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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他们长得像阿富汗人，但装束很奇怪：长长的白黑相间的头巾，非常长的宽松衫漫过宽松裤，一直到膝盖以下。他们手里拿着鞭子。
他们的眼睛上都涂了眼影粉，留着长长的胡须，没有修剪。这些人脚蹬拖鞋，都不甚合脚，而且连鞋带脚都脏兮兮的。他们中大多数嗅着鼻烟。有些人朝前方的地上大口吐出深褐色的痰，然后用头巾的末端擦一下嘴。
他们谁也不说话，看上去很茫然，就像来自森林或者洞穴，以前从未见过建筑物似的。
我最初以为他们也许是吸血鬼。我知道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吸血鬼，只不过在故事里吓唬孩子罢了。可是，他们不是吸血鬼又是什么人呢
我见周围一个邻居也没有。一个也没有。恐惧感倏地涌上心头。也许邻居们没有和我们打招呼，晚上全都搬走了吧。抑或这些吸血鬼已经把他们吃了，现在正挨家挨户地搜寻，看看里面还有没有活人。
“这不可能。”我宽慰自己，仍然无法确定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自从各派系之间的冲突爆发以来，通常要几个月时间一派才能战胜另一派，取得对毗邻地区的控制权。眼下，这个新派系似乎没费一枪一弹，也没有人员伤亡，就占领了整座城市。我必须弄清楚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轻手轻脚地推开门，来到外面。有3个家伙听到开门的“吱吱”声，朝我跑过来。他们面相凶恶，举起手中的鞭子。
其中一人走到近前，问我是否知道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在哪儿。他们全都说带坎大哈艾哈迈德口音的普什图语，比我们在喀布尔讲的普什图语多了些抑扬顿挫的语调。也许他们就属于我们早就有耳闻的塔利班这个新派系。
“我不清楚。”我用普什图语怯懦地说。他们一听我说他们的语言，神情温和了一些。
“你知道法西姆吗”问话的还是那人。
“谁都知道他。”我说。马歇尔法西姆是塔吉克人，马苏德的亲密盟友。
另一个人将其他两人推到身后，抓住我的衣领。他手上的气味难闻极了。
“难道你是法西姆的儿子”他咆哮道。
“不是”我也对他吼道。
“他家在哪儿”他紧紧抓住我的衣领逼问道。我指了指巴格–巴拉，诺伯利亚以西半英里一个凸起的绿树掩映的高坡，那里以前是由蒙古人修建的一个花园。
他还抓着我不放说：“给我们带路。”
我带着他们来到法西姆家所在的那条街上，在街的入口处指给他们他家房子坐落的位置。那个抓着我衣领的家伙放我走了。
我急忙跑回家，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家人。可是除了母亲以外，大家都认为我在胡说。我能以让母亲相信我的方式讲话。
和每次主麻日一样，那天早晨父亲在宾客来时已经非常仔细地刮了胡子，穿上他那条熨烫整齐的裤子和白色短袖衬衫。他决定出来看看我在说什么。
除非我们听到更多的消息，母亲都不希望让父亲出门。不过父亲总是很客观地说：“已经不打仗了。如果有新派系进城的话，我想与他们交朋友。”
半个小时后父亲回来了，一脸愠怒。他脸上有手指印，后背的白衬衫上有鞭痕。
“你这是怎么啦”母亲问道，她的嗓门因为担心而陡然升高。
父亲没回答，径直穿过房间，在墙角的地板上一屁股坐下，头垂到膝盖上，双手抱住大腿。
3个妹妹正在父母睡觉的床上蹦跳、互相掷枕头，她们见状停下来。母亲在父亲前面坐下，让他抬起头：“怎么会这样”
“他们用鞭子抽我，”父亲说。
“为什么”母亲吃惊地问。
“因为我刮了胡子。他们说我是异教徒和**，”父亲难以置信地说，“他们说留胡须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标志。”
“伊斯兰信仰根植于心里，而不是体现在脸上。”母亲庄重地说。
“我告诉他们倘若胡须是伊斯兰教的标志，那山羊就成了穆斯林了，因为它天生一把胡须。”父亲说，神情有点茫然，“他们听我这么说，就鞭打我。”
“他们是些什么人”母亲反感地问。
父亲又把脸埋在膝盖上，母亲亲吻他的头。她示意我们离开，好让她和父亲单独待一会儿。
母亲把一块头巾包在头上，独自出去寻找能对这个新派系增加了解的信息。
