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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个体的人，“为我”是生物基因决定的。所以，承认人的“为我”之心，肯定他们“为我”的决策，是对人性的肯定。从本质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符合人性的社会，所以也是人间正道。任何社会，无论经历多少曲折，走过多长的路程，最终要走上市场经济之路。违背人性的社会，无论它有过多少辉煌，最终都要灭亡，而且，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远远大于它一时的成就。
市场经济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肯定“为我”的合理性，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用价格机制把“为我”与“为社会”或称为“利他”统一了起来。在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中，每个人决策的正确性是整个社会繁荣的基石。“为我”决策，以及决策中权责利的高度统一，保证了决策的正确性。在现代社会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的情况下，如果仅由几个人哪怕是与上帝同样全能的人决策，即使这几个决策者良心好得很，一心为社会谋福利，也会由于信息不完全而做出错误决策。一旦按这种决策行事，则会带来沉重的社会灾难。当由个人决策时，他出于“为我”的考虑会努力收集相关信息，以使决策正确，而且，即使有个别人决策失误，也无足轻重，因为绝大多数人事关切身利益时，决策是谨慎而少失误的。
当每个人“为我”做出决策时，价格机制使他的正确决策与社会相一致。人们从“为我”出发，总努力使自己拥有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运用。这就是要得到更多收益。例如,一个企业在为利润最大化而生产时，他总要考虑价格最高的产品。产品价格高，说明消费者需求多。生产这种高价格的产品岂不是既使企业获利，又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这时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为我”与满足消费者需求，使他们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为社会”是完全一致的。企业利润增加使他有能力更多地投资，这就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增加了就业。何况企业利润增加又增加了税收。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在价格指引下“为我”地决策和行事，其结果也就是“为社会”的。
当企业为利润最大化决策时，它还要降低成本。降低成本要节约生产所用的资源，提高使用资源的效率。当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企业都从“为我”出发决策时，资源效率提高了，从而整个社会的效率也提高了。这不是在“为我”的同时又实现了“为社会”吗从根本上说，使社会进步的动力不是那些为社会、为他人的高尚口号，而是为自我考虑的“利我”之心。从根本上讲，“为我”与“为社会”并不矛盾。因为“为我”并不是去损人利己。在一个法制的市场经济中也只有“为社会”才能实现“为我”。那些损人利己者也许能一时“为我”，但从长远看，最终是“害己”。你翻翻历史，在法制的市场经济中，有几个富翁是以害社会，害他人成功的把“为我”与“为社会”对立起来，似乎不舍己就不能为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有百害而无一利。“文革”是大喊“毫不利己”的时代，但从上面的“四人帮”到下面的“造反派”,哪一个不是在冠冕堂皇的口号背后掩盖了“为我”的野心
这点道理本来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就讲清楚了。但许多人总习惯把“为我”与“为社会”对立起来，似乎“为我”必“损人”，要“为社会”必定要“忘我”。这位志愿者当初抛下下岗的父母和病卧在床的奶奶去当野生动物保护者，的确是“忘我”了。但结果如何呢他不去从事有报酬的劳动，改变家庭贫困状况，下岗的父母与有病的奶奶尚要靠社会救济,这能是真正“为社会”吗他的去世使这个原本贫困的家庭更为困难，这不又给社会增添了负担吗对个人、对家庭尚且不负责的人如何能对社会负责呢
市场经济应该是“小河有水大河满”。每个人都做好“为我”的事，使自己富裕起来，才有整个社会的繁荣昌盛。只有扫完了自己门前雪，整个社会才能把雪扫尽。如果每个人都“忘我”地关心别人瓦上霜，不扫自己门前雪，这个世界不就乱套了吗我们常常讲“从我
做起”，其实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事，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美满。自己的事做好了，才有精
