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
<TD></TD></TABLE>
应招是自损型减法，也可以叫做化减法。反减法是以牙还牙，化减法是以德报怨，也就是用阳光来化解坚冰，用对父亲的更加孝敬和对弟弟的更加爱护来回报他们的谋杀。以德报怨，怨恨会冰释；以牙还牙，牙齿会更锋利。俗话说，怨怨相报何时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舜之所以不用反减法，而是用防减法和化减法来回应减法，是因为对他使用减法的人是他的父亲和弟弟。对于瞽叟和象，亲情和名声不如舜的财产重要；对于舜，名声与让世人看到的德行，比自己**的安全和复仇的快意更重要。不论他的父亲与弟弟对他做了什么，假如他在自卫时杀死了父亲和弟弟，他即使不被论罪，也会得到恶名。对于像瞽叟与象那样只看重眼前小利的人，恶名不算什么；但对于像舜那样以治天下为抱负的人，恶名意味着自杀。
19
因此，不同境界的人使用不同境界的加法或减法。舜的境界阔大，所以能使用最高境界的减法。结果，从井底暗道里爬出来的是一条龙，一个大帝，而不是一条虫，一个逃犯。
像斑鸠那样欢叫的国母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优哉游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上面这首诗，大凡是受过点教育的中国人大概都不会陌生，它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诗集诗经中的开篇第一首诗，诗名叫关雎，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意是：
在河水环流的小洲上，
有一对“关关”叫着的小斑鸠。
它们相亲相爱，从一而终，
多情，但不偷。
就像那身材又好、举止又闲雅的漂亮小妞，
正好做文王那种好男人的配偶。
乱糟糟的路边野花，
你采我采，大家都采。
但漂亮又贞洁的姑娘，
才是梦中情人，
黑夜白天睡不着觉，
就想把她搂抱入怀。
想抱抱不着，心里不快活，
躺在床上像烙饼，翻过去，翻过来。
浪里飘荡**的水草，
要采多少有多少。
倘若找到一个苗条又贞洁的姑娘，
那才叫快乐，就像双簧管听见了小号；
风流而浪荡的水草，
在河水里随便捞，
倘若寻觅到一个婀娜又贤淑的姑娘，
那才叫快乐，心碰心，就像钟碰鼓一样欢叫。
这首诗，乍一看，歌咏的是男女私情，有两情相悦的欢乐，也有美女不能到手的烦躁与哀愁。细一想，表达的却是夫妇之道，第一，婚姻要有爱情；第二，妻子候选人既要有美貌，还要有美德；第三，爱情和婚姻都要坚贞，最好要像“雎鸠”那样，既不独身，也不乱交，配偶固定。
再深究，隐含的却是家国之谋。你想，诗经三百首，可是孔子他老人家亲手删定的，他绝对不是为了加入作协或文联什么的，混个名头，才附庸风雅，玩点文学，他编定的春秋时代的民歌，被称为诗经，成为儒家九部经典四书五经之一，是每个想成为伟大政治家并实现其治国平天下宏伟抱负的人的必读书。把关雎之诗置于这样一部经典之首，其理由可能不像老人家自己说的那么简单，仅仅是因为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而更像汉代大儒匡衡说的：“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自上世以来，三代兴废，未有不由此者也。”
说明白点，在孔子看来，治国先要齐家，尤其是帝王之家。关雎之诗，是宫女歌颂周文王之妃姒氏的，按照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政治制度设计，什么样的女人将成为帝王之妻将是决定王朝命运和天下治乱的根本，像周文王之妃姒氏那样的好女人襄夫，并生一个好儿子，宫廷和天下大治；像始皇之母赵姬那样的坏女人叛夫，并生一个坏儿子，则不仅秽乱宫廷，也祸害天下。好女人就是诗中歌颂的“关雎”，坏女人就是诗中嘲讽的“荇菜”。做国母的要像关雎那样欢叫而贞洁，不能像荇菜那样**而放荡。
担心荇菜成为国母，就是孔子推崇关雎之谋：要想家齐国治天下平，必须亲关雎而爱之加法，轻荇菜而远之减法。荇菜应该下锅，而不应该上床。在经历了**时代之后，我们应该明白，他老人家的担忧不是多余的。此外，关雎之诗还有劝婚育子之谋，此处不再啰唆。
智慧三明治与四味中草药
