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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发信号要像逸少那样求其自然、真实才能令人相信。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说，某应聘者在面试时发现地下有张废纸，他习惯地捡起来放在桌上。这个信号真实地反映了这个应聘者的认真负责的作风，被录用了，而且以后成为一个成功的总经理。其他应聘者尽管简历如英雄一般，面试时口若悬河，但对地上的废纸不屑一顾，结果无一录用。这位捡废纸者也就是在一个小节上传递了自己的信息，如逸少“床上坦腹卧”传递了大家气质一样。此时无意胜有意，这才是发信号的真谛。
当然,像逸少那种从容自如或捡废纸者的认真负责一样，不是能装出来的，是其内在气质一种自然的外在流露。这些东西是不能东施效颦地学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从东床坦腹中要学的不是逸少的那种做法，而是他的修养。做企业或找工作，也不是在发信号上下功夫，而是要真正树立为顾客服务和做一个好人的思想。莫当揠苗助长之农夫
揠苗助长或称拔苗助长是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的典故。这个典故出自孟子：
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这个故事所讲的道理也无人不晓。但像农夫这样违背客观规律，好心办坏事的人今天仍然众多。家长逼孩子去达到本身能力达不到的目标，企业逼工人去完成无法完成的工作量，都属于这种农夫。不过这样的农夫只会给自己带来损失，倒也罢了;如果政府去揠苗助长地发展经济，那问题就大了。
经济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自由放任”的核心就是尊重经济规律，让看不见的手去调节经济自发地发展。这是市场经济的精髓。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先生在介绍经济学当时梁氏把经济学译为生计学时就认识到这一点。他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中指出：“政府宜一听其自劳自活自由自治，而丝毫不可有所干涉，苟干涉者，则是揠苗助长之故智而已”。
可惜这个平凡的真理几千年来一直被人抽象肯定而具体否定，理论上肯定而实践上否定。人类总认为自己太高明，以宇宙的主人自居，做出了许多破坏自然规律的事。政府也总认为自己全能，以社会改造者自居，对经济横加干预。像宋之农夫这样的智者何其多也。
计划经济不必多说了，这本来就是一个只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相信经济有规律的狂人时代。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把力量集中在拔苗上。于是就有大跃进，有人造梯田，有毁草种田，有围湖造田。总之有一种政府操纵的有计划浪费，有一种人为的拔苗。结果当然与那位宋人也一样不一样的是宋人害了一家，而计划经济害了一国。
说起来现在懂得经济规律重要了，也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了，可令人遗憾的是宋之农夫还是太多。谁当了权都想行宋之农夫之事，拔之苗，让经济发展更快。其结果呢又没有一个不步宋之农夫后尘而失败者。
先看看一个城市的例子。想当初天津可耐冰箱曾红极一时，但现在又有谁还知道可耐呢可耐正是农夫揠苗而死的。1988年生产可耐冰箱的天津冰箱厂刚刚起步，技术与管理都不稳定，市里就开始拔苗，下达了30万台的任务。结果许多冰箱不制冷，有的发往外地的冰箱中还有旧皮鞋等垃圾。市场失去了，工厂很快垮掉。拔苗的结果不是苗迅速长大而是死掉。此津门农夫之所为也。天津曾经是中国北方的经济与金融中心，如今堕落到不如一个中等城市gdp总量与苏州接近，而人均gdp低了许多倍。这不正是政府拔企业这个苗的结果吗
如果仅仅是一个天津也就罢了。但政府拔苗者决不仅仅是这个城市。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搞好国有企业”，其不言而喻的主语是政府。“搞”这个字据说是“五四”时期刘半农造出来的，有高手摆弄低手之意。农夫当然比苗高明，所以，搞好国有企业就成了政府拔国企这颗苗。今天投入启动资金，让它辉煌，明天为它下指标，要它实现，后天又命令其中几个合并起来成为航空母舰。结果搞来搞去，国有企业也没有走出困境。一些本来还可以活一阵的企业也被搞死，或者搞得不死不活。这里的搞也就是宋之农夫的“揠”或者“拔”。企业发展有其由小到大的内在规律，不是想做大就做大，想做强就做强的。被农夫关注并花力气去拔的苗都死了，只有不被农夫拔的苗才能活下来。
