对政治革命兴趣不大。原来挺容易激动的大嗓门，在更加狂热的学生运动面前，突然变得微弱不堪起来。刘半农正准备去法国留学深造，他因国学底气不足受尽了旧派的辱骂，心里也一直憋着股气，发誓非混个洋博士的招牌不可。
蔡元培和陈独秀都很关心周氏兄弟，周作人说他兄长又以鲁迅笔名在新青年发表了短篇小说孔乙己和药。最近正在翻译一个日本人的剧本。这个剧本，就是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周树人认为这个反战的剧本很适合中国的读者，每天晚上，兄弟俩点了灯，看着书卷上闪光的金字，不由得会想起作者在新村杂感里的另一段话：“家里有火的人呵，不要将火在隐僻处搁着，放在我们能见的地方，并且通知说，这里也有你们的兄弟”。他们兄弟俩想在大风雨中，高擎起火把，让中国的青年也能觉醒过来，去忧虑人类的命运，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而周作人正热心研究日本的“新村运动”，想和少年中国的负责人王光祈发起“工读互助团”，提倡过一种城市里的新生活。他这怪念头很快引起了在座各位的兴趣，当时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各种改造社会的方案应运而生，而劳工神圣，与劳工为伍的声浪日益高涨。蔡元培兴奋地说：
“启明你谈的再详细一些，必要时把那位王光祈也叫来。我们可以先在北大作试验呀，只要有可能，我们几位可以作为发起人联名募捐。”
周作人也来了情绪，双眼熠熠放采，用一口绍兴官话，描绘出一个美妙的幻景：
“我们设想的工读互助团主要是办素菜食堂、制作工艺、洗衣和放映电影等。其中手工产品如毛巾、袜子等都以工读的商标出售。并规定团员每日做工四小时，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而团员的生活费、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王光祈把这种新生活称为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我想若是工读互助团成功的话，那么守常先生所向往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不就渐渐地实现了”
李大钊和陈独秀也欣喜地对视了一眼，觉得这倒是一次很好的社会实验。
李大钊说：“这样做只要用极少的经费，极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尽做工的责任，达求学的志愿，实行互助的主义，点子倒还真不错哟。”
蔡元培不愧是位理想主义者，他好像已进入了角色，非常投入地说：“如果全国的苦学生都能这样组织起来，全国做工的人，也能用这种方法工余求学，全国有能力的人，也都来助成这项事业，青年求学的问题便可解决要是能感动全国各团体都这样做，中国的最大问题也可解决要是与世界各团体联合起来做，那么世界最重大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这岂不是人类最大的希望”
陈独秀毕竟刚从牢房里出来，见蔡元培书生气十足，又忘情地兜售起当年以互助论为核心的空想社会主义，便不温不火地泼来些冷水，说：
“在目前的中国可能蔡先生，别忘了你我的遭遇和处境。这事可以做，但仅仅是一种试验。我建议今后新青年要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民众运动和社会改造，投向广大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
胡适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一个人，一位含冤而死的女性，一种悲惨而不公平的社会命运。他的情绪顿时低落下来，面容凄威地放下筷子，说：
“我近日正在为一个可怜的短命女学生写传。她叫李超，是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的普通学生。她是广西梧州人，家中财产颇丰，父母早死了，一个过继的哥哥，全无心肝，”待她很不好。李超因不满封建旧家庭，发愤出门求学。但因此也更遭封建传统势力的迫害，到后来竟一钱不寄，完全断绝了她的费用。她终于在最近因忧愤和贫病交加死她死以后，家中继兄连信也不寄一封。棺材停放在北京的一座破庙里，家里也没人来过问一声。后事全靠同乡和朋友料理。他们在整理遗物时，找出许多信札，分类编记后送来我这里。我读了这些信稿，对这位无名女生产生了无限的同情和痛惜。我觉得替这一个女子做传，比替什么督军做墓志铭更重要的多”