“帝舜之孝”，是中国历史的开篇故事，是史书之冠史记的开卷之作；“关雎”之诗，是儒家经典诗经的第一乐章，是治国之君的首要关怀，其实强调的都是帝王的深谋远虑。因此可以说，治国者不能无谋。也因为这个缘故，司马迁才称颂帝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
最近坊间流行一套“天下无谋文丛”，序言中既承认中国文化是一种谋略型文化，又指望天下无谋，这不是自相矛盾么表达上的矛盾，来自概念上的混乱。在那篇“谋略与文化”的序言里，作者对如下这些概念不作区分，甚至画上了等号，相互偷换：智慧＝谋略＝智谋＝权谋＝谋划＝权智＝权术＝算计＝窝里斗＝捣鬼，等等，如果对谋略的理解靠近这个等式的左边，你可以从积极的意义上将中国文化定义为谋略型文化；如果对谋略的理解靠近这个等式的右边，当然希望谋略这股祸水尽早在中国的土地上断流的好。
智慧其实是一块三明治，谋略是其中的火腿或沙拉。智慧分为不变的和可变的，有形的与无形的。不变又无形的智慧，我们通常称为“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是说，道一旦被表述为有形的东西，就不是不变的东西了。不变而有形的智慧，我们一般叫做“制度”，或“法”；可变又有形的智慧，就是“谋略”。道是没有对象的；制度以所有人为对象，此所谓法律或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谋略以特定的人或共同体为对象，所以谋略行为，也就是博弈行为，博弈的对手总是具体的，有时是他人，有时是自我。当然，这里所说的形与变都是相对的，即使是制度，也会变革和演进；即使是道，也要生形，不生形，与我们的生活就不会发生联系。
至于谋略，则有境界上的差别。通过谋略获得的利益越大、越长久、越无形，境界就越高，因为它接近于道；通过谋略获得的利益越小、越短暂、越有形，境界就越低。因此，偷书的境界比偷车的境界高些；盗名的境界比盗宝的境界高些；窃国的境界比窃钩的境界高，所以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庄子可能认为这很荒诞，但存在的必有其合理之处。在情爱方面，偷窥不如偷心。谋略的境界越小，越接近于捣鬼，甚至犯罪。
20
当然，谋略的最高境界当然是谋天下的长治久安，在商界，就是企业的长盛不衰，因为所谋之物既大、且久、又无形。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经史子集，既是载道的，也是载谋的。在我看来，中国的传统经典无书不谋略，有谋皆加减。
儒家：加法类大境界谋略
儒家智慧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载体。之所以说它是加法类的大境界谋略，因为它谋的第一是人心仁，第二是天下，第三是制度礼；谋人心是做加法，谋天下是大境界，谋制度是求长治。但由于儒家智慧以加为本，当施政者不能仁时，它不能提供任何补救措施。
法家：减法类中境界谋略
法家的智慧对外表现为“战”，对内表现为“专”。“战”就是“砍人头”，用毁灭性战争消除任何抵抗，征服天下。在法家大行其道的秦国，砍数万甚至数十万敌军的脑袋是经常的事。“专”就是“捉人手”，一是把别人的手都束缚住，大权都揽在自己手里，二是防止身边的人向自己的权力伸手，防止权力被偷。所有这些，都是做减法，或者防止别人对自己做减法，但没有达到自损型减法的上乘境界。它的问题是，只能让人恐惧，不能让人爱戴，因此，它所有的战利品，包括国土、王权和财富都像是赃物，没有安全感。
道家：减法类上乘境界谋略
道家智慧的核心是“损”。内损自己的**，外损器物甲兵。两件事情做成一件，天下便太平，人生也幸福，内心没有**，再好的声色犬马也不会引起纷争；如果物质贫乏，你即使有**，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争。当然，如果内外都损，那就可以实现老子“小国寡民”的理想。问题是，人可以长大，但不能长小。婴儿从无为到有为是一个成长过程，社会从贫乏到丰富也是这样，像老子建议的那样实行“愚民”和“弃利”的倒退政策，是不现实的，就像返老还童一样不现实。总起来看，道家是想用不及来纠正过分，将之用于个人道德修养和政府的休息政策是上乘境界，用于社会改造则是下下之策。求于己是仙丹妙药，求于人则是歪门邪道。改革前的中国是贫穷的，也是愚民的，争斗非但没有停止，甚至更激烈。
禅宗：减法类上乘境界谋略
有一次，乾隆皇帝在朝廷上议毕正事，余兴未了，又想卖弄一下才学，于是笑问道：
“众爱卿，朕出个题目，谁能回答上来，赏他正午陪朕一起用膳。听好了，世界上什么人对你来说最重要”
玉阶下一阵被压抑的骚动。过了一会儿，一位大臣奏道：
