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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道理，让人能读下去，读了还有所得。我想这关键在于他的观察与分析是立足于现实的。例如，收入本书中的“小脚侦缉队的作用与局限”,谈的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事家委会的老大娘们维护秩序“文化大革命”中有个把小脚侦缉队员也做了坏事如把返城的知青赶回乡下接受再教育。但他从中引出了市场经济中制度与国家作用这个大道理。从这件事谈这个道理，不仅立意深了，读来有趣了，而且有了新意。这篇文章引起关注和争议，我也看过批评这篇文章的文章。引起争议说明他论述的问题的确有意义。一篇文章发表了，无论有人支持,还是有人反对都是好事。如果像保密文件一样没人看，或者看了没有反应才是悲剧，这就是鲁迅先生说的让你在“沉默中死亡”。王跃生收入本书的许多文章都没有在沉默中死亡，而是在争议中新生，这就是学界对他的最好评价。
如今经济学是“显学”。当年王跃生的同学有的出国了，有的升官了，有的发财了，像他这样在学术阵地的“留守男士”并不多。其实以他的聪明才智和勤于工作的品行，也完全可以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他选择了教学与研究的学术之路。我们从他文集中的另一类文章可以看出他在这个浮躁年代的那份平常心。他写其他经济学家的出世观其实也是他的想法。不与世争名争利，不去花花世界中潇洒一回，而是甘于淡泊的学者生涯，埋头读书、思考、教书、写书。“出世”并不是当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而是更可以冷静、客观地思考这变化万千的世界。这样也才有了这些会给人以启发的佳作。文如其人，古人不欺予也。
经济学是什么说的高深点经济学是一门选择的科学。但王跃生认为“经济学是一盘家常菜”。经济学是要解释世界的，是要解释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的。这样，经济学就应该像“西红柿炒鸡蛋”、“宫爆鸡丁”、“麻婆豆腐”这类常吃的菜那样让你觉得可亲。但做好这些家常菜并不容易。是大厨师才能做出好家常菜，这叫平凡出伟大。读汪朗先生在财经杂志上写的有关吃的随笔，方知家常菜大有学问。王跃生就是这样一个做经济学常菜的大厨师。他的菜端上来了,欢迎大家都来品尝。
本来应该是一篇短序，没想到写了这么长。再写就喧宾夺主了，就此打住吧。本书中有一篇文章是“果盘、甜品和正餐”,我想,且把我的这个序作为正餐之前的布丁吧。
写作基础
是在中学时奠定的读书经历之一
我上中学时相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爱学数学，还在太原市中学数学比赛中获得过一等奖;也爱写诗，在老师指点下背过古诗词，背过自己喜爱的马雅可夫斯基和贺敬之的诗。不过所写的诗无非是革命的豪言壮语而已，诸如想当一个地质勘探队员,“迎着朝阳，迎着风沙，为祖国找宝”之类。上高中后，自己看着都不好意思，就把所写的一本诗都烧了，诗人生涯就此结束。但对语文和写作不太在意,好在尽管没下什么功夫，成绩仍在“良”以上，也没有“危机感”。
作文的“危机感”来自上高中以后。高一时第一篇作文题目是“记一次晋煤外运”当时我上的是铁路中学，劳动课就是参加晋煤外运的装车工作，自认为写得还不错，没想到作文发下来，我是班内惟一的一个不及格者。以往的作文从未在“良”之下，这次不及格无疑是当头一棒。于是，我去请教老师，如何才能把作文写好。
当时我的语文老师姓计，是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据说是1957年反右时犯点错误还不是右派才到我们中学来教书的。那时老师对学生是有求必应。他先把我那篇不及格的作文点评了半小时，总体上有两大毛病。一是条理性差，中心不突出，二是语句罗嗦，也不通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作文上受到如此严格的批评。老师的话说的并不严厉，但却让我感到，对语文不能再等闲视之了。
