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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排摞着直到棚顶。在过去16年里，自打祖父从银行退休以来，他和我父亲一起已经织了6000多张地毯。一个歹徒拉开窗帘，阳光破窗而入。
仓库就是一个宝藏。地毯颜色和样式各异。其中有许多显得非常陈旧。每张地毯都是祖父和父亲精心挑选保存起来的，可是现在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无力阻止这些强盗从我们眼皮底下抢走这些宝贝。
歹徒们手脚很麻利，其中3人往他们的老式俄国吉普车上搬了尽可能多的地毯。另外3人手按扳机，在外面守卫，随时准备朝打扰他们的人开火。我亲眼目睹一些自己曾经在院子里帮着我们每个月雇来一次的清洗工人清洗过的地毯，被这帮歹徒搬上了车，这些本来是父亲从各个村子收上来的旧地毯。我最喜欢老式地毯了，可是我却不能对他们说：别拿走，因为我喜欢。
他们用了两天时间才把全部地毯“偷”走。直到那时，战争对于我们才算有了更多的意味。
被洗劫的不仅仅是我们家。喀布尔城我们居住的区域几乎都空了。绝大多数邻居都远奔他乡了，一些人走得很匆忙，什么东西也没顾着带上。很快，他们的房子就变得空荡荡的了。
妇女不再在自家窗前用胳膊肘撑在窗台上聊些闲话了。如今，饥肠辘辘的猫从窗台上跳下来，互相发出嘶嘶的声音。
每当风吹过，空房子的门就开始砰砰作响，窗户啪的一声关上，窗帘来回摆动着，在没有火箭炮声或者枪声发出时，邻近的地方到处都是饥饿难耐的狗在嚎叫，这些生灵都是被遗弃的小可怜儿。
也只有疯子才会在这时候想着去外面的街上溜达。狙击手已经在我们后面的小山上选好位置，也许还会开一枪来取乐。两座小山峰不再叫以前的名字达阿富汗和科赫–阿利亚巴德，而是以狙击手山为人所知。
当春风把温暖的天气送还给喀布尔时，情况就很危险了，我们根本不能在自己家院子里走动。有的狙击手甚至拿我们以前在上面放风筝的祖父房间高高的房顶当作狙击地点，对山上的狙击手进行射击；而山上的狙击手则开枪还击。有时他们还发射火箭弹。有几枚就落在我们家院子里，其余的则落在我们周围的街道上、邻居家房子上、还有那座公园里。公园里的树木被摧毁殆尽。与我们相邻的那所小学校也未能幸免。在被炸成废墟之前，这里一直是我们的快乐之地。
随着盛夏的到来，院子里的绿草开始枯死，因为谁也不敢去院子里给草浇水。到最后，因为太危险我们甚至都不能待在房间里了。我们只能搬到地下室一个大房间里去，我们希望在那儿能安全一些。
地下室没有接电线。不论白天还是晚上我们都要点油灯和蜡烛。至于睡觉，只能在水泥地上了。
我们在一起用餐，50几口人围坐在地上的一块大桌布周围。每顿饭都像一次小型宴会，但是很悲惨的那种。谁也不说话，也没人笑一声。事实上，我们在等待一枚火箭弹落在我们头上，把我们都炸死。
所有叔叔都有带耳机的收音机。他们整天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和其他电台播放的达里语新闻节目。我却想听印度歌曲。我心想，担忧不会改变我的命运，而只会带来更多的烦恼。
一个星期天晚上，约摸9点左右，叔叔们让大家全都保持安静。英国广播公司声称翌日在与我们相邻的科特–圣希将爆发一场交火，从清晨8点开始要持续10个钟头之久。这意味着我们得离开家躲避一阵。秋日将近时节，有两个寒冷的夜晚我们是在外面挨过的。我们清楚地下室没法过冬。大家立即开始议论此事。我们该怎么办该去哪儿谁能帮我们
那晚我刚要入睡，就听到火箭弹呼啸而过，然后大地便像摇篮一般来回摇摆。
约摸有三四个清晨，我醒来后要去解手。地下室里根本没有卫生间。我跑到院子里一棵树下小便。自打被迫搬离自己的房间，这些天晚上我总是在这儿小解。这里非常安静，但我听到铁锹挖地的声响。我揉揉眼睛，四下张望。在花园的各个方向，我的叔叔们一起在地上挖狭窄但很深的洞。他们全都趁着夜色深挖地洞，谁也不敢点灯笼。对那些狙击手来说，亮光就是目标。
我走到一位叔叔近前，问他干什么要在深夜挖地洞。他没有搭理我。我又走到另一位叔叔近前，问他同样的问题。他同样没回答我。