“启奏陛下，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当然是您老人家哪”
乾隆笑了，“是吗，你回家之后，见到夫人小妾，燕语呢喃，还记得朕么”
另一位大臣马上出班抢奏：“小臣知道了，世界上对小臣最重要的人是夫人和家人。”说完，他用眼角的余光瞟了两眼左右大臣，心想你们嫉妒吧，中午那顿免费午餐老子搞定了。
乾隆笑得更响了：“那你是说，朕对你不重要”
这一笑，对于那位大臣犹如五雷轰顶，膝盖一软，扑通跪倒，连叫：“皇上恕罪，皇上恕罪”
“平身吧，”乾隆十分得意，“回答不了吧我告诉你们，世界上对你最重要的人，是你身边的人。在家，家人对你最重要；在朝廷，朕对你最重要。如果你不小心落到一伙强盗手里，那时，强盗对你最重要。所以说，远亲不如近邻，邻居总在你身边嘛。”
这个故事其实是对禅学的一个生动注释。禅学可以说是用佛教语言表达的道家学说，不同的是它更关心人生，而不像道家那样更关心政治。它的核心智慧是“空”。这个“空”，要重读，是动词，就是把你自己像一只杯子一样彻底倒空。这是彻底的自损型减法，不要求于人，只要求于己。
不过，倒空了干吗，装什么装当下。一切都是空的，只有当下是实的。身边的人，就是当下的人。当下就是一切，所以，要把你的一切都倾注在当下。这就是禅学的精髓。因此，你当下所从事的事情，就是你人生的全部意义，要贯注你的全部心力。结果，每件小事，都做得尽善尽美。但是，时间是一条河流，空间也是无限的，当下毕竟只是时间和空间上的一个点，如果永远只看这个点，就像一个人永远低着头走路，既可能忽略远方的美景，也可能遭遇慢慢接近的危险。
显然，上面提到的中国四大传统智慧和谋略，谁都不能单独解决社会和人生的全部问题，就像任何一味良药都不能包治百病一样。儒家、法家、道家和禅宗，像中国四大传统中草药：儒家是补药，可以让健康的人更健康，但不能让病人恢复健康，因此，它不可以用于戡乱，可以用于守成；法家是春药，可以让你在短时间内爆发惊人的力量，但也可能掏空你的身体，让你不打自倒；道家是泻药，可以化解贪欲过度者的积郁，但很难进补营养不良者的虚弱；禅宗是解药，假如你中了情毒、权毒、名毒和利毒，昏迷不醒或执迷不悟，可以服一丸禅学而解之，但是它只能解人生的毒，解不了制度的毒，只能解构，不能建构。因为它的作用，中国和日本等东亚社会免于被**制度毒死，但它也没有提供更好的社会制度安排。
以上所述，都是中国典籍中谋之大者和谋之常者，或者说是体现在谋略之中的道，也就是谋略原则，至于千变万化、生动丰富的谋略故事和案例则存在于浩如烟海的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中，比如家喻户晓的四大才子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和红楼梦，其实都是用故事说出来的谋略书。还有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更是经典的军事谋略教科书，所有这些书里运用的谋略，都可以分解为加法和减法两种基本动作和变招。
可以说，加减法是一把通用钥匙，带上它，你可以打开古今中外千万口谋略和战略百宝箱。如果你是收藏家，你会得到宝物；如果你是实干家，你会得到工具；如果你是战士，你会得到武器；如果你不幸是个失败者，不要紧，你有希望得到东山再起
21
八如何操作加减法
操作加减法，设局是前提，对局是关键，结局是收成。设局需要智慧，对局需要勇气，结局需要清醒。
本章第一节
如果把以加减方式结晶的中国智慧比作金刚石的话，则它既可以用来打磨成典雅的装饰品，供人们欣赏，也可以用来做工具，切割玻璃什么的，让它做工。它的装饰效果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了，从本章开始，我将讨论如何把它当做工具来使用，也就是说，我要推荐若干加减法的操作方法及其规则供读者参考。
操作加减法的最基本的程序是三个步骤：第一，设局；第二，对局；第三，结局。为了解释这些步骤，还是从案例分析开始。
案例分析：重庆谈判
当中国**主席**挥着那顶灰色帽子微笑着在重庆机场走下舷梯时，国共两党之间的一场精彩博弈进入对局阶段了。这场博弈在两个“赛场”上进行，一个是重庆谈判的会场，另一个是全国各地的战场。
1945年，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是一个关键的年份。对一个人来说，人生漫长，决定命运的只有关键的几步；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历史漫长，决定命运的也只有关键的几步。1945年，存在于中国大地上的三大政治军事集团中国**、中国国民党和日本侵略军将如何互动与博弈，就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几步中的一步。