计老师告诉我，他知道我数理化好，但如果语文不行，连自己的思想都表达不清楚，什么都没用。我至今记得他的一句话：“写好文章是人一生事业的基础，写文章的基础在中学要奠定，以后就晚了。”他还告诉我，写好文章有两条：一是要注意观察生活，尤其是生活中各种细节。要有写日记的习惯，把自己遇见的事及对这些事的想法记下来；二是要读一点好文章。走马观花地看小说，读闲书，都对写作有帮助，但重要的还是认真读点好文章，看人家的文章结构，内在逻辑，用词造句。好文章要多看几遍，甚至背下来。他建议我，古文可以选读古文观止上的文章，现代的文章可以看人民文学和文汇报。那时，学生是把老师的话当“圣旨”的。我从此开始认真地读自己认为好的文章，有些文章抄录下来，有些还能背下来。也许是在阅读和写作上下了点功夫吧，作文水平也有些提高了。计老师不时给我点鼓励，我学语文的兴趣更大了。
高一下学期，我们语文老师换为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郭曼君老师。郭老师是女的，颇有点浪漫的气质，喜欢文章充满感情，用词华丽，她喜欢冰心、朱自清、魏巍、杨朔、刘白羽这些当代散文大师的文章，特别是刘白羽的长江三日,杨朔的山茶花。她说这些文章情文并茂，要背下来。学生总是跟着分数这个指挥棒转的。她给自己认为情文并茂的作文打高分，我们也就向这个方向努力。我那时是语文课代表，与她接触更多，受影响也大。我背这些人的文章，还在看书时记下自己认为好的用词或描写，写作文时就尽量往上堆。现在想起来这是我写作的一段弯路。郭老师讲的并不错，写文章应该情文并茂，但这个标准对我们这样没什么文学天才的中学生来说，似乎高了一点，脱离实际了一些。刘白羽、杨朔的文章也太矫情，太雕琢了一点，中学生学这种文风会画虎成猫。中学作文是命题作文，并不总是写自己想写的事,说自己的心里话。要情文并茂就难免矫情而堆砌词藻了。但我仍然很感谢郭老师，在她指导下我读了不少的好文章，而且懂得了用情写文章才感人的道理。当时用不好这个原则，但以后逐渐体会到文章中情的重要性。情是文章之魂啊
高二时我们的语文老师是谢力之老师。谢老师学历不高，是本省一所师专大专毕业的。比起那些出自名牌大学的老师，他不算突出。但谢老师教学时间长，经验丰富，且刻苦钻研，教学水平远远高于那些从教时间不长的名牌学子。他当时是我们学校语文教研室主任，常有文章发表于中学语文教学之类的杂志当年发表文章十分难，能让文章变为铅字就令我们这些学生佩服得不得了，在老师和学生中威望极高。能让他教语文，我们十分高兴。谢老师知识丰富，讲课生动，尤其是那带点晋南口音的普通话，听起来极有魅力。但“一朝天子，一朝臣”,谢老师对作文的要求与郭老师完全不同。要取得好成绩，还要跟谢老师的指挥棒走。
谢老师不赞成中学生学那种情文并茂的写法，强**，可能是矫情，强调文，会用一些连自己也不懂的词汇。他认为，中学生关键是要打好写作的基础，这就是首先要把话讲清楚，让别人明白你在说什么。写事，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写论说文，要把自己的观点讲清楚。文章要中心突出，层次清楚，有逻辑性。用词要朴实，词要达意，不必过分修饰，尤其是不能用自己也不明白其意的词。只有把这些做到了，才能谈得上进一步提高。中学生写作文是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不是要发表，因此，还要练习写作的基本功,不要把大师的文章作为榜样。这些文章应该多读，但别想现在就写出这种文章,给自己立的标准太高，结果反而打不好基础。
谢老师从基本功开始指导我们写作文。先写记叙文，再写论说文，最后写夹叙夹议的作文。对我写作帮助最大的莫过于谢老师的作文点评课了。那时，两周写一篇作文，这周写，下一周点评。谢老师的作文点评就用我们作文中好的和差的,说明好,好在哪里,差,差在哪里，听起来令人心服口服，也知道了自己如何提高。比如点评记事的文章，他批评了那种平铺直叙的写法，告诉我们，记事文不是照相，要处理好简单带过与重点描述的关系。点评论说文，强调围绕中心论点论述的逻辑关系，不求面面俱到，但要自圆其说，要一环扣一环。夹叙夹议的文章，议要根据事，不要离题万里，乱发议论。谢老师每次作文讲评都以学生作文为例，结合我们的实际，成为我们最爱听的课。现在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谢老师注意写作的基本功，从最基本的写作要求做起，对我们帮助极大。有时，我们的作文他认为不满意时，还要求我们把同样的题目再写一次。谢老师教学认真而负责，我一生写作的基本功就是那时奠定的。
