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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就以这件事为例，批判**之流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我一听坏了，把我当批判对象了，这解放军要发动起来，我岂不陷入人民军队的汪洋大海了岂不有灭顶之灾吗事已至此，我也没办法，只好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浇的架式，准备迎接“革命洗礼”。
没想到车厢里分外静，没有一个人发言，大家都是呆坐着听她的。她一看批判不起来，又不敢说解放军的不对。只好一遍遍发动群众，她还点附近一些人发言，谁都是摇摇头。她一看没办法，先自己批了一通，然后让我们分小组对面坐的人是一组批判。她走到我们这里，告诉大家:“事情发生在你们这里，你们要好好帮助他，他还不是阶级敌人,但事情是严重的，我看，让他先做个深刻检讨,挖挖根源,然后大家帮他分析。”我只说了一句，“我不该看这种书”。正在这时,列车长出来把她叫回去，说有事。这下又把我救了。这小丫头一走，当然更没人发言，我也不检讨了。过了一会，她没回来，一场批判会就在无言之中结束了。经过这一下折腾，大家连说句话的兴趣都没有，睡觉了。这一夜我也没睡好，真怕那丫头又来什么“幺娥子”东北话“坏主意”。第二天起来，快到北京了，我们在她带领下做完“三敬三祝”,不久就下车了。临下车时我向那位解放军道谢，他只说了一句：“这年头,什么地方都要小心。”
事情过去30多年了，当年的那个小丫头现在也该当奶奶了。也许她早忘了这件事，但每当我看到书架上的德莱塞的书时，不免又想起这一场闹剧。小马的书仍然没还上，好在当时他就没把这当回事。
“文革”中购书记读书经历之三
现在的书刊市场真繁荣，面对许多装帧精美，内容诱人的书，真不知道该买什么。走到书店信手买几册自己中意的书，拿回来慢慢欣赏，真是最大的幸福。每当这时，我又会想起“文革”中买书之难。正如一首歌中唱的“我有钱时没时间去桂林，有时间时又没钱去桂林”,那时买书也是有钱时没书可买，有书了又无钱可买。但越是买书难，买到的书越是珍贵，买书的回忆也格外甜蜜。买法国革命史记
从小学到大学，“革命”是我们心中最崇高的词汇。“文革”开始时,我仍对这场革命充满了向往与神秘感，觉得这一定是一场可与法国大革命同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法国大革命是什么样其实我们也并不清楚。正在这时,我在海淀新华书店看到一本法国革命史。
法国学者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我是久闻其名，但没读过。这本书由北大历史系杨人教授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精装本,看上去极漂亮，定价不到2元钱。一见此书，我立生爱意，想买下来。可惜拿出钱包来，内中只有不到一元的零票，不够买这本书，只好放回。
回来以后朝思暮想的就是这本书，又不好意思找同学借钱，只好作罢。偶尔去书店时,还看它一眼，或拿出来翻一翻。过了不久我们义务献血，说是义务献血，实际上可以吃半个月营养灶，还发20元补贴。那时,这20元可是一大笔财富。拿到这笔钱后,第一件事就是奔书店去买我心仪已久的法国革命史。可惜书已经没了，不知谁捷足先登买走了。我懊悔极了，一再央求售货员帮我再找一本。售货员看我那迫切的样子，也很同情。她在书架和下面的书柜找了半天没找到，又到库房去找。过一会她出来告我，库里也没有了。看到我失望的样子，她说，她到其他书店帮我找找，让我过几天再来。不几天后，革命风暴来临，书店几乎只剩下马列和**的书了。我买法国革命史的愿望落了空。
也许那时还年轻，对这本书总不能忘怀，似乎没买到是天大的遗憾。到什么地方的书店都不忘找这本书，但始终没找到。这个情结也就没解开，甚至有一次做梦还见到这本书，不过梦一直没变成现实。大概是1974年回北京，终于在一家内部书店看到这本书,不过是平装本上、下两册，14元一套。书是买到了,但当初迫切想读它的心情没有了。因为那时经历了“文革”,自以为知道了什么是“革命”。革命的确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场灾难，还看它干什么呢考回北大当研究生后,才把这本书作为历史看了一遍。书还是一本值得一看的好书。买鲁迅全集记