1945年8月初的世界局势有三大特点：第一，由于二战在欧洲已经结束，日本已经乞降，没有人再愿意打仗，无论是中国国内民众，还是其他国家人民都希望和平；第二，由于意识形态原因，全球范围内的敌我友阵营发生了戏剧性逆转，以前的盟友正在变成敌人，比如美英与苏联；以前的死敌正在变成盟友，比如美国和西德、日本；第三，美苏针锋相对，但也有一个共同利益：那就是在它们瓜分完世界之后，不希望很快出现新的挑战者，因此，一个分裂的中国比一个统一的中国更符合它们的利益，他们不希望中国统一，不论是谁来统一。
这是世界大局，它决定了当时中国国内局势。国内的敌我友阵营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国共两党由盟友变成对手，日本军队则由中国的死敌变成了影响中国国内军事天平平衡的砝码。从意识形态利益出发，日本军队应当是国民党势力的朋友，它应该向国民党政府投降；但从国家利益出发，日本不希望中国统一，因此，它也不会完全反对向延安政府投降，它希望**壮大起来与国民党内战，消耗中国国力，最好是让中国从此分裂。
再来看国共两党。它们的行为都受两种利益的支配，第一是国家利益，第二是党派利益。从国家利益出发，中国必须统一和强大；从党派利益出发，最好是由我而不是你来统一。当然理论上说，也可能有第三种选择：让党派利益服从国家利益，通过和平谈判建立联合政府来统一中国。假如中国必须统一，统一的三条道路里，有两条必定经过鲜血淋漓的战场。但马上发动内战，无论是国民党还是**都还没有作好准备，无论是军事准备还是舆论准备。如果既要和平，又要统一，唯一的选择似乎就是和谈了。
这就是当年著名的重庆谈判前的世界局势和国内局势。对于国共两党来说，符合自己和国家最大利益的选择是不通过战争由自己单独来统一中国，按照孙子的建议，这不是没有可能的，那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寻求天时、地利、人和，以及军事上的最大优势，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这是上上策。如果这个目的达不到，在自己力量占相对优势的情况下，以一场速决战消灭对手的武装，由本党完成统一大业，可算是上中策。两党都不能接受的选择是两党分治中国，导致国家分裂。理论上当然存在着另一种选择：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两党合作，建立联合政府来分享权力。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人真正相信它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军队国家化条件下的联合政府是可能的，军队党派化前提下的联合政府是难以想象的。同样难以想象的是由国民党主导来完成军队国家化，这意味着**的自杀。
这时候，对两党来说，都需要设计一项方案，最大限度地争取相对于对手的优势，准备这样一个方案，就可以称之为设局。设一个局需要具备以下几个要素，第一，要有局中人，就是你选择谁作为你的对手或盟友来进行博弈，最理想的设计是，你选定的对手自己根本不知道他是你的对手，这样，局中人就可以称为梦中人；第二，要有清晰的目标；第三，要有经过周密计划的操作步骤和应变招数，以及让你的对手预料不到的制胜手段。
就重庆谈判这个案例而言，首先设局的是蒋介石，他设定的局中人是：自己是操盘手，对手是**领导的**，潜在的盟友是国际力量和国内民众；目标是得天道议和、求地利迅速接受日本投降，完成全国范围内的军事部署、争人和顺应国际大国和国内民众反对内战的愿望、等天时等待对**军事力量进行毁灭性打击的最有利时机，以便最大限度地寻求自己的优势，孤立并削弱**。因此，蒋介石设的重庆谈判局是一个自益型减法局，目的是延长自己的这根线，延到足够长后，就用它把对手缠死。
乍看上去，蒋先生设的这个局似乎富有智慧，但实际上是只绣花枕头，因为它是个虚局。蒋只打算设局，并不准备对局，在蒋的算盘上，设好这个局就达到了目的：第一，他并不认为**有这个勇气到重庆来谈判，如果不来，毛就输了，证明毛缺乏争取和平的诚意，蒋就争取到了天道与人和优势；第二，他估计毛即使能来，也不会快来，这样他就赢得了时间，从西南向全国开展。时间对他有利，他有盟国
