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行大捷”在全国各大城市掀起新的庆祝浪潮，人们走上街头集会、游行，声援抗日、欢呼胜利，但多数人不可能想到，指挥上海抗战的蔡廷锴将军此时却忧心忡忡、茶饭不香。连日苦战，19路军三万余官兵已伤亡过半，第5军在抗击植田总攻战斗中也阵亡3000多人，眼看兵员和弹药得不到补给，队伍得不到休整，部队的作战能力迅速下降，而上海战事仍不见平息的征兆，蔡廷锴又急又气，心里暗骂国民政府中那些没有民族气节的官僚大员们。
自闸北开战，19路军如一根钢钉死死钉在淞沪防线上，日本内阁仿佛骑上了一只老虎，进退两难。大量增兵、三易主将都没有打胜，朝野一片责难之声。各方压力迫使内阁尽快想办法结束战事。2月28日，正是日军进攻上海整整一个月的日子，日本陆军元老，著名军事家、前内阁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大将亲披战袍，率以他为司令官的“上海派遣军”两个师团4万多兵力跨海而来。
大兵压境、多寡悬殊，蔡廷锴、蒋光鼐、张治中联名电请国民政府增派援兵。电报发出却得不到回复，国民政府仿佛一块冰冷的石头，没有一丝气息，三位将军愤而通令上海守军“浴血坚守，直至一兵一卒。”
其实在这段时期中，全国各界和军队广大爱国将士无不昼夜关注着上海战局。刘峙、杨虎城、白崇禧、孙连仲、顾祝同、刘文辉、龙云等高级将领早就请绥参战，但政府高层认定打则必败，只能避战求和，故一律不批准增援。
2月29日，白川大将领率日军在沪的海陆空部队10万余人向2万多守军发起全线进攻。
在闸北，两军在八字桥、天通庵展开激战。八字桥三次被日军攻占，都被守军拼命夺了回来，双方均伤亡惨重，八字桥下的流水已是一片血色。
在天通庵，我军与日军相持8小时不分胜负。下午6时，日军组成敢死队，赤着上身，不戴钢盔，嚎叫着冲了上来，我阵地守军将前面的打倒，后面的又冲上来，眼看冲到阵地前沿，我军因伤亡过大，阵地上兵力不足，左翼被冲开一个口子日军密密麻麻地向这里涌来。这时几个中国士兵急红了眼，抱着成捆的手榴弹大叫着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
几声巨响后，阵地上出现了短哲的寂静、我军和日军都愣住了。硝烟升起之处，一片血肉模糊。日军被这种自杀式防御吓得心惊胆战，不敢再往前攻。僵持了一会儿，便退了回去。3月1日战斗，虽然日军没有踏过我军阵地，但我军弹药不足，兵力空虚，防御能力下降的情况已经相当严重，全体中国官兵抱定必死的决心，苦苦支撑着作战。
3月2日，白川下令继续进行全线攻击。在闸北，我军抵抗着数倍于己的日军，打退了数次疯狂进攻。在江湾，日军猛攻杨家楼阵地，78师155旅官兵浴血抗击，杀伤大批日军并击毙第9师团第7联队长林大八大佐，这个旅官兵在战斗中伤亡过半。
下午3时，白川综合各路部队作战情况，认为决定胜负的时机已经成熟，下令实施他早已想好的方案。
下午4时，在曾令日军伤心的庙行，白川兵分两路攻击我军阵地。敌众我寡，战斗异常激烈。在阵地即将失守时，离庙行较近的浏河守军一个团以大部兵力赶来增援。
浏河守军增援庙行后，逆长江西上、迂回到第5军后方七丫口的日军第11师团与正面进攻的日军相配合，向兵力薄弱的浏河发起强攻。
迂回战术，这是白川义则的军事理论中一个最重要的论点，他曾在其著作中说，“永远不要进攻可以迂回的敌人。”这次作战，他将正面进攻和迂回我军侧后相结合，使本已伤亡惨重，疲惫不堪的我军陷于困境。
浏河阵地上，我军仅剩不足一营，在抵抗由正面和背后两面攻击的日军中，官兵们英勇无畏，无一人逃生，直至全部阵亡。浏河失守，使我军的侧后方暴露于日军一个师团兵力的威胁之下。
3月2日晚，蔡廷锴做出开战以来最艰难的决定：全军退守位于嘉定、黄渡一线的第二道防线待援。因日军从浏河大批登陆，我一线阵地腹背受敌、而我军兵力单薄得无力两面应战了。
19路军官兵血战一个多月，天气寒冷、条件恶劣，得不到休息和补充。但杀敌报国的信念使他们个个士气旺盛，死而无悔，而当得知要撤离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多日的防线时，许多官兵泣不成声，表示宁愿战死，不愿撤退。许多民众代表来到阵地，诚恳劝说他们当撤就撤，保存实力，以图再战。官兵们发誓与日军不共戴天，定要报此血海深仇！
自1月28日日军侵犯闸北，19路军和第5军将士以劣势的兵力和武器装备，以中华儿男的血肉之躯，英勇奋战34天，大战数十场，以伤亡14801人的沉重代价，抗击日本侵略者对我中华民族土地的践踏，击毙击伤日军12000余人。退时，全军秩序景然，阵地上未留下一名烈士，一名伤员，一枪一弹。