国企是政府的亲儿子，亲爸爸去拔也就是了。一些地方政府还把手伸向民营企业，扶植民企做大，或者说拔民企这个苗。对一些他们认为不错的民企又是给贷款，又是下指标。结果又是欲速则不达。山西一家因老板被害而知名的民营企业，资产30多亿，债务也有30多亿。看来做得不小,但内部有许多问题潜伏下来。它的迅速膨胀也是政府拔苗的结果，没有政府支持，它能得到那么多贷款吗许多民营企业在短短数年中经历了从盛到衰的全过程。这其间当然有民营企业家本身的问题，但政府为了使之发展更快而拔苗,不也是重要的原因吗
政府想搞好国企也好，扶植民企也好，动机都是好的,但好的动机没有好的结果，能说动机好吗宋之农夫拔自己的苗，谁能怀疑他的动机记得自由主义思想大师哈耶克说过，世界上的坏事往往是那些动机良好的好人干的。坏人干坏事心里有鬼，总放不开手脚。但好人干坏事心安理得，干得才彻底。如果是邻人想给宋之农夫使坏，拔他的苗，一定拔得不彻底，心里老有鬼，拔一点就快逃。只有宋之农夫为了苗长得更快而拔苗才完全彻底。宋之农夫就是哈耶克说的干坏事的好心人。但他干的坏事比有坏心的邻居要大得多。我们那些干预国企或民企的官员们和这个良心大大地好的宋之农夫有什么区别呢
宋之农夫能拔苗在于他是这块地和这块地上苗的主人，用现在的话说，他拥有土地及苗的产权。同样，一些好心的官员能干预企业也在于他们有产权。说起来国企的产权是全民的，但实际上采取了国有的形式，由政府作为产权代表。政府由官员说了算，他们自然也就成了实际上的产权代表者。天津冰箱厂的产权是市政府，它敢不听市领导的话吗所有者要拔苗，其他人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要制止个别官员对国企拔苗，关键还在于产权改革。政企分开说了有20多年了，至今仍是一句空话，就在于由政府作为所有者代表的传统公有制的改革仍没有重大突破。
从理论上说,民企是私人所有的，为什么政府也可以去拔人家的苗呢从根本上说，民营企业是在夹缝中生长起来的，它的产权从法律上并没有得到保护。政府仍可以用行政权力来合法地侵犯民企的产权。这样的事在国内也不是一起两起了。政府控制着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民企的发展在许多方面要依附于政府，甚至借用政府的权力。民营发展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它对政府的依赖性和软弱性。因此，政府要拔它的苗，它也没办法。如果宋之农夫要处处听命于他的村长，他得罪了村长连地也没法种，这时，尽管地是他的，苗是他的，但村长让他拔苗助长，他也无可奈何。这种超经济的政治权力比产权要厉害得多尤其是在一个私人产权得不到保护的社会里。
应该说，许多地方政府都是想让本地经济发展的，正如宋之农夫想让自己的苗长得更好一样，但为什么做出拔苗之类的事情呢宋之农夫是愚。那些受过相当高等教育的官员呢当然不能用愚来解释。他们做出这种揠苗助长的蠢事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十分重要的一点是计划经济的思想仍然在作怪。计划经济最核心的思想就是政府高明论和政府万能论，是对权力的崇拜。之所以实行计划经济就是政府认为自己比自发的市场高明，又有全知全能的属性，可以实现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可以满足人民的物质与精神需求。我们的经济在转向市场经济,但一些人的思想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他们总怕一放就乱，对市场有一种先天的恐惧感。所以，总想由政府有计划地建立一个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出于善良的动机去拔苗也就十分正常了。
市场经济的中心是能由市场办的，尽量交给市场，只有市场办不了的如保护国防，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实现社会保障等才由政府去补遗拾缺。换句话说，政府是守夜人,是为社会服务的，至于经济活动怎么搞，那是市场的事。政府不应该管，也不能管。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是该放的全放开。像苗怎么长这类事，政府就不必去亲自拔，放任它自己去长好了。我们放开了农业有了今天的丰衣足食，放开了私人经济有了今天经济的迅速增长。改革的成就哪一件是管出来的今天想搞好这个，明天想拔拔那个苗，违背市场经济规律，能有经济的辉煌吗天津这个苗活活拔死了，还要再拔下去吗
宋之农夫已死去两千多年了，他那点拔苗的事也被中国人嘲笑了两千多年。但宋之农夫的那份好心仍没有灭亡。我劝那无数继承了这份好心的人还是莫行揠苗之事。
谁也不喜欢杰米扬的汤价值与产品差异创新