... </P></TD>
应招是自损型减法，也可以叫做化减法。反减法是以牙还牙，化减法是以德报怨，也就是用阳光来化解坚冰，用对父亲的更加孝敬和对弟弟的更加爱护来回报他们的谋杀。以德报怨，怨恨会冰释；以牙还牙，牙齿会更锋利。俗话说，怨怨相报何时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舜之所以不用反减法，而是用防减法和化减法来回应减法，是因为对他使用减法的人是他的父亲和弟弟。对于瞽叟和象，亲情和名声不如舜的财产重要；对于舜，名声与让世人看到的德行，比自己**的安全和复仇的快意更重要。不论他的父亲与弟弟对他做了什么，假如他在自卫时杀死了父亲和弟弟，他即使不被论罪，也会得到恶名。对于像瞽叟与象那样只看重眼前小利的人，恶名不算什么；但对于像舜那样以治天下为抱负的人，恶名意味着自杀。
19
因此，不同境界的人使用不同境界的加法或减法。舜的境界阔大，所以能使用最高境界的减法。结果，从井底暗道里爬出来的是一条龙，一个大帝，而不是一条虫，一个逃犯。
像斑鸠那样欢叫的国母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优哉游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上面这首诗，大凡是受过点教育的中国人大概都不会陌生，它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诗集诗经中的开篇第一首诗，诗名叫关雎，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意是：
在河水环流的小洲上，
有一对“关关”叫着的小斑鸠。
它们相亲相爱，从一而终，
多情，但不偷。
就像那身材又好、举止又闲雅的漂亮小妞，
正好做文王那种好男人的配偶。
乱糟糟的路边野花，
你采我采，大家都采。
但漂亮又贞洁的姑娘，
才是梦中情人，
黑夜白天睡不着觉，
就想把她搂抱入怀。
想抱抱不着，心里不快活，
躺在床上像烙饼，翻过去，翻过来。
浪里飘荡**的水草，
要采多少有多少。
倘若找到一个苗条又贞洁的姑娘，
那才叫快乐，就像双簧管听见了小号；
风流而浪荡的水草，
在河水里随便捞，
倘若寻觅到一个婀娜又贤淑的姑娘，
那才叫快乐，心碰心，就像钟碰鼓一样欢叫。
这首诗，乍一看，歌咏的是男女私情，有两情相悦的欢乐，也有美女不能到手的烦躁与哀愁。细一想，表达的却是夫妇之道，第一，婚姻要有爱情；第二，妻子候选人既要有美貌，还要有美德；第三，爱情和婚姻都要坚贞，最好要像“雎鸠”那样，既不独身，也不乱交，配偶固定。
再深究，隐含的却是家国之谋。你想，诗经三百首，可是孔子他老人家亲手删定的，他绝对不是为了加入作协或文联什么的，混个名头，才附庸风雅，玩点文学，他编定的春秋时代的民歌，被称为诗经，成为儒家九部经典四书五经之一，是每个想成为伟大政治家并实现其治国平天下宏伟抱负的人的必读书。把关雎之诗置于这样一部经典之首，其理由可能不像老人家自己说的那么简单，仅仅是因为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而更像汉代大儒匡衡说的：“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自上世以来，三代兴废，未有不由此者也。”
说明白点，在孔子看来，治国先要齐家，尤其是帝王之家。关雎之诗，是宫女歌颂周文王之妃姒氏的，按照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政治制度设计，什么样的女人将成为帝王之妻将是决定王朝命运和天下治乱的根本，像周文王之妃姒氏那样的好女人襄夫，并生一个好儿子，宫廷和天下大治；像始皇之母赵姬那样的坏女人叛夫，并生一个坏儿子，则不仅秽乱宫廷，也祸害天下。好女人就是诗中歌颂的“关雎”，坏女人就是诗中嘲讽的“荇菜”。做国母的要像关雎那样欢叫而贞洁，不能像荇菜那样**而放荡。
担心荇菜成为国母，就是孔子推崇关雎之谋：要想家齐国治天下平，必须亲关雎而爱之加法，轻荇菜而远之减法。荇菜应该下锅，而不应该上床。在经历了**时代之后，我们应该明白，他老人家的担忧不是多余的。此外，关雎之诗还有劝婚育子之谋，此处不再啰唆。
智慧三明治与四味中草药
“帝舜之孝”，是中国历史的开篇故事，是史书之冠史记的开卷之作；“关雎”之诗，是儒家经典诗经的第一乐章，是治国之君的首要关怀，其实强调的都是帝王的深谋远虑。因此可以说，治国者不能无谋。也因为这个缘故，司马迁才称颂帝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
