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傻子教授说，箕子于是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走水路抵达朝国。这样 ，华夏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可以通过黄海最先传到了朝国。秦始皇兵吞六国时 ，齐、燕、赵等国人民为逃避苦役而携带蚕种和随身养蚕技术，不断泛海赴朝， 加速了丝织业在朝鲜的传播。”
杨扬导游插话说：“唐宋以后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 所以称南海经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一位年轻的星国学者问：“华夏海路贸易是怎样兴起的呢？有人说是汉朝商业发达，丝绸产量很大，需要出口。”
夏青教授回答说：“汉承秦制，建立了华夏历史上第一个强大且历时久远的封建大一统帝国。鉴于秦朝的弊政，汉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扶持和发展农业。”
张洪德教授说：“伴随着农业的飞速发展，汉代的纺织业也得到了显著发展，官营、私 营纺织业这时皆已颇具规模。汉朝政府设置官营丝织作坊 ，西汉设有东、西两织室，在山东淄博设立三服官，这些官营工场人数众多，具有大规模生产能力。”
黄梅导游说：“汉代纺织业更普 遍存在民间纺织品生产。政府一年间就在各地征收丝帛达 500 余万匹，足见汉代丝绸产量之大。在农业和手工业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出现了商业的勃兴。这些为海路商贸的形成打下了物质基础。”
田工说：“不仅仅是经济力量的影响，我认为，政治因素也对海路贸易的形成，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公元前 4 世纪到公元 1 世纪，东西方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形势，发 生了很大变化，其中，特别是处于东西两端的中国和罗马的变化。汉朝于公元前 3 世纪 统一中国，社会经济繁荣，中国生产的丝绸，更是风靡世界，深受古代东西方各国人民 的喜爱。这一时期的罗马，正处于罗马共和国晚期和罗马帝国早期交替之际，帝国版图辽阔，国力处于上升时期。由于这两个强大国家经济的繁荣和兴盛，彼此间需要加强交 往和联系。我国丝绸传入古罗马以后，迅速受到了古罗马人的喜爱。古罗马对中国丝绸的需要量越来越大。”
夏青说：“但古罗马与东方的陆上贸易，一直存在障碍。丝绸贸易中这种极端不利的地位，迫使古罗马人从很早的时候起， 就不得不为争夺陆上丝绸之路的控制权，而与垄断丝绸贸易的国家进行斗争。在不能打通陆上丝绸之路的情况下，古罗马只能寻求开辟从海上进行丝绸贸易的通道。
到公元前 1 世纪时，古罗马征服了地中海地区，并发现 了利用季风进行航海的规律。对于季风的发现和利用，使古罗马摆脱了沿海近距离航行 的束缚，可以从红海直达印度的港口。古罗马人对海上贸易之路的积极探索，有力地推 动了海洋贸易的形成。”
海洋专家高敏说：“我认为是因为造船技术的发达，才有丝绸之路的开拓。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先民，就已经广泛使用了独木舟和筏。春秋战国时代，我国造船技术已有了很大发展。春秋时，吴国战船已有大翼、桥船、戈船等多种。秦汉时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造船技术的飞跃。1975 年至 1976 年，在广州发现了规模宏大的造船工场遗址，考古研究结果表明，这工场是当时能成批生产内河和沿海船只的大规模造船中心，可造宽六至八米、长二十至三十米，载重数十吨的大型船只，适合内河和沿海航行。”
机器人小黑插话说：“出现在汉代的‘楼船’最能体现汉代的高超造船技术。元狩 三年（公元 120 年），汉武帝在长安西南‘大修昆明池 ，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 旗帜加其上，甚壮。’除大型的适合海上航行的船舶，风帆的使用，也是远洋航海的必要条件。战国时期的铜钺出现带有风帆图案的船纹，说明战国时代已出现了风帆，但此时 的帆不能转动，只能顺风行驶，还不能满足远洋航行的需求。到了汉代 ，出现了活动的 帆。三国时期，吴国丹阳太守万震所作《南州异物志》 中载‘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 邪移相聚，以取风吹。风后者激而相射击，亦并得风力。若急，则随宜增减之。邪张相 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迅风激波，所以能疾。’使用转动灵活，升降自由的风 帆，克服了以往船舶只能顺风行驶的局限性，为远洋航行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夏青说：“在罗盘没有应用到海上航行以前，光有大船也是没有办法的。海上航行 辨明方向，也是一个难题。但天文学的进步，使得汉代舟师可以‘观星定海’。《汉书 · 艺文志》记载的《海中五星顺逆》 《海中二十八宿臣分》等总结航海天文学的著作，多 达 136 卷。