俄罗斯作家克雷洛夫写过一首题为杰米扬的鱼汤的寓言诗。这个寓言讲的是一个叫杰米扬的人做得一手好汤，“上面飘着一层油，像琥珀一样”，“这是鳊鱼，这是鲟鱼片和鱼内脏”。他的朋友福卡已经喝了三碗，他还要朋友“再喝一碗何妨”。可怜的福卡再也喝不下，“赶紧抓起腰带和帽子逃回家，从此不敢再去找杰米扬”克雷洛夫寓言全集，译林出版社，第189190页。
克雷洛夫的本意是讽刺那些自认为有才华而喋喋不休地向别人谈自己的散文或诗歌的文人。他们的作品无论再好，但“如果不懂得适可而止，没完没了地向别人唠叨”，“将会比杰米扬的鱼汤更加让人受不了”。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这则寓言说明了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之一：边际效用递减，对我们企业如何去开拓市场也十分有启发。
经济学家讲的效用是人们消费某种物品时所得到的满足程度。例如，吃一个面包得到物质上的满足，或看一场电影得到的精神满足。效用完全是消费者的主观感觉，取决于个人的偏好，没有什么客观标准。不同消费者消费同样的东西得到的效用并不同。边际效用是消费者多消费一单位某种物品所增加的满足程度，例如，寓言中的福卡多喝一碗杰米扬的汤增加的满足程度。
尽管效用是主观的，但所有人的消费都遵循一个共同规律，这就是随着所消费同一种物品的增加，给消费者带来的满足程度是递减的。例如，福卡喝杰米扬的第一碗汤时，一定感到味道鲜美满足程度高，喝第二碗汤的感觉不如第一碗汤那么好满足程度减少了。当不断喝下去时，满足程度越来越低，最后成为痛苦负效用，以至于不得不逃之夭夭。经济学家把这种普遍现象概括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这其间的道理也不难理解，效用或满足是一种生理或心理上的兴奋，当有外界刺激消费物品时，人们产生的兴奋就是满足或效用。但同一种刺激反复进行消费的同一种物品增加时，兴奋程度会越来越低，这就是效用递减。
边际效用递减的现象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是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但它在经济学中的重大意义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理解的。经济学把价值理论作为基础。对于什么是价值历来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价值是客观的，由生产商品的劳动量决定，另一种认为价值是主观的，由它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或边际效用决定。现代经济学的价值论是主观价值论，或者说边际效用价值论。换言之，价值就是消费者对某种物品的评价。一种物品，无论生产者付出了多少劳动，但如果消费者认为它不能给自己带来效用，就谈不上有价值。例如，杰米扬为自己的每一碗汤都付出了劳动，但那一碗让福卡喝不下去的汤，在福卡看来就没有一点价值。
为什么现代经济学家放弃了客观价值论而采用主观价值论经济学是为了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市场经济是由价格调节的，价格如何决定并调节经济是经济学要回答的问题。客观价值论不能解释价格的决定因为劳动量相同的产品在市场上会有不同的价格，劳动量多的价格并不一定高，劳动量少的价格也并不一定低。价格与客观价值论所说的劳动并没有必然联系。在市场上价格由供求决定。需求取决于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消费者对一种物品支付意愿的大小取决于他从消费该物品中所得到的效用或满足程度，即取决于他对该物品的评价。这种消费者对物品的评价就是我们所说的主观价值。主观价值决定了需求，是解释价格的重要因素。
从更深的层面说，主观价值论还体现出经济学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经济学研究的最高目标是人的福利最大化，或总效用最大化。一切为了满足人的效用，这就是对人最大的关怀，也是我们所说的人文关怀的核心。关心人就要重视人对物品的评价，这就是主观价值论了。长期以来不少人受客观价值论的熏陶，对主观价值论采取了全面否定的态度。因此，在学习现代经济学时，从传统客观价值论转向主观价值论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总觉得一个人只有从心灵深处放弃了客观价值论，接受了主观价值论才算真正进入了现代经济学之门。
主观价值论的意义不仅是理论上的，还有指导我们行为的现实意义。如今政府为刺激消费需求而着急，国内居民储蓄已达10万亿元，说明拉动需求效果并不显著。企业也经常感叹产品没有市场，生意难做。应该说，随着经济发展，居民收入增加，我们还是有相当购买力的。中国人口众多，市场也是极大的，但为什么消费需求不足呢我的回答是想寻找原因的人应该去读读杰米扬的鱼汤。把企业比作杰米扬，消费者比作福卡，就知道杰米扬的汤为什么推销不出去了。