高三时,教我们语文的是一位老先生张薄。张先生在我们学校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平时不多言语，让人十分敬畏。有一次铁路局的一位领导来我们学校视察工作，找老教师座谈，张老师也去了。这位领导认出张老师当年曾救过他的命,这故事颇有点像阿庆嫂救胡司令。这位领导被敌人追捕，无意中进了张老师的院子，张老师把这位领导藏起来，这位领导才活下来。张老师从未讲过这件事，这位领导讲了这件事以后，张老师马上成了一个传奇人物。不久张老师就在这位领导的关怀下入了党当年入党是十分难的一件事，尤其对张老师这样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张老师读私塾出身，古文底子极好，尤其佩服桐城派的文章，在课堂上为我们念古文时总让人联想起三味书屋的寿镜吾老先生，同学们私下里称他为镜吾先生。
经过谢老师的指点,自己觉得作文有了进步，除了作文外，自己又拟题写了十几篇文章。借着仍然是语文课代表的方便，我请张老师给我看看这些文章，并请按他的标准，为每篇文章打个分。过了一周左右，张老师叫我去，没说什么，只是把那些文章交还给我，回来打开一看，都是60分左右，最低的有55分，最高的不过65分。这大概就是勉强及格的水平。这对我又是一次打击，看来作文水平还差的很远。革命仍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但向哪个方向努力，自己并不明白，尽管当时我们颇怕张老师，也只好硬着头皮去请教。
其实张老师表面看来严厉、呆板，实际上极为和善。我去请教他，他先问我背过古文观止没有。我说，高一时计老师让我读，我看过一些。他说，光看不行，要背。他当时点了一篇忘记篇名了让我背，我背不出来。他就点了十几篇记得以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为主让我背，背好了再来找他。年轻时我记性较好，背这些文章不算难事，一周后就完成了任务。再去找张老师，他让我背一篇，我背了一半，他就让我停下了，意思是知道我能背了，不用再考了。他告诉我，要写好文章，首先要背一些好文章，今人写的好文章不多，还是要背古人的好文章。背多了，自己写起来才能得心应手。这就是“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意思，写诗如此，写文章也如此。他又说，你的文章能把事情讲清楚，也有条理，但有两个问题，一是太呆板、平淡，读来无味，像中规中矩的八股文，这样写下去，不叫文章;二是文字欠精练，语句罗嗦，还有点华而不实。写好文章还要从背古文观止开始。
高三时作文的重点放在论说文与夹叙夹议文上，作文课是两周写一篇，我为自己定的任务是再多写一篇，即每周写一篇。天天早上用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早自习背古文观止，写作文时反复打腹稿，写好后一次次地改，尤其是在文字上力求通俗、简洁、流畅，郭老师那里学来的写法不管用了。那时高考压力远没有现在这么大，我们几个爱写作的同学在班内还办了一份板报，我还担任学校办的“铁中文艺”主编，大家也在一起互相修改作文。尽管高三时功课不少，又面临高考，但这些事一直到高考前3个月才停止。
张老师和所有老师一样，对我这样好学的弟子很喜欢，经常给我一句句改作文。写得好的地方，他画些圈；写得不好的，他画一条横线,然后写一个“”或“”,让我自己想为什么写得不好,如何改。有时一篇作文要改许多次。在张老师的指导下，我觉得自己的写作能力有所提高。在高三语文课结束时，最后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当时我特别想当记者，于是情文并茂地写了一篇作文，发下来后居然得了90分，据说这是张老师这些年教学中给的最高分，平时我们能在张老师手下得80分就极高兴了。这次我得了90分，张老师又把我这篇作文作为范文，在各班传阅。许多同学在若干年后还称赞我那篇文章好，可惜记者的理想并没有实现。由于对写作文的兴趣日益浓厚，高考时报了文科。
上大学之后，我们还学过一学期写作课。每两周一单元,一次讲范文，一次写作。这时我不用花多大功夫，几乎每次都是“优”。不同的老师教写作课，对我的作文都评分不低。其中一位老师问到我中学语文课的学习情况，我把几个老师教我写作文的情况说了，他感慨地说，你碰到了好老师，以后你会知道，这是一生的幸事。今天我对这句话记忆犹新，而且深深感谢我的中学老师。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每位语文老师对我写作水平的提高都有不可替代的影响。计老师的当头一棒使我重视写作，郭老师的情文并茂在当时写命题作文时有局限性，但今天仍十分重要，谢老师对基本功的强调是我一生写作的基础，张老师则是在此基础上的提高。而且，当年我的这些老师都是真正诲人不倦，不仅是我的作文，我们每个人的作文都改得极为认真，写作有困难者，老师叫去“单兵训练”是常有的事。那时老师除了教我们之外，心无二用。我上高中时还是中国三年困难时期，但生活的困难，甚至吃不饱，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对教学的认真和负责。他们的这种精神至今仍激励着我。如今我也是教师了，但与他们相比，我感到汗颜。