“文革”开始后，我堂弟到北京来串联，白天我们一起出去玩，晚上住在我们宿舍。不久我们一起回到太原。她母亲我婶婶一定要给我30元钱，说是堂弟住在我那里，这是他的花费。我推辞不过,就收下了。
当时30元真算一笔钱，我回来后就想用这笔钱买点书。我一直想买一套鲁迅全集，当时这套书10卷22元，平时买不起，这次有了这点钱就想买一套。那时，北大书店仍然营业，我常去光顾，与管事的一位老先生有点头之交。我去问他有没有鲁迅全集,他说,这书现在不让随便卖了,因为注释是周扬组织人写的,有问题。他又告我,不过开介绍信可以在海淀区书店买出来。
那时学校的机构已被砸烂,介绍信是由各个群众性造反兵团开的。我尽管不是那些兵团的骨干成员，但开张介绍信还不难。于是我找到当时北大井冈山兵团，让他们写一个介绍信。上写“海淀新华书店负责同志：我兵团大批判组急需购一套鲁迅全集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周扬等“四条汉子”用，请予支持。”我拿到这封介绍信就到海淀区书店。进门时，突然想到，当时北京造反派组织有“天”“地”两派之分,北大井冈山属于“地”派，如果海淀书店是“天”派掌权，我这介绍信岂不无用了吗于是，我没敢进办公室，先看看大字报，问问群众，看看掌权的属于哪一派。了解了半天，知道掌权的也是地派，才放心进去。接待我的人是个年轻人，看了信，他问我，“你们图书馆有这类书，借一套不就得了吗”我马上说，“图书馆让新北大公社天派那帮人占了其实也不是事实，借不出来，只好买一套。”那时，阶级亲体现为帮派亲，既然是一派，他就批了可以买一套，并在介绍信上签了字，告我去办手续、交钱。
到财务室交了钱，拿了取书单，财务室的同志告我要到书库去取书，书库在另一个地方。我只好又去找书库，去时人们已经下班了。第二天一早我就又去书库，终于拿到了书。用一点小小手段买到了心仪已久的鲁迅全集，真是高兴。回来就从第一卷读起。
以后我从北京到东北，又从东北到北京，其间搬了许多次家，不少书都丢了，只有这套书一直保存得很好，至今仍在我书架上。“文革”期间在东北林场我认真读了一遍，也写了点读书笔记，记下一些妙语。对这套已有些发黄的书，我一直很看重，尽管现在有了更好的鲁迅全集版本，但我始终没有“喜新厌旧”。这套书毕竟包含了一段历史。
“大串联”中买了一本书
“文革”中,中央号召红卫兵去步行长征,经风雨见世面。当时,学校里打派战乱得很，于是我们班与物理系一个班的十几个人组成“长征队”,从北京向井冈山走去。
从北京到井冈山，步行要走3000多里，一路艰辛自不必说。但我每到一地，只要有可能一定要到书店去逛逛。其实那时的书店没什么书，见书店就想逛逛，无非是一种习惯。
1966年12月中旬，我们走到了湖北省黄冈县，这里曾是苏轼游赤壁之处,又是**的故乡,我们多住了几天，看看长江风光，也游游苏轼当过官的故地。有一天我信步走进了书店，突然发现一本苏联卢森贝写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是三联书店出版的。记得上资本论课时，老师说这是一本值得一看的书，何况卢森贝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权威，我们学经济学说史就用他写的政治经济学史。在这年头,在这个小县，居然能见到这本书,我喜出望外，决定买下来。
我让服务员给我拿书，不想服务员先说一句“为人民服务”,我马上明白了,这是“文革”中买东西先要对答语录的习惯姜昆在相声如此照相中讽刺过这种做法。当时北京不太流行这一套，没想到这种小地方尚有此“风俗”。不过对这一套“切口”,我并不陌生，想都没想，马上答之“完全、彻底”。“切口”对上了，书就拿出来了。精装本，17元一本，还是1958年出的。我买下此书喜滋滋地回到驻地，在书的扉页上写道：“长征途中购于湖北省黄冈县，661210”。写完意犹未尽，又写了一段“黄冈者，古之黄州也，苏轼被贬曾作官于此，并在此游假赤壁，写了千古传诵的前后赤壁赋和大江东去。游黄州，思古人，真是感慨万分，难以言传。”
这是我在那次三千里的“长征”中买的惟一一本书。我把它背到井冈山，又背回北京，以后几经搬迁，这本书始终没丢失。这本书看过后，内容并没有留下多深的影响，除了在长征途中看了一遍外，也没再看过。我留下它，更多的还在于这是我步行三千里到井冈山“朝拜”时的留念。那也是一段历史。内部书店购书记
