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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祖父想尽快离开。
“你似乎是个本性良善的人，”祖父说，“真是你杀了那些脑袋丢在深坑里的人吗”他的话音非常平和，就像与自己的一个儿子说话一样。
“大叔，我不再是个好人了。我是个杀人狂。以前我是个好人，但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怎么回事”祖父问。
“以前我也在哈比比亚中学读书来着。在班上，我的成绩一直最好。我准备进大学深造。这事儿你可以问我的老师，就是你儿子马勒姆阿卜杜尔巴希尔。我也是学校体育馆最棒的拳击手之一。可是，这场战争把我生活中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摧毁了，夺走了我的一切。”说着，他长叹一声，凝望着远处的高山。
“遭遇不幸的不光是你，”祖父说，“每个阿富汗人都惨遭不幸。”
“不，不是这样。多少世纪以来，我们哈扎拉人在这个国家都被当作奴隶对待。普什图人和其他部落始终把我们当成局外人，对待我们就像对狗一样呼来唤去的。几个月前，我一位表兄弟被抓去了。那些人往他屁股里插了一根空气软管，就是你们做轮胎用的那种。他们朝管子里打气，直到他身体爆开为止。你知道这是谁干的吗是古尔布丁赫克马蒂亚尔。他是谁一个憎恨哈扎拉人的普什图人。不久，我一位兄弟的脑袋被马苏德的一位指挥官用锤子进一枚钉子。在他嗷嗷尖叫时，他们却哈哈大笑。你知道马苏德是什么人他是一个憎恨哈扎拉人的潘吉什里人。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瞧不起我们。我们对这个国家做什么了，要被如此对待我向您保证没有人会任命像我这样的哈扎拉人在这个政府里担任要职的。”说着，他的脸因为气愤而变得越来越红。
“可是你的所作所为也没什么两样。你不能以牙还牙啊。”祖父说。
“我想复仇。”他说这几个字时几乎是一字一顿地。他的嗓门越来越高，声音越来越大。“我想复仇我所有家人都被古尔布丁、马苏德和萨亚夫杀死了。他们的指挥官在杀害我母亲和姐妹之前，先奸污了她们。你想知道我是怎么知道这事儿的吗他们让我在一边目睹她们被奸污和杀害我的一个妹妹只有7岁啊我是家里唯一幸存下来的人，我清楚自己迟早也会被杀。可是在我死之前，我要尽可能地多杀一些他们的人。我会抢夺洗劫他们，强奸和谋杀无一不做。”他的声音更大了。
“这可不是解决问题的明智方式。”祖父说。
“我认为，就属这种方式最明智了。其他部落应该将哈扎拉人当成阿富汗人的一分子。如果他们认为可以对我们无所不用其极的话，我们也会对他们坏事做绝。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容忍得太多，也太久了。现在，我们忍无可忍了。”
祖父不再说什么，这位指挥官也陷入沉默。他仰望着那座高山。而祖父则盯着这幢房子。指挥官打破沉默：“你今天不能去看自己的家，我很抱歉。”
“谢谢你。”祖父说。
我们在街角处徘徊，我不自觉地瞥了一眼好朋友穆罕默德阿里的家，以前每当走到街角总要望一眼。他住在我家街对面那幢漂亮的房子里，可现在却人去房空。他与瓦基勒同龄，在学校是形影不离的朋友。他是我们几位哈扎拉人邻居中的一个。他曾教我骑自行车，而且非常擅长放风筝。我想知道现在穆罕默德阿里在哪儿。他的许多亲戚都去了德国。他安全抵达那儿与他们会合了吗或者憎恨哈扎拉人的军阀对他和他家人做什么可怕的事情了吗
“沿着来的路上，我可以开车把你们送到半道。”指挥官提议道。
祖父点点头。这位指挥官走在我们前面，我们跟着他来到一辆停在路旁的苏式吉普车那儿。指挥官爬到车里，我们也上了车。待我们上车后，他驱车载我们驶过那个黄色谷仓，我们一小时前刚从那里经过，真是恍如隔世。他把车停在公交车站附近，自打开战以来这里就再也没停过公交车。他走下车：“我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这里是哈扎拉和潘吉什里之间的前线。如果我越过前线，他们准会杀了我。”他说。
我们爬出吉普车，他也跳下车。他踱到我们那一侧，弯腰在我脸颊上吻了一下，敦促我转达他对我父亲的问候。他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我们。他的口气很难闻，我又差点儿呕吐。他再次亲吻祖父的手以示敬意。当我们都走远了，他还站在那里目送我们。