力去做社会公益的事。
在许多国家，很多人都关心社会，做志愿者。但许多志愿者都是中等收入以上的人。他们事业有成，经济状况良好，自家的门前雪扫干净了，再去管别人的瓦上霜。我们提倡的应该是这种“先为我，后忘我”的精神。富人热衷于捐助，事业有成的人热衷于当志愿者，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那些自己尚且在贫穷中挣扎，家庭难以度日的人，首先是应该以自己的努力改变这种状况。这种努力当然是“为我”。当他脱了贫，致了富，减少了社会负担,增加了社会财富时，无疑就是“为社会”了。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穷就不能去关心他人、关心社会，也不是说当志愿者还要求一个收入标准。为他人，为社会是广义的，体现在无数平凡的日常小事之中。你在路上扶起一个摔倒的小孩，你为邻居老大妈换一罐煤气，甚至你真诚地安慰一个残疾人几句，都是对别人关爱的体现。一个人只要有一份爱心，无论他多穷，都可以给别人以帮助。但这种关爱不是抛下下岗的父母和病重的奶奶去当志愿者。因为前一种关爱是你可以承担的，而后一种关爱你暂时还承受不了。
而且，我们也不是以捐赠的数量和做好事的多少与大小来判断一个人对社会的关爱。一个富人为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捐出1个亿和一个穷人捐出一元钱同样伟大。因为也许对富人来说,捐出1亿元并不影响生活，而对穷人来说，一元钱就是他一顿饭。同样,到艰苦的地区当一名志愿者光荣，在社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活儿也同样是崇高的奉献。富裕的人和贫穷的人能力不同，关爱社会的方式也不能相同，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够了。一个自己日子尚且过不下去的人去当无酬的志愿者，再把家庭困难留给社会，这是不负责任的，不“为我”，也没有真正“为社会”。其实要是有这份爱心，你在努力改变自己家庭困境的同时，又可以做多少好事
自己尚贫穷还要当志愿者，自己的屋子没有扫，却要去扫天下，这不是市场经济的精神。希望每个人都牢记“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句话。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更美好。
尊重财富
近日看电视剧走向共和，又重温了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北洋海军为什么被日本打败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缺钱不用说买速度更快的船了,连炮弹也缺乏。为什么缺钱我觉得不仅仅是国家穷,财富不多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清王朝不尊重财富。这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
中国人家家都供奉赵公元帅或关公这样的财神，朝庭也以敛财为能事，这还不尊重财富吗其实,这只是人类生而有之的本能爱财、贪财，而不是现代意义的尊重财富。
中国传统社会真正尊重的是权力，而不是财富；是权力拜物教,而不是货币拜物教。人人心中的梦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而不是成为洛克菲勒。这种社会通行的原则是有权才有钱，而不是有钱才有权。无论用什么方法科举或买官获得了权，就可以用权去敛财。但无权有钱的人是没有地位的，不仅要“自觉自愿”地向当权者交钱，还随时面临被剥夺的危险。这种社会中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一切财产属于皇帝。这种社会也没有富人的社会地位。翻翻一部二十四史，都是有权人的历史，难见有钱人的记载晋商算是当年中国的洛克菲勒了，清史稿有传记吗
有权才有钱只能说当权者爱钱，但并不是真正尊重财富。尊重财富首先要知道创造财富。但当先有权后有钱时，财富不是创造出来的,而是掠夺来的。国外就是西班牙、葡萄牙对海外的殖民掠夺；国内就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大小官吏的横征暴敛。这只是财富的再分配，而不是财富的创造。财富并不是权力创造的，是企业家和劳动人民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创造的。当财富创造者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贱民”地位时，当创造财富的活动受到权力的压制时，当创造出的财富被权力剥夺走时，这个社会决不是尊重财富的。据国外经济史学家研究，中国从西汉到解放前，人均gdp仅仅增加了20左右。漫长的两千年中，财富的增长如此缓慢，这不能不说是不尊重财富的结果。清王朝无力支撑一支强大的海军，说到底还是这个王朝不尊重财富。
