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征军解救英军的行动受到广泛赞扬，尤其受到英国官方赞扬，但驻缅甸的英军部队却毫不以中**人的英勇精神为榜样。他们不听盟军统帅部调遣，一味向印度方向撤退，致使日军长驱直入到我军西侧背，我军不得不调整兵力在侧后迎敌，拟议之中的平满纳会战由此流产。
由于在几次作战指挥中杜聿明与史迪威意见分歧，杜对史的错误判断和指挥不肯服从，史迪威几次写信、发电报，对蒋介石大发雷霆，并以减少援助相威胁。当初罗斯福要史迪威以“租借物资总监督”之职，就是授予他以物资为要挟的权力。为了缓和矛盾、蒋介石从国内派出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代替因故一直没有到任的卫立煌，任中国远征军总司令。
罗卓英上任之后，不顾杜聿明的反对，屈从史迪威的意见，将远征军三个军的兵力配置在长达300公里的平（平满纳）曼（曼德勒）公路上，兵力高度分散，使远征军处于既不能集中兵力对日军发动攻击，又因局部兵力不足不能进行有效防守的被动局面，为日后的失败种下祸根。
长时间的指挥系统混乱和美英将领对中国远征军不负责任的态度，终于酿成远征军的悲剧。
4月19日，史迪威、罗卓英根据英军提供的情报，调200 师去乔克巴当，去消灭那里的“大批日军”，200师赶到之后才知道那里根本没有来过任何日军，只有向后撤退的英**队。
戴安澜气愤地当即用电台向军长杜聿明做了汇报，杜聿明查明这是英军为了欺骗200师去乔克巴当掩护他们撤退而故意制造的假情报。他怒不可遏，四处上告，要求惩办这种犯罪行为的制造者，但史迪威和罗卓英根本不予理睬。蒋介石在国内也鞭长莫及，结果此事不了了之。杜聿明预感到，如这种混乱再继续下去，必将使战局失控，一发而不可收拾。而承受失败与损失的，只能是中国远征军部队。
在这个时期的缅甸战场，经常发生一种奇怪的现象，盟军统帅部调不动英**队，一有战斗就派中**队去打。常常是我军往前线赶时，正遇英军往下撤退，中国士兵们气愤地说：“我们的命怎么就这么不值线？！”
英军迅速后撤和远征军兵力分散，使日军终于找到了可乘之机。15军司令官饭田决定以三路日军与当面的中**队纠缠，令做为预备队的56师团直插盟军的缅甸战场的后方咽喉，腊戍、棠吉一带。
4月21日，刚刚赶到乔克巴当的200师接到命令，火速转向棠吉阻截日军。戴安澜得知日军已到棠吉大为震惊，率全师在刚刚空跑250多公里之后又急行军朝着又是250多公里的棠吉猛赶。
23日午后，200师骑兵团在距棠吉15公里处与日军遭遇。部队不顾疲劳，立即展开战斗队形，一阵猛打猛冲，将敌人打退。向前走至距棠吉9公里处，发现敌人的前进阵地，骑兵团连续作战，又在天黑后攻占了敌前沿阵地。
23日深夜，200师部队集中于棠吉市东部和南部，作好了进攻准备。24日拂晓，戴安澜指挥部队猛攻棠吉城防。这时的200师已是近10天没有吃一顿好饭，睡一次好觉了，但官兵们仍十分英勇，战至中午时，已有两个团攻破日军城防阵地，进入市区。整整一个下午中，我军与日军在城区内展开激烈巷战，日军调来的飞机因两军混战在一起而无法投弹与射击。天黑时，我军控制市区大部地域，将日军压在城西，又经过数小时激战，日军无力再战，撤出西门。我军于晚11时全部占领了棠吉。
由于棠吉这个小城对我军在缅甸的地位至关重要，所以战斗结束了后，戴安澜立即组织部队连夜沿城四周加固工事，整修阵地，准备坚守。但就在这时，戴安澜收到罗卓英每间隔10分钟发来一次，一共发来4次的急电，电报内容是完全一样的：火速向曼德勒集结，实施“曼德勒会战”计划。
曼德勒是缅甸最大的城市，过去曾是缅甸首都，位于缅甸中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不论是夺取还是防守缅甸，这个大城市都是必争之地。罗卓英来缅甸之后，与史迪威一起制定了一个“曼德勒会战”计划，利用日军必攻曼德勒，集中远征军主力和驻缅英军，与日军大战一场。