中学作文以命题作文为主，这当然会束缚学生的思维。按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学生所写的并不全是心里话,这些当然都会不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但我总认为，一个人写作的基本功还是要这样训练,写作基础打好了，以后才会有留名青史的大作。这点写作基础是要下大功夫的。
此外，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感到,写好文章的功底是阅读，不读破万卷书是难写出好文章的。尤其在中小学时背一点古诗、古文和经典文章，对写作是极有益的。过去的教育以让小孩子背四书五经为主，并非没有道理。当然,在网络时代，这一套也许吃不开了，但万丈高楼只能平地起,从小读书写作，打下写文章的基础，以后会受益无穷。
愿以此与年轻人共勉。
列车上挨批记读书经历之二
“文革”中全国都是大批判的战场，十亿人民个个都是批判家。没想到，我由于读一本书居然在列车上受到了批判。
那是1969年寒假，我从东北林场回北京探亲。临行前向同事小马借了一本美国作家德莱塞的书是金融家还是镀金时代,记不清了,准备在火车上看。
当时的火车拥挤不堪，与现在春运期间差不多。我上车后几乎无立足之地,与我同上来的一位解放军军官对我说:“咱们在长春就下，长春站优待军人，我给咱们弄两个座。”长春下车后，他拿我们俩的票到军人窗口办好了下午到北京的车，当然有座。我到长春一个朋友家看望，饭后顺利上了车。
这是一个军人专用车箱，除我以外，全是军人，但每人都有座，舒服得很。与周边军人寒暄几句后，有人在望风景，有人在打盹，我拿出了德莱塞的书看。
正当我看得入迷时,突然有人把书抢走了，我抬头一看,是长得还不错的年轻女列车员。还没等我张嘴，她就厉声问我：“你看的什么封资修书”我忙介绍，“我看的书是美国**员作家德莱塞写的，是批判资本主义腐朽的”没等我说完，她翻出一张有盛装美女参加舞会的插图,质问我:“有这样黄色的图画,能是好书吗美国**,你是唬我吧就是美国有**,也是修正主义”我急了,与她辩论,说“**还有美国**朋友呢”这小丫头，别看模样不错，说话挺厉害，有点“东北虎”风范。她马上驳我，“**的美国朋友我知道，是斯诺，不是你的这个什么德莱塞。这本书一定要没收，你要不给，下车我把你和书交给北京站派出所，让专政机关处理你。”她又告我，“前几天也有一个人带了几本封资修的书，我们要没收，他说什么也不交，到站后交给车站派出所一查，原来是个地主狗崽子。阶级本性不改，被专政了。你要向他学”我看着旁边，希望有个人主持正义帮我说话，但包括给我签车票的军官在内都不吭声。
我一看有点“失道寡助”了，但还不甘心，嘴不敢硬了，就求她，“这是我借别人的书,没收了回去不好交代”。我还让她看了看书上写的名字和我的工作证，证明这一点。她说，“这好办，我们撕一半，你把另一半给他，让他也别看这种封资修的书”。我一想，我看了差不多一半了，让她把前一半拿走算了，还能看完。因此,我准备撕下前半本给她。没想到她比我聪明，早看出我的“狼子野心”是接着看完。她说，“别想美事，一半是从中间横着切一大半”。我一听，碰见这么聪明的姑娘真没治了。她还不饶我，告诉我：“我们还要让你自己愿意交，要是不交，现在马上开批判会，下车后连你交给派出所。”
她正严厉地指责我，列车长过来了，问出了什么事她把我的“罪行”汇报了，然后要求列车长把乘警叫来处理我。我一听要动用无产阶级专政力量，也有点毛了。列车长年长一些，看来并不想把事闹大，对她说，“算了，他把书交了就算了”。又对我说,“出门带这种书干什么，不是找麻烦吗”听他的口气还是善意的。我就此顺杆往下爬，同意交书,连半本书也不要了。