最近坊间流行一套“天下无谋文丛”，序言中既承认中国文化是一种谋略型文化，又指望天下无谋，这不是自相矛盾么表达上的矛盾，来自概念上的混乱。在那篇“谋略与文化”的序言里，作者对如下这些概念不作区分，甚至画上了等号，相互偷换：智慧＝谋略＝智谋＝权谋＝谋划＝权智＝权术＝算计＝窝里斗＝捣鬼，等等，如果对谋略的理解靠近这个等式的左边，你可以从积极的意义上将中国文化定义为谋略型文化；如果对谋略的理解靠近这个等式的右边，当然希望谋略这股祸水尽早在中国的土地上断流的好。
智慧其实是一块三明治，谋略是其中的火腿或沙拉。智慧分为不变的和可变的，有形的与无形的。不变又无形的智慧，我们通常称为“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是说，道一旦被表述为有形的东西，就不是不变的东西了。不变而有形的智慧，我们一般叫做“制度”，或“法”；可变又有形的智慧，就是“谋略”。道是没有对象的；制度以所有人为对象，此所谓法律或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谋略以特定的人或共同体为对象，所以谋略行为，也就是博弈行为，博弈的对手总是具体的，有时是他人，有时是自我。当然，这里所说的形与变都是相对的，即使是制度，也会变革和演进；即使是道，也要生形，不生形，与我们的生活就不会发生联系。
至于谋略，则有境界上的差别。通过谋略获得的利益越大、越长久、越无形，境界就越高，因为它接近于道；通过谋略获得的利益越小、越短暂、越有形，境界就越低。因此，偷书的境界比偷车的境界高些；盗名的境界比盗宝的境界高些；窃国的境界比窃钩的境界高，所以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庄子可能认为这很荒诞，但存在的必有其合理之处。在情爱方面，偷窥不如偷心。谋略的境界越小，越接近于捣鬼，甚至犯罪。
20
当然，谋略的最高境界当然是谋天下的长治久安，在商界，就是企业的长盛不衰，因为所谋之物既大、且久、又无形。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经史子集，既是载道的，也是载谋的。在我看来，中国的传统经典无书不谋略，有谋皆加减。
儒家：加法类大境界谋略
儒家智慧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载体。之所以说它是加法类的大境界谋略，因为它谋的第一是人心仁，第二是天下，第三是制度礼；谋人心是做加法，谋天下是大境界，谋制度是求长治。但由于儒家智慧以加为本，当施政者不能仁时，它不能提供任何补救措施。
法家：减法类中境界谋略
法家的智慧对外表现为“战”，对内表现为“专”。“战”就是“砍人头”，用毁灭性战争消除任何抵抗，征服天下。在法家大行其道的秦国，砍数万甚至数十万敌军的脑袋是经常的事。“专”就是“捉人手”，一是把别人的手都束缚住，大权都揽在自己手里，二是防止身边的人向自己的权力伸手，防止权力被偷。所有这些，都是做减法，或者防止别人对自己做减法，但没有达到自损型减法的上乘境界。它的问题是，只能让人恐惧，不能让人爱戴，因此，它所有的战利品，包括国土、王权和财富都像是赃物，没有安全感。
道家：减法类上乘境界谋略
道家智慧的核心是“损”。内损自己的**，外损器物甲兵。两件事情做成一件，天下便太平，人生也幸福，内心没有**，再好的声色犬马也不会引起纷争；如果物质贫乏，你即使有**，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争。当然，如果内外都损，那就可以实现老子“小国寡民”的理想。问题是，人可以长大，但不能长小。婴儿从无为到有为是一个成长过程，社会从贫乏到丰富也是这样，像老子建议的那样实行“愚民”和“弃利”的倒退政策，是不现实的，就像返老还童一样不现实。总起来看，道家是想用不及来纠正过分，将之用于个人道德修养和政府的休息政策是上乘境界，用于社会改造则是下下之策。求于己是仙丹妙药，求于人则是歪门邪道。改革前的中国是贫穷的，也是愚民的，争斗非但没有停止，甚至更激烈。
禅宗：减法类上乘境界谋略
有一次，乾隆皇帝在朝廷上议毕正事，余兴未了，又想卖弄一下才学，于是笑问道：
“众爱卿，朕出个题目，谁能回答上来，赏他正午陪朕一起用膳。听好了，世界上什么人对你来说最重要”
玉阶下一阵被压抑的骚动。过了一会儿，一位大臣奏道：
“启奏陛下，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当然是您老人家哪”