我回到地下室想去问父亲。母亲和姐妹们全都睡着了，父亲不在。我悄无声息地踱到院子的一角，我们住的房子就在那儿。只见父亲在我喜欢爬的一株桑树下挖地洞呢。
“爸爸，你干什么呢”我问道。
他停下手中的活儿，瞥了我一眼。“快去睡觉。”他厉声说道。
“为什么大家都在挖地洞”我决然地问。
“我说了，快去睡觉。”他几乎是冲我大吼起来，可又因为不想让别人听到故意小声说。他的声音令我恐惧。我没有再问别的问题，但我很生气。
我没有返回安全的地下室，相反，我走进先前我们自己的房间，睡在以前睡的床上。这么多周来都是睡在地下室冰冷的水泥地上，此刻躺在自己的床上，那种感觉真是太好了。我不在乎是否有从箭弹落下来。几分钟后，我就进入了梦乡，对于明天早上我们家就要开始陌生的新生活全然不知。
3 spaseva：“谢谢”的意思。编者注
第3章
逃离
拂晓之前我就醒了。父亲和母亲正在我们房间里忙活着，他们把衣服装进箱子。
我的3个妹妹从地下室我们居住的一角爬出来，那是她们睡觉的地方。她们揉着惺忪的睡眼，伸着懒腰，打着哈欠，头发都乱成一团。父亲让她们坐在我的床边紧挨着我。他在我们面前蹲下身子，面色异常严肃。
“我们今天就得离开这儿。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
仅用了半小时工夫，我们就做好了准备。我们的房间里又脏又乱，这种情景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告诉母亲，要是她想收拾一下，我可以帮她。她点点头，开始收拾匆忙打包时散落一地的东西。父亲厉声对母亲说：“你干什么呢你为谁收拾窃贼，抢劫者，还是军阀看在真主的份上，我们就要离开了，大家快上车”
难道我们把所有东西都留给窃贼和军阀吗我的那些风筝和弹子咋办于是，我开始往衣袋里装最好看的弹子，装了满满的一口袋。
“卡伊斯快上车马上”父亲说。从他说话的口气，我知道不容争辩。有几枚弹子从我指缝滑落到地上。我没顾上捡，就跑出了门。
我们疾步穿过院子来到车库前。我瞥了一眼父亲昨晚在树下挖地洞的地方，可是什么也看不到了。那儿现在是绿油油的黄瓜秧，就像以前就长在那里似的。我想问父亲那个地洞是怎么回事，不过转念一想他也许会像昨晚那样冲我大吼一顿。
父亲把面向街道的车库大门推开，我们上了车。他刚一发动引擎，我的一位叔叔就从院子里冲进车库。
“你们要去哪儿”叔叔问道，他只比父亲小一岁。
“我昨晚就告诉你了，”父亲答道，“去卡特–帕尔万我朋友家。”
“那家里这些剩下的人去哪儿呢”叔叔伤心地问道。
“你们还有几星期时间考虑一下。”父亲答道，声音有些哽咽。
“你把我们的孩子和妻子也带走吧。他们也想活下来啊，就像你自己的妻子、孩子一样。”叔叔恳求道。
“这是辆小车，不是公共汽车或者卡车什么的。”父亲说，“这辆车一次只能坐4个人，而我们已经坐了6个人了。”
“给我留点儿地方。我知道如何处理。我是个出色的包装工人。”叔叔说。
几乎一分钟都不到，我的6个叔叔还有他们所有的孩子和妻子都蜂拥进车库，挤着要上我们的车。两位婶婶坐在前排座位上，7个堂兄弟坐在后排的座位。我们没有地方坐了。父亲砰的一声关上驾驶室的门。“我哪儿也不去了。”他气呼呼地说。
叔叔们开始与父亲争辩。父亲走进院子，在树的周围慢慢踱步。以前我从未见过他的举止像今天这样，也从未见过他与兄弟们这样说话。我不禁想起印度电影里，失和的兄弟们不再和睦相处的场景。
大家都从车上跳下来，互相瞧着。一时间，陷入一片死寂。
几分钟后，父亲转回来，让母亲和3个姐妹坐在后排。然后，他喝令4个堂兄弟也挤进后排座位。他让我和其他3个堂兄弟，包括瓦基勒，坐在车后放行李箱的地方。我的两个婶婶和父亲坐在前排。剩下的人在家里等着他稍后回来接他们。
他把车倒到街上。车上这么多人，压得几乎车底部都擦到地面了。父亲驱车慢慢穿过相邻的4个街区，这才驶上主路。
我们在路上看到的情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成千上万像我们一样的人，都在利用停火间隙逃离我们在这个城市生活的地方。道路每一侧都是一长列的人，就像成群结队的蚂蚁一样。所有人手上都拎着两三个大包。
路上就我们这一辆车。人们一看到我们的车，全都蜂拥而来，尽管他们已经发现我们车上已塞得满满的，可还是请求我们捎他们一程。我们周围聚过来的人群黑压压的，以至于父亲根本无法朝前挪动车，简直寸步难行。有些人试图把我和堂兄弟从车后拉下来，以便他们能占据我们的位置。父亲朝后喊道：“互相拽住，手指紧紧扣在一起。”