一刻钟后她回来了。目光中充满了愤怒，走路一瘸一拐的。
“几个戴大黑头巾、穿破衣烂衫的东西和一个胡子很长的家伙用鞭子抽我的腿。”母亲大叫道。
“为什么”父亲问，一脸愠怒和茫然。他从坐的地方一跃而起，准备和他们拼了。
“因为我没穿布卡8。”母亲说。我们都能看到她身上的鞭痕。
“今天真是见鬼了啊，这些不可思议的人到底从哪儿来的”父亲问道。
我的姐姐妹妹们已经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今天你们谁也别出门。”母亲对她们坚决地说。
“这是些什么人”我姐姐问父亲。
“我也不知道，”他瞅着天花板嘟囔道，“我没机会问他们。”
母亲让姐姐去拿绷带和碘酒，给大腿上的鞭伤消炎。一个妹妹打开收音机，收听主麻日广播剧。今天收音机里传出的是一种奇怪的歌曲。起初我们以为是广播剧里的插曲，可一直听了几个小时都是这种歌曲。从那天开始，之后5年我们没再听到广播剧。
所有歌曲都是用普什图语唱的，没有伴奏，没有舒缓的背景音乐。我们从外面，从一条一条在大街上穿行的车子的扩音器里听到的都是同样的歌曲，音量很大。虽说是歌曲，可是却没有音乐伴奏。
那天我敢肯定，我们亲戚谁也不会来吃午饭的。我也没有食欲。我比平常早早地来到花园，坐在葡萄架下读书，把那些新来的家伙从脑海中赶走。我一坐下，便注意到紧挨花园围墙的地上有什么东西在闪光。我放下书，去看个究竟。在墙边高高的草地上有一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旁边还有几盒子弹。附近还有一只塑料袋，里面有13枚手榴弹。
我没敢碰。我担心也许有导线连着埋在什么地方的地雷。我叫老门卫来看个究竟。
门卫手里拎根辊子，朝我这边慢吞吞地走来。他那脏兮兮的头巾下摆挂在他前脸上。头巾上有他吐的烟油渍。他瞧着地上的武器，吐了口唾沫。
“这准是马苏德手下的，”门卫说，“马苏德昨晚逃出了喀布尔，扎尔曼他老婆告诉我的。”
“可是武器怎么会在这儿”我问。
“那些没有跟随马苏德逃走的手下不得不把武器扔掉。这个新派系说，倘若有人家里私藏武器，他们就把他投入大牢。”门卫说。
他用棍子扒拉一下手榴弹，我见状连忙后退。
“我们必须把这些武器藏起来。”他说。他打开头巾，放在地上摊开。他一点儿也不害怕，将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子弹和手榴弹用头巾包起来，然后挎在有些驼的背上。他背着这些东西穿过花园，走到远端的厕所近前，小心地把它们一件一件放到坑里，然后用铁锹铲土掩埋，直到不露一点痕迹。
我在花园里四处寻找，看看是否还有武器。我又找到一些手榴弹，还有看上去很像黄蝴蝶的地雷、两枚火箭推进榴弹、数百发子弹和6支枪。
我把一支枪藏在裤子里备用。我看过很多次詹姆斯邦德的电影，他经常这么做。现在我14岁了。我清楚自己有男人的责任感。有枪的感觉真不赖。我们把余下的扔进茅厕，上面用草垫子遮盖住。
我继续在花园里溜达，看看是否还有遗漏的其他武器。正当我将几株灌木扒拉到一边之际，有人从街对面越过院墙扔进来两袋手榴弹。
“到底是谁干的难不成把我们的花园当成你家的垃圾场了”我一边喝道，一边爬上墙，想看看那人是谁。
他是个肩膀很宽的大高个，像受惊的狗一样倏地跑开了，试图从我眼前消失。
我冲他背影喊了几声，诅咒他是个懦夫。可他根本不回头，在拐角处闪身不见了。
我打开袋子。每个袋子里有20枚手榴弹。我拎着袋子走到茅厕，一个接一个扔进去，直到全都沉下去。
在一个星期内，越来越多的武器越过我们的院墙飞进来。我们将这些枪、手榴弹、火箭推进榴弹、子弹和蝴蝶形地雷以及以前从未见过的玩意儿搜集起来，简直就是个军火库。我们把它们全都扔进茅厕里。
到那个星期的最后，茅厕里的秽物居然盖不住这些武器了。我们让在城堡里生活的每个人都使用这个茅厕，以便遮盖藏在下面的武器。
一天，我正在方便，低头透过坑口见一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枪管正好对着我的臀部。我本想憋住不尿，却没成功。
起初，一些邻居害怕使用武器茅厕。他们认为这些武器也许会爆炸。不过，我父亲非常善于说服别人。
他说，人们传闻如果塔利班现在我们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了发现任何人家里私藏武器，就会将其投入监狱，鞭打至死。