1967年下半年，听说西单有一家内部书店，可以凭介绍信去买各种“封资修”的书。于是我与几位在北师大中文系读书的朋友开了一张介绍信就去了。
书店是有的，也的确可买书，但不让进去，由自己把书单递上，服务员为你找书。我们并不知道这规矩，只好临时在外面写单子。买书本来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真要列单子，一时不知该写什么。写的单子上还是没有的书多。不知是当时的确读书无用了，还是爱书者知道这家店的人并不多，来的就我们几个人。看样子店里管事的老先生还是相当和善的，于是就请求他让我们进去挑几本。开始他还坚持原则不让进去，架不住我们几个人“嘴甜”,一口一个“大爷”,好话说了一大堆，“大爷”也叫足了，他才让我们进去，不过又限制不许超过一小时。还说如果再有人来，我们就得赶快出去，否则别人也要进来就没办法了。
进去后看到书真多，都是旧书，不知是以前收购的旧书，还是抄家得来的。看着哪一本都是如花似月，都想买，但口袋里的钱也就十多元，真正遇到了资源稀缺性和**无限性之间的矛盾，真不容易做出决策。当时我想自学英语，看中了一套英国longn出版社的基础英语essentialenglishstudents,4册这套书还不是“原配”,两册是外文原版，两册是“文革”前国内出的影印版，没得说，当时决定买下。我就是靠这套书自学了英语。这套书已用去3元多。对于普列汉诺夫的书，我一直情有独钟，这次看到了他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博古译，三联书店出版，原价105元，现价仅032元。这本书我在“文革”中认真读了数遍，上面写满了眉批，至今仍在我的书架上。还买了一本由罗果夫、戈宝权编的普希金文集，时代出版社1955年出版，原价182元，第二次进海淀中国书店127元，这次仅091元。这本书也成为我“文革”中的精神食粮。当有朋友们境遇不佳时，我总是把普希金的致西伯利亚的囚徒抄录给他们。还买了一套俄罗斯作家的故事和我最爱读的小说牛虻及其他几本。这样算下来已有近10元了。
书不敢买了，甚至也不敢看了。这时突然看见一套泰戈尔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本，共几本我忘了，才5元钱，但犹像许久，终没敢买。正在这时我一个朋友发现了一套战争与和平，董秋斯译，我们都很喜欢这套书，4本不过4元钱左右，但独资都买不起，于是我们俩人合资买了这套书。我读完后给了他，现在应该仍在他那里。前几年见到他，他还提到这套书，说该还我了。我说，算了吧，现在我有董秋斯和刘辽逸两个中文本和一个英文本，那套书你就作为纪念吧
书买到这时，每个人都有所获，不过由于货币不足,买的都不多，只是遗憾多。回来后大家小聚一下，各自看看相互买的书，颇为感谢那位不坚持原则的老人。
也许是不容易买来的书更珍贵吧，这些在内部书店买的书以后读得颇认真，历经磨难之后留下的几种都被作为珍品保存着。买史记和资治通鉴记
那是在东北时,大约20世纪70年代吧,由于**的偏好,史记这类古书可以出版了。于是我就想购买一套史记和资治通鉴。但当时这种书印数有限，控制发行，要买到也不易。尤其当时我们林场在黑龙江巴彦县这样一个小地方，就更难了。
我听县里的一个朋友说，史记等这些书也快到县里了，不过每种不过一、二套。既然有希望就要谋事在人。我找了我们镇上新华书店的一个头儿，让他帮我买这两套书。他是县新华书店的老资格了，要是他弄不来，我更无希望。我提出这个要求后，他说，我帮你弄书，你帮我弄一米一立方米木头。我当时在林业局工作，木头是有的，管事的那些头儿的子女都是我的学生，这不难。于是，我们就“成交了”。
其实即使不求他买书，他让我给他弄一米木头，我也会办，所以，书没拿到，我把买木头的批条给他了。他也在卖力地为我弄书。大约十余天后，他告我史记来了五套，弄一套问题不大，但资治通鉴只来了两套，县革委当时的县领导机构肯定要留一套，只剩一套就难点了。我请他吃了顿饭，喝的还是当地名酒“玉泉二曲”。他又提出，管书的人住县城里，缺柴烧，问我能不能给他弄一米“拌子”一立方米烧火用的木头。当时林业局职工每家每年四米“拌子”,非林业局职工当然就没有。我也知道他们的难处，当时就答应了。反正找领导批一米“拌子”也不难，实在批不了，把我的指标给他一米就行了。过了一周，他告我书弄来了，让我把“拌子”批条给他。我很快办好了批条。于是这两套书终于弄到了。拿回这两套书的那天，我又高兴地喝了一杯，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可惜现在不知夹在哪本书里了。
