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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视我们时，我们都未做声。
坐在我们前面的那位老人扭脸小声对父亲说，这人是扎达德司令。
扎达德司令脸上坑坑洼洼的，长着非常浓密的眉毛，眼窝深陷，眼睛又大又黑，给人一副全神贯注的印象。他的体重大约只有150磅，在黑皮夹克和宽松裤的映衬下显得更瘦削了。他从我们坐的车上挑了几位男女，其中包括我父亲，让他们下车，然后吩咐司机继续驶往巴基斯坦。惊慌失措的司机开始发动汽车，在他将车开走前的一瞬间，我跳下了车。
扎达德盯着我说：“邀请的人里没有你啊。”
“你让我爸爸下了车，我想和他在一起。”我说。
“那你就跟我们走吧。”他像老朋友似的在我肩头轻轻拍了一下。
我们沿着陡峭的山路走了10分钟，来到他的营地。他手下有200多人，他们全副武装，坐在各自帐篷的阴凉处。有的喝着茶，有的在睡觉，有的正抬眼瞧着我们。
我们被带进一顶朝一侧开着的大帐篷里，然后被吩咐坐下。我们都没敢坐，站在那儿像僵住了一样。在帐篷里面的地上躺着几具尸体。尸体**着，看上去好像被咬死的，遍体鳞伤。
其中有一位姑娘才20出头。她身材娇小，一头凌乱的黄色头发。她面容姣好，在一双长腿的映衬下身材更显纤细。她肩膀很窄，只有6英寸的样子。她前胸较小，但是看样子衣服好像被撕碎了。她的胳膊和腿上留下上上下下的咬痕，尤其是大腿根部。
挨着她的一位死者看上去就像用白石头雕刻的雕像，身上的血仿佛被抽干了。同那位姑娘一样，他似乎更像美国人或者欧洲人，而不是阿富汗人。他的肌肉非常发达，但也是被遍体咬伤。他的喉咙被割破了，腕部和大腿以及膝盖上面也有很长的切口，手上未见瘀伤。看来，他无法抵挡袭击者的拳头。一种完全绝望的恐惧凝固在他脸上，嘴和双眼张得很大。
在他们身旁躺着的其他尸体，身上盖着血迹斑斑的白布。
“你们看到这些人了吧”扎达德说，“他们不把钱交给我，到头来连命带钱都没保住。倘若你们这帮人爱惜自己的生命，就把钱留下，然后你们就可以走了。”
父亲从衣袋里把所有钱都掏了出来，递给扎达德司令。
“你家在哪儿”扎达德问。
“在喀布尔。”父亲不动声色地答道。
“为什么要去巴基斯坦”
“去看看是否能在那里生活。”父亲说。
“你没有妻子和别的孩子吗”扎达德问。
“有。”父亲说。
“他们怎么不随你去”
“现在还不能带他们去巴基斯坦。我在那里没有房子。在我落脚后，我再回去接他们。”父亲一五一十地解释道。
“你准是个富人。我们来做笔交易吧。我放你儿子回家去带更多的钱来，那样你就可以自由了。这交易怎么样”扎达德问道，他的粗眉向上抬起。
“我们没多少钱，仅够我们暂时维持生计。如果我把钱全都给你，我怎么养活我的孩子们”父亲问道。
“不要用提问的方式回答我。”扎达德反击道。
父亲低下头，没有再分辩。
这时，扎达德喊了一声：“狗”我环顾四周，以为他手下会牵着一条用来打仗的狗来。我低头打量尸体身上的咬痕，非常吓人。扎达德为什么唤狗呢
一个人走进帐篷。他长着如同长长的黄犬牙那样的牙齿，一见我们就哈哈大笑起来。
扎达德尖声命令道：“将他捆起来。”
他两名手下从背后抓住父亲，另一个人扒下他的宽松衫，然后又扒下宽松裤。他们用链子将他的手和脚绑在用粗木头做的大架子上，向上拉他的手腕，绑在架子顶端的角环上，父亲的脚被分开锁在底端，看上去就像一张地毯。以前我见过很多次他张开四肢的情景。
父亲动弹不得，所有人的目光都盯在他身上。扎达德命令那个叫“狗”的家伙开始。“狗”张开大嘴，牙齿嵌进父亲的二头肌。
父亲痛得大叫，喊着说他没钱。这次扎达德吩咐那家伙用牙齿将父亲的另一只胳膊叼起来。他的下巴又向父亲逼过来，按照吩咐的那样从地上抬起腿。父亲尖叫着，脸涨得越来越红。
我难以置信地望着这一幕。自打战端开启以来，我经历过那么多事情，血腥残忍的场面难以计数。可是，我绝对想象不到还有这样难以言表的奇事。
长犬牙的这人继续咬父亲，从胳膊、肩膀、大腿，到前胸、腋下、脖颈和臀部。父亲继续高喊，而扎达德在距离20英尺远的地方，漫不经心地坐在椅子上边品着茶，边欣赏着。尽管父亲的叫声尖厉刺耳，可扎达德却无动于衷。