我们都听说过：“一旦进了他们的监狱，几乎不可能活着出来，除非用一大笔钱买通他们。”我不知道人们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要知道，塔利班占领喀布尔才一个星期。
我们对他们还不甚了解。我们的消息绝大多数都是从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里听到的。里面告诉我们塔利班是如何控制贾拉拉巴德的，这是从开伯尔山口进入巴基斯坦的最后一座城市。从贾拉拉巴德，塔利班朝喀布尔挺进。其他塔利班好战分子已经控制了从坎大哈和西部通往喀布尔的主要公路。还有很多塔利班分子控制了由洛加尔省通往南部的小公路。喀布尔唯一还开放的就是通往北部的公路。
随着这些年内战频发，圣战者组织临时政府变得越来越弱。他们无力进行反击，因为他们都忙于各自为战。听到塔利班已经攻占萨罗比时，他们慌了。这座小城位于贾拉拉巴德和喀布尔中间，靠近扎达德的营地。他们心里清楚，数以千计的塔利班分子会在第二天就出现在喀布尔，而且极尽残忍之能事。
于是，圣战者组织各派系在午夜时分蜂拥至最后那条开放的公路上，慌乱地逃出喀布尔。他们拉着数辆装满枪支和辎重的卡车经过北部的兴都库什山脉，运往位于潘吉什尔的基地，这样塔利班就不会得到这些军火了。但是，这无关紧要。塔利班能从巴基斯坦得到他们需要的全部武器。
当第一支塔利班军队抵达喀布尔时，他们本来以为会短兵相接。然而恰恰相反，他们发现圣战者组织各派系已经走了，街上空无一人。他们困惑地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寂静的城市，但不需要多久，他们就会让我们知道，他们现在是我们的新统治者。
每天我们都听到塔利班的领导人毛拉奥马尔通过伊斯兰法律之声电台颁布的道德促进和邪恶防止委员会的新法令。
第一天：“阿富汗每个男子都要蓄须。”
第二天：“每个年满12岁的女性都要穿蒙面长袍。”
第三天：“禁止放风筝。”
第四天：“不准在家里养鸽子或者打鸟儿。鸽子是神祠和清真寺的圣物。”
第五天：“阿富汗任何地方的人都不得看电影。一经发现有人看电影，将受到监禁6个月的处罚。”
第六天：“每个男子每天要去清真寺做5次礼拜。”
我们能说什么呢。然而大家心里清楚，迟早会有一个新派系取代塔利班，那些清规戒律也都会改变。毕竟这里是阿富汗，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兵。
在广播结束时，伊斯兰法律之声电台台长毛尔维纳扎米说：“我们说的都是正确的，我们会受到拥戴的。”
塔利班占领喀布尔后的几个星期后，我看到有一个塔利班分子将身体从一辆大篷车后面探出来，右手举着喇叭。他高喊道：“我们作为真主的信徒，正把公正带给这座城市和阿富汗其他城市。如果有谁对我们的公正感兴趣的话，今天下午两点青岛喀布尔体育场，亲眼见证我们的公正。”
当时我正好在去学校的路上，便把路上听到有人发布奇怪的通告一事告诉了同学。我说我想去体育场看看塔利班所谓的公正。
有几个同学说他们也想去看个究竟。阿富汗人总是渴望了解新鲜事物。于是我们干脆不上课了，径直横穿喀布尔，挤上了人满为患的公共汽车。
体育场到处都是同我们一样好奇的成年男子和学生。一辆皮卡驶进场地中央。大家见状都很惊讶。在喀布尔，地上难得长草，一个理智的人是不会驾着卡车，即便是一辆轻型皮卡，悍然驶进运动场的。卡车后面有一个喇叭。两个塔利班分子身着黑色宽松衣裤，留着一头长发，头戴白色头巾，站在卡车上。甚至从我们坐的座位也能看清他们眼眶周围涂了黑眼影。塔利班男人要么把头发剪得很短，要么就留到齐肩那么长，但无论怎样，他们都会用头巾或是帽子将头发遮住。
“我们自称为塔利班，意思是真主的学生。我们绝不会做错事。”其中一人在卡车后面用麦克风说道：“我们哪怕一点错误也不会犯。我们做的每件事情都是正确的，我们也因此受到拥戴。我们说的每句话都是对的，因此我们为大家所珍视。”他说这番话时，身体转向各个方向，以便他的致辞能兼顾到体育场的每一部分。
过了一会儿，其他两个塔利班分子将一个人带到场地上，这人的手腕、脚和脖颈都戴着锁链。手持麦克风的那个塔利班分子说，此人是从一家商店偷了一双鞋子的窃贼。
这个塔利班分子的声音渐渐高亢起来，令喇叭发出尖锐的鸣声：“这个家伙从喀布尔一家商店偷了一双鞋。应该处以他截肢。我们对窃贼的公正审判就是处以他截肢罪。如果我们不对窃贼进行公正审判，他们就会像成吉思汗或者英国人那样控制我们这个国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窃国之贼。到那时候，想控制他们已经不可能了。”