我们进家门时，母亲正在做晚饭。她一见我，马上跑过来亲吻我的面颊。她手上散发出洋葱味，对我而言，这种香味代表了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
她一个劲问我家里房子怎么样了，但我不能说真话。我脑海里涌现出的是成堆的人脑壳，还有狗。祖父一言未发，进了自己的房间。叔叔和婶婶们赶紧开始聚拢过来，打听祖父究竟看到什么了。堂兄弟们站在门外盯着我看，但没说什么，他们在等我向他们吐露只言片语。
母亲坚持要我告诉她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没说话，反而开始痛哭起来，控制不住地啜泣。母亲见状也哭了，可不知道我究竟是怎么了。妹妹们也轻声哭泣，只有大姐没有哭，双眸透出顽皮的神色。
母亲摇晃着我的肩膀，足有1分钟，然后将我揽入怀中。“到底怎么了”她坚定地问我。我的哭声更大了，真想一泄心中的悲愤。
我不记得自己是何时止住哭声的，但记得在母亲将我的脑袋揽在胸前，轻轻抚摸我的后背时，我才进入梦乡，当时姐姐冲我直笑。我知道她为什么冲我笑。她打算在我的余生都用“泉眼”来取笑我呢。
翌日我醒来后，对自己在众人面前哭泣觉得羞愧难当，以至于不想见任何人。我竭力不去看别人的眼睛，可大家都很和蔼，包括姐姐。现在，想必他们都已经弄清楚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来到祖父的房间，他在看书呢。他冲我微微一笑，继续埋头阅读。我就坐在他伸开的脚前，自己选了一本书。我看了好久，可是无法专心。
过了一会儿，祖父从紧挨着他的盘子里拿起一个苹果，边用刀削皮，边讲了几则小笑话。他切了几片递给我，说了几件无关紧要的事儿。他绝口不提昨天的事。我们吃了两个苹果，他才开口道：“很好，戈尔巴乔夫，你该出去玩了，我要写东西。”
“戈尔巴乔夫”是他给我起的绰号，尽管我从来也不清楚他为什么给我起这么个绰号。
这时，我感觉好多了。我爬上房顶，瓦基勒已经在上面放起风筝了，“笨蛋”紧握着线轴。瓦基勒一见我，马上从“笨蛋”手里抢过线轴递给我，告诉我说要好好干，因为他正与别人比赛呢。
置身于那些爱我的人当中，我感到从前一天开始一直折磨我的痛苦开始减轻，至少暂时得到了缓解。
第6章
“俘虏”
如今，一切都不同了。如今，我们清楚我们有家不能回。如今，我们明白战争不会很快结束。如今，我的父亲和叔叔更公开地讨论如何离开这个国家。祖父听他们七嘴八舌地议论，但不置一词。
屈指算来，我们在恰拉–诺伯利亚已经整整一年，比我们当中任何人预料的都更久。哈吉努尔谢尔离开后，其他一些人也躲进城堡，这些人要么是哈吉努尔谢尔的远房亲戚，要么是与他要好的朋友。此举使我们愈发觉得自己并不是在自己家里生活。尽管在诺伯利亚我们有许多房间可供支配和使用，但没有一个阿富汗人对住在别人的家里心安理得。
新学年在立春后第二天开学，但两个星期后就结束了。当时校长听英国广播公司一则新闻报道说，圣战者组织的一个派系当天下午要对我们相邻地区发起攻击。我们被打发回家了。
校长告诫我们要收听广播电台。“一旦广播电台宣布学校又开始复课，”他说，“你们必须回来上课。”一些同学非常高兴，因为他们不喜欢上学。我对此感到很奇怪。我在那座老学校里度过了那么多愉快的时光。这些新同学到底喜欢些什么我经常扪心自问。
本来我们以为学校只会停几天课的。但是，我们再回学校上课已经是两年以后的事了。
两个星期后，当时学校还没有复课，我们的家长开始教我们。这可不太好玩。没有了竞争气氛和赶超的对象，我是无法赶上姐姐的。我要学的课程她全都学过，因为她比我高两个年级。
经常是父亲来教我们。他非常严厉。在学校有时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我们还在底下嬉闹。在家里父亲教我时，这种事情就不可能出现了。除了天文学外，我开始对其他学科全都丧失了兴趣，那时学校不开天文课。我阅读课本的次数多了一倍。晚上，我盯着天空一看就是几个钟头，满脑子奇思怪想。但是，父亲更看重数学，他越给我压力，我越兴味索然。
瓦基勒和其他高年级的堂兄们经常看小说和杂志，或者与能引起他们兴趣的学科有关的书籍。我有点儿妒忌他们。没有人向他们施加学习那些令人厌烦的学科的压力。瓦基勒一连几个钟头埋头读诗歌，能大段大段地默诵哈菲兹hafiz的诗歌，哈菲兹是他最喜欢的诗人。