我甚至连气都喘不上来了。我清楚自己正眼巴巴地看着父亲慢慢死去，我心跳骤然加速，想到，“我怎样才能担起对家庭的责任呢我才13岁啊。”
随着父亲开始失去力气，喊叫声慢慢低下来。他紧闭双眼，四肢无力的身体在锁链上悬着。他身上的伤口血流如注。
最后，扎达德吩咐另外两人松开他。他们解开锁链，父亲瘫倒在地上。他们拽着他的手腕，在砾石地面上将他拖了30英尺，他背上的皮肤都被蹭破了。他躺在那儿，不能动弹，不断呻吟。
然后这两个家伙朝我走过来，一把抓住我。他们扯下我身上的衣服，只剩下短裤和脖子上一根系着圣地麦加画像的细链子。他们勒紧锁链，就像勒紧绕在父亲手腕和脚踝上的链子一样。奇怪的是，在他们勒紧锁链，嵌进我的皮肤时，我竟有一种释然之感。自从战争开始以来，从死神魔爪下逃脱的次数难以计数。今天，一切都将结束。
那个长着犬牙的家伙朝我慢慢走过来。他嘴的四周沾着父亲的血，可他面色惨白，好像血管里流的不是自己的血。他走路的样子，仿佛已经没有足够的力气似的。
他第一次张开嘴咬我时，恰似锯或者一种锋利的金属器物渐渐嵌进我的胳膊。疼痛如此剧烈，以至于我开始眼冒金星，周围的一切越来越暗。我的喊声从未这样大过。
“别碰他。”父亲声音嘶哑地吼道。他试图站起身。两个家伙跑过去，阻止他上前。除了脸上，干了的血迹布满他周身。“过来，有本事冲我来”
“不，你儿子的血更新鲜，皮肤更娇嫩。”那家伙小声耳语道，声音低得我几乎听不清。“你的血老了，咬你儿子更好玩。”说罢，他又咬我左腿，这次比之前更狠。随后，我的肩膀和后背也未能幸免。除了嚎叫，我无能为力。
扎达德手下一名士兵走上前。“请停一下，先生。让他们喘口气。”这位士兵说的是普什图语。
“我不听从你发号施令，你在命令我。”扎达德呵斥道。直到现在，他只说达里语。他甚至没正眼瞧士兵一眼，仍旧在盯着我。
“是的，先生。我知道，我只想能睡两个钟头，这些混蛋总这么喊，吵得我睡不着。”这位士兵说。
“喂，我正在兴头上呢，别他妈扫我的兴。”扎达德说。
父亲强撑着从地上爬起来。“你算什么普什图人”他声音嘶哑地朝扎达德啐了一口，用普什图语说道。
“你是普什图人”扎达德吃惊地问。
“当然，我是普什图人。”父亲说。他的声音不比耳语大多少。
“该死的，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扎达德说。他从这段时间一直坐着的椅子上站起身，朝父亲走去，仔细打量他。他审视父亲片刻，然后吩咐手下打开锁我的链子，递给我们衣服。“我可不想折磨我的普什图同胞。”扎达德边回到椅子旁，边轻描淡写地说。
父亲和我勉强穿上衣服。我每动弹一下，长犬牙的家伙咬过的地方就如什么东西撕裂我皮肤般刺痛。我被吓呆了，不知道该做什么。血从伤口处流出，浸透了衣服。那长犬牙的家伙一直凶狠地瞪着我，令他愤恨的是到嘴边的肥肉跑了，对此却无计可施。
“那其他人呢”父亲问。他还不能站直身体，“把他们也放了吧。”
“你们爷俩可以走了。”扎达德说，好像在下命令。
“你不会为钱折磨这些人，是吧你之所以折磨他们，是因为这么做你很享受。”父亲说。
“你要是再多说一个字，我就忘掉你是个普什图人。明白吗走吧，不要再回头。”扎达德吼道。
父亲没再说什么，我们离开那里一步一步痛苦地挪着，沿着陡峭的小道缓缓下行，回到公路上。10分钟后，我们登上一辆从主路驶来的由贾拉拉巴德开往喀布尔的出租车，朝家的方向驶去。
“这是怎么啦”母亲瞧见我们身上的血污，问道。她眼睛睁得很大，嘴巴张着，面色苍白。
“我们被狗咬了。”父亲边拥抱母亲边说。他头一晕，身体倒在母亲身上。
母亲忙喊我帮她搀扶父亲。我们半搀半拖地将父亲弄到床上。我长话短说地将那番遭遇告诉了母亲，因为我也想躺下休息。
母亲跑到外面找来一个邻居，他是晚上也出诊的大夫。
几分钟后，这位医生给父亲注射了能让他完全失去知觉的药物。待麻醉剂起作用后，医生开始清洗伤口处，先用酒精消毒，然后将几种制剂混在一起，轻轻揉按伤处，最后包上纱布。
医生处置完父亲的伤后，我请他检查一下我的伤。我肩膀和胳膊的伤开始发痒，然后灼痛。咬伤的刺孔还在往外渗血，尤其是右臂上最深的伤处。他的处置方式与对父亲的一样。他感到惊奇的是，我竟能忍受疼痛这么久。殊不知，痛苦是我们现在体验生命的方式。