尊重财富还要善于运用财富。这就是要用财富来创造财富，用不断增加的财富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来保证国家安全，人民自由幸福。那些当权的大小官吏们，财富是抢来的，用起来也就不知珍惜了。你看走向共和中的慈禧，每顿饭118个菜还说无法下筷子，大量的钱不是用于富民强国，而是去修供自己一人享受的颐和园。这样暴殄天物，哪有一点尊重财富的影子所以，甲午海战之败是一个不尊重财富的社会的必然结果。
为什么要尊重财富财富是一国人民幸福的基础。什么是幸福幸福是每个人的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把未来的**社会定义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换句话说，这个社会是由各个自由的人组成的,国家的根本职责是保护人民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是抽象意义上的人民自由,而是每个人的自由。这是每个人在不违法的前提下运用自己的财富,做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的自由。要实现这种理想社会,用马克思的话说是必须有“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要以财富为基础。
人民自由的基础是国家的**。一个受外敌入侵国家的人民是谈不上自由的。国家的**有赖于一国的财富。只有财富多了，国防才能强大,人民才有自由的保障。**的清朝财力匮乏，没有强大的海军，怪不得连一个“蕞尔小国”日本都打不过。财富是每个人和整个国家自由的基础。人有钱才有自由。财富对人的意义就在于提供了自由选择的基础。国家有钱才能保证每个公民的自由,为每个人提供自由选择的机会。尊重财富就是尊重人类最高的共同价值观个人自由。
哈耶克认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一个有了权才有钱的社会，后者是一个有了钱才有权的社会。把这个意思引申一下就是，传统社会是一个不尊重财富的社会，现代社会是一个尊重财富的社会。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应该从全社会尊重财富开始。这就是要建立一套有利于财富创造和使用的制度。无论是产权制度、激励机制，还是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以此为目标的。现代社会的人认识到财富的意义，一切思想意识和制度都体现出对财富的尊重。
不爱财富的人很少，有些人指责“铜臭”，多是文人的假清高，或者是想钱而得不到的“酸葡萄心理”使然,其实并不是不爱钱。但真正尊重财富的人并不多。社会不尊重财富，就是没有一套有利于财富创造的制度，个人不尊重财富，就是不懂得用勤劳和智慧去获取财富，封建社会说到底是一个不尊重财富的社会。
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说到底是从发展生产力创造财富开始的。实现这一点的前提是整个社会对财富的尊重。真正走向共和的基础不是政治家们的争斗，而是尊重财富。
愿我们的国家沿着这一条路走好。
安全带不安全
自从人类发明汽车以来,车祸一直困扰着社会。随着汽车的速度越来越快,车子越来越大,汽车越来越多。车祸在一些发达国家成为“头号杀手”。
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拉尔夫纳尔德的任何速度都不安全ralphnader:unsafeatanyspeed一书,又一次引起了社会对汽车安全的关注。美国国会对此做出反应,通过立法要求汽车公司生产的汽车安装包括安全带在内的各种安全设备。现在,这一做法已在汽车行业得到普及。
有关安全带立法的动机无疑是正当的，这种法律的实施的确减少了在重大车祸中司机与乘车人的死亡率。但是，安全带真的安全吗美国经济学家萨姆佩兹曼在1975年发表了一篇文章,用统计数字说明实施这项法律之后，每次车祸死亡的司机和乘车人虽然减少了，但车祸次数却大大增加，死亡的行人和未系安全带的乘客增加了。结果是有安全带的人死亡略有减少，而其他人的死亡率大大提高。结论是安全带增加了车祸和净死亡人数。于是另一位经济学家斯蒂芬兰德伯格写了一篇文章，副标题就是“安全带如何杀人”。
安全带为什么不安全这就在于安全带这种制度除了减少司机死亡率的直接效果，还有间接效果。当没有安全带时，司机开车谨慎，也不敢开飞车，事故发生率就低。但这样做也有代价，那就是耗费司机的时间与精力。当减少生命风险与费力耗神的成本相比时，安全是第一位的，理性人必然愿意付出成本去换取减少生命风险的收益。换言之，没有安全带时，谨慎开车是一种理性选择。
但当有安全带时，生命的风险大大减少了，即谨慎开车的收益减少了，谨慎开车的成本并未改变。成本收益的变动使司机敢于开飞车，满不在乎地开车，酒后驾车或非司机开车。这也是一种理性选择。这种理性选择的结果就是车祸增加了，行人与没有安全带的乘客死亡率上升了。危险才是最有效的安全保障。怪不得一位经济学家说，最有效的汽车安全设施是在方向盘上安一把匕首这时哪个司机也不敢开飞车了，因为一出问题司机马上会被匕首扎死，减少风险的收益远大于任何成本，这时当然就不会发生车祸。