他们让小偷站在足球场中央，打开他的手铐。两个塔利班分子举起右臂，重重地敲在桌子上。一位医生给这人右臂注射了麻药，然后这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右臂被人用锯割下。一个塔利班分子举起这人的断肢，朝四周的人群挥舞。这只断臂还在流血，在我们惊恐的目光中，那惨白的手指似乎还在慢慢动弹。被麻醉了的小偷已经昏厥。其他两个塔利班分子用胳膊架着他，将他拖出了足球场。
观众都被这一场面吓呆了。整个体育场顿时陷于一片死寂。以前，我随父亲多次来过这个体育场，尽管现在里面坐着数千人，但我平生第一次经历偌大的体育场的鸦雀无声。
同学们和我不想再待下去了。我们起身离开。其他人也有起身离去的。可是，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塔利班分子用鞭子抽打我们，喝令我们坐下看执行判决。
他们又把另一个人带上来，此人戴着手铐和脚链。
可怕的寂静被塔利班宣告员给打破了。
“这个人4年前杀害了他的邻居，然后逃到伊朗。他返回后被我们抓捕归案。现在，死者的一位家属要朝他的脑袋开枪，你们将见证这一时刻。”
随后，一个塔利班分子递给死者家属一支枪，要他射击。这位亲属举枪射击，击中凶手的头颅。子弹射中他的前额，从脑后穿出。他的身体摇晃了几秒钟才倒在了地上。
最后，宣告员说：“我们在主麻日对两桩案件进行宣判。现在你们可以走了，在下一个主麻日请再度莅临。不需要买票入场。”
我跑出体育场，心里暗下决心永远不再回到这儿来。然而在接下来的几星期里，一个塔利班人员被任命为我们学校的新校长。他命令我们又去了几次体育场，观看塔利班公判大会。我们看到被宣告员称为妓女的女人被投石致死。我们也亲眼目睹了有被指控为同性恋的男子，被处以一堵砖墙压身致死的极刑。后来自从塔利班离开喀布尔以后，我再也没去过那个地方。
在体育场前门，几个塔利班分子向每位行人分发了一张上面印有大号黑体字标题的传单。
公正代表平等
违犯者将被投入监狱。偷窃者处以截肢罪，杀人者处以死刑，同性恋者处以墙倒压身的极刑。
我们将违犯者投入监狱，是给他们一个教训，以便将来没有谁敢违反我们的伊斯兰道德。
偷窃者处以截肢，是为了制止将来有更多的人行窃。
杀人者处以死刑，是为了制止更多的人铤而走险。
卖淫者处以投石致死罪，是为了制止更多的通奸和卖淫行为。
通奸和卖淫会传播艾滋病。处死卖淫者是每个阿富汗人的责任。
对同性恋者有3种处罚：
1将这些人带到最高的建筑物顶部，将他们推下去摔死。
2在某处高墙附近挖一个坑，将这些人扔到里面，然后推倒墙砸在他们身上。如果有人没死，那他就不是罪人，也不是同性恋。墙应该砸在受到指责者身上。
3同性恋者的头发应予剃光，四脚朝天、脸上抹黑灰、绑在驴身上，游街示众。
当心我们还将实施第二类处罚。
我们会因为小过失而鞭打违犯者。如果他们死在皮鞭下，意味着他们违犯的不是小过，只有死才能荡涤这些灵魂。
起草这份宣告的人，一定不懂正确的文法。我们仔细端详这张传单，发现有一个有关塔利班拟订的妇女权利的标题，下面是一个长长的列表，列出了妇女能做和不能做的事情。我和朋友们都读了。我转身对朋友们说：“哇，妇女就是笼中鸟。”这个列表很长。有的规定很怪诞。
塔利班赋予女性的权力都有哪些
父母不能将他们的女儿养在家里。她们一旦成年，父母就得将她们嫁出去。这是我们的忠告。因为我们是真主的信徒，比其他人懂得的更多。
贫穷与寡居的妇女应该得到有血缘关系亲属的经济资助。寡妇应该与公公家的人再婚。
妇女不得擅自离开自己的住处。在紧急情况下，她们外出时不得穿能吸引其他男子注意力的时装，因为她仅属于一个男人她丈夫，或者很快她将成为一个男人丈夫的财产。倘若有哪位妇女一经被发现穿着时髦、紧身和勾引男人眼神的衣服在户外的话，她将被逐出家门，她的兄弟、父亲或者丈夫将受到处罚，并被投入监狱。妇女只可以在家里吸引自己丈夫的注意。妇女对孩子负有教导之责，对丈夫而言则是个帮手。
除非局限于自己家和为了取悦自己的丈夫，否则妇女不得化妆，但男人则可以在家里家外使用眼影粉。