举个例子说。中国号称瓷器大国，但在市场上几乎是图案与造型相似的青花瓷一统天下。这样的瓷器你要多少呢大概一套够用就可以，相同的瓷器再多一套就成了杰米扬的汤，边际效用递减了，甚至没地方放，都成负效用了。但是不是瓷器市场就这样有限呢事实并非如此。我在美国时住在美国人家里。我的房东老夫妇两人,就有两大柜子瓷器。问他们要这么多瓷器干什么。他们说，不同的瓷器有不同的用途。英国瓷器高贵典雅，招待朋友用，日本瓷器结实耐用，自己日常用。特别是有一柜花色、造型各不同的儿童瓷器专门给小孙女用。孙女这次来了用米老鼠瓷器，下次来了用白雪公主瓷器每次都有不同的瓷器，孙女来了爱吃饭，也愿意来。老人岂不从中享受到了天伦之乐不同的瓷器造型和图案给老人带来了不同享受也就是不同的效用。不同的瓷器边际效用不会递减，老人当然乐于购买。这样各种各样的瓷器能没有市场吗
当瓷器造型和图案单一时，它能满足的仅仅是实用的需求，再多超过实用的价值，自然边际效用要递减。但不同造型和图案的瓷器可以满足人不同的需求，尤其是心理需求表示对朋友或孙女的爱。这时不同的瓷器就不存在边际效用递减，再多也不会像杰米扬的汤那样讨人嫌了。中国的瓷器没有任何变化，除了实用别无意义，消费者评价低，不愿为它花钱又能怨谁呢
避免物品的边际效用递减，使消费者有支付意愿，或者使产品价值高的关键就是创造产品差别。这里主观价值论的意义就体现出来了。制作一件有米老鼠图案和白雪公主图案的瓷器，与制造两件青花瓷器所用的劳动量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它们的劳动价值或用劳动量来衡量的客观价值相等。但消费者对它们的评价不同。两件相同的青花瓷器，边际效用肯定递减。这就是说，消费者对第二件的评价低于第一件。然而，消费者对一件米老鼠图案和白雪公主图案的瓷器的评价不会递减因为它们是不同的，给消费者能带来同样的效用。这就是说,它们按消费者主观评价的主观价值不相同。我们在生产经营中应该关注哪一种价值呢关注客观价值，生产相同的东西，像杰米扬的汤一样令人生厌;关注主观价值，生产不同的东西，消费者评价高，支付意愿高，愿意出高价购买，产品能没市场吗你觉得哪一种价值论有用呢
按照主观价值论，企业应该创造出各种各样互不雷同的东西，让消费者对每种东西都有高价值期待。这时市场就做大了，需求就多了。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按消费者的需求生产。
杰米扬的汤不受福卡欢迎，还是汤太单一了。如果杰米扬能做出各种不同风味的汤，即使福卡的食量有限，还会不断到杰米扬家喝汤，而不至于“从此不敢再去找杰米扬”了。同样，如果企业不是像杰米扬那样只做一种汤，能没有市场吗
杰米扬的汤谁也不喜欢。从克雷洛夫的寓言中你该学会如何做汤吧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市场经济中的“为我”与“为社会”
一位保护野生动物的志愿者不幸牺牲了，留下下岗的父母和病卧在床的奶奶。志愿者的这种忘我精神令我们敬佩，但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应该提倡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如何处理“为我”与“为社会”的关系却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任何一个社会的兴旺都需要有每个人的奉献，在许多情况下，也需要一种“舍小家，顾大家”的忘我精神。当外敌入侵时，我们应该舍弃个人的一切，去保家卫国；当有危及人民生命与社会安定的犯罪行为时，我们应该置个人生命于度外，见义勇为；当发生自然灾害时，我们应该舍小家，保大家。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应该有著名哲学家、前北大副校长冯定先生所说的“正义冲动”。正义冲动就是一种没有私利考虑，没有成本收益分析，维护社会正义的行为。市场经济不是一个见钱眼开，以金钱为惟一导向的社会，它同样需要献身精神。
但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在于承认人的“为我”之心。这就是说，市场经济中每个人有占有和使用自己合法财产的权利。这就决定了经济决策是分散的，由每个**的个人自由地做出。人们在做出自己的经济决策时，所考虑的是这种决策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利益，以及要承担什么风险。换言之，人们在决策时考虑的是“为我”而不是“忘我”。这样的人是理性人，他们从“为我”出发做出决策，是一种理性选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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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发信号要像逸少那样求其自然、真实才能令人相信。