在现实中，类似安全带这样动机良好但引起不良后果的制度还有不少。旨在劫富济贫的高税收政策使成功的企业家不愿意投资,结果穷人找不到工作,更穷了。输血式扶贫强化了贫困地区的依赖心态，越扶越贫。最低工资制度使企业用机器替代工人，低收入者找工作更难；等等。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并研究制度的效果。对社会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制度的动机是什么,而在于它会引起什么效果不仅有制度的直接效果,还有间接效果。
制度是人们的行为规则，也是一种社会激励机制。它规范人们的行为，把人们的行为引导到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方向。这正是经济学家强调路径依赖的意义。经济学家认为，理性人做任何事情时都会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只有收益大于成本，人们才会去做这些事。制度的作用就在于，使那些对社会不利的事，对个人也是成本大于收益；使那些对社会有利的事，对个人也是收益大于成本。这样的制度就能起到有效制约与引导人们行为的作用。
但一种制度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既有有利影响，也有不利影响。世界上没有只有好影响而没有坏影响的十全十美的制度。我们所追求的是好影响大于坏影响的制度。一种制度的好坏不在于动机如何，而在于效果如何。如果一种制度好的影响大于坏的影响，就应该肯定，至于它的不足，可以通过相关的制度去弥补。但如果一种制度坏的影响大于好的影响，就非取消不可。设计制度时，一定要全面分析其效果：直接的与间接的，有利的与不利的，短期的与长期的。否则，好的动机可能会引出不利的结果。
安全带确有作用，所以现在的汽车仍有安全带。但同时还必须严格交通安全制度，加大对违章驾车行为的惩罚，以便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安全带的副作用。
安全带制度并不是事关全局的大制度,但它对我们如何制定制度却有重要的启迪。只有这样去分析每一种制度,我们的制度才能成为引导社会前进的规则。
走下神坛的国家
英语中“国家”这个词的含义要比汉语中准确得多。“untry”指土地、山河这种自然意义上的国家；“nation”指居住其上的人口意义上的国家；“state”则指统治这片土地与人民的政治体制。“state”意义上的国家包括法律、政治制度和政府。走下神坛的国家不是“untry”或“nation”,而是“state”。
自从有了人类，就应该有制度行为规则和管理公共事务的机构。原始社会的习俗和部落首长应该就是现代“state”意义上国家的萌芽。不过，国家走上神坛，那是阶级社会产生以后的事。
阶级社会中的国家仍管理着兴修水利、道路这类公共事务，也抵御外敌，或制定行为规则法律，但更主要的是镇压之作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当一部分人依靠财富或暴力取得了对其他人的统治权时，他们就成为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其他人堕落为被统治阶级。社会的资源是有限的,各阶级之间的利益有冲击,国家成为统治阶级维护自己既得利益、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这时国家机器的核心部分是军队、警察、法院、监狱之类暴力工具。国家由为社会服务的机构变为镇压民众的工具,成为统治阶级满足私欲的手段。国家异化了,在这一过程中又成为至高无上的神，走上了拥有极权的神坛。
使国家走上神坛的是统治者自己。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真正的统治阶级都是极少数。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仅要借国家之名使用暴力，而且要神化国家。早期是把自己作为神的代表，以“天子”自居，代表上天统治一方。以后，“神”这一套吃不开了，于是，又以人民或社会的代表自居。似乎以国家名义所干的一切暴行，都是为了人民利益。这时又用“state”这个概念替代“therland”祖国，爱统治者，无限忠于统治者，成为爱国的同义语。在统治者的伪装之下，国家既神圣，又神秘，真正神起来了。
当社会实行计划经济时，国家不仅神圣,而且还像神一样万能。一切资源为国家所有，一切经济决策由国家做出。所有的人从出生到死亡，从穿什么衣服到在哪里工作,都由国家有计划地决定。国家主宰了每一个人的命运，人们只有绝对服从像工具听主人的话一样。甚至当工具还不够，这个工具还必须“驯服”。谁敢对神坛上的国家有点异议，那就让你灭亡。这时国家走上了神坛的顶峰。
当国家走上神坛的顶峰时,它的下坡路也就开始了。是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给神坛上的国家以致命打击。
