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举世瞩目的婚礼便如期而至，由于是新天子的头婚，娶的又是未来的国母，如此盛事当然要普天同庆，不仅各地的封疆大吏早已齐聚京师，就连藩王们也前来贺喜。
左战这人有个毛病，对自己特别抠，对亲人却是无底线的宠爱，花多少钱都觉得值。为了给张嫣赚足日后炫耀的本钱，他从内藏库拿出三百万两白银和无数的珍玩举办这场婚宴，让人不免觉得他是位骄奢淫逸的帝王。可是他还有个毛病，那就是穿坏人的鞋让他们无路可走，婚礼刚结束便命魏进忠大肆攻击东林党京察舞弊之事，一时人心惶惶，如临大敌。
其实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动一动先前提到的座师制度。要说明朝结党的根源在于皇帝宠溺阉人，迫使他们被迫结党自保。如今他打算与贤臣良将共治天下，座师制度就成了一大隐患，谁愿意成天搂着炸弹睡觉？
左战的这些想法得到来宗道和范景文的支持，这两个人被左战破格封为少傅，整日里都陪着天子读书写字，彼此耳濡目染水涨船高，看待整个朝局的高度也有了提升。
见小皇帝正在磨刀霍霍，来宗道从旁规劝道：
“圣上目光远大，老臣实为宾服。太祖皇帝当年废除丞相设立内阁已经有二百多年，内阁和六部运转顺畅，说明这个机构是合理的，圣上只需调整人事安排，不宜动摇制度的根基。”
左战听完觉得这位老先生肯定有独特的见解，便抛砖引玉的说道：
“师傅思虑极是，朕也觉得太祖订下的制度非常合理，经过二百多年的磨合很多流程已经成熟，所以朕只是想提拔一批新人做封疆大吏。可这几日朕有很多的困惑，从始皇帝确立君权制度以来，王朝更换了二十多家，皇帝数百人，这套君臣勋贵的制度却能延续至今，如此看来在君主和社稷后面还有更为重要的东西，还请两位师傅点拨迷津。”
范景文听得小皇帝的奇思怪论，先是心头一惊，暗想这是亚圣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可当朝太祖却把孟子赶出庙堂，将他的学说视为另类。虽然他明白自己这个小徒弟的困惑所在，但不敢直言相告，眼下他只有十六岁，以后的变数太大了，伴君如伴虎的铁律让他谨慎的说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圣上是一国之君，如同天上的太阳，天不可无日，国更不可无君。
圣上所指的应该是体统，历朝历代虽然都在不断的衍化，但社会的基础依然是士农工商，朝廷以官吏和士大夫为主体，社会以地主和佃农为主体，思想上以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
听得范景文此言，左战如茅塞顿开，继续追问道：
“先生所言极是，朕听得受益匪浅。始皇帝称得上千古一帝，他那时有一字千金的吕不韦，太祖皇帝也有富可敌国的沈万三，可见商人虽然地位卑微，一直是社会的末流，却掌握了大量的财富。如果朕来出面控制这些商人，让他们为朝廷经商可好？这样不但可以促进各地货物的互通有无，还能增加每年的岁入，减轻农民的负担。”
这赋税制度可是封建王朝的财政基石，农业税更是占据大头。来宗道听闻小皇帝要把赋税向商业倾斜，生怕动摇了国本，整理了下思路说道：
“圣上有宏图大志，老臣自当肝脑涂地。早年间臣在家乡曾见过不少纺织大户，织机不下千架，雇工有数千人，说他们富可敌国也无可厚非。
如今重开矿税、增加商业税的政策已经在各地推行，初步核算今年朝廷在这方面的岁入增加了二百万两白银，占到全部岁入的四成。如果圣上想继续发展商业，甚至是与西洋进行海上贸易，那收入的比重会继续提升。
这是发展商业有利的一面，圣上还应当看清不利的那面。范大人刚才说了，国家的两大主体是士族和农民，圣上借着京察舞弊一案查封了东林书院，这在士族中影响很大，如果再废除座师制度不利于官僚集团的稳定。若是鼓励发展商业，那农民便无心种地，造成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还请圣上三思。”
来宗道的话虽然代表自身的士大夫利益，不免有些危言耸听，但他对于发展商业会造成人口流动过快的顾虑还是很准确的，这也是为什么有雄才大略的朱元璋要实行户籍制度，不仅把百姓安定在一个地方，还让他们子承父业。
从古至今，想打破这个体统的皇帝有两位，分别是新太祖王莽和隋炀帝杨广。他们在史书中是以反面教材出现的，所以大部分人并没有深入的去了解他们所处时代的背景和他们的一些事迹。
先说王莽，历史上有个“王莽改制”，大体是将田地全部收为国有，将奴婢释放为平民，按人头分发田地，直接向朝廷缴租纳粮。不断改变币制，将盐、铁、酒、铸钱及山林川泽收归国有。史书上说他为了强制推行这些政策制定了严刑峻法，引起了从诸侯、公卿到平民的整体不满，造成社会动荡。