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说，某应聘者在面试时发现地下有张废纸，他习惯地捡起来放在桌上。这个信号真实地反映了这个应聘者的认真负责的作风，被录用了，而且以后成为一个成功的总经理。其他应聘者尽管简历如英雄一般，面试时口若悬河，但对地上的废纸不屑一顾，结果无一录用。这位捡废纸者也就是在一个小节上传递了自己的信息，如逸少“床上坦腹卧”传递了大家气质一样。此时无意胜有意，这才是发信号的真谛。
当然,像逸少那种从容自如或捡废纸者的认真负责一样，不是能装出来的，是其内在气质一种自然的外在流露。这些东西是不能东施效颦地学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从东床坦腹中要学的不是逸少的那种做法，而是他的修养。做企业或找工作，也不是在发信号上下功夫，而是要真正树立为顾客服务和做一个好人的思想。莫当揠苗助长之农夫
揠苗助长或称拔苗助长是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的典故。这个典故出自孟子：
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这个故事所讲的道理也无人不晓。但像农夫这样违背客观规律，好心办坏事的人今天仍然众多。家长逼孩子去达到本身能力达不到的目标，企业逼工人去完成无法完成的工作量，都属于这种农夫。不过这样的农夫只会给自己带来损失，倒也罢了;如果政府去揠苗助长地发展经济，那问题就大了。
经济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自由放任”的核心就是尊重经济规律，让看不见的手去调节经济自发地发展。这是市场经济的精髓。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先生在介绍经济学当时梁氏把经济学译为生计学时就认识到这一点。他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中指出：“政府宜一听其自劳自活自由自治，而丝毫不可有所干涉，苟干涉者，则是揠苗助长之故智而已”。
可惜这个平凡的真理几千年来一直被人抽象肯定而具体否定，理论上肯定而实践上否定。人类总认为自己太高明，以宇宙的主人自居，做出了许多破坏自然规律的事。政府也总认为自己全能，以社会改造者自居，对经济横加干预。像宋之农夫这样的智者何其多也。
计划经济不必多说了，这本来就是一个只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相信经济有规律的狂人时代。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把力量集中在拔苗上。于是就有大跃进，有人造梯田，有毁草种田，有围湖造田。总之有一种政府操纵的有计划浪费，有一种人为的拔苗。结果当然与那位宋人也一样不一样的是宋人害了一家，而计划经济害了一国。
说起来现在懂得经济规律重要了，也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了，可令人遗憾的是宋之农夫还是太多。谁当了权都想行宋之农夫之事，拔之苗，让经济发展更快。其结果呢又没有一个不步宋之农夫后尘而失败者。
先看看一个城市的例子。想当初天津可耐冰箱曾红极一时，但现在又有谁还知道可耐呢可耐正是农夫揠苗而死的。1988年生产可耐冰箱的天津冰箱厂刚刚起步，技术与管理都不稳定，市里就开始拔苗，下达了30万台的任务。结果许多冰箱不制冷，有的发往外地的冰箱中还有旧皮鞋等垃圾。市场失去了，工厂很快垮掉。拔苗的结果不是苗迅速长大而是死掉。此津门农夫之所为也。天津曾经是中国北方的经济与金融中心，如今堕落到不如一个中等城市gdp总量与苏州接近，而人均gdp低了许多倍。这不正是政府拔企业这个苗的结果吗
如果仅仅是一个天津也就罢了。但政府拔苗者决不仅仅是这个城市。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搞好国有企业”，其不言而喻的主语是政府。“搞”这个字据说是“五四”时期刘半农造出来的，有高手摆弄低手之意。农夫当然比苗高明，所以，搞好国有企业就成了政府拔国企这颗苗。今天投入启动资金，让它辉煌，明天为它下指标，要它实现，后天又命令其中几个合并起来成为航空母舰。结果搞来搞去，国有企业也没有走出困境。一些本来还可以活一阵的企业也被搞死，或者搞得不死不活。这里的搞也就是宋之农夫的“揠”或者“拔”。企业发展有其由小到大的内在规律，不是想做大就做大，想做强就做强的。被农夫关注并花力气去拔的苗都死了，只有不被农夫拔的苗才能活下来。