我们照他吩咐的做。父亲摇上车窗，使劲按喇叭，打开车灯，车子慢慢前行，不一会就快了起来，前面的行人一个接一个被落在后面。
自打战事开始以来这两个月中头一次，我们所有人亲眼目睹了战乱造成的破坏。很多以前听到的事情，要不是亲眼所见，很难令人置信。
道路上有许多火箭弹炸的弹坑。要知道，这本来是喀布尔最好的道路。还有很多没有爆炸的火箭弹扎在道路中央，就像一块木头上只进一半的钉子一样。
人行道上、便道上、马路中央、公园里，到处都横七竖八躺着数以百计的尸体。有的看上去就像在那儿躺了很久似的。他们衣服上血污斑斑。绝大多数尸体都位于主路上。也许在他们试图穿过马路时，被火箭弹击中。不过，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被流弹击中头、前胸，或者后背的。这都是狙击手的“功劳”。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感觉自己是在看一部美国恐怖电影，尤其是当我看到尸体的残肢，诸如胳膊、大腿甚至脑袋就躺在那里时。
父亲别无选择，只有驱车碾过。有些尸体仰面倒在路上，恍若睡着了进入了梦乡。疾驰的车速越过他们，一片阴森惨淡的景象。
为了避免撞到冲我们跑来的一个人，父亲在理工学院前面的环状交叉路口附近走错了路，他加大油门驱车驶上通往洲际饭店的那个小山丘。
从小山丘顶部放眼望去，又是另一番景象。我们在心头将刚才亲历的那难以想象的一幕猛然驱走。取而代之的是真正的生活场景。
人们正忙着从面包店买早餐吃的面包。小孩牵着父母的手，准备去学校上学。这里没有狗的狂吠之声，道路上也不是空荡荡的。家家户户的窗户也没有拉上窗帘，大门也没有紧闭。这里没有战争。从来没有。
我看到人们脸上挂着微笑，没有任何担忧的迹象。但是，他们眼睛不眨地盯着我们看，想必从未见过一辆车上竟然载了这么多人。难民驻地的分隔线标志正好从那里开始，他们对成千上万的难民是怎么来的一无所知。在我们家和这个相邻的区域之间矗立的那座小山，保护了这些人免遭屠戮。狙击手甚至没有来到他们这边的山上，尽管他们本可以来。然而，他们的炮火却能打到位于两个派系之间与我们毗邻的地区。我们见到的人们好像甚至不知道在不到两英里远的地方，正经历着炮火的蹂躏，尽管他们想必会听到火箭炮声和子弹的尖叫声。
我们驱车从洲际饭店来到小山丘底部，进入相邻的卡特–帕尔万。路上只有几辆小车，许多人都是步行。他们中绝大多数是赤脚去朝圣的印度人，捧着的铜碗里盛满了牛奶。那些男人一身白色或者橘黄色装束，而女人则一袭鲜艳的纱丽。孩子们在大人身后跟着。小男孩头上除了留一条小辫子，其余头发都剃光了。有些人在前额上印上条纹记号。
堂哥瓦基勒在车后紧挨着我坐。他嘲笑那些没留头发的孩子，但嘴里嘟囔说要是像他们那样有一碗牛奶就好了。
在山丘底部，我们的车急速向左拐了两个弯儿，驶进一个以前从未见过的很美的小公园。里面的花儿都经过了精心修剪。
我们驶过一幢位于一道高墙之后的巨大的白色建筑。在这幢建筑大得有些夸张的门前，身着奇怪制服的卫兵荷枪而立。他们站得笔直，就像雕像一般，身旁站着俄国种大狼狗。门上挂着用达里语写的标识牌“英国大使馆”，还有用其他语言书写的牌子。
我们沿着墙边一条泥路往前走。在喀布尔，这是最颠簸的道路了。车子驶进一个既深又狭窄、坡度很大的山谷，然后又驶上由稀松的石子铺就的平地。每次颠簸，我们都被颠得头碰车顶。车子扬起的尘土扑向我们，令人窒息。我们眼眉和眼睑上都沾上了尘土，看上去活像以前教师节时在我们学校舞台上表演的小丑。
在一道高高的泥墙边，父亲把车停在那扇大而老旧的金属大门前。他按了几下门铃，终于，随着“嘎”的一声，一位年长的守门人打开大门旁边的小门。见来人是我父亲，这才敞开大门。父亲将车开了进去。这位守门人揉揉眼睛，生怕自己是在做梦。待我们进门后，他连忙关上大门，然后追上来，帮我们下车。他小声地自言自语道：“我以前可从没见过一辆伏尔加载了这么多人。”
“我打赌你肯定没见过。”我在他身后咧嘴一笑，说道。
他一听，脸腾地一下红了，极力掩饰自己的尴尬。“我并非有意无礼，我只是被吓着了。”他希望自己的话没被别人听到。