当年，史记一套10元，资治通鉴一套30元，共40元，是我们一月收入的50左右。花这么多钱买这些书,当然要请示妻子。妻子对我买书一直坚决支持,无条件批准。这次虽然钱多,但她仍然照批不误。书买得不易，就要认真看，我特意借了一本解放前中华书局出的词海，认真读完了史记除表之外的内容，有些名篇还自己译为现代文，并背诵。资治通鉴只能说翻了一遍，重点读那些故事性强的内容，如“玄武门之变”等。我现在书架上的资治通鉴仍是原来那一套，史记在离开东北到北京上研究生时送给了一位朋友，回来后又买了一套。
书店的那个头儿以后总想用书换木头。不过我觉得这笔交易不合适，总找领导批木头，人家还不把你当木头贩子。所以，也没有买到什么像样的书。买“垃圾书”
在东北时，我的收入还不算低，我们是林业局职工，每人仅林区津贴就15元，有钱了，就想买点书，可惜那时能买到史记、资治通鉴这样的好书的机会并不多。但又想读书,所以尽管知道是“垃圾书”,也不得不买。
这种垃圾书有两类，一类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品”,如什么虹南作战史、牛洋田、西沙儿女这类为“四人帮”所肯定的文学作品，或者像望云峰这种写抗美援朝的书。说实在的,当时我也不认为这些书怎么样，但没什么看，这些书也不贵，就买了。另一类是上海等地出的一些刊物，如学习与批判、自然辩证法、朝霞等。这些刊物发表梁效之流“四人帮”御用文人“批儒”的文章。文章之不讲理也算空前绝后。但总比看人民日报和红旗强一点，有点历史知识尽管有些在歪曲历史，自然辩论法中还有点自然科学知识。我从这些杂志的创刊号买起，一直坚持到粉碎“四人帮”之后这些杂志倒台。1978年我离开东北时把这些杂志和书籍都作为垃圾处理了。现在想来，实际上留下来也没什么不好，何况现在有全套这些杂志的人并不多，说不定以后还可以拍卖一个高价呢可惜当初没有这种眼光，现在悔之晚矣。
那时，我几乎每年回一次北京，回来一定去书店，看看有什么可买之书。有些书当时还不认为是“垃圾”前一种是知“垃圾”而买，但从现在来看也属于“垃圾”,如我买过一套近代史小丛书,包括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等等。当时是认真地作为历史书买下来，认真读，并且根据这些书向学生讲历史课。现在想来，这些书观点错误、史实歪曲，也是“四人帮”那一套文风。我自己中毒，还让学生也中毒，比一眼就能认出来的“垃圾”还坏。其实认真想来，在“四人帮”文化**之下，好书哪能出版呢所以在这个阶段，除了买一些史记之类名著，有意义外，其他“垃圾书”真不少。这些书早被我送进了历史的“化浆池”,几乎没有留下来。甚至连郭沫若著的李白与杜甫也被我处理了。因为我觉得郭老在那本书中以“卷我屋上三重茅”和“恶竹恨不砍万竿”这些诗句，判定杜甫是大地主，实在有失大家风范，匪夷所思。读过后就觉得买上当了，反正五毛一本，处理完就得了。
“文革”中买书不易，买好书更不易，所以，买到的书即使是“垃圾书”都读过，好书更是读了几遍。如今买书易，买好书也易了，但不少买了的好书，倒没有认真读过。也许要忆忆买书的苦，才能珍重今天自由买书之甜。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就是希望年轻一代，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多读书，读好书。这也算是一个“忆苦思甜”的报告吧2001年我的读书生活读书经历之四
读书、思考、写作,是我的生存方式。这就是说，既是我谋生的手段，也是我快乐的来源。2001年的日子也是这样度过的。
我爱读的书首先是经典。经典是常读常新的，每读一次都有所得。做学问一定要有几本经典垫底。每年我都要根据兴趣和关心的问题重读几本经典。2001年我阅读的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斯密的国富论。这两本书都是我20世纪60年代上大学时就读过的。这次读反杜林论是缘于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关注,以及写一组有关文章的需要。恩格斯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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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就以这件事为例，批判**之流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我一听坏了，把我当批判对象了，这解放军要发动起来，我岂不陷入人民军队的汪洋大海了岂不有灭顶之灾吗事已至此，我也没办法，只好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浇的架式，准备迎接“革命洗礼”。