至于孩子们，我们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每天吃完早饭，我们就去花园，与还在那里生活的动物们玩耍，或者摇树枝玩。在附近的孩子们中间，我们又交了很多新朋友。吃完午餐我们就一起放风筝。城堡的屋顶比我们家的屋顶要高，只要风筝线足够长，我们几乎就能让风筝飞得很高，高过将我们与家隔开的有两座山峰的山。瓦基勒把附近其他所有风筝都给“切”了，可我们街坊谁也不知道是他干的。出于某些原因，他们认为那人是我。很快，我的大名就传开了，大伙儿都称我为“风筝切手卡伊斯”。
听到他们这么说，瓦基勒只是冲我微笑。他的这一举动令我觉得自己有点渺小。何况，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人，切他们风筝的是瓦基勒。瓦基勒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可一涉及风筝，我们就成了竞争激烈的对手。
不久，一些怪事开始光顾我的风筝。我会放得非常高，找人来切。通常，一旦一个孩子把风筝放得很高，其他孩子很快就会让自己的风筝急速升高，向他发起挑战。不过，就在其他风筝有机会在高空一显身手时，我的风筝突然像脱缰的野马，好像有人已经把它“切”了似的。每当这时，瓦基勒总要跑过来看个究竟。
“你切了自己的风筝”他问道，笑得前仰后合。
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只是耸耸肩。
大约两天后，同样的一幕又出现了。我告诉自己，想必风太大直刮到风筝飞到的高处，也许把放风筝的线给刮断了。以前可从未发生过这种事情。我还期望有一个解释呢。
下个星期这事儿又发生了。之后接连5次，非常诡异蹊跷。现在，附近的孩子们全都嘲笑我，叫我为“专切自己风筝的卡伊斯”。
在诺伯利亚，我们不像住在祖父老房子那样经常在一起吃饭，这里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容纳下所有人。有时，我们还是挤在两间相通的屋子里，尤其是母亲做顿特别的饭时，便邀请祖父和叔叔们以及他们各自的家人与我们聚餐。
我们晚上聚在一起吃晚饭时，成年人在桌布上端落座，堂兄弟们和我则坐在尽头。有时，我们互相扔骨头，或者朝面包上抹辣胡椒面，好让不知情的其他人来吃。绝大多数情况下，成年人吃饭时都默不作声，他们总是一副不开心的样子。不论何时只要他们一张口，谈的准是如何离开阿富汗的事情。
父亲和叔叔们每天都出去寻找走私客，期望他们能带我们越过边境去到另一个相邻的中亚国家。这些天来，绝大多数走私客都忙着带阿富汗人偷渡到伊朗和土耳其。那些边境比较容易通过，但要价很高，因为偷渡之旅不但漫长而且充满危险。我们根本负担不起这笔费用。
一天晚上，父亲高兴地回到家。他边脱夹克，边开了几个玩笑。几分钟后，我们全都围坐在桌布旁。堂兄弟们和我一起玩互相掷骨头，父亲也加入游戏当中，从餐桌上端掷过来骨头。我们全都盯着他，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他说了几个更令大家捧腹的笑话。这是几个月来我头一次看到大家这么开心。
晚饭后我们喝茶，父亲宣布他已经找到一位能让我们全家人偷渡到俄罗斯、最终在德国落脚的走私客。这人要价很高，我们拿不出足够的钱给他。不过，这人愿意等我们凑足钱。他知道我父亲曾经是一位著名的拳击手，愿意帮他一把。
稍后，成年人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花园”的平静谈话。母亲紧蹙眉头，直截了当地指出：“不行，不允许你们去那儿。”他们回房间后，又开始悄悄地谈论这事儿。
就这样，一晃一个月过去了。父亲数次试图给远在印度的哈吉努尔谢尔打电话，想向他借一笔钱好付给走私客，但阿富汗的电话系统完全被摧毁了。
我们从英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得知，为争夺喀布尔控制权的敌对派系已经同意停火一星期。
当晚，父亲宣布他次日要回家看看。祖父试图阻止他，但父亲是他儿子当中最倔强的一个。一旦他说要做什么，没有人能让他罢手。第二天一早，他告诉我准备与他一同前往。
“我不去你根本不知道我上次见到了什么，我可不想再去看了。”我尽可能决然地说。我说这些时，祖父脸上划过一丝痛苦的神情。他低头琢磨着自己的手。
“你和我一起去，”父亲坚定地说，“我希望你能听我的。”
我最终还是去了。我很快就要满10岁了，觉得自己快是个大人了。普什图人的孩子必须服从自己的父亲，不管这儿子年纪多大。父亲的语气缓和了一点，他解释说他认为把我带在身边要比他自己去更不会引人注意。