3月3日，国联宜布开会讨论中日战争。同一天，白川义则发表所谓停战声明。
3月6日，19路军发出停战布告，至此，中日自“9·18”以来的这场规模最大的战斗宜告结束。
淞沪停战后，在英、法、美、意等大国的所谓“调停”之下，中日代表于5月5日签订了一个对我来说是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上海停战协定》。协定规定上海市区内不得驻扎我国正规军，却可以驻扎没有数量限制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国主权何在，尊严何在？
中国人民怎能忍受这样的侮辱！签订这个条约的中国代表外交次长郭泰祺在会见民众代表时被代表们一顿痛打重伤住院。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活动则自停战起便更是此起彼伏。
停战不久，眼看鬼子兵在上海街头耀武扬威，上海滩有名的“斧头党”首领王亚樵怒不可遏。他秘密组织了一支专门抗日锄奸的敢死队，对日军进行暗杀和破坏。他手下一名敢死队员曾携带一枚由19路军提供的重300磅的定时炸弹潜入冰冷刺骨的黄埔江中，炸伤了日军旗舰“云出号”，敢死队员壮烈牺牲，日军为此大为惊恐。
4月29日是日本“天长节”，即天皇生日，王亚樵密谋乘在沪日本人举行阅兵式之机刺杀日军高级将领。朝鲜族抗日义士安昌浩、尹泰吉和金天山慨然领命，在那天乔装混入会场，将炸弹投在主席台上，行刺成功！炸弹在白川义则大将脚下爆炸，将白川炸得飞出5米多远。白川身旁的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一条腿被炸飞，植田司令官被炸瞎一只眼睛。野村被炸掉一只脚。
历史有时富于戏剧性，这些在中国土地上做恶的强盗终究逃不脱惩罚。白川义则被送入医院三天后死亡。
5月28日，“1·28”事变四周月。在苏州举行了隆重的“1·28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会场设在苏州城内的王废基公共体育场。蔡廷锴等淞沪抗日将领，宋庆龄、何香凝等爱国人士及50000多各界群众沉痛哀悼为国捐躯的这些中华民族优秀儿女。
在众多悼辞、挽联、花圈之中，东吴大学送的一具巨大银盾格外醒目，上刻：
“烈士血，华族魂，垂万古，浩气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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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闸北开战，19路军如一根钢钉死死钉在淞沪防线上，日本内阁仿佛骑上了一只老虎，进退两难。大量增兵、三易主将都没有打胜，朝野一片责难之声。各方压力迫使内阁尽快想办法结束战事。2月28日，正是日军进攻上海整整一个月的日子，日本陆军元老，著名军事家、前内阁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大将亲披战袍，率以他为司令官的“上海派遣军”两个师团4万多兵力跨海而来。
大兵压境、多寡悬殊，蔡廷锴、蒋光鼐、张治中联名电请国民政府增派援兵。电报发出却得不到回复，国民政府仿佛一块冰冷的石头，没有一丝气息，三位将军愤而通令上海守军“浴血坚守，直至一兵一卒。”
其实在这段时期中，全国各界和军队广大爱国将士无不昼夜关注着上海战局。刘峙、杨虎城、白崇禧、孙连仲、顾祝同、刘文辉、龙云等高级将领早就请绥参战，但政府高层认定打则必败，只能避战求和，故一律不批准增援。
2月29日，白川大将领率日军在沪的海陆空部队10万余人向2万多守军发起全线进攻。
在闸北，两军在八字桥、天通庵展开激战。八字桥三次被日军攻占，都被守军拼命夺了回来，双方均伤亡惨重，八字桥下的流水已是一片血色。
在天通庵，我军与日军相持8小时不分胜负。下午6时，日军组成敢死队，赤着上身，不戴钢盔，嚎叫着冲了上来，我阵地守军将前面的打倒，后面的又冲上来，眼看冲到阵地前沿，我军因伤亡过大，阵地上兵力不足，左翼被冲开一个口子日军密密麻麻地向这里涌来。这时几个中国士兵急红了眼，抱着成捆的手榴弹大叫着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
几声巨响后，阵地上出现了短哲的寂静、我军和日军都愣住了。硝烟升起之处，一片血肉模糊。日军被这种自杀式防御吓得心惊胆战，不敢再往前攻。僵持了一会儿，便退了回去。3月1日战斗，虽然日军没有踏过我军阵地，但我军弹药不足，兵力空虚，防御能力下降的情况已经相当严重，全体中国官兵抱定必死的决心，苦苦支撑着作战。