这个作战计划本来就是建立在罗卓英、史迪威合理想象和一厢情愿的基础上，从根子上就缺乏根据，当饭田司令官令第56师团迂回我军后方之后，这个计划便更加失去了任何意义，这一点做为懂得军事的史迪威和罗卓英，完全是应该知道的，但这两人仍荒唐地坚持原定的“曼德勒会战”计划，强令远征军各部向曼德勒集结。
杜聿明再三向罗卓英讲述200师不应放弃棠吉，去搞什么“会战”，一旦棠吉失守，后果将难以想象。罗卓英固执坚持原定计划，并以军法强迫杜聿明执行命令。杜聿明仰天长叹无法再说。200师只好放弃棠吉，赶往曼德勒。
被200师赶出棠吉的日军一个旅团没有走远，见200师撤走，便乘虚重占棠吉，第2天又占领了腊戎，缅甸战局就此急转直下。
4月29日，日军56师团在占领腊戎、棠吉，切断了远征军的退路之后，掉头向南包抄过来，与北进的三路日军一起，在曼德勒地区对远征军做战役包围。远征军腹背受敌，进退无路，陷于险境。
史迪威、罗卓英这时才如梦初醒，惊慌失措。更加错误的是，他们不去组织远征军进行有计划，有配合掩护的撤退行动，而是在4月30日令各部队自行撤退。
5月1日，日军第15军司令官饭田惮二郎命令日军各师团分头抑占缅中边境各要地，堵截远征回撤道路，然后实施各个击破，全歼中国远征军部队。
5月1日至5日，日军占领新维、贵街、畹町、惠通桥等中缅边境路口，并越过边境占领了我国云南省怒江以南部份地区，远征军各部被迫向西与北两个方向的密支那、片马撤退。
5月5日，是一个被中国远征军官兵永远钉在耻辱柱上的日子，联军统帅部参谋长史迪威和中国远征军总司令罗卓英，丢下十余万远征军部队，只身逃往印度。
这时远征军的军一级指挥部仍掌握本部的大部分部队，但由于失去总部指挥，敌情不明，目的地不清，无法互相协同配合，因而在撤退途中被日军一路拦截追杀，伤亡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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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几次作战指挥中杜聿明与史迪威意见分歧，杜对史的错误判断和指挥不肯服从，史迪威几次写信、发电报，对蒋介石大发雷霆，并以减少援助相威胁。当初罗斯福要史迪威以“租借物资总监督”之职，就是授予他以物资为要挟的权力。为了缓和矛盾、蒋介石从国内派出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代替因故一直没有到任的卫立煌，任中国远征军总司令。
罗卓英上任之后，不顾杜聿明的反对，屈从史迪威的意见，将远征军三个军的兵力配置在长达300公里的平（平满纳）曼（曼德勒）公路上，兵力高度分散，使远征军处于既不能集中兵力对日军发动攻击，又因局部兵力不足不能进行有效防守的被动局面，为日后的失败种下祸根。
长时间的指挥系统混乱和美英将领对中国远征军不负责任的态度，终于酿成远征军的悲剧。
4月19日，史迪威、罗卓英根据英军提供的情报，调200 师去乔克巴当，去消灭那里的“大批日军”，200师赶到之后才知道那里根本没有来过任何日军，只有向后撤退的英**队。
戴安澜气愤地当即用电台向军长杜聿明做了汇报，杜聿明查明这是英军为了欺骗200师去乔克巴当掩护他们撤退而故意制造的假情报。他怒不可遏，四处上告，要求惩办这种犯罪行为的制造者，但史迪威和罗卓英根本不予理睬。蒋介石在国内也鞭长莫及，结果此事不了了之。杜聿明预感到，如这种混乱再继续下去，必将使战局失控，一发而不可收拾。而承受失败与损失的，只能是中国远征军部队。
在这个时期的缅甸战场，经常发生一种奇怪的现象，盟军统帅部调不动英**队，一有战斗就派中**队去打。常常是我军往前线赶时，正遇英军往下撤退，中国士兵们气愤地说：“我们的命怎么就这么不值线？！”