第二天一早我就醒了，情况还是很糟糕。伤口处有红斑点，每块咬伤周围都热得烫手，一抽一抽地痛。我注意到左腿咬伤处向外流脓。所有的伤口都肿得比昨晚大一倍。我一挪动，就觉得像有什么东西在撕裂皮肤。
我们两周后才康复。母亲不让父亲再提去巴基斯塔这茬儿了。她说我们的遭遇是一个坏征兆。她说如果我们在巴基斯坦生活的话，也许比在喀布尔更糟。
“你很迷信，”父亲说。
“是的，”母亲直言不讳地说。她在屋里踱步，就像花园中原先那只豹子那样。父亲望着母亲，过了一会儿说他想喝茶。
她停下脚步盯着他，抬起手指像是指着我或者我的姐妹们。“我不去巴基斯坦，”她坚定地说，“我就待在喀布尔。如果我死了，那是命。就算死也死在自己这片土地上，而不是死在一个陌生国家。”
父亲知道争辩也不会改变她的主意。
她默默地从屋里给他端来茶。
第四部
结束
第17章
塔利班
我们进入等待期。我们说，只要耐心等待，战争是会结束的。只要我们等待，从前的生活还会回来的。只要我们等待，抑或我们会发现一种解脱的方式。只要黄金还在祖父的花园里埋着，那么它就会一直在那里等待我们去享用，正如我们在诺伯利亚苦苦等待一样。
喀布尔的战事暂告平息，诺伯利亚附近的学校重新复课。经过翘首盼望回到学校的这段日子，我现在对它失望至极。学校破败不堪，不像在我们老街坊那些受过教育的家庭支持建起来的建筑那般保存完好。在那里，所有的老师都知道我的名字，也和我家人相熟。他们对我很好，而我则对学到的每种新知识雀跃不已。
在这个新学校里，许多学生来自诸如沙马里、帕尔万和潘吉什尔这样的喀布尔北部乡村。他们说带这些地方口音的达里语，听起来怪怪的。这些家庭中的一些孩子随着圣战者组织来到喀布尔。其中有的喜欢打仗胜于对学习的热爱。达里语中有句老话意思是：“与好人坐在一起，你就会成为善良的人；与坏人为伍，你就会成为恶人。”这些学生并非真正的坏人，但我能列举出他们许多恶习。
然而我还是每天都去上课，主要是因为除此之外无事可做。整整两年来我每天都渴望上学，与那么多同学待在一起。我们都被耽误了，尽管有些同学和我一样在家里由父母来教。在战争中求生，也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
不知为何，我被编入8年级。也许是因为我13岁了，看上去好像就应该上8年级。每天下午我去上4小时的课。刚入6年级的孩子上午来上课，包括我大妹妹。我姐姐到相距不远的女子中学去上学。只要继续停火下去，我们每天都能上学。
大多数老师与学生一样，对阿富汗的生活灰心丧气。老师极力让我们相信，他们教的是对我们而言很重要的知识也许是吧
有时在课堂上，我们谈到圣战者组织的各个派系，诸如哪个派系好，哪个派系坏。最后，我们总结出没有一个是好的。有时，火箭弹还在喀布尔上空呼啸，虽然我们无法肯定是哪个派系发射的。与此同时，我们听说有一个叫塔利班的新派系，正在攫取对南部各个城市的控制权，正慢慢向东部挺进。许多人说他们会围攻喀布尔，将其他派系赶走。我们对塔利班不甚了解，对指挥官和派系什么的很反感。
校长愈发担心我们的处境，他长着一双像火球一般通红的眼睛。每天，他都掌掴那些打架的学生，直到他们当着其他学生的面大哭。他是个蠢货，水龙头坏了，一直向外滴水很可惜，他竟然让我们在水龙头里插一根木棍来修理漏水的水龙头。我们按照他说的做了，结果水喷向我们，大家都成了落汤鸡。然后，他又以我们把自己弄得浑身湿漉漉的而体罚我们。
尽管有人在蓄水池里发现一只死猫，但没人扇他耳光。至少有一星期，我们都在喝浸着死猫的水。
所幸有一个班级用达里语授课，而且还有一位讲授达里语文学的老师。她长得很漂亮，总是乐呵呵的。她帮我第一次弄明白，对一个故事而言有比情节更重要的因素。她告诉我们，通过语言创造的形象能够隐藏其本身的含义。我开始重新阅读家里所有的书籍，像个侦探似的，寻找其隐藏含义。
学校发给我们的教科书里，鲜见有隐藏起来语义的文学作品。有的诗歌和短故事用的是艰涩和富有想象力的词句，有些载有著名诗人和作家小传的历史书也是这样。于是，我们老师选了其他书让我们读，绝大多数是小说。许多男孩子憎恨读书，一读书他们就很生气。但是也有像我们这样的男孩子发现，老师让我们读的每本书都比上一本更好。