一切都结束了，我以为事情就这样完了。晚饭后听“新闻联播”。当广播结束时，那个女批判手又来了。她搞过“三敬三祝”,念完语录之后大声说：“解放军同志们，今天就在我们车厢里，还有人看封资修的书，这说明阶级斗争还是激烈的。这个人看来还年轻,但中封资修的毒不少。今天晚上我们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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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道理，让人能读下去，读了还有所得。我想这关键在于他的观察与分析是立足于现实的。例如，收入本书中的“小脚侦缉队的作用与局限”,谈的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事家委会的老大娘们维护秩序“文化大革命”中有个把小脚侦缉队员也做了坏事如把返城的知青赶回乡下接受再教育。但他从中引出了市场经济中制度与国家作用这个大道理。从这件事谈这个道理，不仅立意深了，读来有趣了，而且有了新意。这篇文章引起关注和争议，我也看过批评这篇文章的文章。引起争议说明他论述的问题的确有意义。一篇文章发表了，无论有人支持,还是有人反对都是好事。如果像保密文件一样没人看，或者看了没有反应才是悲剧，这就是鲁迅先生说的让你在“沉默中死亡”。王跃生收入本书的许多文章都没有在沉默中死亡，而是在争议中新生，这就是学界对他的最好评价。
如今经济学是“显学”。当年王跃生的同学有的出国了，有的升官了，有的发财了，像他这样在学术阵地的“留守男士”并不多。其实以他的聪明才智和勤于工作的品行，也完全可以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他选择了教学与研究的学术之路。我们从他文集中的另一类文章可以看出他在这个浮躁年代的那份平常心。他写其他经济学家的出世观其实也是他的想法。不与世争名争利，不去花花世界中潇洒一回，而是甘于淡泊的学者生涯，埋头读书、思考、教书、写书。“出世”并不是当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而是更可以冷静、客观地思考这变化万千的世界。这样也才有了这些会给人以启发的佳作。文如其人，古人不欺予也。
经济学是什么说的高深点经济学是一门选择的科学。但王跃生认为“经济学是一盘家常菜”。经济学是要解释世界的，是要解释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的。这样，经济学就应该像“西红柿炒鸡蛋”、“宫爆鸡丁”、“麻婆豆腐”这类常吃的菜那样让你觉得可亲。但做好这些家常菜并不容易。是大厨师才能做出好家常菜，这叫平凡出伟大。读汪朗先生在财经杂志上写的有关吃的随笔，方知家常菜大有学问。王跃生就是这样一个做经济学常菜的大厨师。他的菜端上来了,欢迎大家都来品尝。
本来应该是一篇短序，没想到写了这么长。再写就喧宾夺主了，就此打住吧。本书中有一篇文章是“果盘、甜品和正餐”,我想,且把我的这个序作为正餐之前的布丁吧。
写作基础
是在中学时奠定的读书经历之一
我上中学时相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爱学数学，还在太原市中学数学比赛中获得过一等奖;也爱写诗，在老师指点下背过古诗词，背过自己喜爱的马雅可夫斯基和贺敬之的诗。不过所写的诗无非是革命的豪言壮语而已，诸如想当一个地质勘探队员,“迎着朝阳，迎着风沙，为祖国找宝”之类。上高中后，自己看着都不好意思，就把所写的一本诗都烧了，诗人生涯就此结束。但对语文和写作不太在意,好在尽管没下什么功夫，成绩仍在“良”以上，也没有“危机感”。
作文的“危机感”来自上高中以后。高一时第一篇作文题目是“记一次晋煤外运”当时我上的是铁路中学，劳动课就是参加晋煤外运的装车工作，自认为写得还不错，没想到作文发下来，我是班内惟一的一个不及格者。以往的作文从未在“良”之下，这次不及格无疑是当头一棒。于是，我去请教老师，如何才能把作文写好。
当时我的语文老师姓计，是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据说是1957年反右时犯点错误还不是右派才到我们中学来教书的。那时老师对学生是有求必应。他先把我那篇不及格的作文点评了半小时，总体上有两大毛病。一是条理性差，中心不突出，二是语句罗嗦，也不通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作文上受到如此严格的批评。老师的话说的并不严厉，但却让我感到，对语文不能再等闲视之了。