英军迅速后撤和远征军兵力分散，使日军终于找到了可乘之机。15军司令官饭田决定以三路日军与当面的中**队纠缠，令做为预备队的56师团直插盟军的缅甸战场的后方咽喉，腊戍、棠吉一带。
4月21日，刚刚赶到乔克巴当的200师接到命令，火速转向棠吉阻截日军。戴安澜得知日军已到棠吉大为震惊，率全师在刚刚空跑250多公里之后又急行军朝着又是250多公里的棠吉猛赶。
23日午后，200师骑兵团在距棠吉15公里处与日军遭遇。部队不顾疲劳，立即展开战斗队形，一阵猛打猛冲，将敌人打退。向前走至距棠吉9公里处，发现敌人的前进阵地，骑兵团连续作战，又在天黑后攻占了敌前沿阵地。
23日深夜，200师部队集中于棠吉市东部和南部，作好了进攻准备。24日拂晓，戴安澜指挥部队猛攻棠吉城防。这时的200师已是近10天没有吃一顿好饭，睡一次好觉了，但官兵们仍十分英勇，战至中午时，已有两个团攻破日军城防阵地，进入市区。整整一个下午中，我军与日军在城区内展开激烈巷战，日军调来的飞机因两军混战在一起而无法投弹与射击。天黑时，我军控制市区大部地域，将日军压在城西，又经过数小时激战，日军无力再战，撤出西门。我军于晚11时全部占领了棠吉。
由于棠吉这个小城对我军在缅甸的地位至关重要，所以战斗结束了后，戴安澜立即组织部队连夜沿城四周加固工事，整修阵地，准备坚守。但就在这时，戴安澜收到罗卓英每间隔10分钟发来一次，一共发来4次的急电，电报内容是完全一样的：火速向曼德勒集结，实施“曼德勒会战”计划。
曼德勒是缅甸最大的城市，过去曾是缅甸首都，位于缅甸中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不论是夺取还是防守缅甸，这个大城市都是必争之地。罗卓英来缅甸之后，与史迪威一起制定了一个“曼德勒会战”计划，利用日军必攻曼德勒，集中远征军主力和驻缅英军，与日军大战一场。
这个作战计划本来就是建立在罗卓英、史迪威合理想象和一厢情愿的基础上，从根子上就缺乏根据，当饭田司令官令第56师团迂回我军后方之后，这个计划便更加失去了任何意义，这一点做为懂得军事的史迪威和罗卓英，完全是应该知道的，但这两人仍荒唐地坚持原定的“曼德勒会战”计划，强令远征军各部向曼德勒集结。
杜聿明再三向罗卓英讲述200师不应放弃棠吉，去搞什么“会战”，一旦棠吉失守，后果将难以想象。罗卓英固执坚持原定计划，并以军法强迫杜聿明执行命令。杜聿明仰天长叹无法再说。200师只好放弃棠吉，赶往曼德勒。
被200师赶出棠吉的日军一个旅团没有走远，见200师撤走，便乘虚重占棠吉，第2天又占领了腊戎，缅甸战局就此急转直下。
4月29日，日军56师团在占领腊戎、棠吉，切断了远征军的退路之后，掉头向南包抄过来，与北进的三路日军一起，在曼德勒地区对远征军做战役包围。远征军腹背受敌，进退无路，陷于险境。
史迪威、罗卓英这时才如梦初醒，惊慌失措。更加错误的是，他们不去组织远征军进行有计划，有配合掩护的撤退行动，而是在4月30日令各部队自行撤退。
5月1日，日军第15军司令官饭田惮二郎命令日军各师团分头抑占缅中边境各要地，堵截远征回撤道路，然后实施各个击破，全歼中国远征军部队。
5月1日至5日，日军占领新维、贵街、畹町、惠通桥等中缅边境路口，并越过边境占领了我国云南省怒江以南部份地区，远征军各部被迫向西与北两个方向的密支那、片马撤退。
5月5日，是一个被中国远征军官兵永远钉在耻辱柱上的日子，联军统帅部参谋长史迪威和中国远征军总司令罗卓英，丢下十余万远征军部队，只身逃往印度。
这时远征军的军一级指挥部仍掌握本部的大部分部队，但由于失去总部指挥，敌情不明，目的地不清，无法互相协同配合，因而在撤退途中被日军一路拦截追杀，伤亡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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