现代化过程包括经济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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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个体的人，“为我”是生物基因决定的。所以，承认人的“为我”之心，肯定他们“为我”的决策，是对人性的肯定。从本质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符合人性的社会，所以也是人间正道。任何社会，无论经历多少曲折，走过多长的路程，最终要走上市场经济之路。违背人性的社会，无论它有过多少辉煌，最终都要灭亡，而且，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远远大于它一时的成就。
市场经济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肯定“为我”的合理性，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用价格机制把“为我”与“为社会”或称为“利他”统一了起来。在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中，每个人决策的正确性是整个社会繁荣的基石。“为我”决策，以及决策中权责利的高度统一，保证了决策的正确性。在现代社会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的情况下，如果仅由几个人哪怕是与上帝同样全能的人决策，即使这几个决策者良心好得很，一心为社会谋福利，也会由于信息不完全而做出错误决策。一旦按这种决策行事，则会带来沉重的社会灾难。当由个人决策时，他出于“为我”的考虑会努力收集相关信息，以使决策正确，而且，即使有个别人决策失误，也无足轻重，因为绝大多数人事关切身利益时，决策是谨慎而少失误的。
当每个人“为我”做出决策时，价格机制使他的正确决策与社会相一致。人们从“为我”出发，总努力使自己拥有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运用。这就是要得到更多收益。例如,一个企业在为利润最大化而生产时，他总要考虑价格最高的产品。产品价格高，说明消费者需求多。生产这种高价格的产品岂不是既使企业获利，又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这时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为我”与满足消费者需求，使他们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为社会”是完全一致的。企业利润增加使他有能力更多地投资，这就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增加了就业。何况企业利润增加又增加了税收。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在价格指引下“为我”地决策和行事，其结果也就是“为社会”的。
当企业为利润最大化决策时，它还要降低成本。降低成本要节约生产所用的资源，提高使用资源的效率。当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企业都从“为我”出发决策时，资源效率提高了，从而整个社会的效率也提高了。这不是在“为我”的同时又实现了“为社会”吗从根本上说，使社会进步的动力不是那些为社会、为他人的高尚口号，而是为自我考虑的“利我”之心。从根本上讲，“为我”与“为社会”并不矛盾。因为“为我”并不是去损人利己。在一个法制的市场经济中也只有“为社会”才能实现“为我”。那些损人利己者也许能一时“为我”，但从长远看，最终是“害己”。你翻翻历史，在法制的市场经济中，有几个富翁是以害社会，害他人成功的把“为我”与“为社会”对立起来，似乎不舍己就不能为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有百害而无一利。“文革”是大喊“毫不利己”的时代，但从上面的“四人帮”到下面的“造反派”,哪一个不是在冠冕堂皇的口号背后掩盖了“为我”的野心
这点道理本来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就讲清楚了。但许多人总习惯把“为我”与“为社会”对立起来，似乎“为我”必“损人”，要“为社会”必定要“忘我”。这位志愿者当初抛下下岗的父母和病卧在床的奶奶去当野生动物保护者，的确是“忘我”了。但结果如何呢他不去从事有报酬的劳动，改变家庭贫困状况，下岗的父母与有病的奶奶尚要靠社会救济,这能是真正“为社会”吗他的去世使这个原本贫困的家庭更为困难，这不又给社会增添了负担吗对个人、对家庭尚且不负责的人如何能对社会负责呢
市场经济应该是“小河有水大河满”。每个人都做好“为我”的事，使自己富裕起来，才有整个社会的繁荣昌盛。只有扫完了自己门前雪，整个社会才能把雪扫尽。如果每个人都“忘我”地关心别人瓦上霜，不扫自己门前雪，这个世界不就乱套了吗我们常常讲“从我
做起”，其实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事，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美满。自己的事做好了，才有精