计老师告诉我，他知道我数理化好，但如果语文不行，连自己的思想都表达不清楚，什么都没用。我至今记得他的一句话：“写好文章是人一生事业的基础，写文章的基础在中学要奠定，以后就晚了。”他还告诉我，写好文章有两条：一是要注意观察生活，尤其是生活中各种细节。要有写日记的习惯，把自己遇见的事及对这些事的想法记下来；二是要读一点好文章。走马观花地看小说，读闲书，都对写作有帮助，但重要的还是认真读点好文章，看人家的文章结构，内在逻辑，用词造句。好文章要多看几遍，甚至背下来。他建议我，古文可以选读古文观止上的文章，现代的文章可以看人民文学和文汇报。那时，学生是把老师的话当“圣旨”的。我从此开始认真地读自己认为好的文章，有些文章抄录下来，有些还能背下来。也许是在阅读和写作上下了点功夫吧，作文水平也有些提高了。计老师不时给我点鼓励，我学语文的兴趣更大了。
高一下学期，我们语文老师换为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郭曼君老师。郭老师是女的，颇有点浪漫的气质，喜欢文章充满感情，用词华丽，她喜欢冰心、朱自清、魏巍、杨朔、刘白羽这些当代散文大师的文章，特别是刘白羽的长江三日,杨朔的山茶花。她说这些文章情文并茂，要背下来。学生总是跟着分数这个指挥棒转的。她给自己认为情文并茂的作文打高分，我们也就向这个方向努力。我那时是语文课代表，与她接触更多，受影响也大。我背这些人的文章，还在看书时记下自己认为好的用词或描写，写作文时就尽量往上堆。现在想起来这是我写作的一段弯路。郭老师讲的并不错，写文章应该情文并茂，但这个标准对我们这样没什么文学天才的中学生来说，似乎高了一点，脱离实际了一些。刘白羽、杨朔的文章也太矫情，太雕琢了一点，中学生学这种文风会画虎成猫。中学作文是命题作文，并不总是写自己想写的事,说自己的心里话。要情文并茂就难免矫情而堆砌词藻了。但我仍然很感谢郭老师，在她指导下我读了不少的好文章，而且懂得了用情写文章才感人的道理。当时用不好这个原则，但以后逐渐体会到文章中情的重要性。情是文章之魂啊
高二时我们的语文老师是谢力之老师。谢老师学历不高，是本省一所师专大专毕业的。比起那些出自名牌大学的老师，他不算突出。但谢老师教学时间长，经验丰富，且刻苦钻研，教学水平远远高于那些从教时间不长的名牌学子。他当时是我们学校语文教研室主任，常有文章发表于中学语文教学之类的杂志当年发表文章十分难，能让文章变为铅字就令我们这些学生佩服得不得了，在老师和学生中威望极高。能让他教语文，我们十分高兴。谢老师知识丰富，讲课生动，尤其是那带点晋南口音的普通话，听起来极有魅力。但“一朝天子，一朝臣”,谢老师对作文的要求与郭老师完全不同。要取得好成绩，还要跟谢老师的指挥棒走。
谢老师不赞成中学生学那种情文并茂的写法，强**，可能是矫情，强调文，会用一些连自己也不懂的词汇。他认为，中学生关键是要打好写作的基础，这就是首先要把话讲清楚，让别人明白你在说什么。写事，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写论说文，要把自己的观点讲清楚。文章要中心突出，层次清楚，有逻辑性。用词要朴实，词要达意，不必过分修饰，尤其是不能用自己也不明白其意的词。只有把这些做到了，才能谈得上进一步提高。中学生写作文是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不是要发表，因此，还要练习写作的基本功,不要把大师的文章作为榜样。这些文章应该多读，但别想现在就写出这种文章,给自己立的标准太高，结果反而打不好基础。
谢老师从基本功开始指导我们写作文。先写记叙文，再写论说文，最后写夹叙夹议的作文。对我写作帮助最大的莫过于谢老师的作文点评课了。那时，两周写一篇作文，这周写，下一周点评。谢老师的作文点评就用我们作文中好的和差的,说明好,好在哪里,差,差在哪里，听起来令人心服口服，也知道了自己如何提高。比如点评记事的文章，他批评了那种平铺直叙的写法，告诉我们，记事文不是照相，要处理好简单带过与重点描述的关系。点评论说文，强调围绕中心论点论述的逻辑关系，不求面面俱到，但要自圆其说，要一环扣一环。夹叙夹议的文章，议要根据事，不要离题万里，乱发议论。谢老师每次作文讲评都以学生作文为例，结合我们的实际，成为我们最爱听的课。现在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谢老师注意写作的基本功，从最基本的写作要求做起，对我们帮助极大。有时，我们的作文他认为不满意时，还要求我们把同样的题目再写一次。谢老师教学认真而负责，我一生写作的基本功就是那时奠定的。