蔡元培听得心头发酸，忍不住摘下眼镜擦了下潮红的眼眶。他觉得“五四”以后，更应该引导学生去关注国内的社会问题，关注底层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便郑重地提议道：
“我看北京学界是否可以为她开一次追悼大会让全国的有心之人都来敬仰怜惜她抗争的志气，研究和解决像她那样不幸的社会问题。”
新青年同人一致响应，并委托胡适具体筹办。
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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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胃疾还未痊愈，还不能北上，汤尔和专程来杭向他推荐蒋梦麟先行代理校务。对蒋梦麟他自然中意，这位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和教育学博士，为1886年生人，浙江余姚人，前清策论秀才，曾是他当年在绍兴中西学堂的学生。蒋梦麟在美国时，先师从杜威研究教育哲学，又从孟禄研究教育学，可以说把当时西方的新教育原理早弄得滚瓜烂熟他是1917年回国的，获博士学位其实比胡适还早呢现在上海任新教育杂志主编。与中山先生来往甚密，几乎每晚都要去马利南路帮助孙先生赶写英文的实业计划。
对蒋梦麟，蔡元培不仅看中他的人品，更看重他超人的行政才能。他很快将蒋梦麟召来了杭州，师生同游西湖花坞，一路吟诗记游，谈了不少趣事。蒋梦麟还留着当年的记忆，那是在绍兴中西学堂的花厅里，在一个秋夜，佳宾会集，杯盘交错，似乎又回到了“兰亭修契”的盛会。忽地站出来一位文质彬彬、儒雅风流的才子，高举起酒杯，大声地说：“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不彻底哼我
大家一阵哄笑，掌声如雨打芭蕉。
蔡元培不解地问：“此公是谁呀”
蒋梦麟忍不住哈哈大笑：“这位斗酒百篇的越中徐文长，不就是蔡先生您”
蔡元培也笑了：“想不到鄙人当年如此轻狂”
蒋梦麟又讲起了孙中山的趣闻，令蔡元培很感兴趣。他说：
“有一段时间，戴季陶想到美国读书，托我去向先生请求。先生说人都老了，还读什么书我只好据实报告戴先生，戴先生只好自己去求孙先生。孙先生又说，好，好，你去吧。一面拉开屉斗，拿出一块银洋给戴季陶，说，这个你拿去做学费吧。戴季陶说，先生和我开玩笑吧先生说，不，你到虹口去看一次电影好”
蔡元培被孙中山的幽默惹得哈哈大笑。
蒋梦麟就在这时传达了孙中山的意思，他说孙先生也没多说什么，只是重复了三年前的话。孙先生说在这种时候，北京更需要像蔡先生那样的老同志去主持教育。
蔡元培马上听懂了弦外之音，一种崇高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他想起前几天一个闷热的夏夜，当年南洋公学特班的学生邵力子陪他去见了李叔同。青灯古刹里，他望着这位昔日家资万贯，风流倜傥的浊世佳公子，一位艺术修养全面的艺术家，居然悄悄皈依佛门，出了“三界火宅”，而且立志埋名，甘澹泊，守枯寂，过起了一领袖衣，一根藜杖的苦行生涯，真是感叹万千，始终不得所解
那天师生相见的气氛有点悲凉，两人都没多说话，只觉得一颗心在静静的交流。听说李叔同出家后曾含泪紧闭山门，拒不见日本爱妾一面。又抱着病体，坚持“过午不食”的素志。苦心钻研佛经中失传多年的清规戒律南山律宗。原是个多才多艺之人，出家后却“六艺归一”，以一手脱尽火气的孩儿体抄写经文，普渡众生。夏丐尊说他做人极认真，而且做什么，像什么。今天一见那苍然脱尘的面容，才知他早已立地成佛
邵力子正在奔走革命，还想劝说李叔同还俗，要他以出世之心在红尘中出道。
李叔同却在袅袅青烟中微闭双目，叹息了一声说：“贫僧以为救国和念佛并不矛盾，以救国之心念佛，以念佛之心救国，都是能终成善果的。”
他那种悲凉的叹息声，如一道闪光的偈语，震得蔡元培微微颤栗。只觉得浑身蒸腾出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殉教精神。蔡元培回杨庄后，当即给全国学联，给北大全体师生写信，豪迈地发出了“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呼吁声。
蒋梦麟带着蔡元培的希冀来到了北大。欢迎大会上，人们望着这位戴着眼镜，和蔼可亲的瘦高个儿，很快产生了一种认同感。蒋梦麟终于凭着他在演讲时的性格魅力，用一种谦谦君子的风仪，开始了他在北大的教学生涯。他是这样对学生们说的：