没想到车厢里分外静，没有一个人发言，大家都是呆坐着听她的。她一看批判不起来，又不敢说解放军的不对。只好一遍遍发动群众，她还点附近一些人发言，谁都是摇摇头。她一看没办法，先自己批了一通，然后让我们分小组对面坐的人是一组批判。她走到我们这里，告诉大家:“事情发生在你们这里，你们要好好帮助他，他还不是阶级敌人,但事情是严重的，我看，让他先做个深刻检讨,挖挖根源,然后大家帮他分析。”我只说了一句，“我不该看这种书”。正在这时,列车长出来把她叫回去，说有事。这下又把我救了。这小丫头一走，当然更没人发言，我也不检讨了。过了一会，她没回来，一场批判会就在无言之中结束了。经过这一下折腾，大家连说句话的兴趣都没有，睡觉了。这一夜我也没睡好，真怕那丫头又来什么“幺娥子”东北话“坏主意”。第二天起来，快到北京了，我们在她带领下做完“三敬三祝”,不久就下车了。临下车时我向那位解放军道谢，他只说了一句：“这年头,什么地方都要小心。”
事情过去30多年了，当年的那个小丫头现在也该当奶奶了。也许她早忘了这件事，但每当我看到书架上的德莱塞的书时，不免又想起这一场闹剧。小马的书仍然没还上，好在当时他就没把这当回事。
“文革”中购书记读书经历之三
现在的书刊市场真繁荣，面对许多装帧精美，内容诱人的书，真不知道该买什么。走到书店信手买几册自己中意的书，拿回来慢慢欣赏，真是最大的幸福。每当这时，我又会想起“文革”中买书之难。正如一首歌中唱的“我有钱时没时间去桂林，有时间时又没钱去桂林”,那时买书也是有钱时没书可买，有书了又无钱可买。但越是买书难，买到的书越是珍贵，买书的回忆也格外甜蜜。买法国革命史记
从小学到大学，“革命”是我们心中最崇高的词汇。“文革”开始时,我仍对这场革命充满了向往与神秘感，觉得这一定是一场可与法国大革命同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法国大革命是什么样其实我们也并不清楚。正在这时,我在海淀新华书店看到一本法国革命史。
法国学者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我是久闻其名，但没读过。这本书由北大历史系杨人教授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精装本,看上去极漂亮，定价不到2元钱。一见此书，我立生爱意，想买下来。可惜拿出钱包来，内中只有不到一元的零票，不够买这本书，只好放回。
回来以后朝思暮想的就是这本书，又不好意思找同学借钱，只好作罢。偶尔去书店时,还看它一眼，或拿出来翻一翻。过了不久我们义务献血，说是义务献血，实际上可以吃半个月营养灶，还发20元补贴。那时,这20元可是一大笔财富。拿到这笔钱后,第一件事就是奔书店去买我心仪已久的法国革命史。可惜书已经没了，不知谁捷足先登买走了。我懊悔极了，一再央求售货员帮我再找一本。售货员看我那迫切的样子，也很同情。她在书架和下面的书柜找了半天没找到，又到库房去找。过一会她出来告我，库里也没有了。看到我失望的样子，她说，她到其他书店帮我找找，让我过几天再来。不几天后，革命风暴来临，书店几乎只剩下马列和**的书了。我买法国革命史的愿望落了空。
也许那时还年轻，对这本书总不能忘怀，似乎没买到是天大的遗憾。到什么地方的书店都不忘找这本书，但始终没找到。这个情结也就没解开，甚至有一次做梦还见到这本书，不过梦一直没变成现实。大概是1974年回北京，终于在一家内部书店看到这本书,不过是平装本上、下两册，14元一套。书是买到了,但当初迫切想读它的心情没有了。因为那时经历了“文革”,自以为知道了什么是“革命”。革命的确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场灾难，还看它干什么呢考回北大当研究生后,才把这本书作为历史看了一遍。书还是一本值得一看的好书。买鲁迅全集记