妇女不具备同男人一样的智力，因此她们不可能像男人那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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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他们长得像阿富汗人，但装束很奇怪：长长的白黑相间的头巾，非常长的宽松衫漫过宽松裤，一直到膝盖以下。他们手里拿着鞭子。
他们的眼睛上都涂了眼影粉，留着长长的胡须，没有修剪。这些人脚蹬拖鞋，都不甚合脚，而且连鞋带脚都脏兮兮的。他们中大多数嗅着鼻烟。有些人朝前方的地上大口吐出深褐色的痰，然后用头巾的末端擦一下嘴。
他们谁也不说话，看上去很茫然，就像来自森林或者洞穴，以前从未见过建筑物似的。
我最初以为他们也许是吸血鬼。我知道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吸血鬼，只不过在故事里吓唬孩子罢了。可是，他们不是吸血鬼又是什么人呢
我见周围一个邻居也没有。一个也没有。恐惧感倏地涌上心头。也许邻居们没有和我们打招呼，晚上全都搬走了吧。抑或这些吸血鬼已经把他们吃了，现在正挨家挨户地搜寻，看看里面还有没有活人。
“这不可能。”我宽慰自己，仍然无法确定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自从各派系之间的冲突爆发以来，通常要几个月时间一派才能战胜另一派，取得对毗邻地区的控制权。眼下，这个新派系似乎没费一枪一弹，也没有人员伤亡，就占领了整座城市。我必须弄清楚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轻手轻脚地推开门，来到外面。有3个家伙听到开门的“吱吱”声，朝我跑过来。他们面相凶恶，举起手中的鞭子。
其中一人走到近前，问我是否知道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在哪儿。他们全都说带坎大哈艾哈迈德口音的普什图语，比我们在喀布尔讲的普什图语多了些抑扬顿挫的语调。也许他们就属于我们早就有耳闻的塔利班这个新派系。
“我不清楚。”我用普什图语怯懦地说。他们一听我说他们的语言，神情温和了一些。
“你知道法西姆吗”问话的还是那人。
“谁都知道他。”我说。马歇尔法西姆是塔吉克人，马苏德的亲密盟友。
另一个人将其他两人推到身后，抓住我的衣领。他手上的气味难闻极了。
“难道你是法西姆的儿子”他咆哮道。
“不是”我也对他吼道。
“他家在哪儿”他紧紧抓住我的衣领逼问道。我指了指巴格–巴拉，诺伯利亚以西半英里一个凸起的绿树掩映的高坡，那里以前是由蒙古人修建的一个花园。
他还抓着我不放说：“给我们带路。”
我带着他们来到法西姆家所在的那条街上，在街的入口处指给他们他家房子坐落的位置。那个抓着我衣领的家伙放我走了。
我急忙跑回家，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家人。可是除了母亲以外，大家都认为我在胡说。我能以让母亲相信我的方式讲话。
和每次主麻日一样，那天早晨父亲在宾客来时已经非常仔细地刮了胡子，穿上他那条熨烫整齐的裤子和白色短袖衬衫。他决定出来看看我在说什么。
除非我们听到更多的消息，母亲都不希望让父亲出门。不过父亲总是很客观地说：“已经不打仗了。如果有新派系进城的话，我想与他们交朋友。”
半个小时后父亲回来了，一脸愠怒。他脸上有手指印，后背的白衬衫上有鞭痕。
“你这是怎么啦”母亲问道，她的嗓门因为担心而陡然升高。
父亲没回答，径直穿过房间，在墙角的地板上一屁股坐下，头垂到膝盖上，双手抱住大腿。
3个妹妹正在父母睡觉的床上蹦跳、互相掷枕头，她们见状停下来。母亲在父亲前面坐下，让他抬起头：“怎么会这样”
“他们用鞭子抽我，”父亲说。
“为什么”母亲吃惊地问。
“因为我刮了胡子。他们说我是异教徒和**，”父亲难以置信地说，“他们说留胡须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标志。”
“伊斯兰信仰根植于心里，而不是体现在脸上。”母亲庄重地说。
“我告诉他们倘若胡须是伊斯兰教的标志，那山羊就成了穆斯林了，因为它天生一把胡须。”父亲说，神情有点茫然，“他们听我这么说，就鞭打我。”
“他们是些什么人”母亲反感地问。
父亲又把脸埋在膝盖上，母亲亲吻他的头。她示意我们离开，好让她和父亲单独待一会儿。
母亲把一块头巾包在头上，独自出去寻找能对这个新派系增加了解的信息。
一刻钟后她回来了。目光中充满了愤怒，走路一瘸一拐的。
