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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的风险，就远高于操作有防护的设备，这种风险就是隐性成本之一。竞底者为了节省成本，常常故意漠视工人所支付的这类隐性成本，从而节省企业的整体成本，使自己获得更大的竞争力。但这样一来，操作工显然就遭到竞底，因为他的劳动条件更加接近底线。珠三角的机械厂常常发生手指截断事故，以致做手指缝合手术的诊所，生意畸形般地兴隆，就是这种竞底的直接后果。当然，比起山西黑煤窑来，珠三角的这些工厂可算是非常人道的了。g负外部性。经济活动的影响，常常可能超出对买卖双方的福利影响，而扩大到旁观者身上，这就被称为外部性。如造纸厂直接将废水排入河道，污染了水源，对下游的民众就造成了影响;建筑工地制造的噪声，干扰了邻近居民的生活，等等。中国人非常善于投机取巧，常常变着法儿把该自己承担的成本，推到企业外部的社会上，从而形成负外部性。当自然环境的污染越来越被人们关注时，企业就转而污染不那么被人们敏感的人文环境。如史玉柱的送礼就送脑白金的广告;伊利在毒奶粉事件后，连篇累牍地在电视上播放放心广告，都是对人们心理和情绪的恶劣污染。这和废水污染水源一样，都是对人有害的负外部性，只是由于立法滞后，因此他们对民众的竞底，除了遭到民众的反感，并未付出经济上的成本。h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状态: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在国外，低端产业转移到中国后，由于产业的简单和中国人的聪明肯干，像志强厂这样的企业很快就会达到帕累托最优，也就是说，不使某些人的境况变坏，就无法使某些人的情况变好。
第64节：八、与竞底相关的理论阐述
因此，老板李志强为了使自己的境况变好，当然要有选择地将一些人的境况变坏，他不敢对强势群体下手，自然要对弱势群体动脑筋，这样的结果，就是不得不给工厂的打工妹们以更大的压力，尽可能地压缩她们的报酬，加大劳动强度，延长工作时间。也就是说，不得不对她们竞底。i个人利己，兼可富国。这是亚当斯密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观点，但却不适用于中国。因为在中国，竞底者老板和官僚在大量聚敛钱财后，往往会将财富和家人转移到国外非竞底环境，那样富的是别国，并不能起到富中国的最终效果。所以，如果中国一直竞底下去，富强永远难以实现。j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制度经济学认为:有利于市场交易的优质制度，是一种有效的资源;来自于市场交易的劣质制度，是一种负面的制度成本。经济学家公认，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中国的制度离真正的市场制度结构还甚远。而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尤其需要良好的制度。在缺乏良好制度的前提下，中国人必然承受巨大的制度成本，因此大部分利润被制度消耗掉，当然只要生存在底线状态，也就只能不断地竞底。k基于博弈论的解释。博弈论中，有一个著名的囚徒困境:甲乙两人合伙作案，结果都被警察抓起来，被隔离审讯。如果两人都不坦白，警察会因证据不足而各判一年;如果一人坦白，另一人不坦白，坦白者将作为证人不会被起诉，而另一人将重判十五年;如果两人都坦白，则因罪名成立各判十年。面对这样的抉择，甲乙各自的最佳选择就是坦白，即最符合他们个体理性的选择。但对两人整体来说，却是一个最差的结果。甲乙两个罪犯的典型囚徒困境甲:坦白甲:不坦白乙:坦白乙判10年，甲也判10年乙获释放，甲判15年乙:不坦白乙判15年，甲获释放乙判1年，甲也判1年从这张表中可以看出，甲乙的最佳选择是都不坦白，这样二人可得最优结果。
第65节：八、与竞底相关的理论阐述
但囚徒困境的奇特之处在于，如果甲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他的最佳选择却是坦白:a如果乙也坦白，甲只要判10年，比不坦白的判15年要优;b如果乙不坦白，甲可以马上获释，也比不坦白的判1年要优。因此甲当然会选择坦白，同理乙也会选择坦白。但两个人都进行最优的选择，却得到了最差的结果。李志强和他的对手张志强就面临着囚徒困境:如果两人都选择生产高价格、高质量的电话机，那么两人的公司都能发展;而其中一人生产高质量、高价格的产品，另一人则以低价格、质量很勉强的产品来抢夺订单，那么只有后者能生存，前者将倒闭;如果两人都选择生产低价格、质量勉强的产品，那么他们虽然都能生存，但日子将过得很艰难。李志强在这个囚徒困境中作出了他认为对自己最优的选择，也就是生产低价格、质量勉强的产品，同时非常艰难地生存着。李志强与其对手张志强的囚徒困境李志强:低价格勉强的质量李志强:高价格高质量张志强:低价格勉强的质量李难以发展，张难以发展张一家独大，李不能生存张志强:高价格高质量张不能生存，李一家独大李公司发展，张公司发展显然，李张二人的最佳选择是走高价格高质量，这样二人可得最优结果。但李志强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他的最佳选择却是低价格、勉强的质量，同理张志强也会选择低价格、勉强的质量。两个人都进行最优的选择，却得到了最差的结果，这就是竞底。案例:美国的犹太人店铺和中国餐馆，在遇到劫匪时的不同策略和后果囚徒困境在竞底人群中极为普遍，即使是在海外的华人，也常常可以见到。阿仪一次到美国旅游，在一家中餐馆吃饭，不巧碰到劫匪持刀抢劫老板。老板把钱柜里仅有的两百美元全给了他，劫匪走后，阿仪力促老板报警。老板说:报警也没用，警察至少要半个小时才到。