我们从车上下来。有的婶婶不得不让人从车里给拉出来。不过孩子们全都嗖的一声跳下来，待站定后打量四周，这里离我们刚离开的战区还不到3英里。
我们前面是一幢同喀布尔许多房屋外表一样的只有一层的建筑，房顶平平的，窗户很大。在左侧，伫立着一道比两层楼还高的巨大围墙，这种布局我以前从未见过。在暗褐色的开阔墙面上，有一个小小的开口。一扇厚实的、没有刷油漆的木门嵌在开口上，木门上布满了粗粗的、扁平的钉头。在围墙的远端是一座有8个断面的高塔，赫然耸现在高墙和一些非常粗壮的大树顶端之上。门外还有一座相似的高塔，但已经被毁坏了，仅剩下塔基部分。
片刻之后，随着大铁锁发出当啷一声，那道厚实的木门打开了。有人闪身出来，我认出是父亲的生意伙伴，他身后还跟着两位仆人。在他的地毯店里，我多次见过这个人。他的穿着始终毫无瑕疵，打着丝绸领结，马甲剪裁得非常合体，一双明亮的眼睛向他的顾客透露出善意。可是今天早晨，他只穿了一件睡衣，手上端着一杯茶，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他同父亲寒暄，同其他成年人打招呼，对我们所有人表示欢迎。
他叫哈吉努尔谢尔。不论何时，只要父亲带我和瓦基勒去店里，哈吉努尔谢尔总会给我们糖吃，把几张卷起来的钞票塞进我们的衣袋。在店里，总有几位他的外国顾客在仔细打量地毯，不过我们进去时他会把生意放在一边，来招待我们。他从不叫我们的真名，而是叫我们“大侄子”，他让我们叫他“叔叔”。
如果说那天一大早他见到我们感到很吃惊的话，他的神情中也并没有显露出来。我们没有办法向他传递信息，告诉他我们要来投奔的事情。不过，他和我父亲是要好的朋友，好朋友就要在困难时互相帮忙。
我父亲把他叫到一边，他们低声谈了一会儿。哈吉努尔谢尔对一直站在他身后像卫兵似的仆人说了几句。那位仆人转身到里面，为我们端出茶点。哈吉努尔谢尔表现得好像在当时他已经习惯了每天招待像我们这样的不速之客，对仆人说的也都是挂在嘴边的现成话。
“嗨，欢迎大家赏光来寒舍。你们喜欢这里吗”
其实，除了高墙和塔楼以外，我们的确尚未领略到别的。但我们连忙点头，因为令我们释怀的是终于远离了战火。
“这个地方叫恰拉–诺伯利亚。你们以前听说过吗”他的举止仿佛一位大家都熟悉的著名演员，但叔叔和婶婶们以前从未与他谋过面。“我们称这儿为九塔城堡的原因是，这里建了有一百年了，曾经有九座塔。像我一样，是老古董了。”说罢，他脸上绽放出具有感染力的微笑，于是我们大家也都笑了。
我打断他说：“努尔谢尔叔叔，可我只看到一座塔啊。”说话间，我指着那座完整无缺的高塔，忽略了门外只剩下残垣的另一座塔。
他瞧着我父亲，递了个眼色说道：“噢，这孩子很聪明。”我喜欢听他这么说，尤其是在我堂兄弟们面前。“至于其他的塔嘛，”他目光略一闪烁，说道，“都消失了。仅仅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
即便恰拉–诺伯利亚只有一座塔，也令我有安全感，尤其是这座塔已经有100年之久了。也许在这儿，火箭弹伤不到我们。
他把手中的茶杯递给其他仆人，带我们离开门口，走到位于老城堡和那幢平房之间一条很陡但两侧玫瑰飘香的小道，来到位于房子下面一道斜坡上的平台。他和我父亲走在前面，我和堂兄弟们在他们身后跟着，母亲和婶婶们在最后面。平台上方有葡萄架罩着。蜜蜂在上面嗡嗡叫着采蜜。
此时，天已大亮，完全放晴了。太阳挂在湛蓝的天空上，阳光倾洒在枝干和树叶间。微风不停地吹拂葡萄叶，发出“沙沙”的响声。我想知道在山的另一侧是否还有战争，那里的一切是否也已改变。
我转身向身后看，见古老城堡的最后那座高塔就矗立在眼前。它坐落在古老城堡的一角，我们站的平台位置恰好在下方，从这里看高塔显得更高了。我对高墙内的一切颇为好奇，可是在这么大的园子里浏览所有这些新奇的东西只能是浮光掠影，所幸这种好奇心用不了多久就会得到满足。
在平台中央，有一个喷泉向空中喷着水。在喷泉附近，有两株参天大树。我和两个堂兄弟拉起手环抱树干，试图丈量树干有多粗。我们勉勉强强能抱拢过来。