“几个戴大黑头巾、穿破衣烂衫的东西和一个胡子很长的家伙用鞭子抽我的腿。”母亲大叫道。
“为什么”父亲问，一脸愠怒和茫然。他从坐的地方一跃而起，准备和他们拼了。
“因为我没穿布卡8。”母亲说。我们都能看到她身上的鞭痕。
“今天真是见鬼了啊，这些不可思议的人到底从哪儿来的”父亲问道。
我的姐姐妹妹们已经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今天你们谁也别出门。”母亲对她们坚决地说。
“这是些什么人”我姐姐问父亲。
“我也不知道，”他瞅着天花板嘟囔道，“我没机会问他们。”
母亲让姐姐去拿绷带和碘酒，给大腿上的鞭伤消炎。一个妹妹打开收音机，收听主麻日广播剧。今天收音机里传出的是一种奇怪的歌曲。起初我们以为是广播剧里的插曲，可一直听了几个小时都是这种歌曲。从那天开始，之后5年我们没再听到广播剧。
所有歌曲都是用普什图语唱的，没有伴奏，没有舒缓的背景音乐。我们从外面，从一条一条在大街上穿行的车子的扩音器里听到的都是同样的歌曲，音量很大。虽说是歌曲，可是却没有音乐伴奏。
那天我敢肯定，我们亲戚谁也不会来吃午饭的。我也没有食欲。我比平常早早地来到花园，坐在葡萄架下读书，把那些新来的家伙从脑海中赶走。我一坐下，便注意到紧挨花园围墙的地上有什么东西在闪光。我放下书，去看个究竟。在墙边高高的草地上有一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旁边还有几盒子弹。附近还有一只塑料袋，里面有13枚手榴弹。
我没敢碰。我担心也许有导线连着埋在什么地方的地雷。我叫老门卫来看个究竟。
门卫手里拎根辊子，朝我这边慢吞吞地走来。他那脏兮兮的头巾下摆挂在他前脸上。头巾上有他吐的烟油渍。他瞧着地上的武器，吐了口唾沫。
“这准是马苏德手下的，”门卫说，“马苏德昨晚逃出了喀布尔，扎尔曼他老婆告诉我的。”
“可是武器怎么会在这儿”我问。
“那些没有跟随马苏德逃走的手下不得不把武器扔掉。这个新派系说，倘若有人家里私藏武器，他们就把他投入大牢。”门卫说。
他用棍子扒拉一下手榴弹，我见状连忙后退。
“我们必须把这些武器藏起来。”他说。他打开头巾，放在地上摊开。他一点儿也不害怕，将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子弹和手榴弹用头巾包起来，然后挎在有些驼的背上。他背着这些东西穿过花园，走到远端的厕所近前，小心地把它们一件一件放到坑里，然后用铁锹铲土掩埋，直到不露一点痕迹。
我在花园里四处寻找，看看是否还有武器。我又找到一些手榴弹，还有看上去很像黄蝴蝶的地雷、两枚火箭推进榴弹、数百发子弹和6支枪。
我把一支枪藏在裤子里备用。我看过很多次詹姆斯邦德的电影，他经常这么做。现在我14岁了。我清楚自己有男人的责任感。有枪的感觉真不赖。我们把余下的扔进茅厕，上面用草垫子遮盖住。
我继续在花园里溜达，看看是否还有遗漏的其他武器。正当我将几株灌木扒拉到一边之际，有人从街对面越过院墙扔进来两袋手榴弹。
“到底是谁干的难不成把我们的花园当成你家的垃圾场了”我一边喝道，一边爬上墙，想看看那人是谁。
他是个肩膀很宽的大高个，像受惊的狗一样倏地跑开了，试图从我眼前消失。
我冲他背影喊了几声，诅咒他是个懦夫。可他根本不回头，在拐角处闪身不见了。
我打开袋子。每个袋子里有20枚手榴弹。我拎着袋子走到茅厕，一个接一个扔进去，直到全都沉下去。
在一个星期内，越来越多的武器越过我们的院墙飞进来。我们将这些枪、手榴弹、火箭推进榴弹、子弹和蝴蝶形地雷以及以前从未见过的玩意儿搜集起来，简直就是个军火库。我们把它们全都扔进茅厕里。
到那个星期的最后，茅厕里的秽物居然盖不住这些武器了。我们让在城堡里生活的每个人都使用这个茅厕，以便遮盖藏在下面的武器。
一天，我正在方便，低头透过坑口见一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枪管正好对着我的臀部。我本想憋住不尿，却没成功。
起初，一些邻居害怕使用武器茅厕。他们认为这些武器也许会爆炸。不过，我父亲非常善于说服别人。
他说，人们传闻如果塔利班现在我们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了发现任何人家里私藏武器，就会将其投入监狱，鞭打至死。