第66节：八、与竞底相关的理论阐述
阿仪在国内听说美国警察效率很高，案发三五分钟即可赶到现场，她马上拨911报警。警察果然半小时后才来，而且只是做了个笔录，就不吭不哈地走了。阿仪在背后大骂美国警察浑蛋，但老板却帮着警察说话:唉，美国警察既称职，又不受贿，我们中餐馆受抢劫时，他们也是在三五分钟之内就赶来，当场把劫匪抓住，可我们害怕报复，都不愿站出来指证劫匪，警察只好把强盗当场放过，后来他们就对中餐馆的报警不热心了。而在旁边犹太人开的店铺，劫匪更是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他们在遭劫后，不但立即报警，还督促警察办案，如果认为警察办案不力，还会合伙出资悬赏缉拿劫匪，所以劫匪也就不抢犹太人。这条街上只有一家犹太店，而中国餐馆有十多家，可劫匪只选择人多势众的中国餐馆动手，而且过了几天照样又来抢。阿仪在美国中餐馆看到的现象，实际上在国内也很普遍:2008年深圳海事局书记林嘉祥猥亵少女，尽管有大量旁证及林本人的言行表明猥亵成立，但司法部门最终竞底式地判决林无罪，这无疑将助长今后类似事件更多发生。我们不禁要问:是谁让我们走进囚徒困境的局面呢囚徒困境的一个最关键点，是警察可以根据甲乙的情况，调整对坦白或不坦白两个情况的判罪年限，正因为警察掌握了这一主动权，他才可以对甲乙二名囚犯竞底。而在李志强和张志强的囚徒困境中，扮演警察角色的，是掌握行业核心技术、产品的国外供应商。如在中国的pc产业中，联想、tcl、方正、海尔等等，就是囚徒，而英特尔、a就是警察，这些警察制定了行业的游戏规则，让囚徒们身处困境，不断地彼此竞底，以便从中获得巨大收益，从而在美国总部不断进行竞优式的研发，开发出升级换代的产品，再来让囚徒们竞底。这，就是当今产业全球化的实质。博弈论中还有一种零和博弈，在零和博弈中，一方的所得，就是另一方的损失。
第67节：八、与竞底相关的理论阐述
李志强和他的打工妹们，主要也是进行零和博弈。他的利润，主要来自于对打工妹工资的压低和克扣，他多挣1万块，可能打工妹们就得少拿9千块。因此李志强不得不靠竞打工妹们的底来多挣钱。如何才能达到双赢呢比如李志强给打工妹加1元工资，而自己能获得15元甚至12元的收益，那就能达到一种双赢局面。但李志强对打工妹的潜力都用尽了，他已经没有办法，在给打工妹们加1元工资时，她们会为他挣得12元或15元的收益。所以他当然不会考虑为她们加1元的工资。而打工妹们则觉得既然老板给的是最基本的工资，自己也只能干老板要求的最起码的工作，是否能为老板增加收益，那不是自己应该操心的事。因此，在竞底企业，多赢局面，即大家合力把饼做大的情况，很难出现。唯有大家眼睛盯着有限的那块饼上，彼此竞底，谁的竞底实力强，谁抢到的饼大。案例:经济学人对竞底、竞优的相关论述对任正非、李志强们遇到的竞底困境，西方经济学家所进行的专门性研究不多。究其原因主要有:1这是落后国家特有的现象，西方的经济学家不会把这些问题当做自己的课题;2国内的经济学者无不饱受多年的应试教育毒害，同时秉承了中国人缺乏科学精神的特性，因此他们热衷于传授西方经济学家为西方社会研发的最新理论，但对中国尤其是中国民营企业所存在的实际困难涉足较少。且看看两个有分量的中国经济学人的见解:杨小凯:经济学家，湖南人，文革期间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十年徒刑，主要通过自学获得经济学知识，后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读书，担任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研究员。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认为:杨的工作比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卢卡斯，和另外两位诺贝尔奖有力候选人罗默、克鲁格曼要好得多;诺贝尔奖得主阿罗称赞:他的研究使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混为一体。
第68节：八、与竞底相关的理论阐述