我们老师给我们推荐她认为有助于我们理解事物的小说，这些都是在教科书上学不到的。这些小说大多是伊朗作家写的，诸如阿米尔阿希里arashiri、帕尔维兹卡齐赛义德parani和贾瓦德法兹尔jawadfazil。她也推荐了一些西方作家，如马克西姆高尔基、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安东契诃夫杰克伦敦和托马斯曼。罪与罚里描写了太多的艰辛、悲惨和痛苦。我读了开头几页，然后就把书放回书柜原先的地方，告诉自己当我不再在阿富汗生活后，再读这本书。
老师对我们说话时总是轻声细语，但大家都能听明白她的意思。她一进教室，大家马上停止交头接耳。上她的课，没有人像上别的老师的课那样心有旁骛。
那天，她告诉我们，她已经接到在俄罗斯获得的学位证书。她一直盼望在喀布尔大学做教授。可是她有3个儿子，最大的只比我们小4岁。绝大多数时间她不得不待在家里。我认为她做教师不是为了钱，因为她丈夫经营一家电器商店，生意很好。我认为她教书是因为热爱文学。这时，我刚刚明白什么是“文学”，能向同样热爱“文学”的人学习，这种体会让我永难忘记。
随着慢慢长大，我开始留意自己身上以前从未长毛的地方长出了体毛。起初，我害怕由于战争带来的紧张情绪把我变成一只猴子。我记起多年前从教科书上看到的图片。难道战争真的能让人类退化成猴子吗
之后，我又做起那种梦，尤其是有关女人的，既让我兴奋又让我有了自我意识。每当看到杂志上漂亮姑娘的照片，我就有种怪怪的感觉。
如今不似从前了，当时一个阿富汗年轻小伙可以与姑娘约会。自从圣战者组织来了之后，一个年轻男子必须同女朋友完婚后才能在一起。我不想小小年纪就结婚。
相反地，我花了许多时间在健身房里练习举重，按照拳击手的要求来训练。我的胳膊越来越粗壮，胸膛也开始看上去像个男人了。有时，我脱掉衬衣，站在镜子前，见身上肌肉棱角分明，就像书上的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雕像似的。
有一天，我假装自己是阿波罗雕像。我抬起左臂，保持这个姿势两分钟，浑然不知父亲就在门口望着我。直到几个星期后，他还取笑我。他盯着我，然后举起左臂。我不喜欢他取笑我，但我喜欢听到他开心的笑声。
我们吃饭时，父亲讲笑话，可他自己却乐不起来。除了他戴上拳击手套，向我演示如何假装右冲拳，或者用左勾拳回击时，他脸上才露出笑意。他不许任何人提起地毯、走私客或者祖父的老房子。
某一天，我终于觉得在诺伯利亚好像比在我们自己的家生活得更久。其实，仅有4年而已。
1996年9月的一个星期四晚上，我们听到街上有许多小汽车驶过。街上既没有枪声，也没有火箭弹爆炸声。但是，整个喀布尔所有公路不同寻常地彻夜喧嚣。
第二天早晨，同其他星期五主麻日一样，我是这样打算的：晚点与家人一起吃早餐，要是没有哪个派系从山上朝我们射击的话，就去城堡前面的公路上看邻居的孩子踢足球。之后，在与祖父或者跟他一起来的哪位叔叔一同吃午餐前，我先回家听一会儿广播剧。整个下午他们坐着聊天喝茶，我则去花园坐在葡萄架下听着燕子叽叽喳喳的叫声，读一本伊朗小说。
可是主麻日那天当我走近大门口时，却没听到外面传来踢足球的吵闹声。周围一片寂静。
我们在诺伯利亚的家前面锈迹斑斑的铁门布满了像漏勺似的小洞，5年前曾有一枚火箭弹落在门前。那枚火箭弹也炸死了一个小男孩，当时他正从附近的杂草堆取草料喂驴。我们没有钱来换新门，就那么凑合用着。
我透过门上一个洞向外张望，看看为什么没人在大门和以前的英国使馆院墙之间肮脏的宽阔马路上踢足球，这条马路已然成了宽敞的运动场地。然而，没有一个人踢球。恰恰相反，我瞧见有一些陌生男人在那儿。以前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即使是在梦中，或是在电影里或者哪本小说和历史书上都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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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视我们时，我们都未做声。