“蔡先生认为五四以来，学界牺牲极大，现在我们提出的要求，基本得到了解决，所以他希望全国的学生尽快地上课，以慰国民之望。我这次来不是代表北京大学校长，仅代表蔡先生个人，为他个人的监印者。蔡先生有三件事托我转告诸位。一是各界代表多次来杭州探望，请代他向各界致谢。二是他已有回校之决心。三是大学的责任，他愿意继续完全担负起来。我今天初来北大，深感校园处处弥漫着蔡先生的精神。也想谈谈对蔡先生那种伟大精神的几点感悟。一是他身上集古代圣贤温、良、恭、俭、让各种美德，具备了中国人最好的精神。二是他重美感，具备了希腊人最好的精神。三是他注重平民意识和平民生活，在蔡先生眼里，似乎个个都是好人，又具备了希伯来最好的精神。然而蔡先生恐怕不会承认我的话，因为他自己是不知不觉的。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赞同我的看法。诸位是深受蔡先生精神感化的北大人，所以你们的这次爱国行动，不但感动了全国，还感动了世界。大家可能会问，蔡先生的这种精神是从哪里来的我以为是从学问中来的。所以蔡先生才会吁请我们，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我和你们一样，都是蔡先生的学生，还希望大家都能听蔡校长的话，尽快地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
蔡元培是9月10日离开杨庄，悄然回京的。他不想惊动北大师生，同行者除了在法国留学归国省亲的儿子蔡无忌外，还有罗家伦等少数几位贴心朋友。他乘坐的火车是9月12日午夜抵达北京的，在站台上迎接的只有女儿蔡威廉和内弟黄世晖。当他望着离别四月，含泪拥抱自己的威廉时，觉得女儿一下子长大了，成熟了，像一株挺拔的小白杨在夜风中婆娑起舞。罗家伦惊羡地盯着这位美丽而圣洁的少女，突然暗生出一丝朦胧的爱慕之情。
蔡元培一回家就发现黄钟玉更加憔悴了，皮肤枯燥，面色蜡黄，也许又是为自己担惊受怕的缘故吧。他的心一阵酸楚，加上旅途的劳累，胃疾又复发第二天上午，蒋梦麟、马寅初、胡适等先后上门拜访，议决北大于9月20日正式开学。待来访者散尽，蒋梦麟悄然出示了一份孙中山先生的来函，不解地问：
“学生有一事不明，为何孙先生有些话不对蔡先生明说，而要对学生说”
蔡元培一见孙中山手迹，只觉得心头一阵血涌，脸上顷刻泛出了羞色。
孙先生显然是有点急不可待
率领三千子弟，助我革命
蔡元培深深地叹息了一声，内疚地说：“孙先生恐怕见我老是向军阀政府高喊教育**和不合作主义，便不好意思明说唉作为一位老同盟会员，我对他的关心和支持确实是太少了”
蒋梦麟犹豫片刻，又谈了些安福系的动态，原来他们一直没有停止过阻挠他重返北大的行动。先是在夏天，通过胡仁源用金钱收买了少数北大学生，企图推翻北大学生干事会，假借北大全体学生名义，通电“迎胡拒蔡＂。没想到这伙人正躲在法科秘密开会，就被发现当场拥来二百多学生包围了会议室，抓住了来不及逃走的五个人，其中一个还是安福国会的职员。在众人的盘问下，他们不但低头伏罪，具悔过结，还将安福系策划丑剧的经过和盘托了出来。这一阴谋败露后，他们又抬出一位被北大开除的教员徐某，在公言报上连载题为息邪的长文。其中有陈独秀传和蔡元培传等，攻击陈独秀“少无赖，为乡里所不齿”。丑化蔡元培为“居德五年，竟识字至百余，逋法三载，又识字十余”。后发现在舆论上扳不倒蔡元培，北京的军阀政府又企图出尔反尔，中途换马。一面表示挽留蔡元培，还故意假惺惺地催其北上，另一面又偷偷地想任命蒋观云为北大校长。没想到蒋观云不但坚辞不就，还公开在报纸上登出一则入山明志的启事，以表明其气节之高。弄得北洋政府洋相百出，狼狈不堪。
蔡元培这次倒显得很冷静，不但不恼，反而沉下心，坚定了办好北大的信念。他透过自己的去留问题，看到了新旧思潮斗争的继续，看到了究竟要在中国维持一个什么样的大学的问题。看到了自己如能坚守在这里，就等于保住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北京大学，保住了教育改革的成果和新文化运动的阵地。
北京各校师生以最热烈最诚挚的感情欢迎蔡元培的归来。9月20日上午，北大全体学生和全体教职员分别召开了欢迎大会。先由方豪代表全体学生向他致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方豪说：
“当此秋光宜人之际，我们有幸会聚一堂，重睹我校长慈蔼之容涌现于讲座之前，实抱无量之欢欣也。今日我们欢迎先生，乃欢迎国家新文化，国立大学之新纪元，全体学生之新生命。我们将以无穷之欢乐，无限之兴奋，敬祝先生之健康敬祝北京大学万岁”
而马叙伦先生代表全体教职员的发言，更让蔡元培热泪盈眶，无限安慰。他说：
“今天我们欢迎蔡校长有两层意思，一是欢迎校长胜利回校，二为欢迎蔡先生这个人。蔡先生学问道德之高尚，世所公认。我们欢迎他，就是欢迎他伟大的精神。我们欢迎他，就是欢迎正义终于战胜了强权和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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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蔡元培抵京后的第四天，陈独秀终于出狱了，胡适连忙赶去箭杆胡同看望。几个月的监狱生活，陈独秀明显消瘦了，但个性似乎更加强悍。见他睁大一双小而尖锐的眼睛，笑着嘲讽胡适说：