我们都听说过：“一旦进了他们的监狱，几乎不可能活着出来，除非用一大笔钱买通他们。”我不知道人们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要知道，塔利班占领喀布尔才一个星期。
我们对他们还不甚了解。我们的消息绝大多数都是从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里听到的。里面告诉我们塔利班是如何控制贾拉拉巴德的，这是从开伯尔山口进入巴基斯坦的最后一座城市。从贾拉拉巴德，塔利班朝喀布尔挺进。其他塔利班好战分子已经控制了从坎大哈和西部通往喀布尔的主要公路。还有很多塔利班分子控制了由洛加尔省通往南部的小公路。喀布尔唯一还开放的就是通往北部的公路。
随着这些年内战频发，圣战者组织临时政府变得越来越弱。他们无力进行反击，因为他们都忙于各自为战。听到塔利班已经攻占萨罗比时，他们慌了。这座小城位于贾拉拉巴德和喀布尔中间，靠近扎达德的营地。他们心里清楚，数以千计的塔利班分子会在第二天就出现在喀布尔，而且极尽残忍之能事。
于是，圣战者组织各派系在午夜时分蜂拥至最后那条开放的公路上，慌乱地逃出喀布尔。他们拉着数辆装满枪支和辎重的卡车经过北部的兴都库什山脉，运往位于潘吉什尔的基地，这样塔利班就不会得到这些军火了。但是，这无关紧要。塔利班能从巴基斯坦得到他们需要的全部武器。
当第一支塔利班军队抵达喀布尔时，他们本来以为会短兵相接。然而恰恰相反，他们发现圣战者组织各派系已经走了，街上空无一人。他们困惑地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寂静的城市，但不需要多久，他们就会让我们知道，他们现在是我们的新统治者。
每天我们都听到塔利班的领导人毛拉奥马尔通过伊斯兰法律之声电台颁布的道德促进和邪恶防止委员会的新法令。
第一天：“阿富汗每个男子都要蓄须。”
第二天：“每个年满12岁的女性都要穿蒙面长袍。”
第三天：“禁止放风筝。”
第四天：“不准在家里养鸽子或者打鸟儿。鸽子是神祠和清真寺的圣物。”
第五天：“阿富汗任何地方的人都不得看电影。一经发现有人看电影，将受到监禁6个月的处罚。”
第六天：“每个男子每天要去清真寺做5次礼拜。”
我们能说什么呢。然而大家心里清楚，迟早会有一个新派系取代塔利班，那些清规戒律也都会改变。毕竟这里是阿富汗，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兵。
在广播结束时，伊斯兰法律之声电台台长毛尔维纳扎米说：“我们说的都是正确的，我们会受到拥戴的。”
塔利班占领喀布尔后的几个星期后，我看到有一个塔利班分子将身体从一辆大篷车后面探出来，右手举着喇叭。他高喊道：“我们作为真主的信徒，正把公正带给这座城市和阿富汗其他城市。如果有谁对我们的公正感兴趣的话，今天下午两点青岛喀布尔体育场，亲眼见证我们的公正。”
当时我正好在去学校的路上，便把路上听到有人发布奇怪的通告一事告诉了同学。我说我想去体育场看看塔利班所谓的公正。
有几个同学说他们也想去看个究竟。阿富汗人总是渴望了解新鲜事物。于是我们干脆不上课了，径直横穿喀布尔，挤上了人满为患的公共汽车。
体育场到处都是同我们一样好奇的成年男子和学生。一辆皮卡驶进场地中央。大家见状都很惊讶。在喀布尔，地上难得长草，一个理智的人是不会驾着卡车，即便是一辆轻型皮卡，悍然驶进运动场的。卡车后面有一个喇叭。两个塔利班分子身着黑色宽松衣裤，留着一头长发，头戴白色头巾，站在卡车上。甚至从我们坐的座位也能看清他们眼眶周围涂了黑眼影。塔利班男人要么把头发剪得很短，要么就留到齐肩那么长，但无论怎样，他们都会用头巾或是帽子将头发遮住。
“我们自称为塔利班，意思是真主的学生。我们绝不会做错事。”其中一人在卡车后面用麦克风说道：“我们哪怕一点错误也不会犯。我们做的每件事情都是正确的，我们也因此受到拥戴。我们说的每句话都是对的，因此我们为大家所珍视。”他说这番话时，身体转向各个方向，以便他的致辞能兼顾到体育场的每一部分。
过了一会儿，其他两个塔利班分子将一个人带到场地上，这人的手腕、脚和脖颈都戴着锁链。手持麦克风的那个塔利班分子说，此人是从一家商店偷了一双鞋子的窃贼。
这个塔利班分子的声音渐渐高亢起来，令喇叭发出尖锐的鸣声：“这个家伙从喀布尔一家商店偷了一双鞋。应该处以他截肢。我们对窃贼的公正审判就是处以他截肢罪。如果我们不对窃贼进行公正审判，他们就会像成吉思汗或者英国人那样控制我们这个国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窃国之贼。到那时候，想控制他们已经不可能了。”