高三时,教我们语文的是一位老先生张薄。张先生在我们学校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平时不多言语，让人十分敬畏。有一次铁路局的一位领导来我们学校视察工作，找老教师座谈，张老师也去了。这位领导认出张老师当年曾救过他的命,这故事颇有点像阿庆嫂救胡司令。这位领导被敌人追捕，无意中进了张老师的院子，张老师把这位领导藏起来，这位领导才活下来。张老师从未讲过这件事，这位领导讲了这件事以后，张老师马上成了一个传奇人物。不久张老师就在这位领导的关怀下入了党当年入党是十分难的一件事，尤其对张老师这样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张老师读私塾出身，古文底子极好，尤其佩服桐城派的文章，在课堂上为我们念古文时总让人联想起三味书屋的寿镜吾老先生，同学们私下里称他为镜吾先生。
经过谢老师的指点,自己觉得作文有了进步，除了作文外，自己又拟题写了十几篇文章。借着仍然是语文课代表的方便，我请张老师给我看看这些文章，并请按他的标准，为每篇文章打个分。过了一周左右，张老师叫我去，没说什么，只是把那些文章交还给我，回来打开一看，都是60分左右，最低的有55分，最高的不过65分。这大概就是勉强及格的水平。这对我又是一次打击，看来作文水平还差的很远。革命仍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但向哪个方向努力，自己并不明白，尽管当时我们颇怕张老师，也只好硬着头皮去请教。
其实张老师表面看来严厉、呆板，实际上极为和善。我去请教他，他先问我背过古文观止没有。我说，高一时计老师让我读，我看过一些。他说，光看不行，要背。他当时点了一篇忘记篇名了让我背，我背不出来。他就点了十几篇记得以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为主让我背，背好了再来找他。年轻时我记性较好，背这些文章不算难事，一周后就完成了任务。再去找张老师，他让我背一篇，我背了一半，他就让我停下了，意思是知道我能背了，不用再考了。他告诉我，要写好文章，首先要背一些好文章，今人写的好文章不多，还是要背古人的好文章。背多了，自己写起来才能得心应手。这就是“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意思，写诗如此，写文章也如此。他又说，你的文章能把事情讲清楚，也有条理，但有两个问题，一是太呆板、平淡，读来无味，像中规中矩的八股文，这样写下去，不叫文章;二是文字欠精练，语句罗嗦，还有点华而不实。写好文章还要从背古文观止开始。
高三时作文的重点放在论说文与夹叙夹议文上，作文课是两周写一篇，我为自己定的任务是再多写一篇，即每周写一篇。天天早上用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早自习背古文观止，写作文时反复打腹稿，写好后一次次地改，尤其是在文字上力求通俗、简洁、流畅，郭老师那里学来的写法不管用了。那时高考压力远没有现在这么大，我们几个爱写作的同学在班内还办了一份板报，我还担任学校办的“铁中文艺”主编，大家也在一起互相修改作文。尽管高三时功课不少，又面临高考，但这些事一直到高考前3个月才停止。
张老师和所有老师一样，对我这样好学的弟子很喜欢，经常给我一句句改作文。写得好的地方，他画些圈；写得不好的，他画一条横线,然后写一个“”或“”,让我自己想为什么写得不好,如何改。有时一篇作文要改许多次。在张老师的指导下，我觉得自己的写作能力有所提高。在高三语文课结束时，最后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当时我特别想当记者，于是情文并茂地写了一篇作文，发下来后居然得了90分，据说这是张老师这些年教学中给的最高分，平时我们能在张老师手下得80分就极高兴了。这次我得了90分，张老师又把我这篇作文作为范文，在各班传阅。许多同学在若干年后还称赞我那篇文章好，可惜记者的理想并没有实现。由于对写作文的兴趣日益浓厚，高考时报了文科。
上大学之后，我们还学过一学期写作课。每两周一单元,一次讲范文，一次写作。这时我不用花多大功夫，几乎每次都是“优”。不同的老师教写作课，对我的作文都评分不低。其中一位老师问到我中学语文课的学习情况，我把几个老师教我写作文的情况说了，他感慨地说，你碰到了好老师，以后你会知道，这是一生的幸事。今天我对这句话记忆犹新，而且深深感谢我的中学老师。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每位语文老师对我写作水平的提高都有不可替代的影响。计老师的当头一棒使我重视写作，郭老师的情文并茂在当时写命题作文时有局限性，但今天仍十分重要，谢老师对基本功的强调是我一生写作的基础，张老师则是在此基础上的提高。而且，当年我的这些老师都是真正诲人不倦，不仅是我的作文，我们每个人的作文都改得极为认真，写作有困难者，老师叫去“单兵训练”是常有的事。那时老师除了教我们之外，心无二用。我上高中时还是中国三年困难时期，但生活的困难，甚至吃不饱，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对教学的认真和负责。他们的这种精神至今仍激励着我。如今我也是教师了，但与他们相比，我感到汗颜。