杨小凯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在他2004年英年早逝后，这一称号转到林毅夫身上。林毅夫:经济学者，出生于台湾，留学美国，北大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要素禀赋结构对产业和技术选择的影响，以及制度变迁的决定性作用。2008年，成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林毅夫颇有点独特的才能，比如他将团队监督理论引入农业经济学，论证出中国人民公社的不成功，其根本原因在于无法解决对农民的监督问题，而不是所有制导致的农民生产积极性问题;比如他认为国企改革的关键，在于培育公平的市场环境，而不是国企产权引起的效率问题，反对私有化是国企改革成功的唯一出路。这些独特的思想，说明一只海龟戴着有色眼镜研究经济学，最终能达到什么样的奇特效果。杨小凯曾著文专门谈论过中国的后发劣势，他说: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的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杨小凯将李志强们的难题，上升到了制度层面，并特别谈到日本的情况:日本和中国的比较说明，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本书前言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日本经济腾飞30年，日本人的平均工资超过美国;而中国经济腾飞30年，中国人的平均工资只有美国人的29对杨小凯这些观点，林毅夫基于他的官方立场，专文作出以下回应: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可以有两种选择，发明或引进，到底哪种方式好，这要看哪一种方式成本比较低，收益比较大
第69节：八、与竞底相关的理论阐述
新技术发明一般投入非常大、风险也非常大研究表明95的研发项目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只有5的项目最后成为可以申请专利的技术。而且申请专利以后的技术并不都有商业价值，很多最后被束之高阁，没有投入使用。这是因为:有些新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消费者不一定喜欢如果发展中国家也用自己发明的方式来取得技术创新，那么也必须和发达国家一样花同样高的成本和面对同样的风险。但发展中国家还可以利用与发达国家存在技术差距，通过技术模仿、引进来获得技术创新，很多技术模仿、引进不需要花费成本这样，靠引进技术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成本，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和发达国家的这个差距，进行快速技术变迁。林的这些话，显然是任正非、张瑞敏、柳传志们非常爱听的，也正是他们实施竞底战略的理论基础，但林毅夫以此推导出来的乐观结论，却显得有些愚蠢:技术变迁越快，资本积累回报率就越高，从而资本积累就越快;技术变迁越快，新的、附加值较高的生产环节或产业部门就出现得越快，这个国家、地区的产业结构的变迁就越快。显然，林毅夫在做出这个当然正确的论断时，犯了中国人通常的凭直觉推论想当然的毛病，没有深入产业界进行认真的实证研究，因为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由于竞底的普遍性，虽然西方成熟的技术被快速引进到中国，新的附加值较高的产业部门却不会出现。以pc产业为例。中国从最开始的80286台式电脑做起，一直走到目前的英特尔酷睿2四核笔记本电脑，中国的整个pc产业，在世界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有本质的提升吗以电视机为例。中国从9寸黑白电视机，一直做到平板、液晶、等离子，中国并没有占据附加值较高的产业地位。再以音像产品为例。中国从录音机、cd、vcd，一直走到dvd，在世界的产业分工中，中国人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吗
第70节：八、与竞底相关的理论阐述
再以照相机、手表、药品、服装面料、软件、汽车为例。没有。我们在可预见的将来，也看不出什么实质的希望。因此，林毅夫说:技术变迁越快这个国家、地区的产业结构的变迁就越快。不知道他能举哪些产业的例子，来支持他的论断。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只能得出正确的推论是:非核心技术的变迁，一定与产业结构的变迁毫无关系即使通过技术引进，或凭一时的灵机一动突发性的、一次性的创新，如中国人开发出了vcd，从无到有地创造了vcd产业，有了一时的核心技术，同样不能带来产业结构的变迁接着，林毅夫对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没有必然联系进行了长篇论述。