力去做社会公益的事。
在许多国家，很多人都关心社会，做志愿者。但许多志愿者都是中等收入以上的人。他们事业有成，经济状况良好，自家的门前雪扫干净了，再去管别人的瓦上霜。我们提倡的应该是这种“先为我，后忘我”的精神。富人热衷于捐助，事业有成的人热衷于当志愿者，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那些自己尚且在贫穷中挣扎，家庭难以度日的人，首先是应该以自己的努力改变这种状况。这种努力当然是“为我”。当他脱了贫，致了富，减少了社会负担,增加了社会财富时，无疑就是“为社会”了。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穷就不能去关心他人、关心社会，也不是说当志愿者还要求一个收入标准。为他人，为社会是广义的，体现在无数平凡的日常小事之中。你在路上扶起一个摔倒的小孩，你为邻居老大妈换一罐煤气，甚至你真诚地安慰一个残疾人几句，都是对别人关爱的体现。一个人只要有一份爱心，无论他多穷，都可以给别人以帮助。但这种关爱不是抛下下岗的父母和病重的奶奶去当志愿者。因为前一种关爱是你可以承担的，而后一种关爱你暂时还承受不了。
而且，我们也不是以捐赠的数量和做好事的多少与大小来判断一个人对社会的关爱。一个富人为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捐出1个亿和一个穷人捐出一元钱同样伟大。因为也许对富人来说,捐出1亿元并不影响生活，而对穷人来说，一元钱就是他一顿饭。同样,到艰苦的地区当一名志愿者光荣，在社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活儿也同样是崇高的奉献。富裕的人和贫穷的人能力不同，关爱社会的方式也不能相同，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够了。一个自己日子尚且过不下去的人去当无酬的志愿者，再把家庭困难留给社会，这是不负责任的，不“为我”，也没有真正“为社会”。其实要是有这份爱心，你在努力改变自己家庭困境的同时，又可以做多少好事
自己尚贫穷还要当志愿者，自己的屋子没有扫，却要去扫天下，这不是市场经济的精神。希望每个人都牢记“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句话。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更美好。
尊重财富
近日看电视剧走向共和，又重温了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北洋海军为什么被日本打败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缺钱不用说买速度更快的船了,连炮弹也缺乏。为什么缺钱我觉得不仅仅是国家穷,财富不多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清王朝不尊重财富。这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
中国人家家都供奉赵公元帅或关公这样的财神，朝庭也以敛财为能事，这还不尊重财富吗其实,这只是人类生而有之的本能爱财、贪财，而不是现代意义的尊重财富。
中国传统社会真正尊重的是权力，而不是财富；是权力拜物教,而不是货币拜物教。人人心中的梦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而不是成为洛克菲勒。这种社会通行的原则是有权才有钱，而不是有钱才有权。无论用什么方法科举或买官获得了权，就可以用权去敛财。但无权有钱的人是没有地位的，不仅要“自觉自愿”地向当权者交钱，还随时面临被剥夺的危险。这种社会中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一切财产属于皇帝。这种社会也没有富人的社会地位。翻翻一部二十四史，都是有权人的历史，难见有钱人的记载晋商算是当年中国的洛克菲勒了，清史稿有传记吗
有权才有钱只能说当权者爱钱，但并不是真正尊重财富。尊重财富首先要知道创造财富。但当先有权后有钱时，财富不是创造出来的,而是掠夺来的。国外就是西班牙、葡萄牙对海外的殖民掠夺；国内就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大小官吏的横征暴敛。这只是财富的再分配，而不是财富的创造。财富并不是权力创造的，是企业家和劳动人民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创造的。当财富创造者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贱民”地位时，当创造财富的活动受到权力的压制时，当创造出的财富被权力剥夺走时，这个社会决不是尊重财富的。据国外经济史学家研究，中国从西汉到解放前，人均gdp仅仅增加了20左右。漫长的两千年中，财富的增长如此缓慢，这不能不说是不尊重财富的结果。清王朝无力支撑一支强大的海军，说到底还是这个王朝不尊重财富。