园子里地势最低处，有一处平坦的小溪。哈吉努尔谢尔告诉我们，小溪的冷水源于60英里外的兴都库什山脉。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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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排摞着直到棚顶。在过去16年里，自打祖父从银行退休以来，他和我父亲一起已经织了6000多张地毯。一个歹徒拉开窗帘，阳光破窗而入。
仓库就是一个宝藏。地毯颜色和样式各异。其中有许多显得非常陈旧。每张地毯都是祖父和父亲精心挑选保存起来的，可是现在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无力阻止这些强盗从我们眼皮底下抢走这些宝贝。
歹徒们手脚很麻利，其中3人往他们的老式俄国吉普车上搬了尽可能多的地毯。另外3人手按扳机，在外面守卫，随时准备朝打扰他们的人开火。我亲眼目睹一些自己曾经在院子里帮着我们每个月雇来一次的清洗工人清洗过的地毯，被这帮歹徒搬上了车，这些本来是父亲从各个村子收上来的旧地毯。我最喜欢老式地毯了，可是我却不能对他们说：别拿走，因为我喜欢。
他们用了两天时间才把全部地毯“偷”走。直到那时，战争对于我们才算有了更多的意味。
被洗劫的不仅仅是我们家。喀布尔城我们居住的区域几乎都空了。绝大多数邻居都远奔他乡了，一些人走得很匆忙，什么东西也没顾着带上。很快，他们的房子就变得空荡荡的了。
妇女不再在自家窗前用胳膊肘撑在窗台上聊些闲话了。如今，饥肠辘辘的猫从窗台上跳下来，互相发出嘶嘶的声音。
每当风吹过，空房子的门就开始砰砰作响，窗户啪的一声关上，窗帘来回摆动着，在没有火箭炮声或者枪声发出时，邻近的地方到处都是饥饿难耐的狗在嚎叫，这些生灵都是被遗弃的小可怜儿。
也只有疯子才会在这时候想着去外面的街上溜达。狙击手已经在我们后面的小山上选好位置，也许还会开一枪来取乐。两座小山峰不再叫以前的名字达阿富汗和科赫–阿利亚巴德，而是以狙击手山为人所知。
当春风把温暖的天气送还给喀布尔时，情况就很危险了，我们根本不能在自己家院子里走动。有的狙击手甚至拿我们以前在上面放风筝的祖父房间高高的房顶当作狙击地点，对山上的狙击手进行射击；而山上的狙击手则开枪还击。有时他们还发射火箭弹。有几枚就落在我们家院子里，其余的则落在我们周围的街道上、邻居家房子上、还有那座公园里。公园里的树木被摧毁殆尽。与我们相邻的那所小学校也未能幸免。在被炸成废墟之前，这里一直是我们的快乐之地。
随着盛夏的到来，院子里的绿草开始枯死，因为谁也不敢去院子里给草浇水。到最后，因为太危险我们甚至都不能待在房间里了。我们只能搬到地下室一个大房间里去，我们希望在那儿能安全一些。
地下室没有接电线。不论白天还是晚上我们都要点油灯和蜡烛。至于睡觉，只能在水泥地上了。
我们在一起用餐，50几口人围坐在地上的一块大桌布周围。每顿饭都像一次小型宴会，但是很悲惨的那种。谁也不说话，也没人笑一声。事实上，我们在等待一枚火箭弹落在我们头上，把我们都炸死。
所有叔叔都有带耳机的收音机。他们整天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和其他电台播放的达里语新闻节目。我却想听印度歌曲。我心想，担忧不会改变我的命运，而只会带来更多的烦恼。
一个星期天晚上，约摸9点左右，叔叔们让大家全都保持安静。英国广播公司声称翌日在与我们相邻的科特–圣希将爆发一场交火，从清晨8点开始要持续10个钟头之久。这意味着我们得离开家躲避一阵。秋日将近时节，有两个寒冷的夜晚我们是在外面挨过的。我们清楚地下室没法过冬。大家立即开始议论此事。我们该怎么办该去哪儿谁能帮我们
那晚我刚要入睡，就听到火箭弹呼啸而过，然后大地便像摇篮一般来回摇摆。
约摸有三四个清晨，我醒来后要去解手。地下室里根本没有卫生间。我跑到院子里一棵树下小便。自打被迫搬离自己的房间，这些天晚上我总是在这儿小解。这里非常安静，但我听到铁锹挖地的声响。我揉揉眼睛，四下张望。在花园的各个方向，我的叔叔们一起在地上挖狭窄但很深的洞。他们全都趁着夜色深挖地洞，谁也不敢点灯笼。对那些狙击手来说，亮光就是目标。
我走到一位叔叔近前，问他干什么要在深夜挖地洞。他没有搭理我。我又走到另一位叔叔近前，问他同样的问题。他同样没回答我。
我回到地下室想去问父亲。母亲和姐妹们全都睡着了，父亲不在。我悄无声息地踱到院子的一角，我们住的房子就在那儿。只见父亲在我喜欢爬的一株桑树下挖地洞呢。