我们从卡特–帕尔万搭了一辆公共汽车到理工大学，潘吉什里人不再对那里进行管制。我们下车后沿着宽阔空旷的大街步行，这条街通往城镇靠近我们那一侧。尽管现在停火，但潘吉什里士兵依旧从前线远端搜查朝他们这个方向来的行人。我穿了一条牛仔裤，上面是白衬衫套蓝毛衣。父亲身着一套白色宽松衣裤，拎着的布包里面放了一把铲子。他没解释为什么要带铲子。
我紧挨着父亲走着。我们环顾四周，都没说什么。公园里树上的叶子漫到街道正中的上方，已经泛黄了，我们仿佛在俄罗斯人修建的黄色大谷仓周围穿行。一阵风刮来，把一团尘土从一个地方吹到另一个地方。除了几条肥狗跑来跑去以外，我们旁边没有别人。
我们拐进通向我们家的那条狭窄的街道。到那时候，我们已经步行了半小时的光景。除了一条狗叫了几声，附近一片寂静。喀布尔一年中大多数时候都是如此，天高云淡，在这早秋时节，天空开始划出道道彩霞。
终于，我们家那道高高的黄色院墙出现在视野中。所有窗户都已面目全非。院墙上有许多子弹留下的洞，两个月前我和祖父回来时还没有呢。有的窗户上还挂着窗帘，但脏得不像样子；有的被炮火炸得残破不堪。通向院里那扇厚重的木门也七零八落了。看样子，这门被当成靶子了。父亲轻轻推开门，仿佛在尽力避免它受到比先前更小的伤害。坚硬的门铰链顺利地摆动了几下。
我们刚一踏进自己家庭院，就听到街道尽头传来一声枪响。我们环顾四周，有两个家伙从街道一端朝我们家这个方向走过来。另外四人从另一端走过来。其中一人边走，边举枪对准我们。
“又来了”我心想。我想跑进院子里，可身体却僵住了。父亲装出一副认识他们的样子。当父亲告诉他们停火的事儿时，他们什么也没说。一个家伙走上前，不由分说便用手铐铐住我们。
“先生们，你们认为我们犯罪了吗”父亲礼貌地问道。他们没有回答，而是踢了父亲后背一脚。
对于我这个刚满10岁的孩子的手腕而言，手铐的环儿太大了。我的手向内外转动了好几次便挣脱开了，但我不能让那几个荷枪实弹的家伙看到这一幕。事实上，我用手托住锁链，这样就不会掉到地上了。
我们被带到谷仓后面。父亲和我在前面走，抓住我们的几个家伙在后面散散拉拉地跟着。同先前威胁祖父和我的那几人一样，他们也是哈扎拉人，但不是同伙。我环顾四周，看看能否找到父亲的那位学生。目前，哈扎拉人继续管控喀布尔这一带，但他不在。
这些哈扎拉人身着西式服装，马靴在膝盖处系得很紧。其中一个双肩抱拢的家伙头上系着一条红色头巾，表明他赴死的决心。他们头发梳理得很整齐，看上去也整洁清爽。倘若没有发生战争，想必他们会经营店铺或者做个铁匠什么的，哈扎拉人擅长做这些活计。这些人看上去倒不像坏人，似乎更像那些为做恶事而特意接受过训练的人。
我们一到高高的黄色俄式谷仓的院子，他们便命令我们在地上一个洞前蹲下，洞口有梯子通到下面。戴红色头巾那人打开父亲的手铐，我也让自己手上的铐子滑下来，一并递给他。他见我自己解开手铐递给他，笑了起来。然后，他朝我父亲踢了一脚，父亲顺着泥泞的梯子进了洞口，接着轮到我。我滚下梯子，正好落到父亲胸前。父亲大口喘气。他脸上划了几道口子，但都不是很深的伤。他的衣服被灰尘弄得一条一条的。
从我们落下的地方，能看到我们正好身处一个地道的入口。这时，我们听到从里面传出朝我们走来的脚步声。不一会儿，一个男人手里拎着一盏灯，站在我们面前。我赶忙用一张卫生纸来止住父亲头上流下来的鲜血。每当我们外出时，母亲总是叮嘱我要带卫生纸。
“站起来跟我走。”那人说。
我扶着父亲站起身，然后跟着那人往前走。地道里面很黑。因为棚顶太低了，父亲不得不弓着腰往里走，里面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就这样，我们走了几分钟。每走一步，空气都愈发窒闷潮湿。
我们走到地道尽头，在幽暗的灯光映衬下瞧见几个男人女人倚墙而坐。那人吩咐父亲和我挨着那些人坐下来。之后，他用绳子把我们的手和脚与其他人连起来，就像对待奴隶那样。我们当中有谁挪动的话，其他人也得跟着动弹。拎着灯把我们带进来的那家伙，在我们面前的椅子上坐下，举枪对着我们，手指搭在扳机上。
过了几分钟，其他两个衣衫褴褛的哈扎拉人走过来巡察，他们手中端着枪，军用腰带上别着手榴弹。他们数了数我们有几个人，总共18个。我们中间还有5名妇女，其中有名妇女大约25岁，有孕在身。除她之外，那4名妇女已人到中年。
士兵彼此交谈了几句，在我们前面的地上放了一只灯笼，然后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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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祖父想尽快离开。