中学作文以命题作文为主，这当然会束缚学生的思维。按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学生所写的并不全是心里话,这些当然都会不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但我总认为，一个人写作的基本功还是要这样训练,写作基础打好了，以后才会有留名青史的大作。这点写作基础是要下大功夫的。
此外，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感到,写好文章的功底是阅读，不读破万卷书是难写出好文章的。尤其在中小学时背一点古诗、古文和经典文章，对写作是极有益的。过去的教育以让小孩子背四书五经为主，并非没有道理。当然,在网络时代，这一套也许吃不开了，但万丈高楼只能平地起,从小读书写作，打下写文章的基础，以后会受益无穷。
愿以此与年轻人共勉。
列车上挨批记读书经历之二
“文革”中全国都是大批判的战场，十亿人民个个都是批判家。没想到，我由于读一本书居然在列车上受到了批判。
那是1969年寒假，我从东北林场回北京探亲。临行前向同事小马借了一本美国作家德莱塞的书是金融家还是镀金时代,记不清了,准备在火车上看。
当时的火车拥挤不堪，与现在春运期间差不多。我上车后几乎无立足之地,与我同上来的一位解放军军官对我说:“咱们在长春就下，长春站优待军人，我给咱们弄两个座。”长春下车后，他拿我们俩的票到军人窗口办好了下午到北京的车，当然有座。我到长春一个朋友家看望，饭后顺利上了车。
这是一个军人专用车箱，除我以外，全是军人，但每人都有座，舒服得很。与周边军人寒暄几句后，有人在望风景，有人在打盹，我拿出了德莱塞的书看。
正当我看得入迷时,突然有人把书抢走了，我抬头一看,是长得还不错的年轻女列车员。还没等我张嘴，她就厉声问我：“你看的什么封资修书”我忙介绍，“我看的书是美国**员作家德莱塞写的，是批判资本主义腐朽的”没等我说完，她翻出一张有盛装美女参加舞会的插图,质问我:“有这样黄色的图画,能是好书吗美国**,你是唬我吧就是美国有**,也是修正主义”我急了,与她辩论,说“**还有美国**朋友呢”这小丫头，别看模样不错，说话挺厉害，有点“东北虎”风范。她马上驳我，“**的美国朋友我知道，是斯诺，不是你的这个什么德莱塞。这本书一定要没收，你要不给，下车我把你和书交给北京站派出所，让专政机关处理你。”她又告我，“前几天也有一个人带了几本封资修的书，我们要没收，他说什么也不交，到站后交给车站派出所一查，原来是个地主狗崽子。阶级本性不改，被专政了。你要向他学”我看着旁边，希望有个人主持正义帮我说话，但包括给我签车票的军官在内都不吭声。
我一看有点“失道寡助”了，但还不甘心，嘴不敢硬了，就求她，“这是我借别人的书,没收了回去不好交代”。我还让她看了看书上写的名字和我的工作证，证明这一点。她说，“这好办，我们撕一半，你把另一半给他，让他也别看这种封资修的书”。我一想，我看了差不多一半了，让她把前一半拿走算了，还能看完。因此,我准备撕下前半本给她。没想到她比我聪明，早看出我的“狼子野心”是接着看完。她说，“别想美事，一半是从中间横着切一大半”。我一听，碰见这么聪明的姑娘真没治了。她还不饶我，告诉我：“我们还要让你自己愿意交，要是不交，现在马上开批判会，下车后连你交给派出所。”
她正严厉地指责我，列车长过来了，问出了什么事她把我的“罪行”汇报了，然后要求列车长把乘警叫来处理我。我一听要动用无产阶级专政力量，也有点毛了。列车长年长一些，看来并不想把事闹大，对她说，“算了，他把书交了就算了”。又对我说,“出门带这种书干什么，不是找麻烦吗”听他的口气还是善意的。我就此顺杆往下爬，同意交书,连半本书也不要了。
一切都结束了，我以为事情就这样完了。晚饭后听“新闻联播”。当广播结束时，那个女批判手又来了。她搞过“三敬三祝”,念完语录之后大声说：“解放军同志们，今天就在我们车厢里，还有人看封资修的书，这说明阶级斗争还是激烈的。这个人看来还年轻,但中封资修的毒不少。今天晚上我们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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