“爸爸，你干什么呢”我问道。
他停下手中的活儿，瞥了我一眼。“快去睡觉。”他厉声说道。
“为什么大家都在挖地洞”我决然地问。
“我说了，快去睡觉。”他几乎是冲我大吼起来，可又因为不想让别人听到故意小声说。他的声音令我恐惧。我没有再问别的问题，但我很生气。
我没有返回安全的地下室，相反，我走进先前我们自己的房间，睡在以前睡的床上。这么多周来都是睡在地下室冰冷的水泥地上，此刻躺在自己的床上，那种感觉真是太好了。我不在乎是否有从箭弹落下来。几分钟后，我就进入了梦乡，对于明天早上我们家就要开始陌生的新生活全然不知。
3 spaseva：“谢谢”的意思。编者注
第3章
逃离
拂晓之前我就醒了。父亲和母亲正在我们房间里忙活着，他们把衣服装进箱子。
我的3个妹妹从地下室我们居住的一角爬出来，那是她们睡觉的地方。她们揉着惺忪的睡眼，伸着懒腰，打着哈欠，头发都乱成一团。父亲让她们坐在我的床边紧挨着我。他在我们面前蹲下身子，面色异常严肃。
“我们今天就得离开这儿。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
仅用了半小时工夫，我们就做好了准备。我们的房间里又脏又乱，这种情景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告诉母亲，要是她想收拾一下，我可以帮她。她点点头，开始收拾匆忙打包时散落一地的东西。父亲厉声对母亲说：“你干什么呢你为谁收拾窃贼，抢劫者，还是军阀看在真主的份上，我们就要离开了，大家快上车”
难道我们把所有东西都留给窃贼和军阀吗我的那些风筝和弹子咋办于是，我开始往衣袋里装最好看的弹子，装了满满的一口袋。
“卡伊斯快上车马上”父亲说。从他说话的口气，我知道不容争辩。有几枚弹子从我指缝滑落到地上。我没顾上捡，就跑出了门。
我们疾步穿过院子来到车库前。我瞥了一眼父亲昨晚在树下挖地洞的地方，可是什么也看不到了。那儿现在是绿油油的黄瓜秧，就像以前就长在那里似的。我想问父亲那个地洞是怎么回事，不过转念一想他也许会像昨晚那样冲我大吼一顿。
父亲把面向街道的车库大门推开，我们上了车。他刚一发动引擎，我的一位叔叔就从院子里冲进车库。
“你们要去哪儿”叔叔问道，他只比父亲小一岁。
“我昨晚就告诉你了，”父亲答道，“去卡特–帕尔万我朋友家。”
“那家里这些剩下的人去哪儿呢”叔叔伤心地问道。
“你们还有几星期时间考虑一下。”父亲答道，声音有些哽咽。
“你把我们的孩子和妻子也带走吧。他们也想活下来啊，就像你自己的妻子、孩子一样。”叔叔恳求道。
“这是辆小车，不是公共汽车或者卡车什么的。”父亲说，“这辆车一次只能坐4个人，而我们已经坐了6个人了。”
“给我留点儿地方。我知道如何处理。我是个出色的包装工人。”叔叔说。
几乎一分钟都不到，我的6个叔叔还有他们所有的孩子和妻子都蜂拥进车库，挤着要上我们的车。两位婶婶坐在前排座位上，7个堂兄弟坐在后排的座位。我们没有地方坐了。父亲砰的一声关上驾驶室的门。“我哪儿也不去了。”他气呼呼地说。
叔叔们开始与父亲争辩。父亲走进院子，在树的周围慢慢踱步。以前我从未见过他的举止像今天这样，也从未见过他与兄弟们这样说话。我不禁想起印度电影里，失和的兄弟们不再和睦相处的场景。
大家都从车上跳下来，互相瞧着。一时间，陷入一片死寂。
几分钟后，父亲转回来，让母亲和3个姐妹坐在后排。然后，他喝令4个堂兄弟也挤进后排座位。他让我和其他3个堂兄弟，包括瓦基勒，坐在车后放行李箱的地方。我的两个婶婶和父亲坐在前排。剩下的人在家里等着他稍后回来接他们。
他把车倒到街上。车上这么多人，压得几乎车底部都擦到地面了。父亲驱车慢慢穿过相邻的4个街区，这才驶上主路。
我们在路上看到的情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成千上万像我们一样的人，都在利用停火间隙逃离我们在这个城市生活的地方。道路每一侧都是一长列的人，就像成群结队的蚂蚁一样。所有人手上都拎着两三个大包。
路上就我们这一辆车。人们一看到我们的车，全都蜂拥而来，尽管他们已经发现我们车上已塞得满满的，可还是请求我们捎他们一程。我们周围聚过来的人群黑压压的，以至于父亲根本无法朝前挪动车，简直寸步难行。有些人试图把我和堂兄弟从车后拉下来，以便他们能占据我们的位置。父亲朝后喊道：“互相拽住，手指紧紧扣在一起。”