坐在我们前面的那位老人扭脸小声对父亲说，这人是扎达德司令。
扎达德司令脸上坑坑洼洼的，长着非常浓密的眉毛，眼窝深陷，眼睛又大又黑，给人一副全神贯注的印象。他的体重大约只有150磅，在黑皮夹克和宽松裤的映衬下显得更瘦削了。他从我们坐的车上挑了几位男女，其中包括我父亲，让他们下车，然后吩咐司机继续驶往巴基斯坦。惊慌失措的司机开始发动汽车，在他将车开走前的一瞬间，我跳下了车。
扎达德盯着我说：“邀请的人里没有你啊。”
“你让我爸爸下了车，我想和他在一起。”我说。
“那你就跟我们走吧。”他像老朋友似的在我肩头轻轻拍了一下。
我们沿着陡峭的山路走了10分钟，来到他的营地。他手下有200多人，他们全副武装，坐在各自帐篷的阴凉处。有的喝着茶，有的在睡觉，有的正抬眼瞧着我们。
我们被带进一顶朝一侧开着的大帐篷里，然后被吩咐坐下。我们都没敢坐，站在那儿像僵住了一样。在帐篷里面的地上躺着几具尸体。尸体**着，看上去好像被咬死的，遍体鳞伤。
其中有一位姑娘才20出头。她身材娇小，一头凌乱的黄色头发。她面容姣好，在一双长腿的映衬下身材更显纤细。她肩膀很窄，只有6英寸的样子。她前胸较小，但是看样子衣服好像被撕碎了。她的胳膊和腿上留下上上下下的咬痕，尤其是大腿根部。
挨着她的一位死者看上去就像用白石头雕刻的雕像，身上的血仿佛被抽干了。同那位姑娘一样，他似乎更像美国人或者欧洲人，而不是阿富汗人。他的肌肉非常发达，但也是被遍体咬伤。他的喉咙被割破了，腕部和大腿以及膝盖上面也有很长的切口，手上未见瘀伤。看来，他无法抵挡袭击者的拳头。一种完全绝望的恐惧凝固在他脸上，嘴和双眼张得很大。
在他们身旁躺着的其他尸体，身上盖着血迹斑斑的白布。
“你们看到这些人了吧”扎达德说，“他们不把钱交给我，到头来连命带钱都没保住。倘若你们这帮人爱惜自己的生命，就把钱留下，然后你们就可以走了。”
父亲从衣袋里把所有钱都掏了出来，递给扎达德司令。
“你家在哪儿”扎达德问。
“在喀布尔。”父亲不动声色地答道。
“为什么要去巴基斯坦”
“去看看是否能在那里生活。”父亲说。
“你没有妻子和别的孩子吗”扎达德问。
“有。”父亲说。
“他们怎么不随你去”
“现在还不能带他们去巴基斯坦。我在那里没有房子。在我落脚后，我再回去接他们。”父亲一五一十地解释道。
“你准是个富人。我们来做笔交易吧。我放你儿子回家去带更多的钱来，那样你就可以自由了。这交易怎么样”扎达德问道，他的粗眉向上抬起。
“我们没多少钱，仅够我们暂时维持生计。如果我把钱全都给你，我怎么养活我的孩子们”父亲问道。
“不要用提问的方式回答我。”扎达德反击道。
父亲低下头，没有再分辩。
这时，扎达德喊了一声：“狗”我环顾四周，以为他手下会牵着一条用来打仗的狗来。我低头打量尸体身上的咬痕，非常吓人。扎达德为什么唤狗呢
一个人走进帐篷。他长着如同长长的黄犬牙那样的牙齿，一见我们就哈哈大笑起来。
扎达德尖声命令道：“将他捆起来。”
他两名手下从背后抓住父亲，另一个人扒下他的宽松衫，然后又扒下宽松裤。他们用链子将他的手和脚绑在用粗木头做的大架子上，向上拉他的手腕，绑在架子顶端的角环上，父亲的脚被分开锁在底端，看上去就像一张地毯。以前我见过很多次他张开四肢的情景。
父亲动弹不得，所有人的目光都盯在他身上。扎达德命令那个叫“狗”的家伙开始。“狗”张开大嘴，牙齿嵌进父亲的二头肌。
父亲痛得大叫，喊着说他没钱。这次扎达德吩咐那家伙用牙齿将父亲的另一只胳膊叼起来。他的下巴又向父亲逼过来，按照吩咐的那样从地上抬起腿。父亲尖叫着，脸涨得越来越红。
我难以置信地望着这一幕。自打战端开启以来，我经历过那么多事情，血腥残忍的场面难以计数。可是，我绝对想象不到还有这样难以言表的奇事。
长犬牙的这人继续咬父亲，从胳膊、肩膀、大腿，到前胸、腋下、脖颈和臀部。父亲继续高喊，而扎达德在距离20英尺远的地方，漫不经心地坐在椅子上边品着茶，边欣赏着。尽管父亲的叫声尖厉刺耳，可扎达德却无动于衷。