国企是政府的亲儿子，亲爸爸去拔也就是了。一些地方政府还把手伸向民营企业，扶植民企做大，或者说拔民企这个苗。对一些他们认为不错的民企又是给贷款，又是下指标。结果又是欲速则不达。山西一家因老板被害而知名的民营企业，资产30多亿，债务也有30多亿。看来做得不小,但内部有许多问题潜伏下来。它的迅速膨胀也是政府拔苗的结果，没有政府支持，它能得到那么多贷款吗许多民营企业在短短数年中经历了从盛到衰的全过程。这其间当然有民营企业家本身的问题，但政府为了使之发展更快而拔苗,不也是重要的原因吗
政府想搞好国企也好，扶植民企也好，动机都是好的,但好的动机没有好的结果，能说动机好吗宋之农夫拔自己的苗，谁能怀疑他的动机记得自由主义思想大师哈耶克说过，世界上的坏事往往是那些动机良好的好人干的。坏人干坏事心里有鬼，总放不开手脚。但好人干坏事心安理得，干得才彻底。如果是邻人想给宋之农夫使坏，拔他的苗，一定拔得不彻底，心里老有鬼，拔一点就快逃。只有宋之农夫为了苗长得更快而拔苗才完全彻底。宋之农夫就是哈耶克说的干坏事的好心人。但他干的坏事比有坏心的邻居要大得多。我们那些干预国企或民企的官员们和这个良心大大地好的宋之农夫有什么区别呢
宋之农夫能拔苗在于他是这块地和这块地上苗的主人，用现在的话说，他拥有土地及苗的产权。同样，一些好心的官员能干预企业也在于他们有产权。说起来国企的产权是全民的，但实际上采取了国有的形式，由政府作为产权代表。政府由官员说了算，他们自然也就成了实际上的产权代表者。天津冰箱厂的产权是市政府，它敢不听市领导的话吗所有者要拔苗，其他人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要制止个别官员对国企拔苗，关键还在于产权改革。政企分开说了有20多年了，至今仍是一句空话，就在于由政府作为所有者代表的传统公有制的改革仍没有重大突破。
从理论上说,民企是私人所有的，为什么政府也可以去拔人家的苗呢从根本上说，民营企业是在夹缝中生长起来的，它的产权从法律上并没有得到保护。政府仍可以用行政权力来合法地侵犯民企的产权。这样的事在国内也不是一起两起了。政府控制着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民企的发展在许多方面要依附于政府，甚至借用政府的权力。民营发展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它对政府的依赖性和软弱性。因此，政府要拔它的苗，它也没办法。如果宋之农夫要处处听命于他的村长，他得罪了村长连地也没法种，这时，尽管地是他的，苗是他的，但村长让他拔苗助长，他也无可奈何。这种超经济的政治权力比产权要厉害得多尤其是在一个私人产权得不到保护的社会里。
应该说，许多地方政府都是想让本地经济发展的，正如宋之农夫想让自己的苗长得更好一样，但为什么做出拔苗之类的事情呢宋之农夫是愚。那些受过相当高等教育的官员呢当然不能用愚来解释。他们做出这种揠苗助长的蠢事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十分重要的一点是计划经济的思想仍然在作怪。计划经济最核心的思想就是政府高明论和政府万能论，是对权力的崇拜。之所以实行计划经济就是政府认为自己比自发的市场高明，又有全知全能的属性，可以实现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可以满足人民的物质与精神需求。我们的经济在转向市场经济,但一些人的思想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他们总怕一放就乱，对市场有一种先天的恐惧感。所以，总想由政府有计划地建立一个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出于善良的动机去拔苗也就十分正常了。
市场经济的中心是能由市场办的，尽量交给市场，只有市场办不了的如保护国防，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实现社会保障等才由政府去补遗拾缺。换句话说，政府是守夜人,是为社会服务的，至于经济活动怎么搞，那是市场的事。政府不应该管，也不能管。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是该放的全放开。像苗怎么长这类事，政府就不必去亲自拔，放任它自己去长好了。我们放开了农业有了今天的丰衣足食，放开了私人经济有了今天经济的迅速增长。改革的成就哪一件是管出来的今天想搞好这个，明天想拔拔那个苗，违背市场经济规律，能有经济的辉煌吗天津这个苗活活拔死了，还要再拔下去吗
宋之农夫已死去两千多年了，他那点拔苗的事也被中国人嘲笑了两千多年。但宋之农夫的那份好心仍没有灭亡。我劝那无数继承了这份好心的人还是莫行揠苗之事。
谁也不喜欢杰米扬的汤价值与产品差异创新