乾隆笑了，“是吗，你回家之后，见到夫人小妾，燕语呢喃，还记得朕么”
另一位大臣马上出班抢奏：“小臣知道了，世界上对小臣最重要的人是夫人和家人。”说完，他用眼角的余光瞟了两眼左右大臣，心想你们嫉妒吧，中午那顿免费午餐老子搞定了。
乾隆笑得更响了：“那你是说，朕对你不重要”
这一笑，对于那位大臣犹如五雷轰顶，膝盖一软，扑通跪倒，连叫：“皇上恕罪，皇上恕罪”
“平身吧，”乾隆十分得意，“回答不了吧我告诉你们，世界上对你最重要的人，是你身边的人。在家，家人对你最重要；在朝廷，朕对你最重要。如果你不小心落到一伙强盗手里，那时，强盗对你最重要。所以说，远亲不如近邻，邻居总在你身边嘛。”
这个故事其实是对禅学的一个生动注释。禅学可以说是用佛教语言表达的道家学说，不同的是它更关心人生，而不像道家那样更关心政治。它的核心智慧是“空”。这个“空”，要重读，是动词，就是把你自己像一只杯子一样彻底倒空。这是彻底的自损型减法，不要求于人，只要求于己。
不过，倒空了干吗，装什么装当下。一切都是空的，只有当下是实的。身边的人，就是当下的人。当下就是一切，所以，要把你的一切都倾注在当下。这就是禅学的精髓。因此，你当下所从事的事情，就是你人生的全部意义，要贯注你的全部心力。结果，每件小事，都做得尽善尽美。但是，时间是一条河流，空间也是无限的，当下毕竟只是时间和空间上的一个点，如果永远只看这个点，就像一个人永远低着头走路，既可能忽略远方的美景，也可能遭遇慢慢接近的危险。
显然，上面提到的中国四大传统智慧和谋略，谁都不能单独解决社会和人生的全部问题，就像任何一味良药都不能包治百病一样。儒家、法家、道家和禅宗，像中国四大传统中草药：儒家是补药，可以让健康的人更健康，但不能让病人恢复健康，因此，它不可以用于戡乱，可以用于守成；法家是春药，可以让你在短时间内爆发惊人的力量，但也可能掏空你的身体，让你不打自倒；道家是泻药，可以化解贪欲过度者的积郁，但很难进补营养不良者的虚弱；禅宗是解药，假如你中了情毒、权毒、名毒和利毒，昏迷不醒或执迷不悟，可以服一丸禅学而解之，但是它只能解人生的毒，解不了制度的毒，只能解构，不能建构。因为它的作用，中国和日本等东亚社会免于被**制度毒死，但它也没有提供更好的社会制度安排。
以上所述，都是中国典籍中谋之大者和谋之常者，或者说是体现在谋略之中的道，也就是谋略原则，至于千变万化、生动丰富的谋略故事和案例则存在于浩如烟海的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中，比如家喻户晓的四大才子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和红楼梦，其实都是用故事说出来的谋略书。还有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更是经典的军事谋略教科书，所有这些书里运用的谋略，都可以分解为加法和减法两种基本动作和变招。
可以说，加减法是一把通用钥匙，带上它，你可以打开古今中外千万口谋略和战略百宝箱。如果你是收藏家，你会得到宝物；如果你是实干家，你会得到工具；如果你是战士，你会得到武器；如果你不幸是个失败者，不要紧，你有希望得到东山再起
21
八如何操作加减法
操作加减法，设局是前提，对局是关键，结局是收成。设局需要智慧，对局需要勇气，结局需要清醒。
本章第一节
如果把以加减方式结晶的中国智慧比作金刚石的话，则它既可以用来打磨成典雅的装饰品，供人们欣赏，也可以用来做工具，切割玻璃什么的，让它做工。它的装饰效果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了，从本章开始，我将讨论如何把它当做工具来使用，也就是说，我要推荐若干加减法的操作方法及其规则供读者参考。
操作加减法的最基本的程序是三个步骤：第一，设局；第二，对局；第三，结局。为了解释这些步骤，还是从案例分析开始。
案例分析：重庆谈判
当中国**主席**挥着那顶灰色帽子微笑着在重庆机场走下舷梯时，国共两党之间的一场精彩博弈进入对局阶段了。这场博弈在两个“赛场”上进行，一个是重庆谈判的会场，另一个是全国各地的战场。
1945年，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是一个关键的年份。对一个人来说，人生漫长，决定命运的只有关键的几步；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历史漫长，决定命运的也只有关键的几步。1945年，存在于中国大地上的三大政治军事集团中国**、中国国民党和日本侵略军将如何互动与博弈，就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几步中的一步。
