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自忠将军,字荩臣,后改荩忱。一**一年八月十一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县唐家园村。家有兄弟姊妹七人,他排行第五。父张树桂,在江苏省赣榆县任巡检。自忠幼时随父就读私塾,一九○六年返回家乡。一九○八年,入临清中学堂读书。一九一一年,考入天津法政学堂就读,第二年又转入济南法政专科学校。

    张自忠秉性沉毅,寡于言辞。目睹列强欺凌,军阀混战,他痛感国家不幸,民族多难,非强兵无以救国,便毅然中途辍学,于一九一四年赴奉天(今沈阳)投奔了陆军第二十师第三十九旅第八十七团车震部。不久,被提升为司务长。一九一六年,车震升任暂编第一师师长兼岳州镇守使。张自忠随军移驻湖南岳州,升任师部参谋。同年,暂编第一师与护**交战,被击溃,车震解甲归田,张自忠也不得不返回故里。

    一九一七年,经车震介绍,张自忠再次投军,在廊坊加入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部。初被派为差遣,不久升任排长。一九一九年,入教导团深造。由于他坚韧刻苦,成绩优异,因而很快崭露头角,赢得上峰赏识,被冯玉祥、鹿钟麟誉为“标准学员”。毕业后升任连长。1920年,任旅部上尉副官。同年四月,调任水上陆战队第二队队长,负责训练新兵。不久,又改任旅部学兵连连长。在张自忠的带领下,该连考绩全旅第一,号称“模范连”。一九二一年,晋升卫队团第三营营长,辖四个连。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随学兵团移驻北京南苑,训练部队。其间,曾率兵开挖永定河。一九二四年,升任学兵团团长。同年九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倒戈反直,发动北平政变,于十月下旬班师回京,宣布成立国民军。张自忠奉命率学兵团由古北口直趋长辛店,截击吴佩孚交通兵团,迫使其缴械投降。次年,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所属部队分驻于北京、察哈尔(今河北、内蒙交界处)和绥远(今内蒙一部),通称西北军。张自忠升任第十五旅旅长,驻包头训练新兵。一九二六年初,直奉组成“讨赤”联军对西北军发动猛烈进攻。西北军连连失利。冯玉祥被迫于三月间由平地泉经库伦赴苏联。四月,西北军与直奉联军爆发南口大战。阎锡山趁机出师晋北,抄袭西北军后路。张自忠部在雁北与晋军交战。由于群龙无首,西北军内部失和,战事告急。第五军军长石友三企图趁机吞并第十五旅,张自忠被迫只身投晋,在太原赋闲。九月,冯玉祥自苏联回国,在绥远五原誓师,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当他得知张自忠被迫出走的实情,即派员将张自忠请回,任命为总司令部副官长。一九二七年四月,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五月,冯玉祥令所部东出潼关,兵分六路参加北伐,委张自忠为第二十八师师长兼潼关警备司令,负责保卫总司令部及后方治安。次年,张自忠移驻开封,改任第二十五师师长兼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校长和开封戒严司令。

    十年来,张自忠转战于平、津、翼、鲁、豫、晋、陕、湘各地,立下累累战功,成为西北军一员猛将。在军中,他不仅以忠诚勇猛,精于作战著称,更以练兵有方,治军严明见长,他带领的第二十五师,部伍严整,训练有素,是西北军的模范师。据记载,他常常亲率部队于雪地中进行赤足强行军训练,往返数十里。遇有部下违犯军纪,他毫不留情,定予严惩,并怒声斥骂:“看我扒了你的皮!” 久而久之,官兵们便暗中呼其为“张扒皮”。但由于张自忠身先士卒,严于律己,且对部下极为爱护,因此在军中威望颇高。他的部下们常说,“见了师长怕师长,不见师长想师长。” 可见,他们既惧怕其威严,又感念其恩厚。内行人知道,这种将领带出的队伍是可以打硬仗的。

    一九二九年春,蒋冯交恶。冯玉祥放弃鲁豫两省,率西北军向潼关集结,准备反蒋作战。张自忠调任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二十二师师长。同年秋,张自忠指挥四个师的兵力在洛阳以东地区与唐生智部交战,击溃了上官云相、肖之楚和徐源泉三个师。同年冬,原第二十五师改编为第六师,张自忠回任第六师师长。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张自忠率第六师由陇南天水开赴河南,在许昌以东与蒋军徐源泉部激战,予以惨重打击。七月,第六师奉调杞县、太康一带作战,击溃了蒋军张治中部。八月十五日,东路蒋军攻入济南,晋军向黄河以北退却。以此为转机,战局对反蒋军趋于不利。九月十八日,张学良通电迎蒋,随后令十二万东北军入关,占领平津,反蒋军的失败遂成定局。西北军、晋军将领纷纷倒戈投蒋。张自忠则拒绝了蒋方的劝降,率军退入晋南曲沃一带,残部尚有二旅一团。

    一九三一年一月,入晋的西北军余部主力被张学良改编为东北陆军第三军。宋哲元任军长,下辖第三十七、三十八两师,冯治安、张自忠分任师长。同年六月,国民军事当局对全**队进行整编,第三军改番号为第二十九军。