然而，他在这方面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制度创新当然对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连中学生都知道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上层建筑就包括政治、法律，有时这种反作用极为巨大。他又回到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谈到政府发展战略的问题，他问道:技术创新是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既然后发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而具有后发优势，为何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真正利用了这个优势，加速经济发展而缩小或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仅属凤毛麟角，绝大多数的后发国家，经济发展还是困难重重。其原因其实在于政府所施行的发展战略。对于这个关键性问题，林毅夫给出的答案是:由于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内生决定于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如果一个发展中经济要想提高其产业结构，必须先提高其要素禀赋结构。所谓提高要素禀赋结构，就是增加经济中每个劳动力的资本拥有量。资本来自于剩余、积累。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诱导其企业比较好地按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则每个企业都会有自生能力，也就是只要有正常的管理，不需要任何外部的补贴，就预期可以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利润率。这样的经济总的来讲，在竞争的市场中会最有竞争力，占有的市场份额最大，创造的剩余、积累就最多，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也就会最快。当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产业也要随之升级，按比较优势的原则来引进技术，其引进成本和学习成本都会最低，这样也就能够真正发挥后发优势。
第71节：八、与竞底相关的理论阐述
这段引文较长，但其中的逻辑还是十分清晰的:要提高产业结构，必须提高要素禀赋结构;而要提高要素禀赋结构，就要增加每个劳动力的资本拥有量。具体到志强厂，林毅夫的话体现为:张小花应该花钱参加培训不论是由她自己出钱还是由志强厂出钱，志强厂应该添置设备，招聘技术人员，提高研发能力，更新生产设备，提高生产效率，这样就将逐步提升电子加工业的产业结构。这显然是非常正确的选择。李志强们即使不用学习林毅夫的文章，心里也有这样美好的打算。但这一切需要钱。钱从哪儿来呢林毅夫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资本来自于剩余积累。这话也说得非常正确。但关键问题在于，中国是个竞底社会，李志强对打工妹竞底，所以打工妹们没有钱进行培训。而李志强这样做，也完全是出于生存的压力，因为他要面对自己的竞争对手张志强们和国家、外资的多重竞底。国家对李志强的竞底，我们从每年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超过gdp增长的百分点，就可以管中窥豹。在这种竞底的环境下，李志强想提升研发能力，更新生产设备，不过是穷人梦里娶媳妇过过干瘾。他只能蹲在车间的空地上，用最简陋的方法，寻找用水泥制作加重块的最佳办法。林毅夫是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如此多的头衔，可谓是立于庙堂之上的参与决策的学者，但就在其参与宏观经济决策的这些年，国家财政收入以远远高于gdp增长的速度增长，也是中国对民营企业竞底力度最强的岁月，李志强们根本无法形成剩余积累，去进行提高要素禀赋结构，不知林委员在参与决策时，记不记得他自己写的这些文字。正是国家对企业的竞底，导致企业无法积累财富，不得不连续对员工竞底。这是一个制度性的难题在中国竞底的大环境下，林毅夫貌似正确的经济理论，实际上很难找到实施的基础。
第72节：八、与竞底相关的理论阐述