刘傻子教授说：“这足见当时航海借助星宿定位的技术，已普遍使用。看来 ，随着 汉代造船与航海技术的不断发展创新，为海外贸易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提供了可靠的保 证。”
一位老年星国学者说：“据考证，广州古称番禺，位于南海之滨，凭借自身拥有 的海上交通中心的优越条件 ，成为华夏古代海路经贸的发祥地。从 3 世纪年代 起，广州已成为海路商贸的主港。唐宋时期，广州成为华夏第一大港，也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
刘傻子教授说：“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 的远洋航线。元代时，广州的中国第一大港的位置被泉州替代，但广州仍然是中国第二 大港。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相对其他沿海港口 ，广州被认为是唯一长期 不衰的港口。明初、清初政府实行海禁，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
高敏所长说：“宋末至元代时，泉州超越广州，并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承认的海路经贸的起点便是泉州。元代，始于泉州的海上贸易东至日本，西达东南亚、波斯、阿拉伯、非洲。海舶蚁集，出口陶瓷、绸缎、 茶叶、钢铁等，进口香料、胡椒、药材、珠贝等。”
夏青说：“唐代，明州（宁波）成为中国的大港之一。浙江地区经济迅速发展，既是鱼米之乡，又是建造唐舶之所，越窑青瓷产地，还有深受海外欢迎的湖纺和杭缎，为海外贸易的发展奠定基础。明州成为日本遣唐使主要登岸港之一。唐朝政府规定，遣唐使到明州后，在此办理入京手续，需时数月至一年。当时通过海路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四大宗，往国内运的主要是香料、花草及一些供 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于是海洋贸易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
刘傻子教授说：“明初郑和下西洋时，海洋贸易发展到巅峰。郑和之后的明清两代，由于实施海禁政策，我国的航海业开始衰败，这条曾为东西方交往作出巨大贡献的海路也逐渐消亡了。 我们现在肩负振兴海路商贸的历史使命。”
华夏与星国双方的学者，交谈了片刻，李导游提出：“我们要走了，一起合张影 吧。”华夏、星国的学者，在一个鱼尾狮的背景下合影留念。
张洪德教授说：“夏青教授的故事，太令人悲伤，为了冲淡痛苦，我谈一段自己的经历，当做笑话，供诸位消遣。”
当年，武汉成立了几家报社，需要招收一批记者编辑。当年，有大学学历的少， 报社招人的时候，高中学历的也要。不过，这些老高中生很厉害，他们是下放知青，下放农村后，被招进工厂 ，成了报社的通讯员。因为我发表了几篇文章，也作为先进通讯员进了《文化报》报社，被安排到广告科当副科长。
文化报有个健康文化版，由于报社经费比较紧张，广告科的任务很重。我们想做医院的广告，医药的广告，读者有的愿意看，有的反感，因为病人与医生的关系微妙。例如，有个王老板的父亲患阑尾炎，需要开刀，他打听到外科医生是张医生，就找到张医生，对他说：“张医生，你明天对我父 亲开刀时，要认真负责。”
说完，王老板顺手塞给医生一个装了一叠钱的信封。张医生说：“我坚决不能够收病人家属的钱。”王老板一听火了：“为什么不收？”这医生说： “医院规定医生不能够接收红包。”王老板说：“你到底收还是不收？”
杨扬导游插话说：“唐宋以后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 所以称南海经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一位年轻的星国学者问：“华夏海路贸易是怎样兴起的呢？有人说是汉朝商业发达，丝绸产量很大，需要出口。”
夏青教授回答说：“汉承秦制，建立了华夏历史上第一个强大且历时久远的封建大一统帝国。鉴于秦朝的弊政，汉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扶持和发展农业。”
张洪德教授说：“伴随着农业的飞速发展，汉代的纺织业也得到了显著发展，官营、私 营纺织业这时皆已颇具规模。汉朝政府设置官营丝织作坊 ，西汉设有东、西两织室，在山东淄博设立三服官，这些官营工场人数众多，具有大规模生产能力。”
黄梅导游说：“汉代纺织业更普 遍存在民间纺织品生产。政府一年间就在各地征收丝帛达 500 余万匹，足见汉代丝绸产量之大。在农业和手工业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出现了商业的勃兴。这些为海路商贸的形成打下了物质基础。”
田工说：“不仅仅是经济力量的影响，我认为，政治因素也对海路贸易的形成，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公元前 4 世纪到公元 1 世纪，东西方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形势，发 生了很大变化，其中，特别是处于东西两端的中国和罗马的变化。汉朝于公元前 3 世纪 统一中国，社会经济繁荣，中国生产的丝绸，更是风靡世界，深受古代东西方各国人民 的喜爱。这一时期的罗马，正处于罗马共和国晚期和罗马帝国早期交替之际，帝国版图辽阔，国力处于上升时期。由于这两个强大国家经济的繁荣和兴盛，彼此间需要加强交 往和联系。我国丝绸传入古罗马以后，迅速受到了古罗马人的喜爱。古罗马对中国丝绸的需要量越来越大。”