我甚至连气都喘不上来了。我清楚自己正眼巴巴地看着父亲慢慢死去，我心跳骤然加速，想到，“我怎样才能担起对家庭的责任呢我才13岁啊。”
随着父亲开始失去力气，喊叫声慢慢低下来。他紧闭双眼，四肢无力的身体在锁链上悬着。他身上的伤口血流如注。
最后，扎达德吩咐另外两人松开他。他们解开锁链，父亲瘫倒在地上。他们拽着他的手腕，在砾石地面上将他拖了30英尺，他背上的皮肤都被蹭破了。他躺在那儿，不能动弹，不断呻吟。
然后这两个家伙朝我走过来，一把抓住我。他们扯下我身上的衣服，只剩下短裤和脖子上一根系着圣地麦加画像的细链子。他们勒紧锁链，就像勒紧绕在父亲手腕和脚踝上的链子一样。奇怪的是，在他们勒紧锁链，嵌进我的皮肤时，我竟有一种释然之感。自从战争开始以来，从死神魔爪下逃脱的次数难以计数。今天，一切都将结束。
那个长着犬牙的家伙朝我慢慢走过来。他嘴的四周沾着父亲的血，可他面色惨白，好像血管里流的不是自己的血。他走路的样子，仿佛已经没有足够的力气似的。
他第一次张开嘴咬我时，恰似锯或者一种锋利的金属器物渐渐嵌进我的胳膊。疼痛如此剧烈，以至于我开始眼冒金星，周围的一切越来越暗。我的喊声从未这样大过。
“别碰他。”父亲声音嘶哑地吼道。他试图站起身。两个家伙跑过去，阻止他上前。除了脸上，干了的血迹布满他周身。“过来，有本事冲我来”
“不，你儿子的血更新鲜，皮肤更娇嫩。”那家伙小声耳语道，声音低得我几乎听不清。“你的血老了，咬你儿子更好玩。”说罢，他又咬我左腿，这次比之前更狠。随后，我的肩膀和后背也未能幸免。除了嚎叫，我无能为力。
扎达德手下一名士兵走上前。“请停一下，先生。让他们喘口气。”这位士兵说的是普什图语。
“我不听从你发号施令，你在命令我。”扎达德呵斥道。直到现在，他只说达里语。他甚至没正眼瞧士兵一眼，仍旧在盯着我。
“是的，先生。我知道，我只想能睡两个钟头，这些混蛋总这么喊，吵得我睡不着。”这位士兵说。
“喂，我正在兴头上呢，别他妈扫我的兴。”扎达德说。
父亲强撑着从地上爬起来。“你算什么普什图人”他声音嘶哑地朝扎达德啐了一口，用普什图语说道。
“你是普什图人”扎达德吃惊地问。
“当然，我是普什图人。”父亲说。他的声音不比耳语大多少。
“该死的，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扎达德说。他从这段时间一直坐着的椅子上站起身，朝父亲走去，仔细打量他。他审视父亲片刻，然后吩咐手下打开锁我的链子，递给我们衣服。“我可不想折磨我的普什图同胞。”扎达德边回到椅子旁，边轻描淡写地说。
父亲和我勉强穿上衣服。我每动弹一下，长犬牙的家伙咬过的地方就如什么东西撕裂我皮肤般刺痛。我被吓呆了，不知道该做什么。血从伤口处流出，浸透了衣服。那长犬牙的家伙一直凶狠地瞪着我，令他愤恨的是到嘴边的肥肉跑了，对此却无计可施。
“那其他人呢”父亲问。他还不能站直身体，“把他们也放了吧。”
“你们爷俩可以走了。”扎达德说，好像在下命令。
“你不会为钱折磨这些人，是吧你之所以折磨他们，是因为这么做你很享受。”父亲说。
“你要是再多说一个字，我就忘掉你是个普什图人。明白吗走吧，不要再回头。”扎达德吼道。
父亲没再说什么，我们离开那里一步一步痛苦地挪着，沿着陡峭的小道缓缓下行，回到公路上。10分钟后，我们登上一辆从主路驶来的由贾拉拉巴德开往喀布尔的出租车，朝家的方向驶去。
“这是怎么啦”母亲瞧见我们身上的血污，问道。她眼睛睁得很大，嘴巴张着，面色苍白。
“我们被狗咬了。”父亲边拥抱母亲边说。他头一晕，身体倒在母亲身上。
母亲忙喊我帮她搀扶父亲。我们半搀半拖地将父亲弄到床上。我长话短说地将那番遭遇告诉了母亲，因为我也想躺下休息。
母亲跑到外面找来一个邻居，他是晚上也出诊的大夫。
几分钟后，这位医生给父亲注射了能让他完全失去知觉的药物。待麻醉剂起作用后，医生开始清洗伤口处，先用酒精消毒，然后将几种制剂混在一起，轻轻揉按伤处，最后包上纱布。
医生处置完父亲的伤后，我请他检查一下我的伤。我肩膀和胳膊的伤开始发痒，然后灼痛。咬伤的刺孔还在往外渗血，尤其是右臂上最深的伤处。他的处置方式与对父亲的一样。他感到惊奇的是，我竟能忍受疼痛这么久。殊不知，痛苦是我们现在体验生命的方式。