“别人坐牢，你倒落得在一旁打秋风”
胡适张了张嘴，一时不知所云。见陈独秀举起了手中的每周评论，才恍然大悟，两人一齐笑了起来。原来，陈独秀被捕半月后，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爱情与痛苦的随笔。胡适在文章里说：
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里，我的朋友陈独秀引我的话“爱情的代价
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他又加上一句评语道：“依我看
不但爱情如此，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这句话出版后的第三天，他就被
北京军警提去了，现在已有半个多月，他还在警察厅里。我们对他要说的
话是：“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得住痛苦。”
陈独秀很喜欢同一期上李辛白的小诗和一篇杂感。庶务主任李辛白也是安徽人，长他四岁。当年陈独秀在芜湖创办岳王会时，李辛白也参加李辛白的诗写的很有思想：
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
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
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
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
陈独秀眼里闪出狡黠的目光，嘲讽地说：“堂堂胡适之，还不如辛白写的好，真不知你是怎样想的哎这篇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怕是守常所为”
胡适笑着点点头说：“他是自己来信自己回答。”
李大钊在文章中写道：“有一位爱读本报的人来信说，我们对于世界的新生活，都是瞎子。亏了贵报的只眼，常常给我们点光明。我们实在感谢。现在好久不见只眼，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
李大钊不但最早赶来看他，还出面召集新青年同人在六味斋为他接风，把蔡元培也请来陈独秀虽然身体有病加上行动受限制，仍快人快语地与李大钊逗趣道：
“守常，这次坐牢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你猜猜看，我要加盟布尔什维克了”
胡适听得脸色苍白，李大钊却高兴地从棉袍里摸出一首诗，还是专门为欢迎他出狱而写的。据说刘半农也在为陈独秀写诗，题目叫d，诗句也怪怪的，可惜今天还没写完，只好老老实实地听李大钊先朗诵起来。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究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相别才有几十日，
这里有了许多更易；
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
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
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陈独秀听了很高兴，他深情地望着蔡元培，爽直地说：“我知道旧势力也容不得您待在北京呀”
蔡元培会心一笑，说：“可是我终于回来也希望你继续留在北大，我想请你在明年开一门宋诗新课如何”
陈独秀略一沉思，见盛情难却只好先答应这时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周作人纷纷向他敬酒，他也关切地询问起各自的情况。
钱玄同还在热衷于他的文字改革，他好像对政治革命兴趣不大。原来挺容易激动的大嗓门，在更加狂热的学生运动面前，突然变得微弱不堪起来。刘半农正准备去法国留学深造，他因国学底气不足受尽了旧派的辱骂，心里也一直憋着股气，发誓非混个洋博士的招牌不可。