“你似乎是个本性良善的人，”祖父说，“真是你杀了那些脑袋丢在深坑里的人吗”他的话音非常平和，就像与自己的一个儿子说话一样。
“大叔，我不再是个好人了。我是个杀人狂。以前我是个好人，但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怎么回事”祖父问。
“以前我也在哈比比亚中学读书来着。在班上，我的成绩一直最好。我准备进大学深造。这事儿你可以问我的老师，就是你儿子马勒姆阿卜杜尔巴希尔。我也是学校体育馆最棒的拳击手之一。可是，这场战争把我生活中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摧毁了，夺走了我的一切。”说着，他长叹一声，凝望着远处的高山。
“遭遇不幸的不光是你，”祖父说，“每个阿富汗人都惨遭不幸。”
“不，不是这样。多少世纪以来，我们哈扎拉人在这个国家都被当作奴隶对待。普什图人和其他部落始终把我们当成局外人，对待我们就像对狗一样呼来唤去的。几个月前，我一位表兄弟被抓去了。那些人往他屁股里插了一根空气软管，就是你们做轮胎用的那种。他们朝管子里打气，直到他身体爆开为止。你知道这是谁干的吗是古尔布丁赫克马蒂亚尔。他是谁一个憎恨哈扎拉人的普什图人。不久，我一位兄弟的脑袋被马苏德的一位指挥官用锤子进一枚钉子。在他嗷嗷尖叫时，他们却哈哈大笑。你知道马苏德是什么人他是一个憎恨哈扎拉人的潘吉什里人。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瞧不起我们。我们对这个国家做什么了，要被如此对待我向您保证没有人会任命像我这样的哈扎拉人在这个政府里担任要职的。”说着，他的脸因为气愤而变得越来越红。
“可是你的所作所为也没什么两样。你不能以牙还牙啊。”祖父说。
“我想复仇。”他说这几个字时几乎是一字一顿地。他的嗓门越来越高，声音越来越大。“我想复仇我所有家人都被古尔布丁、马苏德和萨亚夫杀死了。他们的指挥官在杀害我母亲和姐妹之前，先奸污了她们。你想知道我是怎么知道这事儿的吗他们让我在一边目睹她们被奸污和杀害我的一个妹妹只有7岁啊我是家里唯一幸存下来的人，我清楚自己迟早也会被杀。可是在我死之前，我要尽可能地多杀一些他们的人。我会抢夺洗劫他们，强奸和谋杀无一不做。”他的声音更大了。
“这可不是解决问题的明智方式。”祖父说。
“我认为，就属这种方式最明智了。其他部落应该将哈扎拉人当成阿富汗人的一分子。如果他们认为可以对我们无所不用其极的话，我们也会对他们坏事做绝。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容忍得太多，也太久了。现在，我们忍无可忍了。”
祖父不再说什么，这位指挥官也陷入沉默。他仰望着那座高山。而祖父则盯着这幢房子。指挥官打破沉默：“你今天不能去看自己的家，我很抱歉。”
“谢谢你。”祖父说。
我们在街角处徘徊，我不自觉地瞥了一眼好朋友穆罕默德阿里的家，以前每当走到街角总要望一眼。他住在我家街对面那幢漂亮的房子里，可现在却人去房空。他与瓦基勒同龄，在学校是形影不离的朋友。他是我们几位哈扎拉人邻居中的一个。他曾教我骑自行车，而且非常擅长放风筝。我想知道现在穆罕默德阿里在哪儿。他的许多亲戚都去了德国。他安全抵达那儿与他们会合了吗或者憎恨哈扎拉人的军阀对他和他家人做什么可怕的事情了吗
“沿着来的路上，我可以开车把你们送到半道。”指挥官提议道。
祖父点点头。这位指挥官走在我们前面，我们跟着他来到一辆停在路旁的苏式吉普车那儿。指挥官爬到车里，我们也上了车。待我们上车后，他驱车载我们驶过那个黄色谷仓，我们一小时前刚从那里经过，真是恍如隔世。他把车停在公交车站附近，自打开战以来这里就再也没停过公交车。他走下车：“我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这里是哈扎拉和潘吉什里之间的前线。如果我越过前线，他们准会杀了我。”他说。
我们爬出吉普车，他也跳下车。他踱到我们那一侧，弯腰在我脸颊上吻了一下，敦促我转达他对我父亲的问候。他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我们。他的口气很难闻，我又差点儿呕吐。他再次亲吻祖父的手以示敬意。当我们都走远了，他还站在那里目送我们。