“文革”开始后，我堂弟到北京来串联，白天我们一起出去玩，晚上住在我们宿舍。不久我们一起回到太原。她母亲我婶婶一定要给我30元钱，说是堂弟住在我那里，这是他的花费。我推辞不过,就收下了。
当时30元真算一笔钱，我回来后就想用这笔钱买点书。我一直想买一套鲁迅全集，当时这套书10卷22元，平时买不起，这次有了这点钱就想买一套。那时，北大书店仍然营业，我常去光顾，与管事的一位老先生有点头之交。我去问他有没有鲁迅全集,他说,这书现在不让随便卖了,因为注释是周扬组织人写的,有问题。他又告我,不过开介绍信可以在海淀区书店买出来。
那时学校的机构已被砸烂,介绍信是由各个群众性造反兵团开的。我尽管不是那些兵团的骨干成员，但开张介绍信还不难。于是我找到当时北大井冈山兵团，让他们写一个介绍信。上写“海淀新华书店负责同志：我兵团大批判组急需购一套鲁迅全集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周扬等“四条汉子”用，请予支持。”我拿到这封介绍信就到海淀区书店。进门时，突然想到，当时北京造反派组织有“天”“地”两派之分,北大井冈山属于“地”派，如果海淀书店是“天”派掌权，我这介绍信岂不无用了吗于是，我没敢进办公室，先看看大字报，问问群众，看看掌权的属于哪一派。了解了半天，知道掌权的也是地派，才放心进去。接待我的人是个年轻人，看了信，他问我，“你们图书馆有这类书，借一套不就得了吗”我马上说，“图书馆让新北大公社天派那帮人占了其实也不是事实，借不出来，只好买一套。”那时，阶级亲体现为帮派亲，既然是一派，他就批了可以买一套，并在介绍信上签了字，告我去办手续、交钱。
到财务室交了钱，拿了取书单，财务室的同志告我要到书库去取书，书库在另一个地方。我只好又去找书库，去时人们已经下班了。第二天一早我就又去书库，终于拿到了书。用一点小小手段买到了心仪已久的鲁迅全集，真是高兴。回来就从第一卷读起。
以后我从北京到东北，又从东北到北京，其间搬了许多次家，不少书都丢了，只有这套书一直保存得很好，至今仍在我书架上。“文革”期间在东北林场我认真读了一遍，也写了点读书笔记，记下一些妙语。对这套已有些发黄的书，我一直很看重，尽管现在有了更好的鲁迅全集版本，但我始终没有“喜新厌旧”。这套书毕竟包含了一段历史。
“大串联”中买了一本书
“文革”中,中央号召红卫兵去步行长征,经风雨见世面。当时,学校里打派战乱得很，于是我们班与物理系一个班的十几个人组成“长征队”,从北京向井冈山走去。
从北京到井冈山，步行要走3000多里，一路艰辛自不必说。但我每到一地，只要有可能一定要到书店去逛逛。其实那时的书店没什么书，见书店就想逛逛，无非是一种习惯。
1966年12月中旬，我们走到了湖北省黄冈县，这里曾是苏轼游赤壁之处,又是**的故乡,我们多住了几天，看看长江风光，也游游苏轼当过官的故地。有一天我信步走进了书店，突然发现一本苏联卢森贝写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是三联书店出版的。记得上资本论课时，老师说这是一本值得一看的书，何况卢森贝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权威，我们学经济学说史就用他写的政治经济学史。在这年头,在这个小县，居然能见到这本书,我喜出望外，决定买下来。
我让服务员给我拿书，不想服务员先说一句“为人民服务”,我马上明白了,这是“文革”中买东西先要对答语录的习惯姜昆在相声如此照相中讽刺过这种做法。当时北京不太流行这一套，没想到这种小地方尚有此“风俗”。不过对这一套“切口”,我并不陌生，想都没想，马上答之“完全、彻底”。“切口”对上了，书就拿出来了。精装本，17元一本，还是1958年出的。我买下此书喜滋滋地回到驻地，在书的扉页上写道：“长征途中购于湖北省黄冈县，661210”。写完意犹未尽，又写了一段“黄冈者，古之黄州也，苏轼被贬曾作官于此，并在此游假赤壁，写了千古传诵的前后赤壁赋和大江东去。游黄州，思古人，真是感慨万分，难以言传。”
这是我在那次三千里的“长征”中买的惟一一本书。我把它背到井冈山，又背回北京，以后几经搬迁，这本书始终没丢失。这本书看过后，内容并没有留下多深的影响，除了在长征途中看了一遍外，也没再看过。我留下它，更多的还在于这是我步行三千里到井冈山“朝拜”时的留念。那也是一段历史。内部书店购书记
1967年下半年，听说西单有一家内部书店，可以凭介绍信去买各种“封资修”的书。于是我与几位在北师大中文系读书的朋友开了一张介绍信就去了。