他们让小偷站在足球场中央，打开他的手铐。两个塔利班分子举起右臂，重重地敲在桌子上。一位医生给这人右臂注射了麻药，然后这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右臂被人用锯割下。一个塔利班分子举起这人的断肢，朝四周的人群挥舞。这只断臂还在流血，在我们惊恐的目光中，那惨白的手指似乎还在慢慢动弹。被麻醉了的小偷已经昏厥。其他两个塔利班分子用胳膊架着他，将他拖出了足球场。
观众都被这一场面吓呆了。整个体育场顿时陷于一片死寂。以前，我随父亲多次来过这个体育场，尽管现在里面坐着数千人，但我平生第一次经历偌大的体育场的鸦雀无声。
同学们和我不想再待下去了。我们起身离开。其他人也有起身离去的。可是，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塔利班分子用鞭子抽打我们，喝令我们坐下看执行判决。
他们又把另一个人带上来，此人戴着手铐和脚链。
可怕的寂静被塔利班宣告员给打破了。
“这个人4年前杀害了他的邻居，然后逃到伊朗。他返回后被我们抓捕归案。现在，死者的一位家属要朝他的脑袋开枪，你们将见证这一时刻。”
随后，一个塔利班分子递给死者家属一支枪，要他射击。这位亲属举枪射击，击中凶手的头颅。子弹射中他的前额，从脑后穿出。他的身体摇晃了几秒钟才倒在了地上。
最后，宣告员说：“我们在主麻日对两桩案件进行宣判。现在你们可以走了，在下一个主麻日请再度莅临。不需要买票入场。”
我跑出体育场，心里暗下决心永远不再回到这儿来。然而在接下来的几星期里，一个塔利班人员被任命为我们学校的新校长。他命令我们又去了几次体育场，观看塔利班公判大会。我们看到被宣告员称为妓女的女人被投石致死。我们也亲眼目睹了有被指控为同性恋的男子，被处以一堵砖墙压身致死的极刑。后来自从塔利班离开喀布尔以后，我再也没去过那个地方。
在体育场前门，几个塔利班分子向每位行人分发了一张上面印有大号黑体字标题的传单。
公正代表平等
违犯者将被投入监狱。偷窃者处以截肢罪，杀人者处以死刑，同性恋者处以墙倒压身的极刑。
我们将违犯者投入监狱，是给他们一个教训，以便将来没有谁敢违反我们的伊斯兰道德。
偷窃者处以截肢，是为了制止将来有更多的人行窃。
杀人者处以死刑，是为了制止更多的人铤而走险。
卖淫者处以投石致死罪，是为了制止更多的通奸和卖淫行为。
通奸和卖淫会传播艾滋病。处死卖淫者是每个阿富汗人的责任。
对同性恋者有3种处罚：
1将这些人带到最高的建筑物顶部，将他们推下去摔死。
2在某处高墙附近挖一个坑，将这些人扔到里面，然后推倒墙砸在他们身上。如果有人没死，那他就不是罪人，也不是同性恋。墙应该砸在受到指责者身上。
3同性恋者的头发应予剃光，四脚朝天、脸上抹黑灰、绑在驴身上，游街示众。
当心我们还将实施第二类处罚。
我们会因为小过失而鞭打违犯者。如果他们死在皮鞭下，意味着他们违犯的不是小过，只有死才能荡涤这些灵魂。
起草这份宣告的人，一定不懂正确的文法。我们仔细端详这张传单，发现有一个有关塔利班拟订的妇女权利的标题，下面是一个长长的列表，列出了妇女能做和不能做的事情。我和朋友们都读了。我转身对朋友们说：“哇，妇女就是笼中鸟。”这个列表很长。有的规定很怪诞。
塔利班赋予女性的权力都有哪些
父母不能将他们的女儿养在家里。她们一旦成年，父母就得将她们嫁出去。这是我们的忠告。因为我们是真主的信徒，比其他人懂得的更多。
贫穷与寡居的妇女应该得到有血缘关系亲属的经济资助。寡妇应该与公公家的人再婚。
妇女不得擅自离开自己的住处。在紧急情况下，她们外出时不得穿能吸引其他男子注意力的时装，因为她仅属于一个男人她丈夫，或者很快她将成为一个男人丈夫的财产。倘若有哪位妇女一经被发现穿着时髦、紧身和勾引男人眼神的衣服在户外的话，她将被逐出家门，她的兄弟、父亲或者丈夫将受到处罚，并被投入监狱。妇女只可以在家里吸引自己丈夫的注意。妇女对孩子负有教导之责，对丈夫而言则是个帮手。
除非局限于自己家和为了取悦自己的丈夫，否则妇女不得化妆，但男人则可以在家里家外使用眼影粉。
妇女不具备同男人一样的智力，因此她们不可能像男人那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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