我们进家门时，母亲正在做晚饭。她一见我，马上跑过来亲吻我的面颊。她手上散发出洋葱味，对我而言，这种香味代表了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
她一个劲问我家里房子怎么样了，但我不能说真话。我脑海里涌现出的是成堆的人脑壳，还有狗。祖父一言未发，进了自己的房间。叔叔和婶婶们赶紧开始聚拢过来，打听祖父究竟看到什么了。堂兄弟们站在门外盯着我看，但没说什么，他们在等我向他们吐露只言片语。
母亲坚持要我告诉她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没说话，反而开始痛哭起来，控制不住地啜泣。母亲见状也哭了，可不知道我究竟是怎么了。妹妹们也轻声哭泣，只有大姐没有哭，双眸透出顽皮的神色。
母亲摇晃着我的肩膀，足有1分钟，然后将我揽入怀中。“到底怎么了”她坚定地问我。我的哭声更大了，真想一泄心中的悲愤。
我不记得自己是何时止住哭声的，但记得在母亲将我的脑袋揽在胸前，轻轻抚摸我的后背时，我才进入梦乡，当时姐姐冲我直笑。我知道她为什么冲我笑。她打算在我的余生都用“泉眼”来取笑我呢。
翌日我醒来后，对自己在众人面前哭泣觉得羞愧难当，以至于不想见任何人。我竭力不去看别人的眼睛，可大家都很和蔼，包括姐姐。现在，想必他们都已经弄清楚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来到祖父的房间，他在看书呢。他冲我微微一笑，继续埋头阅读。我就坐在他伸开的脚前，自己选了一本书。我看了好久，可是无法专心。
过了一会儿，祖父从紧挨着他的盘子里拿起一个苹果，边用刀削皮，边讲了几则小笑话。他切了几片递给我，说了几件无关紧要的事儿。他绝口不提昨天的事。我们吃了两个苹果，他才开口道：“很好，戈尔巴乔夫，你该出去玩了，我要写东西。”
“戈尔巴乔夫”是他给我起的绰号，尽管我从来也不清楚他为什么给我起这么个绰号。
这时，我感觉好多了。我爬上房顶，瓦基勒已经在上面放起风筝了，“笨蛋”紧握着线轴。瓦基勒一见我，马上从“笨蛋”手里抢过线轴递给我，告诉我说要好好干，因为他正与别人比赛呢。
置身于那些爱我的人当中，我感到从前一天开始一直折磨我的痛苦开始减轻，至少暂时得到了缓解。
第6章
“俘虏”
如今，一切都不同了。如今，我们清楚我们有家不能回。如今，我们明白战争不会很快结束。如今，我的父亲和叔叔更公开地讨论如何离开这个国家。祖父听他们七嘴八舌地议论，但不置一词。
屈指算来，我们在恰拉–诺伯利亚已经整整一年，比我们当中任何人预料的都更久。哈吉努尔谢尔离开后，其他一些人也躲进城堡，这些人要么是哈吉努尔谢尔的远房亲戚，要么是与他要好的朋友。此举使我们愈发觉得自己并不是在自己家里生活。尽管在诺伯利亚我们有许多房间可供支配和使用，但没有一个阿富汗人对住在别人的家里心安理得。
新学年在立春后第二天开学，但两个星期后就结束了。当时校长听英国广播公司一则新闻报道说，圣战者组织的一个派系当天下午要对我们相邻地区发起攻击。我们被打发回家了。
校长告诫我们要收听广播电台。“一旦广播电台宣布学校又开始复课，”他说，“你们必须回来上课。”一些同学非常高兴，因为他们不喜欢上学。我对此感到很奇怪。我在那座老学校里度过了那么多愉快的时光。这些新同学到底喜欢些什么我经常扪心自问。
本来我们以为学校只会停几天课的。但是，我们再回学校上课已经是两年以后的事了。
两个星期后，当时学校还没有复课，我们的家长开始教我们。这可不太好玩。没有了竞争气氛和赶超的对象，我是无法赶上姐姐的。我要学的课程她全都学过，因为她比我高两个年级。
经常是父亲来教我们。他非常严厉。在学校有时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我们还在底下嬉闹。在家里父亲教我时，这种事情就不可能出现了。除了天文学外，我开始对其他学科全都丧失了兴趣，那时学校不开天文课。我阅读课本的次数多了一倍。晚上，我盯着天空一看就是几个钟头，满脑子奇思怪想。但是，父亲更看重数学，他越给我压力，我越兴味索然。
瓦基勒和其他高年级的堂兄们经常看小说和杂志，或者与能引起他们兴趣的学科有关的书籍。我有点儿妒忌他们。没有人向他们施加学习那些令人厌烦的学科的压力。瓦基勒一连几个钟头埋头读诗歌，能大段大段地默诵哈菲兹hafiz的诗歌，哈菲兹是他最喜欢的诗人。