尊重财富还要善于运用财富。这就是要用财富来创造财富，用不断增加的财富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来保证国家安全，人民自由幸福。那些当权的大小官吏们，财富是抢来的，用起来也就不知珍惜了。你看走向共和中的慈禧，每顿饭118个菜还说无法下筷子，大量的钱不是用于富民强国，而是去修供自己一人享受的颐和园。这样暴殄天物，哪有一点尊重财富的影子所以，甲午海战之败是一个不尊重财富的社会的必然结果。
为什么要尊重财富财富是一国人民幸福的基础。什么是幸福幸福是每个人的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把未来的**社会定义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换句话说，这个社会是由各个自由的人组成的,国家的根本职责是保护人民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是抽象意义上的人民自由,而是每个人的自由。这是每个人在不违法的前提下运用自己的财富,做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的自由。要实现这种理想社会,用马克思的话说是必须有“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要以财富为基础。
人民自由的基础是国家的**。一个受外敌入侵国家的人民是谈不上自由的。国家的**有赖于一国的财富。只有财富多了，国防才能强大,人民才有自由的保障。**的清朝财力匮乏，没有强大的海军，怪不得连一个“蕞尔小国”日本都打不过。财富是每个人和整个国家自由的基础。人有钱才有自由。财富对人的意义就在于提供了自由选择的基础。国家有钱才能保证每个公民的自由,为每个人提供自由选择的机会。尊重财富就是尊重人类最高的共同价值观个人自由。
哈耶克认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一个有了权才有钱的社会，后者是一个有了钱才有权的社会。把这个意思引申一下就是，传统社会是一个不尊重财富的社会，现代社会是一个尊重财富的社会。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应该从全社会尊重财富开始。这就是要建立一套有利于财富创造和使用的制度。无论是产权制度、激励机制，还是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以此为目标的。现代社会的人认识到财富的意义，一切思想意识和制度都体现出对财富的尊重。
不爱财富的人很少，有些人指责“铜臭”，多是文人的假清高，或者是想钱而得不到的“酸葡萄心理”使然,其实并不是不爱钱。但真正尊重财富的人并不多。社会不尊重财富，就是没有一套有利于财富创造的制度，个人不尊重财富，就是不懂得用勤劳和智慧去获取财富，封建社会说到底是一个不尊重财富的社会。
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说到底是从发展生产力创造财富开始的。实现这一点的前提是整个社会对财富的尊重。真正走向共和的基础不是政治家们的争斗，而是尊重财富。
愿我们的国家沿着这一条路走好。
安全带不安全
自从人类发明汽车以来,车祸一直困扰着社会。随着汽车的速度越来越快,车子越来越大,汽车越来越多。车祸在一些发达国家成为“头号杀手”。
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拉尔夫纳尔德的任何速度都不安全ralphnader:unsafeatanyspeed一书,又一次引起了社会对汽车安全的关注。美国国会对此做出反应,通过立法要求汽车公司生产的汽车安装包括安全带在内的各种安全设备。现在,这一做法已在汽车行业得到普及。
有关安全带立法的动机无疑是正当的，这种法律的实施的确减少了在重大车祸中司机与乘车人的死亡率。但是，安全带真的安全吗美国经济学家萨姆佩兹曼在1975年发表了一篇文章,用统计数字说明实施这项法律之后，每次车祸死亡的司机和乘车人虽然减少了，但车祸次数却大大增加，死亡的行人和未系安全带的乘客增加了。结果是有安全带的人死亡略有减少，而其他人的死亡率大大提高。结论是安全带增加了车祸和净死亡人数。于是另一位经济学家斯蒂芬兰德伯格写了一篇文章，副标题就是“安全带如何杀人”。
安全带为什么不安全这就在于安全带这种制度除了减少司机死亡率的直接效果，还有间接效果。当没有安全带时，司机开车谨慎，也不敢开飞车，事故发生率就低。但这样做也有代价，那就是耗费司机的时间与精力。当减少生命风险与费力耗神的成本相比时，安全是第一位的，理性人必然愿意付出成本去换取减少生命风险的收益。换言之，没有安全带时，谨慎开车是一种理性选择。
但当有安全带时，生命的风险大大减少了，即谨慎开车的收益减少了，谨慎开车的成本并未改变。成本收益的变动使司机敢于开飞车，满不在乎地开车，酒后驾车或非司机开车。这也是一种理性选择。这种理性选择的结果就是车祸增加了，行人与没有安全带的乘客死亡率上升了。危险才是最有效的安全保障。怪不得一位经济学家说，最有效的汽车安全设施是在方向盘上安一把匕首这时哪个司机也不敢开飞车了，因为一出问题司机马上会被匕首扎死，减少风险的收益远大于任何成本，这时当然就不会发生车祸。