其实咱可以细心的推敲一下，他的这些改革制度对谁有利？对谁有害？汉武帝初期时期就已经将盐铁收归国有了，推恩令以后诸侯削弱，铸币权也成了国家独有的特权，怎么一百年后到了王莽这里就不行呢？
史学家还说自王莽篡权以来就一直受到四方的讨伐，可王莽死后的数十年天下还是大乱，也没见那些揭竿而起的爱国人士向刘氏宗亲臣服。更为可笑的是王莽死后头颅一直被历代皇室收藏，直到晋惠帝时一场大火将其焚毁。
由于可见，这些反对王莽的人是那些改制中的利益受害者，他们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才出来推翻王莽的，甚至以私藏他的头颅来警示后人，这就是那些读圣人书的道学先生们做出来的。如果当初王莽不推行新制，继续维护他们的利益，那天下是姓刘还是姓王都一样。
再说杨广，一提到这位老兄，大家的印象差不多是乱伦弑亲、工程讨伐、骄奢淫逸，最后民不聊生揭竿而起。其实史书中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记载，杨广是开皇十二年被立为皇太子的，是隋朝的合法继承人，登基后废太子自然要被处决，这不是他的专利，当年李二还在玄武门杀太子哥哥呢。
不惜民力迁都洛阳，那是为了弱化关陇集团对朝廷的控制。了解隋唐历史的书友都知道有个关陇集团，这个庞大的集团势力有多牛逼呢？老大宇文泰是北周的开创者，杨忠是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李虎是唐高祖李渊的祖父，独孤信是人类历史上最牛逼的老丈人，其长女是北周宇文毓的皇后，四女是李渊的母亲元贞皇后，七女独孤迦罗是隋文帝的文献皇后。此外，唐初的尉迟、长孙家族和战神李靖都出自关陇集团。
修建京杭大运河，这条运河现在还在造福人类呢！除此之外还兴修水利，在他治下中原地区基本没有大的洪灾出现。三征高句丽虽然都失败了，可为何后来李世民、李治都要倾国力去消灭高句丽？（不是南棒子那个高丽！）道理谁都清楚，没有他的三次征讨估计中原王朝的大敌就不是突厥了。再说他除了征讨高句丽，还在西北灭亡了吐谷浑，在西南干掉占城，东南跨海降服琉球，在北方碾压契丹。
在治国方面，杨广在大业元年就推行科举制度，大业三年颁布《大业律》，这是《唐律》的父辈，在中国法制史上是颗璀璨的明珠。观文殿里的藏书多达三十七万卷，他组织编写的《长洲玉镜》、《区宇图志》等，比明朝《永乐大典》要大，比清朝《四库全书》要全。
这两位皇帝都是历史上的另类，很多书友也喜欢把他们比作穿越者。其实不然，他们只是那个时代的精英，想做其他人不敢做的事情，他们虽然失败了，但这些改革却被延续下来，比如从唐朝以后科举制度成了取士的唯一标准，新中国成立后将土地收归国有。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同样顶层的智慧，做同样的事情，会有不同的结果？其实就是范景文说到的体统，这个体统在封建社会叫士农工商。
士，就是官僚体系及勋贵集团，寒窗苦读或为功名，或为利禄，天下学子趋之若鹜。这个阶层有固定的特权和寄生能力，朝代更迭，但很多名门望族却依然枝繁叶茂。
农，就是从事农业劳作的群体，需要承担沉重的赋税和徭役，劳作到死也不过是为了养家糊口，正如张养浩所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农民的社会地位虽然比匠户和商人高，实际上生活的最苦的。
工，就是匠户，皇帝建宫殿、造陵墓需要泥瓦匠，社会修路架桥也需要工匠，后期手工业的发展对匠户的需求急剧增加，出现用工荒的局面，需要安置大量流民来补充这个阶层的劳动力。
商，就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他们倍受朝廷的盘剥和社会的挤压，但在利益的驱赶下熙熙攘攘。商业本身是货通有无，这是损有余补不足的天道，但商人奇货可居，盲目追逐利益，为富不仁。
士农工商是每个封建王朝的社会秩序，敢挑战这个秩序的都没有好下场，虽然这些君王都有雄才大略，可为什么都失败了呢？究其原因是没有理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当前明朝虽然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整体的社会生产力还不具备打破这个体统的条件。虽然左战掌握一定的现代知识，但要想带领明朝走向世界的顶端，就必须正视这个体统，通过局部的调整促使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再去完善生产关系，否则便会重蹈王莽、杨广的覆辙。