第二天一早我就醒了，情况还是很糟糕。伤口处有红斑点，每块咬伤周围都热得烫手，一抽一抽地痛。我注意到左腿咬伤处向外流脓。所有的伤口都肿得比昨晚大一倍。我一挪动，就觉得像有什么东西在撕裂皮肤。
我们两周后才康复。母亲不让父亲再提去巴基斯塔这茬儿了。她说我们的遭遇是一个坏征兆。她说如果我们在巴基斯坦生活的话，也许比在喀布尔更糟。
“你很迷信，”父亲说。
“是的，”母亲直言不讳地说。她在屋里踱步，就像花园中原先那只豹子那样。父亲望着母亲，过了一会儿说他想喝茶。
她停下脚步盯着他，抬起手指像是指着我或者我的姐妹们。“我不去巴基斯坦，”她坚定地说，“我就待在喀布尔。如果我死了，那是命。就算死也死在自己这片土地上，而不是死在一个陌生国家。”
父亲知道争辩也不会改变她的主意。
她默默地从屋里给他端来茶。
第四部
结束
第17章
塔利班
我们进入等待期。我们说，只要耐心等待，战争是会结束的。只要我们等待，从前的生活还会回来的。只要我们等待，抑或我们会发现一种解脱的方式。只要黄金还在祖父的花园里埋着，那么它就会一直在那里等待我们去享用，正如我们在诺伯利亚苦苦等待一样。
喀布尔的战事暂告平息，诺伯利亚附近的学校重新复课。经过翘首盼望回到学校的这段日子，我现在对它失望至极。学校破败不堪，不像在我们老街坊那些受过教育的家庭支持建起来的建筑那般保存完好。在那里，所有的老师都知道我的名字，也和我家人相熟。他们对我很好，而我则对学到的每种新知识雀跃不已。
在这个新学校里，许多学生来自诸如沙马里、帕尔万和潘吉什尔这样的喀布尔北部乡村。他们说带这些地方口音的达里语，听起来怪怪的。这些家庭中的一些孩子随着圣战者组织来到喀布尔。其中有的喜欢打仗胜于对学习的热爱。达里语中有句老话意思是：“与好人坐在一起，你就会成为善良的人；与坏人为伍，你就会成为恶人。”这些学生并非真正的坏人，但我能列举出他们许多恶习。
然而我还是每天都去上课，主要是因为除此之外无事可做。整整两年来我每天都渴望上学，与那么多同学待在一起。我们都被耽误了，尽管有些同学和我一样在家里由父母来教。在战争中求生，也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
不知为何，我被编入8年级。也许是因为我13岁了，看上去好像就应该上8年级。每天下午我去上4小时的课。刚入6年级的孩子上午来上课，包括我大妹妹。我姐姐到相距不远的女子中学去上学。只要继续停火下去，我们每天都能上学。
大多数老师与学生一样，对阿富汗的生活灰心丧气。老师极力让我们相信，他们教的是对我们而言很重要的知识也许是吧
有时在课堂上，我们谈到圣战者组织的各个派系，诸如哪个派系好，哪个派系坏。最后，我们总结出没有一个是好的。有时，火箭弹还在喀布尔上空呼啸，虽然我们无法肯定是哪个派系发射的。与此同时，我们听说有一个叫塔利班的新派系，正在攫取对南部各个城市的控制权，正慢慢向东部挺进。许多人说他们会围攻喀布尔，将其他派系赶走。我们对塔利班不甚了解，对指挥官和派系什么的很反感。
校长愈发担心我们的处境，他长着一双像火球一般通红的眼睛。每天，他都掌掴那些打架的学生，直到他们当着其他学生的面大哭。他是个蠢货，水龙头坏了，一直向外滴水很可惜，他竟然让我们在水龙头里插一根木棍来修理漏水的水龙头。我们按照他说的做了，结果水喷向我们，大家都成了落汤鸡。然后，他又以我们把自己弄得浑身湿漉漉的而体罚我们。
尽管有人在蓄水池里发现一只死猫，但没人扇他耳光。至少有一星期，我们都在喝浸着死猫的水。
所幸有一个班级用达里语授课，而且还有一位讲授达里语文学的老师。她长得很漂亮，总是乐呵呵的。她帮我第一次弄明白，对一个故事而言有比情节更重要的因素。她告诉我们，通过语言创造的形象能够隐藏其本身的含义。我开始重新阅读家里所有的书籍，像个侦探似的，寻找其隐藏含义。
学校发给我们的教科书里，鲜见有隐藏起来语义的文学作品。有的诗歌和短故事用的是艰涩和富有想象力的词句，有些载有著名诗人和作家小传的历史书也是这样。于是，我们老师选了其他书让我们读，绝大多数是小说。许多男孩子憎恨读书，一读书他们就很生气。但是也有像我们这样的男孩子发现，老师让我们读的每本书都比上一本更好。