1945年8月初的世界局势有三大特点：第一，由于二战在欧洲已经结束，日本已经乞降，没有人再愿意打仗，无论是中国国内民众，还是其他国家人民都希望和平；第二，由于意识形态原因，全球范围内的敌我友阵营发生了戏剧性逆转，以前的盟友正在变成敌人，比如美英与苏联；以前的死敌正在变成盟友，比如美国和西德、日本；第三，美苏针锋相对，但也有一个共同利益：那就是在它们瓜分完世界之后，不希望很快出现新的挑战者，因此，一个分裂的中国比一个统一的中国更符合它们的利益，他们不希望中国统一，不论是谁来统一。
这是世界大局，它决定了当时中国国内局势。国内的敌我友阵营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国共两党由盟友变成对手，日本军队则由中国的死敌变成了影响中国国内军事天平平衡的砝码。从意识形态利益出发，日本军队应当是国民党势力的朋友，它应该向国民党政府投降；但从国家利益出发，日本不希望中国统一，因此，它也不会完全反对向延安政府投降，它希望**壮大起来与国民党内战，消耗中国国力，最好是让中国从此分裂。
再来看国共两党。它们的行为都受两种利益的支配，第一是国家利益，第二是党派利益。从国家利益出发，中国必须统一和强大；从党派利益出发，最好是由我而不是你来统一。当然理论上说，也可能有第三种选择：让党派利益服从国家利益，通过和平谈判建立联合政府来统一中国。假如中国必须统一，统一的三条道路里，有两条必定经过鲜血淋漓的战场。但马上发动内战，无论是国民党还是**都还没有作好准备，无论是军事准备还是舆论准备。如果既要和平，又要统一，唯一的选择似乎就是和谈了。
这就是当年著名的重庆谈判前的世界局势和国内局势。对于国共两党来说，符合自己和国家最大利益的选择是不通过战争由自己单独来统一中国，按照孙子的建议，这不是没有可能的，那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寻求天时、地利、人和，以及军事上的最大优势，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这是上上策。如果这个目的达不到，在自己力量占相对优势的情况下，以一场速决战消灭对手的武装，由本党完成统一大业，可算是上中策。两党都不能接受的选择是两党分治中国，导致国家分裂。理论上当然存在着另一种选择：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两党合作，建立联合政府来分享权力。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人真正相信它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军队国家化条件下的联合政府是可能的，军队党派化前提下的联合政府是难以想象的。同样难以想象的是由国民党主导来完成军队国家化，这意味着**的自杀。
这时候，对两党来说，都需要设计一项方案，最大限度地争取相对于对手的优势，准备这样一个方案，就可以称之为设局。设一个局需要具备以下几个要素，第一，要有局中人，就是你选择谁作为你的对手或盟友来进行博弈，最理想的设计是，你选定的对手自己根本不知道他是你的对手，这样，局中人就可以称为梦中人；第二，要有清晰的目标；第三，要有经过周密计划的操作步骤和应变招数，以及让你的对手预料不到的制胜手段。
就重庆谈判这个案例而言，首先设局的是蒋介石，他设定的局中人是：自己是操盘手，对手是**领导的**，潜在的盟友是国际力量和国内民众；目标是得天道议和、求地利迅速接受日本投降，完成全国范围内的军事部署、争人和顺应国际大国和国内民众反对内战的愿望、等天时等待对**军事力量进行毁灭性打击的最有利时机，以便最大限度地寻求自己的优势，孤立并削弱**。因此，蒋介石设的重庆谈判局是一个自益型减法局，目的是延长自己的这根线，延到足够长后，就用它把对手缠死。
乍看上去，蒋先生设的这个局似乎富有智慧，但实际上是只绣花枕头，因为它是个虚局。蒋只打算设局，并不准备对局，在蒋的算盘上，设好这个局就达到了目的：第一，他并不认为**有这个勇气到重庆来谈判，如果不来，毛就输了，证明毛缺乏争取和平的诚意，蒋就争取到了天道与人和优势；第二，他估计毛即使能来，也不会快来，这样他就赢得了时间，从西南向全国开展。时间对他有利，他有盟国
... </P></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