左战这人有个毛病，对自己特别抠，对亲人却是无底线的宠爱，花多少钱都觉得值。为了给张嫣赚足日后炫耀的本钱，他从内藏库拿出三百万两白银和无数的珍玩举办这场婚宴，让人不免觉得他是位骄奢淫逸的帝王。可是他还有个毛病，那就是穿坏人的鞋让他们无路可走，婚礼刚结束便命魏进忠大肆攻击东林党京察舞弊之事，一时人心惶惶，如临大敌。
其实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动一动先前提到的座师制度。要说明朝结党的根源在于皇帝宠溺阉人，迫使他们被迫结党自保。如今他打算与贤臣良将共治天下，座师制度就成了一大隐患，谁愿意成天搂着炸弹睡觉？
左战的这些想法得到来宗道和范景文的支持，这两个人被左战破格封为少傅，整日里都陪着天子读书写字，彼此耳濡目染水涨船高，看待整个朝局的高度也有了提升。
见小皇帝正在磨刀霍霍，来宗道从旁规劝道：
“圣上目光远大，老臣实为宾服。太祖皇帝当年废除丞相设立内阁已经有二百多年，内阁和六部运转顺畅，说明这个机构是合理的，圣上只需调整人事安排，不宜动摇制度的根基。”
左战听完觉得这位老先生肯定有独特的见解，便抛砖引玉的说道：
“师傅思虑极是，朕也觉得太祖订下的制度非常合理，经过二百多年的磨合很多流程已经成熟，所以朕只是想提拔一批新人做封疆大吏。可这几日朕有很多的困惑，从始皇帝确立君权制度以来，王朝更换了二十多家，皇帝数百人，这套君臣勋贵的制度却能延续至今，如此看来在君主和社稷后面还有更为重要的东西，还请两位师傅点拨迷津。”
范景文听得小皇帝的奇思怪论，先是心头一惊，暗想这是亚圣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可当朝太祖却把孟子赶出庙堂，将他的学说视为另类。虽然他明白自己这个小徒弟的困惑所在，但不敢直言相告，眼下他只有十六岁，以后的变数太大了，伴君如伴虎的铁律让他谨慎的说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圣上是一国之君，如同天上的太阳，天不可无日，国更不可无君。
圣上所指的应该是体统，历朝历代虽然都在不断的衍化，但社会的基础依然是士农工商，朝廷以官吏和士大夫为主体，社会以地主和佃农为主体，思想上以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
听得范景文此言，左战如茅塞顿开，继续追问道：
“先生所言极是，朕听得受益匪浅。始皇帝称得上千古一帝，他那时有一字千金的吕不韦，太祖皇帝也有富可敌国的沈万三，可见商人虽然地位卑微，一直是社会的末流，却掌握了大量的财富。如果朕来出面控制这些商人，让他们为朝廷经商可好？这样不但可以促进各地货物的互通有无，还能增加每年的岁入，减轻农民的负担。”
这赋税制度可是封建王朝的财政基石，农业税更是占据大头。来宗道听闻小皇帝要把赋税向商业倾斜，生怕动摇了国本，整理了下思路说道：
“圣上有宏图大志，老臣自当肝脑涂地。早年间臣在家乡曾见过不少纺织大户，织机不下千架，雇工有数千人，说他们富可敌国也无可厚非。
如今重开矿税、增加商业税的政策已经在各地推行，初步核算今年朝廷在这方面的岁入增加了二百万两白银，占到全部岁入的四成。如果圣上想继续发展商业，甚至是与西洋进行海上贸易，那收入的比重会继续提升。
这是发展商业有利的一面，圣上还应当看清不利的那面。范大人刚才说了，国家的两大主体是士族和农民，圣上借着京察舞弊一案查封了东林书院，这在士族中影响很大，如果再废除座师制度不利于官僚集团的稳定。若是鼓励发展商业，那农民便无心种地，造成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还请圣上三思。”
来宗道的话虽然代表自身的士大夫利益，不免有些危言耸听，但他对于发展商业会造成人口流动过快的顾虑还是很准确的，这也是为什么有雄才大略的朱元璋要实行户籍制度，不仅把百姓安定在一个地方，还让他们子承父业。
从古至今，想打破这个体统的皇帝有两位，分别是新太祖王莽和隋炀帝杨广。他们在史书中是以反面教材出现的，所以大部分人并没有深入的去了解他们所处时代的背景和他们的一些事迹。
先说王莽，历史上有个“王莽改制”，大体是将田地全部收为国有，将奴婢释放为平民，按人头分发田地，直接向朝廷缴租纳粮。不断改变币制，将盐、铁、酒、铸钱及山林川泽收归国有。史书上说他为了强制推行这些政策制定了严刑峻法，引起了从诸侯、公卿到平民的整体不满，造成社会动荡。
其实咱可以细心的推敲一下，他的这些改革制度对谁有利？对谁有害？汉武帝初期时期就已经将盐铁收归国有了，推恩令以后诸侯削弱，铸币权也成了国家独有的特权，怎么一百年后到了王莽这里就不行呢？