我们照他吩咐的做。父亲摇上车窗，使劲按喇叭，打开车灯，车子慢慢前行，不一会就快了起来，前面的行人一个接一个被落在后面。
自打战事开始以来这两个月中头一次，我们所有人亲眼目睹了战乱造成的破坏。很多以前听到的事情，要不是亲眼所见，很难令人置信。
道路上有许多火箭弹炸的弹坑。要知道，这本来是喀布尔最好的道路。还有很多没有爆炸的火箭弹扎在道路中央，就像一块木头上只进一半的钉子一样。
人行道上、便道上、马路中央、公园里，到处都横七竖八躺着数以百计的尸体。有的看上去就像在那儿躺了很久似的。他们衣服上血污斑斑。绝大多数尸体都位于主路上。也许在他们试图穿过马路时，被火箭弹击中。不过，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被流弹击中头、前胸，或者后背的。这都是狙击手的“功劳”。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感觉自己是在看一部美国恐怖电影，尤其是当我看到尸体的残肢，诸如胳膊、大腿甚至脑袋就躺在那里时。
父亲别无选择，只有驱车碾过。有些尸体仰面倒在路上，恍若睡着了进入了梦乡。疾驰的车速越过他们，一片阴森惨淡的景象。
为了避免撞到冲我们跑来的一个人，父亲在理工学院前面的环状交叉路口附近走错了路，他加大油门驱车驶上通往洲际饭店的那个小山丘。
从小山丘顶部放眼望去，又是另一番景象。我们在心头将刚才亲历的那难以想象的一幕猛然驱走。取而代之的是真正的生活场景。
人们正忙着从面包店买早餐吃的面包。小孩牵着父母的手，准备去学校上学。这里没有狗的狂吠之声，道路上也不是空荡荡的。家家户户的窗户也没有拉上窗帘，大门也没有紧闭。这里没有战争。从来没有。
我看到人们脸上挂着微笑，没有任何担忧的迹象。但是，他们眼睛不眨地盯着我们看，想必从未见过一辆车上竟然载了这么多人。难民驻地的分隔线标志正好从那里开始，他们对成千上万的难民是怎么来的一无所知。在我们家和这个相邻的区域之间矗立的那座小山，保护了这些人免遭屠戮。狙击手甚至没有来到他们这边的山上，尽管他们本可以来。然而，他们的炮火却能打到位于两个派系之间与我们毗邻的地区。我们见到的人们好像甚至不知道在不到两英里远的地方，正经历着炮火的蹂躏，尽管他们想必会听到火箭炮声和子弹的尖叫声。
我们驱车从洲际饭店来到小山丘底部，进入相邻的卡特–帕尔万。路上只有几辆小车，许多人都是步行。他们中绝大多数是赤脚去朝圣的印度人，捧着的铜碗里盛满了牛奶。那些男人一身白色或者橘黄色装束，而女人则一袭鲜艳的纱丽。孩子们在大人身后跟着。小男孩头上除了留一条小辫子，其余头发都剃光了。有些人在前额上印上条纹记号。
堂哥瓦基勒在车后紧挨着我坐。他嘲笑那些没留头发的孩子，但嘴里嘟囔说要是像他们那样有一碗牛奶就好了。
在山丘底部，我们的车急速向左拐了两个弯儿，驶进一个以前从未见过的很美的小公园。里面的花儿都经过了精心修剪。
我们驶过一幢位于一道高墙之后的巨大的白色建筑。在这幢建筑大得有些夸张的门前，身着奇怪制服的卫兵荷枪而立。他们站得笔直，就像雕像一般，身旁站着俄国种大狼狗。门上挂着用达里语写的标识牌“英国大使馆”，还有用其他语言书写的牌子。
我们沿着墙边一条泥路往前走。在喀布尔，这是最颠簸的道路了。车子驶进一个既深又狭窄、坡度很大的山谷，然后又驶上由稀松的石子铺就的平地。每次颠簸，我们都被颠得头碰车顶。车子扬起的尘土扑向我们，令人窒息。我们眼眉和眼睑上都沾上了尘土，看上去活像以前教师节时在我们学校舞台上表演的小丑。
在一道高高的泥墙边，父亲把车停在那扇大而老旧的金属大门前。他按了几下门铃，终于，随着“嘎”的一声，一位年长的守门人打开大门旁边的小门。见来人是我父亲，这才敞开大门。父亲将车开了进去。这位守门人揉揉眼睛，生怕自己是在做梦。待我们进门后，他连忙关上大门，然后追上来，帮我们下车。他小声地自言自语道：“我以前可从没见过一辆伏尔加载了这么多人。”
“我打赌你肯定没见过。”我在他身后咧嘴一笑，说道。
他一听，脸腾地一下红了，极力掩饰自己的尴尬。“我并非有意无礼，我只是被吓着了。”他希望自己的话没被别人听到。
我们从车上下来。有的婶婶不得不让人从车里给拉出来。不过孩子们全都嗖的一声跳下来，待站定后打量四周，这里离我们刚离开的战区还不到3英里。