案例:产业升级，站着说话不腰疼:东莞的竞底困境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在广东珠三角工业转型的大潮下，富可敌省的制造之城东莞，经过连续20年经济高速增长后，2007年的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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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的风险，就远高于操作有防护的设备，这种风险就是隐性成本之一。竞底者为了节省成本，常常故意漠视工人所支付的这类隐性成本，从而节省企业的整体成本，使自己获得更大的竞争力。但这样一来，操作工显然就遭到竞底，因为他的劳动条件更加接近底线。珠三角的机械厂常常发生手指截断事故，以致做手指缝合手术的诊所，生意畸形般地兴隆，就是这种竞底的直接后果。当然，比起山西黑煤窑来，珠三角的这些工厂可算是非常人道的了。g负外部性。经济活动的影响，常常可能超出对买卖双方的福利影响，而扩大到旁观者身上，这就被称为外部性。如造纸厂直接将废水排入河道，污染了水源，对下游的民众就造成了影响;建筑工地制造的噪声，干扰了邻近居民的生活，等等。中国人非常善于投机取巧，常常变着法儿把该自己承担的成本，推到企业外部的社会上，从而形成负外部性。当自然环境的污染越来越被人们关注时，企业就转而污染不那么被人们敏感的人文环境。如史玉柱的送礼就送脑白金的广告;伊利在毒奶粉事件后，连篇累牍地在电视上播放放心广告，都是对人们心理和情绪的恶劣污染。这和废水污染水源一样，都是对人有害的负外部性，只是由于立法滞后，因此他们对民众的竞底，除了遭到民众的反感，并未付出经济上的成本。h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状态: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在国外，低端产业转移到中国后，由于产业的简单和中国人的聪明肯干，像志强厂这样的企业很快就会达到帕累托最优，也就是说，不使某些人的境况变坏，就无法使某些人的情况变好。
第64节：八、与竞底相关的理论阐述
因此，老板李志强为了使自己的境况变好，当然要有选择地将一些人的境况变坏，他不敢对强势群体下手，自然要对弱势群体动脑筋，这样的结果，就是不得不给工厂的打工妹们以更大的压力，尽可能地压缩她们的报酬，加大劳动强度，延长工作时间。也就是说，不得不对她们竞底。i个人利己，兼可富国。这是亚当斯密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观点，但却不适用于中国。因为在中国，竞底者老板和官僚在大量聚敛钱财后，往往会将财富和家人转移到国外非竞底环境，那样富的是别国，并不能起到富中国的最终效果。所以，如果中国一直竞底下去，富强永远难以实现。j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制度经济学认为:有利于市场交易的优质制度，是一种有效的资源;来自于市场交易的劣质制度，是一种负面的制度成本。经济学家公认，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中国的制度离真正的市场制度结构还甚远。而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尤其需要良好的制度。在缺乏良好制度的前提下，中国人必然承受巨大的制度成本，因此大部分利润被制度消耗掉，当然只要生存在底线状态，也就只能不断地竞底。k基于博弈论的解释。博弈论中，有一个著名的囚徒困境:甲乙两人合伙作案，结果都被警察抓起来，被隔离审讯。如果两人都不坦白，警察会因证据不足而各判一年;如果一人坦白，另一人不坦白，坦白者将作为证人不会被起诉，而另一人将重判十五年;如果两人都坦白，则因罪名成立各判十年。面对这样的抉择，甲乙各自的最佳选择就是坦白，即最符合他们个体理性的选择。但对两人整体来说，却是一个最差的结果。甲乙两个罪犯的典型囚徒困境甲:坦白甲:不坦白乙:坦白乙判10年，甲也判10年乙获释放，甲判15年乙:不坦白乙判15年，甲获释放乙判1年，甲也判1年从这张表中可以看出，甲乙的最佳选择是都不坦白，这样二人可得最优结果。
第65节：八、与竞底相关的理论阐述
但囚徒困境的奇特之处在于，如果甲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他的最佳选择却是坦白:a如果乙也坦白，甲只要判10年，比不坦白的判15年要优;b如果乙不坦白，甲可以马上获释，也比不坦白的判1年要优。因此甲当然会选择坦白，同理乙也会选择坦白。但两个人都进行最优的选择，却得到了最差的结果。李志强和他的对手张志强就面临着囚徒困境:如果两人都选择生产高价格、高质量的电话机，那么两人的公司都能发展;而其中一人生产高质量、高价格的产品，另一人则以低价格、质量很勉强的产品来抢夺订单，那么只有后者能生存，前者将倒闭;如果两人都选择生产低价格、质量勉强的产品，那么他们虽然都能生存，但日子将过得很艰难。李志强在这个囚徒困境中作出了他认为对自己最优的选择，也就是生产低价格、质量勉强的产品，同时非常艰难地生存着。李志强与其对手张志强的囚徒困境李志强:低价格勉强的质量李志强:高价格高质量张志强:低价格勉强的质量李难以发展，张难以发展张一家独大，李不能生存张志强:高价格高质量张不能生存，李一家独大李公司发展，张公司发展显然，李张二人的最佳选择是走高价格高质量，这样二人可得最优结果。但李志强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他的最佳选择却是低价格、勉强的质量，同理张志强也会选择低价格、勉强的质量。两个人都进行最优的选择，却得到了最差的结果，这就是竞底。案例:美国的犹太人店铺和中国餐馆，在遇到劫匪时的不同策略和后果囚徒困境在竞底人群中极为普遍，即使是在海外的华人，也常常可以见到。阿仪一次到美国旅游，在一家中餐馆吃饭，不巧碰到劫匪持刀抢劫老板。老板把钱柜里仅有的两百美元全给了他，劫匪走后，阿仪力促老板报警。老板说:报警也没用，警察至少要半个小时才到。