俄罗斯作家克雷洛夫写过一首题为杰米扬的鱼汤的寓言诗。这个寓言讲的是一个叫杰米扬的人做得一手好汤，“上面飘着一层油，像琥珀一样”，“这是鳊鱼，这是鲟鱼片和鱼内脏”。他的朋友福卡已经喝了三碗，他还要朋友“再喝一碗何妨”。可怜的福卡再也喝不下，“赶紧抓起腰带和帽子逃回家，从此不敢再去找杰米扬”克雷洛夫寓言全集，译林出版社，第189190页。
克雷洛夫的本意是讽刺那些自认为有才华而喋喋不休地向别人谈自己的散文或诗歌的文人。他们的作品无论再好，但“如果不懂得适可而止，没完没了地向别人唠叨”，“将会比杰米扬的鱼汤更加让人受不了”。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这则寓言说明了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之一：边际效用递减，对我们企业如何去开拓市场也十分有启发。
经济学家讲的效用是人们消费某种物品时所得到的满足程度。例如，吃一个面包得到物质上的满足，或看一场电影得到的精神满足。效用完全是消费者的主观感觉，取决于个人的偏好，没有什么客观标准。不同消费者消费同样的东西得到的效用并不同。边际效用是消费者多消费一单位某种物品所增加的满足程度，例如，寓言中的福卡多喝一碗杰米扬的汤增加的满足程度。
尽管效用是主观的，但所有人的消费都遵循一个共同规律，这就是随着所消费同一种物品的增加，给消费者带来的满足程度是递减的。例如，福卡喝杰米扬的第一碗汤时，一定感到味道鲜美满足程度高，喝第二碗汤的感觉不如第一碗汤那么好满足程度减少了。当不断喝下去时，满足程度越来越低，最后成为痛苦负效用，以至于不得不逃之夭夭。经济学家把这种普遍现象概括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这其间的道理也不难理解，效用或满足是一种生理或心理上的兴奋，当有外界刺激消费物品时，人们产生的兴奋就是满足或效用。但同一种刺激反复进行消费的同一种物品增加时，兴奋程度会越来越低，这就是效用递减。
边际效用递减的现象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是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但它在经济学中的重大意义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理解的。经济学把价值理论作为基础。对于什么是价值历来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价值是客观的，由生产商品的劳动量决定，另一种认为价值是主观的，由它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或边际效用决定。现代经济学的价值论是主观价值论，或者说边际效用价值论。换言之，价值就是消费者对某种物品的评价。一种物品，无论生产者付出了多少劳动，但如果消费者认为它不能给自己带来效用，就谈不上有价值。例如，杰米扬为自己的每一碗汤都付出了劳动，但那一碗让福卡喝不下去的汤，在福卡看来就没有一点价值。
为什么现代经济学家放弃了客观价值论而采用主观价值论经济学是为了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市场经济是由价格调节的，价格如何决定并调节经济是经济学要回答的问题。客观价值论不能解释价格的决定因为劳动量相同的产品在市场上会有不同的价格，劳动量多的价格并不一定高，劳动量少的价格也并不一定低。价格与客观价值论所说的劳动并没有必然联系。在市场上价格由供求决定。需求取决于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消费者对一种物品支付意愿的大小取决于他从消费该物品中所得到的效用或满足程度，即取决于他对该物品的评价。这种消费者对物品的评价就是我们所说的主观价值。主观价值决定了需求，是解释价格的重要因素。
从更深的层面说，主观价值论还体现出经济学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经济学研究的最高目标是人的福利最大化，或总效用最大化。一切为了满足人的效用，这就是对人最大的关怀，也是我们所说的人文关怀的核心。关心人就要重视人对物品的评价，这就是主观价值论了。长期以来不少人受客观价值论的熏陶，对主观价值论采取了全面否定的态度。因此，在学习现代经济学时，从传统客观价值论转向主观价值论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总觉得一个人只有从心灵深处放弃了客观价值论，接受了主观价值论才算真正进入了现代经济学之门。
主观价值论的意义不仅是理论上的，还有指导我们行为的现实意义。如今政府为刺激消费需求而着急，国内居民储蓄已达10万亿元，说明拉动需求效果并不显著。企业也经常感叹产品没有市场，生意难做。应该说，随着经济发展，居民收入增加，我们还是有相当购买力的。中国人口众多，市场也是极大的，但为什么消费需求不足呢我的回答是想寻找原因的人应该去读读杰米扬的鱼汤。把企业比作杰米扬，消费者比作福卡，就知道杰米扬的汤为什么推销不出去了。