我们前面是一幢同喀布尔许多房屋外表一样的只有一层的建筑，房顶平平的，窗户很大。在左侧，伫立着一道比两层楼还高的巨大围墙，这种布局我以前从未见过。在暗褐色的开阔墙面上，有一个小小的开口。一扇厚实的、没有刷油漆的木门嵌在开口上，木门上布满了粗粗的、扁平的钉头。在围墙的远端是一座有8个断面的高塔，赫然耸现在高墙和一些非常粗壮的大树顶端之上。门外还有一座相似的高塔，但已经被毁坏了，仅剩下塔基部分。
片刻之后，随着大铁锁发出当啷一声，那道厚实的木门打开了。有人闪身出来，我认出是父亲的生意伙伴，他身后还跟着两位仆人。在他的地毯店里，我多次见过这个人。他的穿着始终毫无瑕疵，打着丝绸领结，马甲剪裁得非常合体，一双明亮的眼睛向他的顾客透露出善意。可是今天早晨，他只穿了一件睡衣，手上端着一杯茶，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他同父亲寒暄，同其他成年人打招呼，对我们所有人表示欢迎。
他叫哈吉努尔谢尔。不论何时，只要父亲带我和瓦基勒去店里，哈吉努尔谢尔总会给我们糖吃，把几张卷起来的钞票塞进我们的衣袋。在店里，总有几位他的外国顾客在仔细打量地毯，不过我们进去时他会把生意放在一边，来招待我们。他从不叫我们的真名，而是叫我们“大侄子”，他让我们叫他“叔叔”。
如果说那天一大早他见到我们感到很吃惊的话，他的神情中也并没有显露出来。我们没有办法向他传递信息，告诉他我们要来投奔的事情。不过，他和我父亲是要好的朋友，好朋友就要在困难时互相帮忙。
我父亲把他叫到一边，他们低声谈了一会儿。哈吉努尔谢尔对一直站在他身后像卫兵似的仆人说了几句。那位仆人转身到里面，为我们端出茶点。哈吉努尔谢尔表现得好像在当时他已经习惯了每天招待像我们这样的不速之客，对仆人说的也都是挂在嘴边的现成话。
“嗨，欢迎大家赏光来寒舍。你们喜欢这里吗”
其实，除了高墙和塔楼以外，我们的确尚未领略到别的。但我们连忙点头，因为令我们释怀的是终于远离了战火。
“这个地方叫恰拉–诺伯利亚。你们以前听说过吗”他的举止仿佛一位大家都熟悉的著名演员，但叔叔和婶婶们以前从未与他谋过面。“我们称这儿为九塔城堡的原因是，这里建了有一百年了，曾经有九座塔。像我一样，是老古董了。”说罢，他脸上绽放出具有感染力的微笑，于是我们大家也都笑了。
我打断他说：“努尔谢尔叔叔，可我只看到一座塔啊。”说话间，我指着那座完整无缺的高塔，忽略了门外只剩下残垣的另一座塔。
他瞧着我父亲，递了个眼色说道：“噢，这孩子很聪明。”我喜欢听他这么说，尤其是在我堂兄弟们面前。“至于其他的塔嘛，”他目光略一闪烁，说道，“都消失了。仅仅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
即便恰拉–诺伯利亚只有一座塔，也令我有安全感，尤其是这座塔已经有100年之久了。也许在这儿，火箭弹伤不到我们。
他把手中的茶杯递给其他仆人，带我们离开门口，走到位于老城堡和那幢平房之间一条很陡但两侧玫瑰飘香的小道，来到位于房子下面一道斜坡上的平台。他和我父亲走在前面，我和堂兄弟们在他们身后跟着，母亲和婶婶们在最后面。平台上方有葡萄架罩着。蜜蜂在上面嗡嗡叫着采蜜。
此时，天已大亮，完全放晴了。太阳挂在湛蓝的天空上，阳光倾洒在枝干和树叶间。微风不停地吹拂葡萄叶，发出“沙沙”的响声。我想知道在山的另一侧是否还有战争，那里的一切是否也已改变。
我转身向身后看，见古老城堡的最后那座高塔就矗立在眼前。它坐落在古老城堡的一角，我们站的平台位置恰好在下方，从这里看高塔显得更高了。我对高墙内的一切颇为好奇，可是在这么大的园子里浏览所有这些新奇的东西只能是浮光掠影，所幸这种好奇心用不了多久就会得到满足。
在平台中央，有一个喷泉向空中喷着水。在喷泉附近，有两株参天大树。我和两个堂兄弟拉起手环抱树干，试图丈量树干有多粗。我们勉勉强强能抱拢过来。
园子里地势最低处，有一处平坦的小溪。哈吉努尔谢尔告诉我们，小溪的冷水源于60英里外的兴都库什山脉。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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