第66节：八、与竞底相关的理论阐述
阿仪在国内听说美国警察效率很高，案发三五分钟即可赶到现场，她马上拨911报警。警察果然半小时后才来，而且只是做了个笔录，就不吭不哈地走了。阿仪在背后大骂美国警察浑蛋，但老板却帮着警察说话:唉，美国警察既称职，又不受贿，我们中餐馆受抢劫时，他们也是在三五分钟之内就赶来，当场把劫匪抓住，可我们害怕报复，都不愿站出来指证劫匪，警察只好把强盗当场放过，后来他们就对中餐馆的报警不热心了。而在旁边犹太人开的店铺，劫匪更是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他们在遭劫后，不但立即报警，还督促警察办案，如果认为警察办案不力，还会合伙出资悬赏缉拿劫匪，所以劫匪也就不抢犹太人。这条街上只有一家犹太店，而中国餐馆有十多家，可劫匪只选择人多势众的中国餐馆动手，而且过了几天照样又来抢。阿仪在美国中餐馆看到的现象，实际上在国内也很普遍:2008年深圳海事局书记林嘉祥猥亵少女，尽管有大量旁证及林本人的言行表明猥亵成立，但司法部门最终竞底式地判决林无罪，这无疑将助长今后类似事件更多发生。我们不禁要问:是谁让我们走进囚徒困境的局面呢囚徒困境的一个最关键点，是警察可以根据甲乙的情况，调整对坦白或不坦白两个情况的判罪年限，正因为警察掌握了这一主动权，他才可以对甲乙二名囚犯竞底。而在李志强和张志强的囚徒困境中，扮演警察角色的，是掌握行业核心技术、产品的国外供应商。如在中国的pc产业中，联想、tcl、方正、海尔等等，就是囚徒，而英特尔、a就是警察，这些警察制定了行业的游戏规则，让囚徒们身处困境，不断地彼此竞底，以便从中获得巨大收益，从而在美国总部不断进行竞优式的研发，开发出升级换代的产品，再来让囚徒们竞底。这，就是当今产业全球化的实质。博弈论中还有一种零和博弈，在零和博弈中，一方的所得，就是另一方的损失。
第67节：八、与竞底相关的理论阐述
李志强和他的打工妹们，主要也是进行零和博弈。他的利润，主要来自于对打工妹工资的压低和克扣，他多挣1万块，可能打工妹们就得少拿9千块。因此李志强不得不靠竞打工妹们的底来多挣钱。如何才能达到双赢呢比如李志强给打工妹加1元工资，而自己能获得15元甚至12元的收益，那就能达到一种双赢局面。但李志强对打工妹的潜力都用尽了，他已经没有办法，在给打工妹们加1元工资时，她们会为他挣得12元或15元的收益。所以他当然不会考虑为她们加1元的工资。而打工妹们则觉得既然老板给的是最基本的工资，自己也只能干老板要求的最起码的工作，是否能为老板增加收益，那不是自己应该操心的事。因此，在竞底企业，多赢局面，即大家合力把饼做大的情况，很难出现。唯有大家眼睛盯着有限的那块饼上，彼此竞底，谁的竞底实力强，谁抢到的饼大。案例:经济学人对竞底、竞优的相关论述对任正非、李志强们遇到的竞底困境，西方经济学家所进行的专门性研究不多。究其原因主要有:1这是落后国家特有的现象，西方的经济学家不会把这些问题当做自己的课题;2国内的经济学者无不饱受多年的应试教育毒害，同时秉承了中国人缺乏科学精神的特性，因此他们热衷于传授西方经济学家为西方社会研发的最新理论，但对中国尤其是中国民营企业所存在的实际困难涉足较少。且看看两个有分量的中国经济学人的见解:杨小凯:经济学家，湖南人，文革期间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十年徒刑，主要通过自学获得经济学知识，后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读书，担任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研究员。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认为:杨的工作比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卢卡斯，和另外两位诺贝尔奖有力候选人罗默、克鲁格曼要好得多;诺贝尔奖得主阿罗称赞:他的研究使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混为一体。
第68节：八、与竞底相关的理论阐述