书店是有的，也的确可买书，但不让进去，由自己把书单递上，服务员为你找书。我们并不知道这规矩，只好临时在外面写单子。买书本来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真要列单子，一时不知该写什么。写的单子上还是没有的书多。不知是当时的确读书无用了，还是爱书者知道这家店的人并不多，来的就我们几个人。看样子店里管事的老先生还是相当和善的，于是就请求他让我们进去挑几本。开始他还坚持原则不让进去，架不住我们几个人“嘴甜”,一口一个“大爷”,好话说了一大堆，“大爷”也叫足了，他才让我们进去，不过又限制不许超过一小时。还说如果再有人来，我们就得赶快出去，否则别人也要进来就没办法了。
进去后看到书真多，都是旧书，不知是以前收购的旧书，还是抄家得来的。看着哪一本都是如花似月，都想买，但口袋里的钱也就十多元，真正遇到了资源稀缺性和**无限性之间的矛盾，真不容易做出决策。当时我想自学英语，看中了一套英国longn出版社的基础英语essentialenglishstudents,4册这套书还不是“原配”,两册是外文原版，两册是“文革”前国内出的影印版，没得说，当时决定买下。我就是靠这套书自学了英语。这套书已用去3元多。对于普列汉诺夫的书，我一直情有独钟，这次看到了他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博古译，三联书店出版，原价105元，现价仅032元。这本书我在“文革”中认真读了数遍，上面写满了眉批，至今仍在我的书架上。还买了一本由罗果夫、戈宝权编的普希金文集，时代出版社1955年出版，原价182元，第二次进海淀中国书店127元，这次仅091元。这本书也成为我“文革”中的精神食粮。当有朋友们境遇不佳时，我总是把普希金的致西伯利亚的囚徒抄录给他们。还买了一套俄罗斯作家的故事和我最爱读的小说牛虻及其他几本。这样算下来已有近10元了。
书不敢买了，甚至也不敢看了。这时突然看见一套泰戈尔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本，共几本我忘了，才5元钱，但犹像许久，终没敢买。正在这时我一个朋友发现了一套战争与和平，董秋斯译，我们都很喜欢这套书，4本不过4元钱左右，但独资都买不起，于是我们俩人合资买了这套书。我读完后给了他，现在应该仍在他那里。前几年见到他，他还提到这套书，说该还我了。我说，算了吧，现在我有董秋斯和刘辽逸两个中文本和一个英文本，那套书你就作为纪念吧
书买到这时，每个人都有所获，不过由于货币不足,买的都不多，只是遗憾多。回来后大家小聚一下，各自看看相互买的书，颇为感谢那位不坚持原则的老人。
也许是不容易买来的书更珍贵吧，这些在内部书店买的书以后读得颇认真，历经磨难之后留下的几种都被作为珍品保存着。买史记和资治通鉴记
那是在东北时,大约20世纪70年代吧,由于**的偏好,史记这类古书可以出版了。于是我就想购买一套史记和资治通鉴。但当时这种书印数有限，控制发行，要买到也不易。尤其当时我们林场在黑龙江巴彦县这样一个小地方，就更难了。
我听县里的一个朋友说，史记等这些书也快到县里了，不过每种不过一、二套。既然有希望就要谋事在人。我找了我们镇上新华书店的一个头儿，让他帮我买这两套书。他是县新华书店的老资格了，要是他弄不来，我更无希望。我提出这个要求后，他说，我帮你弄书，你帮我弄一米一立方米木头。我当时在林业局工作，木头是有的，管事的那些头儿的子女都是我的学生，这不难。于是，我们就“成交了”。
其实即使不求他买书，他让我给他弄一米木头，我也会办，所以，书没拿到，我把买木头的批条给他了。他也在卖力地为我弄书。大约十余天后，他告我史记来了五套，弄一套问题不大，但资治通鉴只来了两套，县革委当时的县领导机构肯定要留一套，只剩一套就难点了。我请他吃了顿饭，喝的还是当地名酒“玉泉二曲”。他又提出，管书的人住县城里，缺柴烧，问我能不能给他弄一米“拌子”一立方米烧火用的木头。当时林业局职工每家每年四米“拌子”,非林业局职工当然就没有。我也知道他们的难处，当时就答应了。反正找领导批一米“拌子”也不难，实在批不了，把我的指标给他一米就行了。过了一周，他告我书弄来了，让我把“拌子”批条给他。我很快办好了批条。于是这两套书终于弄到了。拿回这两套书的那天，我又高兴地喝了一杯，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可惜现在不知夹在哪本书里了。