我们老师给我们推荐她认为有助于我们理解事物的小说，这些都是在教科书上学不到的。这些小说大多是伊朗作家写的，诸如阿米尔阿希里arashiri、帕尔维兹卡齐赛义德parani和贾瓦德法兹尔jawadfazil。她也推荐了一些西方作家，如马克西姆高尔基、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安东契诃夫杰克伦敦和托马斯曼。罪与罚里描写了太多的艰辛、悲惨和痛苦。我读了开头几页，然后就把书放回书柜原先的地方，告诉自己当我不再在阿富汗生活后，再读这本书。
老师对我们说话时总是轻声细语，但大家都能听明白她的意思。她一进教室，大家马上停止交头接耳。上她的课，没有人像上别的老师的课那样心有旁骛。
那天，她告诉我们，她已经接到在俄罗斯获得的学位证书。她一直盼望在喀布尔大学做教授。可是她有3个儿子，最大的只比我们小4岁。绝大多数时间她不得不待在家里。我认为她做教师不是为了钱，因为她丈夫经营一家电器商店，生意很好。我认为她教书是因为热爱文学。这时，我刚刚明白什么是“文学”，能向同样热爱“文学”的人学习，这种体会让我永难忘记。
随着慢慢长大，我开始留意自己身上以前从未长毛的地方长出了体毛。起初，我害怕由于战争带来的紧张情绪把我变成一只猴子。我记起多年前从教科书上看到的图片。难道战争真的能让人类退化成猴子吗
之后，我又做起那种梦，尤其是有关女人的，既让我兴奋又让我有了自我意识。每当看到杂志上漂亮姑娘的照片，我就有种怪怪的感觉。
如今不似从前了，当时一个阿富汗年轻小伙可以与姑娘约会。自从圣战者组织来了之后，一个年轻男子必须同女朋友完婚后才能在一起。我不想小小年纪就结婚。
相反地，我花了许多时间在健身房里练习举重，按照拳击手的要求来训练。我的胳膊越来越粗壮，胸膛也开始看上去像个男人了。有时，我脱掉衬衣，站在镜子前，见身上肌肉棱角分明，就像书上的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雕像似的。
有一天，我假装自己是阿波罗雕像。我抬起左臂，保持这个姿势两分钟，浑然不知父亲就在门口望着我。直到几个星期后，他还取笑我。他盯着我，然后举起左臂。我不喜欢他取笑我，但我喜欢听到他开心的笑声。
我们吃饭时，父亲讲笑话，可他自己却乐不起来。除了他戴上拳击手套，向我演示如何假装右冲拳，或者用左勾拳回击时，他脸上才露出笑意。他不许任何人提起地毯、走私客或者祖父的老房子。
某一天，我终于觉得在诺伯利亚好像比在我们自己的家生活得更久。其实，仅有4年而已。
1996年9月的一个星期四晚上，我们听到街上有许多小汽车驶过。街上既没有枪声，也没有火箭弹爆炸声。但是，整个喀布尔所有公路不同寻常地彻夜喧嚣。
第二天早晨，同其他星期五主麻日一样，我是这样打算的：晚点与家人一起吃早餐，要是没有哪个派系从山上朝我们射击的话，就去城堡前面的公路上看邻居的孩子踢足球。之后，在与祖父或者跟他一起来的哪位叔叔一同吃午餐前，我先回家听一会儿广播剧。整个下午他们坐着聊天喝茶，我则去花园坐在葡萄架下听着燕子叽叽喳喳的叫声，读一本伊朗小说。
可是主麻日那天当我走近大门口时，却没听到外面传来踢足球的吵闹声。周围一片寂静。
我们在诺伯利亚的家前面锈迹斑斑的铁门布满了像漏勺似的小洞，5年前曾有一枚火箭弹落在门前。那枚火箭弹也炸死了一个小男孩，当时他正从附近的杂草堆取草料喂驴。我们没有钱来换新门，就那么凑合用着。
我透过门上一个洞向外张望，看看为什么没人在大门和以前的英国使馆院墙之间肮脏的宽阔马路上踢足球，这条马路已然成了宽敞的运动场地。然而，没有一个人踢球。恰恰相反，我瞧见有一些陌生男人在那儿。以前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即使是在梦中，或是在电影里或者哪本小说和历史书上都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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