史学家还说自王莽篡权以来就一直受到四方的讨伐，可王莽死后的数十年天下还是大乱，也没见那些揭竿而起的爱国人士向刘氏宗亲臣服。更为可笑的是王莽死后头颅一直被历代皇室收藏，直到晋惠帝时一场大火将其焚毁。
由于可见，这些反对王莽的人是那些改制中的利益受害者，他们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才出来推翻王莽的，甚至以私藏他的头颅来警示后人，这就是那些读圣人书的道学先生们做出来的。如果当初王莽不推行新制，继续维护他们的利益，那天下是姓刘还是姓王都一样。
再说杨广，一提到这位老兄，大家的印象差不多是乱伦弑亲、工程讨伐、骄奢淫逸，最后民不聊生揭竿而起。其实史书中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记载，杨广是开皇十二年被立为皇太子的，是隋朝的合法继承人，登基后废太子自然要被处决，这不是他的专利，当年李二还在玄武门杀太子哥哥呢。
不惜民力迁都洛阳，那是为了弱化关陇集团对朝廷的控制。了解隋唐历史的书友都知道有个关陇集团，这个庞大的集团势力有多牛逼呢？老大宇文泰是北周的开创者，杨忠是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李虎是唐高祖李渊的祖父，独孤信是人类历史上最牛逼的老丈人，其长女是北周宇文毓的皇后，四女是李渊的母亲元贞皇后，七女独孤迦罗是隋文帝的文献皇后。此外，唐初的尉迟、长孙家族和战神李靖都出自关陇集团。
修建京杭大运河，这条运河现在还在造福人类呢！除此之外还兴修水利，在他治下中原地区基本没有大的洪灾出现。三征高句丽虽然都失败了，可为何后来李世民、李治都要倾国力去消灭高句丽？（不是南棒子那个高丽！）道理谁都清楚，没有他的三次征讨估计中原王朝的大敌就不是突厥了。再说他除了征讨高句丽，还在西北灭亡了吐谷浑，在西南干掉占城，东南跨海降服琉球，在北方碾压契丹。
在治国方面，杨广在大业元年就推行科举制度，大业三年颁布《大业律》，这是《唐律》的父辈，在中国法制史上是颗璀璨的明珠。观文殿里的藏书多达三十七万卷，他组织编写的《长洲玉镜》、《区宇图志》等，比明朝《永乐大典》要大，比清朝《四库全书》要全。
这两位皇帝都是历史上的另类，很多书友也喜欢把他们比作穿越者。其实不然，他们只是那个时代的精英，想做其他人不敢做的事情，他们虽然失败了，但这些改革却被延续下来，比如从唐朝以后科举制度成了取士的唯一标准，新中国成立后将土地收归国有。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同样顶层的智慧，做同样的事情，会有不同的结果？其实就是范景文说到的体统，这个体统在封建社会叫士农工商。
士，就是官僚体系及勋贵集团，寒窗苦读或为功名，或为利禄，天下学子趋之若鹜。这个阶层有固定的特权和寄生能力，朝代更迭，但很多名门望族却依然枝繁叶茂。
农，就是从事农业劳作的群体，需要承担沉重的赋税和徭役，劳作到死也不过是为了养家糊口，正如张养浩所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农民的社会地位虽然比匠户和商人高，实际上生活的最苦的。
工，就是匠户，皇帝建宫殿、造陵墓需要泥瓦匠，社会修路架桥也需要工匠，后期手工业的发展对匠户的需求急剧增加，出现用工荒的局面，需要安置大量流民来补充这个阶层的劳动力。
商，就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他们倍受朝廷的盘剥和社会的挤压，但在利益的驱赶下熙熙攘攘。商业本身是货通有无，这是损有余补不足的天道，但商人奇货可居，盲目追逐利益，为富不仁。
士农工商是每个封建王朝的社会秩序，敢挑战这个秩序的都没有好下场，虽然这些君王都有雄才大略，可为什么都失败了呢？究其原因是没有理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当前明朝虽然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整体的社会生产力还不具备打破这个体统的条件。虽然左战掌握一定的现代知识，但要想带领明朝走向世界的顶端，就必须正视这个体统，通过局部的调整促使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再去完善生产关系，否则便会重蹈王莽、杨广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