当年，史记一套10元，资治通鉴一套30元，共40元，是我们一月收入的50左右。花这么多钱买这些书,当然要请示妻子。妻子对我买书一直坚决支持,无条件批准。这次虽然钱多,但她仍然照批不误。书买得不易，就要认真看，我特意借了一本解放前中华书局出的词海，认真读完了史记除表之外的内容，有些名篇还自己译为现代文，并背诵。资治通鉴只能说翻了一遍，重点读那些故事性强的内容，如“玄武门之变”等。我现在书架上的资治通鉴仍是原来那一套，史记在离开东北到北京上研究生时送给了一位朋友，回来后又买了一套。
书店的那个头儿以后总想用书换木头。不过我觉得这笔交易不合适，总找领导批木头，人家还不把你当木头贩子。所以，也没有买到什么像样的书。买“垃圾书”
在东北时，我的收入还不算低，我们是林业局职工，每人仅林区津贴就15元，有钱了，就想买点书，可惜那时能买到史记、资治通鉴这样的好书的机会并不多。但又想读书,所以尽管知道是“垃圾书”,也不得不买。
这种垃圾书有两类，一类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品”,如什么虹南作战史、牛洋田、西沙儿女这类为“四人帮”所肯定的文学作品，或者像望云峰这种写抗美援朝的书。说实在的,当时我也不认为这些书怎么样，但没什么看，这些书也不贵，就买了。另一类是上海等地出的一些刊物，如学习与批判、自然辩证法、朝霞等。这些刊物发表梁效之流“四人帮”御用文人“批儒”的文章。文章之不讲理也算空前绝后。但总比看人民日报和红旗强一点，有点历史知识尽管有些在歪曲历史，自然辩论法中还有点自然科学知识。我从这些杂志的创刊号买起，一直坚持到粉碎“四人帮”之后这些杂志倒台。1978年我离开东北时把这些杂志和书籍都作为垃圾处理了。现在想来，实际上留下来也没什么不好，何况现在有全套这些杂志的人并不多，说不定以后还可以拍卖一个高价呢可惜当初没有这种眼光，现在悔之晚矣。
那时，我几乎每年回一次北京，回来一定去书店，看看有什么可买之书。有些书当时还不认为是“垃圾”前一种是知“垃圾”而买，但从现在来看也属于“垃圾”,如我买过一套近代史小丛书,包括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等等。当时是认真地作为历史书买下来，认真读，并且根据这些书向学生讲历史课。现在想来，这些书观点错误、史实歪曲，也是“四人帮”那一套文风。我自己中毒，还让学生也中毒，比一眼就能认出来的“垃圾”还坏。其实认真想来，在“四人帮”文化**之下，好书哪能出版呢所以在这个阶段，除了买一些史记之类名著，有意义外，其他“垃圾书”真不少。这些书早被我送进了历史的“化浆池”,几乎没有留下来。甚至连郭沫若著的李白与杜甫也被我处理了。因为我觉得郭老在那本书中以“卷我屋上三重茅”和“恶竹恨不砍万竿”这些诗句，判定杜甫是大地主，实在有失大家风范，匪夷所思。读过后就觉得买上当了，反正五毛一本，处理完就得了。
“文革”中买书不易，买好书更不易，所以，买到的书即使是“垃圾书”都读过，好书更是读了几遍。如今买书易，买好书也易了，但不少买了的好书，倒没有认真读过。也许要忆忆买书的苦，才能珍重今天自由买书之甜。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就是希望年轻一代，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多读书，读好书。这也算是一个“忆苦思甜”的报告吧2001年我的读书生活读书经历之四
读书、思考、写作,是我的生存方式。这就是说，既是我谋生的手段，也是我快乐的来源。2001年的日子也是这样度过的。
我爱读的书首先是经典。经典是常读常新的，每读一次都有所得。做学问一定要有几本经典垫底。每年我都要根据兴趣和关心的问题重读几本经典。2001年我阅读的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斯密的国富论。这两本书都是我20世纪60年代上大学时就读过的。这次读反杜林论是缘于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关注,以及写一组有关文章的需要。恩格斯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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