    一九三三年三月,日军在侵占热河(今河北、内蒙、辽宁交界处)之后,又得陇望蜀,继续进犯长城各口。平津震惊,华北告急。中**队在长城一线展开,抵御来犯日军,长城抗战爆发。张自忠受命率部急速驰往长城前线,在喜峰口,罗文峪等要隘抗敌。广大官兵摩拳擦掌,士气如虹,用近战、夜袭战术,以大刀、手榴弹落后装备与日军展开血战,先后在喜峰口、罗文峪大败服部、铃木两旅团,挫伤了敌进犯关内的锐气。二十九军大刀队由此名振四方。

    长城抗战后,张自忠率第三十八师开回山西平定、阳泉一带整训。一九三四年春,三十八师移防察哈尔,师部驻宣化,部队分驻怀来、蔚县、龙关、沙城等地。此间,张自忠曾兼任张家口警备司令。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张自忠受命代理察哈尔省主席。同年十二月,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宋哲元任委员长,辖冀、察两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张自忠任该委员会委员、察哈尔省主席。次年五月,改任天津市市长。

    冀察政务委员会实际上是国民政府对日妥协的产物,是一个半独立的地方政权。在冀察特殊化的局面下,二十九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包括张自忠在内,虽预料到中日必有一战,但为了保存地盘和实力,仍幻想稳住日军,维持现状。本此宗旨,宋哲元、张自忠等人对日方进行了一系列交涉,并达成某些妥协。一九三七年三、四月间,张自忠还奉命率团访问过日本。在中日民族矛盾日趋激化的气氛中,此举被舆论界视为媚日的丑行,引起国人强烈责难。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因兵力不足,乃施放和平烟幕,玩弄缓兵之计,声称采取“不扩大方针”,就地解决事变。张自忠误认为和平有望,遂抱病与日军谈判。这种做法再度引起抗日舆论的愤慨,甚至有人将其比之为张邦昌。

    与张自忠的愿望相反,日军在和平烟幕下不断增兵平津,接连挑起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战火迅速蔓延。血的事实使宋哲元、张自忠等人醒悟:与日寇谈和平无异与虎谋皮,只有操枪奋起才是唯一的出路。但此刻为时已晚。七月二十八日,日军发起总攻,二十九军很快陷入被动局面。各部损失惨重,佟麟阁、赵登禹相继阵亡。为了掩护二十九军南撤,宋哲元指定张自忠暂留北平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冀察绥靖主任、北平市长。张自忠明知事不可为,且必遭国人辱骂,但为顾全大局,他还是不计个人毁誉,临危受命,忍辱待时。消息传出后,外界果然不明真相,误认为张自忠留平甘当汉奸。一时谣诼纷传,非难再起。国人的误解使张自忠痛苦万分,但他不愿为自己申辩,决心以日后的行动取直于天下。

    七月二十八日夜,二十九军撤离北平。次日,北平失陷。张自忠断然拒绝了日军让他通电反蒋的要求。日寇见张  自忠不甘为其所用,即直接指使汉奸江朝宗、张璧、潘毓桂办事,使他无法行使职权。在恶劣的环境中,张自忠仍不负使命,对因时间仓促未及时撤离的部队秘密作出了退却部署,同时发动北平民众将平津作战中的负伤将士安排治疗,阵亡者予以埋葬,并派员接济安置二十九军官兵留平眷属。八月七日,张自忠宣布辞去一切代理职务,次日避居东交民巷德国医院。

    此时业已南撤的旧部将领派员潜赴北平,要求张自忠迅速南下,带队抗日。在副官廖保贞、商人赵子青和美国友人福开森的帮助下,张自忠于九月三日化装转往天津。十日,由天津登轮启程,经烟台、济南转赴南京。十九日途经济南时,张自忠向旧部将领致亲笔信,信中说:“务望诸弟兄振奋精神,激发勇气,誓扫敌氛,还我河山。非如此不能救国,不能自救,并不能见谅于国人。事实胜于雄辩,必死而后能生。……”  冯玉祥、宋哲元闻知张自忠抵达济南,即派石敬亭、秦德纯前往迎迓,并陪同他南下京城。到达南京时,街头贴有攻击张自忠的大幅标语;军事委员会中有人要求组织军法会审;某家报纸则以“自以为忠”相讥讽。可谓群情汹汹,百啄莫辩。经知悉内情的冯玉祥、鹿钟麟、宋哲元、李宗仁等人为其转圜,蒋介石同意只给张自忠以撤职查办处分。不久又任命其为军政部中将部副。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政府各机关向汉口迁移,张自忠随行路经郑州。宋哲元得知后,立即请程潜将要求张自忠回军的签呈转电蒋介石。同时,张自忠旧部将领亦联名要求鹿钟麟给蒋去电,请准张回归旧部。在各方要求下,蒋介石批准张自忠代理五十九军(由原三十八师扩编)军长。张自忠泪水盈眶地表示“蒙各位成全,恩同再造,我张某有生之年,当以热血生命以报国家,以报知遇。”同月,张自忠赴河南新乡军部就职,他对全体将士说:“今日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之外,乃与大家共寻死所。”

    此刻,张自忠在国人眼中仍是七七事变的“问题人物”,舆论界对他的怀疑态度并没有多大改变,而张自忠对此完全理解。他说:“这是他们不明内情的关系,我们决不应当怨恨,我们只有以事实来表白自己的一切,历史会给我们以正确的议论。” 在一派不利的气氛中,他抱着救国的夙愿,挥军跃起,拼死杀敌,在抗击异族强盗的战场上连连告捷,演出了一幕幕威武悲烈、动人心魄的壮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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