杨小凯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在他2004年英年早逝后，这一称号转到林毅夫身上。林毅夫:经济学者，出生于台湾，留学美国，北大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要素禀赋结构对产业和技术选择的影响，以及制度变迁的决定性作用。2008年，成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林毅夫颇有点独特的才能，比如他将团队监督理论引入农业经济学，论证出中国人民公社的不成功，其根本原因在于无法解决对农民的监督问题，而不是所有制导致的农民生产积极性问题;比如他认为国企改革的关键，在于培育公平的市场环境，而不是国企产权引起的效率问题，反对私有化是国企改革成功的唯一出路。这些独特的思想，说明一只海龟戴着有色眼镜研究经济学，最终能达到什么样的奇特效果。杨小凯曾著文专门谈论过中国的后发劣势，他说: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的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杨小凯将李志强们的难题，上升到了制度层面，并特别谈到日本的情况:日本和中国的比较说明，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本书前言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日本经济腾飞30年，日本人的平均工资超过美国;而中国经济腾飞30年，中国人的平均工资只有美国人的29对杨小凯这些观点，林毅夫基于他的官方立场，专文作出以下回应: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可以有两种选择，发明或引进，到底哪种方式好，这要看哪一种方式成本比较低，收益比较大
第69节：八、与竞底相关的理论阐述
新技术发明一般投入非常大、风险也非常大研究表明95的研发项目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只有5的项目最后成为可以申请专利的技术。而且申请专利以后的技术并不都有商业价值，很多最后被束之高阁，没有投入使用。这是因为:有些新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消费者不一定喜欢如果发展中国家也用自己发明的方式来取得技术创新，那么也必须和发达国家一样花同样高的成本和面对同样的风险。但发展中国家还可以利用与发达国家存在技术差距，通过技术模仿、引进来获得技术创新，很多技术模仿、引进不需要花费成本这样，靠引进技术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成本，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和发达国家的这个差距，进行快速技术变迁。林的这些话，显然是任正非、张瑞敏、柳传志们非常爱听的，也正是他们实施竞底战略的理论基础，但林毅夫以此推导出来的乐观结论，却显得有些愚蠢:技术变迁越快，资本积累回报率就越高，从而资本积累就越快;技术变迁越快，新的、附加值较高的生产环节或产业部门就出现得越快，这个国家、地区的产业结构的变迁就越快。显然，林毅夫在做出这个当然正确的论断时，犯了中国人通常的凭直觉推论想当然的毛病，没有深入产业界进行认真的实证研究，因为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由于竞底的普遍性，虽然西方成熟的技术被快速引进到中国，新的附加值较高的产业部门却不会出现。以pc产业为例。中国从最开始的80286台式电脑做起，一直走到目前的英特尔酷睿2四核笔记本电脑，中国的整个pc产业，在世界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有本质的提升吗以电视机为例。中国从9寸黑白电视机，一直做到平板、液晶、等离子，中国并没有占据附加值较高的产业地位。再以音像产品为例。中国从录音机、cd、vcd，一直走到dvd，在世界的产业分工中，中国人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吗
第70节：八、与竞底相关的理论阐述
再以照相机、手表、药品、服装面料、软件、汽车为例。没有。我们在可预见的将来，也看不出什么实质的希望。因此，林毅夫说:技术变迁越快这个国家、地区的产业结构的变迁就越快。不知道他能举哪些产业的例子，来支持他的论断。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只能得出正确的推论是:非核心技术的变迁，一定与产业结构的变迁毫无关系即使通过技术引进，或凭一时的灵机一动突发性的、一次性的创新，如中国人开发出了vcd，从无到有地创造了vcd产业，有了一时的核心技术，同样不能带来产业结构的变迁接着，林毅夫对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没有必然联系进行了长篇论述。