在现实中，类似安全带这样动机良好但引起不良后果的制度还有不少。旨在劫富济贫的高税收政策使成功的企业家不愿意投资,结果穷人找不到工作,更穷了。输血式扶贫强化了贫困地区的依赖心态，越扶越贫。最低工资制度使企业用机器替代工人，低收入者找工作更难；等等。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并研究制度的效果。对社会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制度的动机是什么,而在于它会引起什么效果不仅有制度的直接效果,还有间接效果。
制度是人们的行为规则，也是一种社会激励机制。它规范人们的行为，把人们的行为引导到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方向。这正是经济学家强调路径依赖的意义。经济学家认为，理性人做任何事情时都会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只有收益大于成本，人们才会去做这些事。制度的作用就在于，使那些对社会不利的事，对个人也是成本大于收益；使那些对社会有利的事，对个人也是收益大于成本。这样的制度就能起到有效制约与引导人们行为的作用。
但一种制度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既有有利影响，也有不利影响。世界上没有只有好影响而没有坏影响的十全十美的制度。我们所追求的是好影响大于坏影响的制度。一种制度的好坏不在于动机如何，而在于效果如何。如果一种制度好的影响大于坏的影响，就应该肯定，至于它的不足，可以通过相关的制度去弥补。但如果一种制度坏的影响大于好的影响，就非取消不可。设计制度时，一定要全面分析其效果：直接的与间接的，有利的与不利的，短期的与长期的。否则，好的动机可能会引出不利的结果。
安全带确有作用，所以现在的汽车仍有安全带。但同时还必须严格交通安全制度，加大对违章驾车行为的惩罚，以便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安全带的副作用。
安全带制度并不是事关全局的大制度,但它对我们如何制定制度却有重要的启迪。只有这样去分析每一种制度,我们的制度才能成为引导社会前进的规则。
走下神坛的国家
英语中“国家”这个词的含义要比汉语中准确得多。“untry”指土地、山河这种自然意义上的国家；“nation”指居住其上的人口意义上的国家；“state”则指统治这片土地与人民的政治体制。“state”意义上的国家包括法律、政治制度和政府。走下神坛的国家不是“untry”或“nation”,而是“state”。
自从有了人类，就应该有制度行为规则和管理公共事务的机构。原始社会的习俗和部落首长应该就是现代“state”意义上国家的萌芽。不过，国家走上神坛，那是阶级社会产生以后的事。
阶级社会中的国家仍管理着兴修水利、道路这类公共事务，也抵御外敌，或制定行为规则法律，但更主要的是镇压之作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当一部分人依靠财富或暴力取得了对其他人的统治权时，他们就成为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其他人堕落为被统治阶级。社会的资源是有限的,各阶级之间的利益有冲击,国家成为统治阶级维护自己既得利益、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这时国家机器的核心部分是军队、警察、法院、监狱之类暴力工具。国家由为社会服务的机构变为镇压民众的工具,成为统治阶级满足私欲的手段。国家异化了,在这一过程中又成为至高无上的神，走上了拥有极权的神坛。
使国家走上神坛的是统治者自己。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真正的统治阶级都是极少数。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仅要借国家之名使用暴力，而且要神化国家。早期是把自己作为神的代表，以“天子”自居，代表上天统治一方。以后，“神”这一套吃不开了，于是，又以人民或社会的代表自居。似乎以国家名义所干的一切暴行，都是为了人民利益。这时又用“state”这个概念替代“therland”祖国，爱统治者，无限忠于统治者，成为爱国的同义语。在统治者的伪装之下，国家既神圣，又神秘，真正神起来了。
当社会实行计划经济时，国家不仅神圣,而且还像神一样万能。一切资源为国家所有，一切经济决策由国家做出。所有的人从出生到死亡，从穿什么衣服到在哪里工作,都由国家有计划地决定。国家主宰了每一个人的命运，人们只有绝对服从像工具听主人的话一样。甚至当工具还不够，这个工具还必须“驯服”。谁敢对神坛上的国家有点异议，那就让你灭亡。这时国家走上了神坛的顶峰。
当国家走上神坛的顶峰时,它的下坡路也就开始了。是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给神坛上的国家以致命打击。
现代化过程包括经济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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