举个例子说。中国号称瓷器大国，但在市场上几乎是图案与造型相似的青花瓷一统天下。这样的瓷器你要多少呢大概一套够用就可以，相同的瓷器再多一套就成了杰米扬的汤，边际效用递减了，甚至没地方放，都成负效用了。但是不是瓷器市场就这样有限呢事实并非如此。我在美国时住在美国人家里。我的房东老夫妇两人,就有两大柜子瓷器。问他们要这么多瓷器干什么。他们说，不同的瓷器有不同的用途。英国瓷器高贵典雅，招待朋友用，日本瓷器结实耐用，自己日常用。特别是有一柜花色、造型各不同的儿童瓷器专门给小孙女用。孙女这次来了用米老鼠瓷器，下次来了用白雪公主瓷器每次都有不同的瓷器，孙女来了爱吃饭，也愿意来。老人岂不从中享受到了天伦之乐不同的瓷器造型和图案给老人带来了不同享受也就是不同的效用。不同的瓷器边际效用不会递减，老人当然乐于购买。这样各种各样的瓷器能没有市场吗
当瓷器造型和图案单一时，它能满足的仅仅是实用的需求，再多超过实用的价值，自然边际效用要递减。但不同造型和图案的瓷器可以满足人不同的需求，尤其是心理需求表示对朋友或孙女的爱。这时不同的瓷器就不存在边际效用递减，再多也不会像杰米扬的汤那样讨人嫌了。中国的瓷器没有任何变化，除了实用别无意义，消费者评价低，不愿为它花钱又能怨谁呢
避免物品的边际效用递减，使消费者有支付意愿，或者使产品价值高的关键就是创造产品差别。这里主观价值论的意义就体现出来了。制作一件有米老鼠图案和白雪公主图案的瓷器，与制造两件青花瓷器所用的劳动量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它们的劳动价值或用劳动量来衡量的客观价值相等。但消费者对它们的评价不同。两件相同的青花瓷器，边际效用肯定递减。这就是说，消费者对第二件的评价低于第一件。然而，消费者对一件米老鼠图案和白雪公主图案的瓷器的评价不会递减因为它们是不同的，给消费者能带来同样的效用。这就是说,它们按消费者主观评价的主观价值不相同。我们在生产经营中应该关注哪一种价值呢关注客观价值，生产相同的东西，像杰米扬的汤一样令人生厌;关注主观价值，生产不同的东西，消费者评价高，支付意愿高，愿意出高价购买，产品能没市场吗你觉得哪一种价值论有用呢
按照主观价值论，企业应该创造出各种各样互不雷同的东西，让消费者对每种东西都有高价值期待。这时市场就做大了，需求就多了。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按消费者的需求生产。
杰米扬的汤不受福卡欢迎，还是汤太单一了。如果杰米扬能做出各种不同风味的汤，即使福卡的食量有限，还会不断到杰米扬家喝汤，而不至于“从此不敢再去找杰米扬”了。同样，如果企业不是像杰米扬那样只做一种汤，能没有市场吗
杰米扬的汤谁也不喜欢。从克雷洛夫的寓言中你该学会如何做汤吧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市场经济中的“为我”与“为社会”
一位保护野生动物的志愿者不幸牺牲了，留下下岗的父母和病卧在床的奶奶。志愿者的这种忘我精神令我们敬佩，但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应该提倡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如何处理“为我”与“为社会”的关系却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任何一个社会的兴旺都需要有每个人的奉献，在许多情况下，也需要一种“舍小家，顾大家”的忘我精神。当外敌入侵时，我们应该舍弃个人的一切，去保家卫国；当有危及人民生命与社会安定的犯罪行为时，我们应该置个人生命于度外，见义勇为；当发生自然灾害时，我们应该舍小家，保大家。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应该有著名哲学家、前北大副校长冯定先生所说的“正义冲动”。正义冲动就是一种没有私利考虑，没有成本收益分析，维护社会正义的行为。市场经济不是一个见钱眼开，以金钱为惟一导向的社会，它同样需要献身精神。
但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在于承认人的“为我”之心。这就是说，市场经济中每个人有占有和使用自己合法财产的权利。这就决定了经济决策是分散的，由每个**的个人自由地做出。人们在做出自己的经济决策时，所考虑的是这种决策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利益，以及要承担什么风险。换言之，人们在决策时考虑的是“为我”而不是“忘我”。这样的人是理性人，他们从“为我”出发做出决策，是一种理性选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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