然而，他在这方面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制度创新当然对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连中学生都知道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上层建筑就包括政治、法律，有时这种反作用极为巨大。他又回到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谈到政府发展战略的问题，他问道:技术创新是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既然后发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而具有后发优势，为何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真正利用了这个优势，加速经济发展而缩小或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仅属凤毛麟角，绝大多数的后发国家，经济发展还是困难重重。其原因其实在于政府所施行的发展战略。对于这个关键性问题，林毅夫给出的答案是:由于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内生决定于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如果一个发展中经济要想提高其产业结构，必须先提高其要素禀赋结构。所谓提高要素禀赋结构，就是增加经济中每个劳动力的资本拥有量。资本来自于剩余、积累。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诱导其企业比较好地按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则每个企业都会有自生能力，也就是只要有正常的管理，不需要任何外部的补贴，就预期可以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利润率。这样的经济总的来讲，在竞争的市场中会最有竞争力，占有的市场份额最大，创造的剩余、积累就最多，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也就会最快。当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产业也要随之升级，按比较优势的原则来引进技术，其引进成本和学习成本都会最低，这样也就能够真正发挥后发优势。
第71节：八、与竞底相关的理论阐述
这段引文较长，但其中的逻辑还是十分清晰的:要提高产业结构，必须提高要素禀赋结构;而要提高要素禀赋结构，就要增加每个劳动力的资本拥有量。具体到志强厂，林毅夫的话体现为:张小花应该花钱参加培训不论是由她自己出钱还是由志强厂出钱，志强厂应该添置设备，招聘技术人员，提高研发能力，更新生产设备，提高生产效率，这样就将逐步提升电子加工业的产业结构。这显然是非常正确的选择。李志强们即使不用学习林毅夫的文章，心里也有这样美好的打算。但这一切需要钱。钱从哪儿来呢林毅夫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资本来自于剩余积累。这话也说得非常正确。但关键问题在于，中国是个竞底社会，李志强对打工妹竞底，所以打工妹们没有钱进行培训。而李志强这样做，也完全是出于生存的压力，因为他要面对自己的竞争对手张志强们和国家、外资的多重竞底。国家对李志强的竞底，我们从每年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超过gdp增长的百分点，就可以管中窥豹。在这种竞底的环境下，李志强想提升研发能力，更新生产设备，不过是穷人梦里娶媳妇过过干瘾。他只能蹲在车间的空地上，用最简陋的方法，寻找用水泥制作加重块的最佳办法。林毅夫是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如此多的头衔，可谓是立于庙堂之上的参与决策的学者，但就在其参与宏观经济决策的这些年，国家财政收入以远远高于gdp增长的速度增长，也是中国对民营企业竞底力度最强的岁月，李志强们根本无法形成剩余积累，去进行提高要素禀赋结构，不知林委员在参与决策时，记不记得他自己写的这些文字。正是国家对企业的竞底，导致企业无法积累财富，不得不连续对员工竞底。这是一个制度性的难题在中国竞底的大环境下，林毅夫貌似正确的经济理论，实际上很难找到实施的基础。
第72节：八、与竞底相关的理论阐述
案例:产业升级，站着说话不腰疼:东莞的竞底困境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在广东珠三角工业转型的大潮下，富可敌省的制造之城东莞，经过连续20年经济高速增长后，2007年的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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