至于孩子们，我们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每天吃完早饭，我们就去花园，与还在那里生活的动物们玩耍，或者摇树枝玩。在附近的孩子们中间，我们又交了很多新朋友。吃完午餐我们就一起放风筝。城堡的屋顶比我们家的屋顶要高，只要风筝线足够长，我们几乎就能让风筝飞得很高，高过将我们与家隔开的有两座山峰的山。瓦基勒把附近其他所有风筝都给“切”了，可我们街坊谁也不知道是他干的。出于某些原因，他们认为那人是我。很快，我的大名就传开了，大伙儿都称我为“风筝切手卡伊斯”。
听到他们这么说，瓦基勒只是冲我微笑。他的这一举动令我觉得自己有点渺小。何况，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人，切他们风筝的是瓦基勒。瓦基勒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可一涉及风筝，我们就成了竞争激烈的对手。
不久，一些怪事开始光顾我的风筝。我会放得非常高，找人来切。通常，一旦一个孩子把风筝放得很高，其他孩子很快就会让自己的风筝急速升高，向他发起挑战。不过，就在其他风筝有机会在高空一显身手时，我的风筝突然像脱缰的野马，好像有人已经把它“切”了似的。每当这时，瓦基勒总要跑过来看个究竟。
“你切了自己的风筝”他问道，笑得前仰后合。
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只是耸耸肩。
大约两天后，同样的一幕又出现了。我告诉自己，想必风太大直刮到风筝飞到的高处，也许把放风筝的线给刮断了。以前可从未发生过这种事情。我还期望有一个解释呢。
下个星期这事儿又发生了。之后接连5次，非常诡异蹊跷。现在，附近的孩子们全都嘲笑我，叫我为“专切自己风筝的卡伊斯”。
在诺伯利亚，我们不像住在祖父老房子那样经常在一起吃饭，这里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容纳下所有人。有时，我们还是挤在两间相通的屋子里，尤其是母亲做顿特别的饭时，便邀请祖父和叔叔们以及他们各自的家人与我们聚餐。
我们晚上聚在一起吃晚饭时，成年人在桌布上端落座，堂兄弟们和我则坐在尽头。有时，我们互相扔骨头，或者朝面包上抹辣胡椒面，好让不知情的其他人来吃。绝大多数情况下，成年人吃饭时都默不作声，他们总是一副不开心的样子。不论何时只要他们一张口，谈的准是如何离开阿富汗的事情。
父亲和叔叔们每天都出去寻找走私客，期望他们能带我们越过边境去到另一个相邻的中亚国家。这些天来，绝大多数走私客都忙着带阿富汗人偷渡到伊朗和土耳其。那些边境比较容易通过，但要价很高，因为偷渡之旅不但漫长而且充满危险。我们根本负担不起这笔费用。
一天晚上，父亲高兴地回到家。他边脱夹克，边开了几个玩笑。几分钟后，我们全都围坐在桌布旁。堂兄弟们和我一起玩互相掷骨头，父亲也加入游戏当中，从餐桌上端掷过来骨头。我们全都盯着他，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他说了几个更令大家捧腹的笑话。这是几个月来我头一次看到大家这么开心。
晚饭后我们喝茶，父亲宣布他已经找到一位能让我们全家人偷渡到俄罗斯、最终在德国落脚的走私客。这人要价很高，我们拿不出足够的钱给他。不过，这人愿意等我们凑足钱。他知道我父亲曾经是一位著名的拳击手，愿意帮他一把。
稍后，成年人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花园”的平静谈话。母亲紧蹙眉头，直截了当地指出：“不行，不允许你们去那儿。”他们回房间后，又开始悄悄地谈论这事儿。
就这样，一晃一个月过去了。父亲数次试图给远在印度的哈吉努尔谢尔打电话，想向他借一笔钱好付给走私客，但阿富汗的电话系统完全被摧毁了。
我们从英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得知，为争夺喀布尔控制权的敌对派系已经同意停火一星期。
当晚，父亲宣布他次日要回家看看。祖父试图阻止他，但父亲是他儿子当中最倔强的一个。一旦他说要做什么，没有人能让他罢手。第二天一早，他告诉我准备与他一同前往。
“我不去你根本不知道我上次见到了什么，我可不想再去看了。”我尽可能决然地说。我说这些时，祖父脸上划过一丝痛苦的神情。他低头琢磨着自己的手。
“你和我一起去，”父亲坚定地说，“我希望你能听我的。”
我最终还是去了。我很快就要满10岁了，觉得自己快是个大人了。普什图人的孩子必须服从自己的父亲，不管这儿子年纪多大。父亲的语气缓和了一点，他解释说他认为把我带在身边要比他自己去更不会引人注意。