3月2日，白川下令继续进行全线攻击。在闸北，我军抵抗着数倍于己的日军，打退了数次疯狂进攻。在江湾，日军猛攻杨家楼阵地，78师155旅官兵浴血抗击，杀伤大批日军并击毙第9师团第7联队长林大八大佐，这个旅官兵在战斗中伤亡过半。
下午3时，白川综合各路部队作战情况，认为决定胜负的时机已经成熟，下令实施他早已想好的方案。
下午4时，在曾令日军伤心的庙行，白川兵分两路攻击我军阵地。敌众我寡，战斗异常激烈。在阵地即将失守时，离庙行较近的浏河守军一个团以大部兵力赶来增援。
浏河守军增援庙行后，逆长江西上、迂回到第5军后方七丫口的日军第11师团与正面进攻的日军相配合，向兵力薄弱的浏河发起强攻。
迂回战术，这是白川义则的军事理论中一个最重要的论点，他曾在其著作中说，“永远不要进攻可以迂回的敌人。”这次作战，他将正面进攻和迂回我军侧后相结合，使本已伤亡惨重，疲惫不堪的我军陷于困境。
浏河阵地上，我军仅剩不足一营，在抵抗由正面和背后两面攻击的日军中，官兵们英勇无畏，无一人逃生，直至全部阵亡。浏河失守，使我军的侧后方暴露于日军一个师团兵力的威胁之下。
3月2日晚，蔡廷锴做出开战以来最艰难的决定：全军退守位于嘉定、黄渡一线的第二道防线待援。因日军从浏河大批登陆，我一线阵地腹背受敌、而我军兵力单薄得无力两面应战了。
19路军官兵血战一个多月，天气寒冷、条件恶劣，得不到休息和补充。但杀敌报国的信念使他们个个士气旺盛，死而无悔，而当得知要撤离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多日的防线时，许多官兵泣不成声，表示宁愿战死，不愿撤退。许多民众代表来到阵地，诚恳劝说他们当撤就撤，保存实力，以图再战。官兵们发誓与日军不共戴天，定要报此血海深仇！
自1月28日日军侵犯闸北，19路军和第5军将士以劣势的兵力和武器装备，以中华儿男的血肉之躯，英勇奋战34天，大战数十场，以伤亡14801人的沉重代价，抗击日本侵略者对我中华民族土地的践踏，击毙击伤日军12000余人。退时，全军秩序景然，阵地上未留下一名烈士，一名伤员，一枪一弹。
3月3日，国联宜布开会讨论中日战争。同一天，白川义则发表所谓停战声明。
3月6日，19路军发出停战布告，至此，中日自“9·18”以来的这场规模最大的战斗宜告结束。
淞沪停战后，在英、法、美、意等大国的所谓“调停”之下，中日代表于5月5日签订了一个对我来说是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上海停战协定》。协定规定上海市区内不得驻扎我国正规军，却可以驻扎没有数量限制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国主权何在，尊严何在？
中国人民怎能忍受这样的侮辱！签订这个条约的中国代表外交次长郭泰祺在会见民众代表时被代表们一顿痛打重伤住院。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活动则自停战起便更是此起彼伏。
停战不久，眼看鬼子兵在上海街头耀武扬威，上海滩有名的“斧头党”首领王亚樵怒不可遏。他秘密组织了一支专门抗日锄奸的敢死队，对日军进行暗杀和破坏。他手下一名敢死队员曾携带一枚由19路军提供的重300磅的定时炸弹潜入冰冷刺骨的黄埔江中，炸伤了日军旗舰“云出号”，敢死队员壮烈牺牲，日军为此大为惊恐。
4月29日是日本“天长节”，即天皇生日，王亚樵密谋乘在沪日本人举行阅兵式之机刺杀日军高级将领。朝鲜族抗日义士安昌浩、尹泰吉和金天山慨然领命，在那天乔装混入会场，将炸弹投在主席台上，行刺成功！炸弹在白川义则大将脚下爆炸，将白川炸得飞出5米多远。白川身旁的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一条腿被炸飞，植田司令官被炸瞎一只眼睛。野村被炸掉一只脚。
历史有时富于戏剧性，这些在中国土地上做恶的强盗终究逃不脱惩罚。白川义则被送入医院三天后死亡。
5月28日，“1·28”事变四周月。在苏州举行了隆重的“1·28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会场设在苏州城内的王废基公共体育场。蔡廷锴等淞沪抗日将领，宋庆龄、何香凝等爱国人士及50000多各界群众沉痛哀悼为国捐躯的这些中华民族优秀儿女。
在众多悼辞、挽联、花圈之中，东吴大学送的一具巨大银盾格外醒目，上刻：
“烈士血，华族魂，垂万古，浩气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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