蔡元培和陈独秀都很关心周氏兄弟，周作人说他兄长又以鲁迅笔名在新青年发表了短篇小说孔乙己和药。最近正在翻译一个日本人的剧本。这个剧本，就是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周树人认为这个反战的剧本很适合中国的读者，每天晚上，兄弟俩点了灯，看着书卷上闪光的金字，不由得会想起作者在新村杂感里的另一段话：“家里有火的人呵，不要将火在隐僻处搁着，放在我们能见的地方，并且通知说，这里也有你们的兄弟”。他们兄弟俩想在大风雨中，高擎起火把，让中国的青年也能觉醒过来，去忧虑人类的命运，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而周作人正热心研究日本的“新村运动”，想和少年中国的负责人王光祈发起“工读互助团”，提倡过一种城市里的新生活。他这怪念头很快引起了在座各位的兴趣，当时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各种改造社会的方案应运而生，而劳工神圣，与劳工为伍的声浪日益高涨。蔡元培兴奋地说：
“启明你谈的再详细一些，必要时把那位王光祈也叫来。我们可以先在北大作试验呀，只要有可能，我们几位可以作为发起人联名募捐。”
周作人也来了情绪，双眼熠熠放采，用一口绍兴官话，描绘出一个美妙的幻景：
“我们设想的工读互助团主要是办素菜食堂、制作工艺、洗衣和放映电影等。其中手工产品如毛巾、袜子等都以工读的商标出售。并规定团员每日做工四小时，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而团员的生活费、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王光祈把这种新生活称为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我想若是工读互助团成功的话，那么守常先生所向往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不就渐渐地实现了”
李大钊和陈独秀也欣喜地对视了一眼，觉得这倒是一次很好的社会实验。
李大钊说：“这样做只要用极少的经费，极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尽做工的责任，达求学的志愿，实行互助的主义，点子倒还真不错哟。”
蔡元培不愧是位理想主义者，他好像已进入了角色，非常投入地说：“如果全国的苦学生都能这样组织起来，全国做工的人，也能用这种方法工余求学，全国有能力的人，也都来助成这项事业，青年求学的问题便可解决要是能感动全国各团体都这样做，中国的最大问题也可解决要是与世界各团体联合起来做，那么世界最重大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这岂不是人类最大的希望”
陈独秀毕竟刚从牢房里出来，见蔡元培书生气十足，又忘情地兜售起当年以互助论为核心的空想社会主义，便不温不火地泼来些冷水，说：
“在目前的中国可能蔡先生，别忘了你我的遭遇和处境。这事可以做，但仅仅是一种试验。我建议今后新青年要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民众运动和社会改造，投向广大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
胡适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一个人，一位含冤而死的女性，一种悲惨而不公平的社会命运。他的情绪顿时低落下来，面容凄威地放下筷子，说：
“我近日正在为一个可怜的短命女学生写传。她叫李超，是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的普通学生。她是广西梧州人，家中财产颇丰，父母早死了，一个过继的哥哥，全无心肝，”待她很不好。李超因不满封建旧家庭，发愤出门求学。但因此也更遭封建传统势力的迫害，到后来竟一钱不寄，完全断绝了她的费用。她终于在最近因忧愤和贫病交加死她死以后，家中继兄连信也不寄一封。棺材停放在北京的一座破庙里，家里也没人来过问一声。后事全靠同乡和朋友料理。他们在整理遗物时，找出许多信札，分类编记后送来我这里。我读了这些信稿，对这位无名女生产生了无限的同情和痛惜。我觉得替这一个女子做传，比替什么督军做墓志铭更重要的多”
蔡元培听得心头发酸，忍不住摘下眼镜擦了下潮红的眼眶。他觉得“五四”以后，更应该引导学生去关注国内的社会问题，关注底层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便郑重地提议道：
“我看北京学界是否可以为她开一次追悼大会让全国的有心之人都来敬仰怜惜她抗争的志气，研究和解决像她那样不幸的社会问题。”
新青年同人一致响应，并委托胡适具体筹办。
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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