我们从卡特–帕尔万搭了一辆公共汽车到理工大学，潘吉什里人不再对那里进行管制。我们下车后沿着宽阔空旷的大街步行，这条街通往城镇靠近我们那一侧。尽管现在停火，但潘吉什里士兵依旧从前线远端搜查朝他们这个方向来的行人。我穿了一条牛仔裤，上面是白衬衫套蓝毛衣。父亲身着一套白色宽松衣裤，拎着的布包里面放了一把铲子。他没解释为什么要带铲子。
我紧挨着父亲走着。我们环顾四周，都没说什么。公园里树上的叶子漫到街道正中的上方，已经泛黄了，我们仿佛在俄罗斯人修建的黄色大谷仓周围穿行。一阵风刮来，把一团尘土从一个地方吹到另一个地方。除了几条肥狗跑来跑去以外，我们旁边没有别人。
我们拐进通向我们家的那条狭窄的街道。到那时候，我们已经步行了半小时的光景。除了一条狗叫了几声，附近一片寂静。喀布尔一年中大多数时候都是如此，天高云淡，在这早秋时节，天空开始划出道道彩霞。
终于，我们家那道高高的黄色院墙出现在视野中。所有窗户都已面目全非。院墙上有许多子弹留下的洞，两个月前我和祖父回来时还没有呢。有的窗户上还挂着窗帘，但脏得不像样子；有的被炮火炸得残破不堪。通向院里那扇厚重的木门也七零八落了。看样子，这门被当成靶子了。父亲轻轻推开门，仿佛在尽力避免它受到比先前更小的伤害。坚硬的门铰链顺利地摆动了几下。
我们刚一踏进自己家庭院，就听到街道尽头传来一声枪响。我们环顾四周，有两个家伙从街道一端朝我们家这个方向走过来。另外四人从另一端走过来。其中一人边走，边举枪对准我们。
“又来了”我心想。我想跑进院子里，可身体却僵住了。父亲装出一副认识他们的样子。当父亲告诉他们停火的事儿时，他们什么也没说。一个家伙走上前，不由分说便用手铐铐住我们。
“先生们，你们认为我们犯罪了吗”父亲礼貌地问道。他们没有回答，而是踢了父亲后背一脚。
对于我这个刚满10岁的孩子的手腕而言，手铐的环儿太大了。我的手向内外转动了好几次便挣脱开了，但我不能让那几个荷枪实弹的家伙看到这一幕。事实上，我用手托住锁链，这样就不会掉到地上了。
我们被带到谷仓后面。父亲和我在前面走，抓住我们的几个家伙在后面散散拉拉地跟着。同先前威胁祖父和我的那几人一样，他们也是哈扎拉人，但不是同伙。我环顾四周，看看能否找到父亲的那位学生。目前，哈扎拉人继续管控喀布尔这一带，但他不在。
这些哈扎拉人身着西式服装，马靴在膝盖处系得很紧。其中一个双肩抱拢的家伙头上系着一条红色头巾，表明他赴死的决心。他们头发梳理得很整齐，看上去也整洁清爽。倘若没有发生战争，想必他们会经营店铺或者做个铁匠什么的，哈扎拉人擅长做这些活计。这些人看上去倒不像坏人，似乎更像那些为做恶事而特意接受过训练的人。
我们一到高高的黄色俄式谷仓的院子，他们便命令我们在地上一个洞前蹲下，洞口有梯子通到下面。戴红色头巾那人打开父亲的手铐，我也让自己手上的铐子滑下来，一并递给他。他见我自己解开手铐递给他，笑了起来。然后，他朝我父亲踢了一脚，父亲顺着泥泞的梯子进了洞口，接着轮到我。我滚下梯子，正好落到父亲胸前。父亲大口喘气。他脸上划了几道口子，但都不是很深的伤。他的衣服被灰尘弄得一条一条的。
从我们落下的地方，能看到我们正好身处一个地道的入口。这时，我们听到从里面传出朝我们走来的脚步声。不一会儿，一个男人手里拎着一盏灯，站在我们面前。我赶忙用一张卫生纸来止住父亲头上流下来的鲜血。每当我们外出时，母亲总是叮嘱我要带卫生纸。
“站起来跟我走。”那人说。
我扶着父亲站起身，然后跟着那人往前走。地道里面很黑。因为棚顶太低了，父亲不得不弓着腰往里走，里面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就这样，我们走了几分钟。每走一步，空气都愈发窒闷潮湿。
我们走到地道尽头，在幽暗的灯光映衬下瞧见几个男人女人倚墙而坐。那人吩咐父亲和我挨着那些人坐下来。之后，他用绳子把我们的手和脚与其他人连起来，就像对待奴隶那样。我们当中有谁挪动的话，其他人也得跟着动弹。拎着灯把我们带进来的那家伙，在我们面前的椅子上坐下，举枪对着我们，手指搭在扳机上。
过了几分钟，其他两个衣衫褴褛的哈扎拉人走过来巡察，他们手中端着枪，军用腰带上别着手榴弹。他们数了数我们有几个人，总共18个。我们中间还有5名妇女，其中有名妇女大约25岁，有孕在身。除她之外，那4名妇女已人到中年。
士兵彼此交谈了几句，在我们前面的地上放了一只灯笼，然后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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