夏青说：“但古罗马与东方的陆上贸易，一直存在障碍。丝绸贸易中这种极端不利的地位，迫使古罗马人从很早的时候起， 就不得不为争夺陆上丝绸之路的控制权，而与垄断丝绸贸易的国家进行斗争。在不能打通陆上丝绸之路的情况下，古罗马只能寻求开辟从海上进行丝绸贸易的通道。
到公元前 1 世纪时，古罗马征服了地中海地区，并发现 了利用季风进行航海的规律。对于季风的发现和利用，使古罗马摆脱了沿海近距离航行 的束缚，可以从红海直达印度的港口。古罗马人对海上贸易之路的积极探索，有力地推 动了海洋贸易的形成。”
海洋专家高敏说：“我认为是因为造船技术的发达，才有丝绸之路的开拓。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先民，就已经广泛使用了独木舟和筏。春秋战国时代，我国造船技术已有了很大发展。春秋时，吴国战船已有大翼、桥船、戈船等多种。秦汉时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造船技术的飞跃。1975 年至 1976 年，在广州发现了规模宏大的造船工场遗址，考古研究结果表明，这工场是当时能成批生产内河和沿海船只的大规模造船中心，可造宽六至八米、长二十至三十米，载重数十吨的大型船只，适合内河和沿海航行。”
机器人小黑插话说：“出现在汉代的‘楼船’最能体现汉代的高超造船技术。元狩 三年（公元 120 年），汉武帝在长安西南‘大修昆明池 ，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 旗帜加其上，甚壮。’除大型的适合海上航行的船舶，风帆的使用，也是远洋航海的必要条件。战国时期的铜钺出现带有风帆图案的船纹，说明战国时代已出现了风帆，但此时 的帆不能转动，只能顺风行驶，还不能满足远洋航行的需求。到了汉代 ，出现了活动的 帆。三国时期，吴国丹阳太守万震所作《南州异物志》 中载‘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 邪移相聚，以取风吹。风后者激而相射击，亦并得风力。若急，则随宜增减之。邪张相 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迅风激波，所以能疾。’使用转动灵活，升降自由的风 帆，克服了以往船舶只能顺风行驶的局限性，为远洋航行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夏青说：“在罗盘没有应用到海上航行以前，光有大船也是没有办法的。海上航行 辨明方向，也是一个难题。但天文学的进步，使得汉代舟师可以‘观星定海’。《汉书 · 艺文志》记载的《海中五星顺逆》 《海中二十八宿臣分》等总结航海天文学的著作，多 达 136 卷。
刘傻子教授说：“这足见当时航海借助星宿定位的技术，已普遍使用。看来 ，随着 汉代造船与航海技术的不断发展创新，为海外贸易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提供了可靠的保 证。”
一位老年星国学者说：“据考证，广州古称番禺，位于南海之滨，凭借自身拥有 的海上交通中心的优越条件 ，成为华夏古代海路经贸的发祥地。从 3 世纪年代 起，广州已成为海路商贸的主港。唐宋时期，广州成为华夏第一大港，也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
刘傻子教授说：“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 的远洋航线。元代时，广州的中国第一大港的位置被泉州替代，但广州仍然是中国第二 大港。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相对其他沿海港口 ，广州被认为是唯一长期 不衰的港口。明初、清初政府实行海禁，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
高敏所长说：“宋末至元代时，泉州超越广州，并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承认的海路经贸的起点便是泉州。元代，始于泉州的海上贸易东至日本，西达东南亚、波斯、阿拉伯、非洲。海舶蚁集，出口陶瓷、绸缎、 茶叶、钢铁等，进口香料、胡椒、药材、珠贝等。”
夏青说：“唐代，明州（宁波）成为中国的大港之一。浙江地区经济迅速发展，既是鱼米之乡，又是建造唐舶之所，越窑青瓷产地，还有深受海外欢迎的湖纺和杭缎，为海外贸易的发展奠定基础。明州成为日本遣唐使主要登岸港之一。唐朝政府规定，遣唐使到明州后，在此办理入京手续，需时数月至一年。当时通过海路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四大宗，往国内运的主要是香料、花草及一些供 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于是海洋贸易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
刘傻子教授说：“明初郑和下西洋时，海洋贸易发展到巅峰。郑和之后的明清两代，由于实施海禁政策，我国的航海业开始衰败，这条曾为东西方交往作出巨大贡献的海路也逐渐消亡了。 我们现在肩负振兴海路商贸的历史使命。”
华夏与星国双方的学者，交谈了片刻，李导游提出：“我们要走了，一起合张影 吧。”华夏、星国的学者，在一个鱼尾狮的背景下合影留念。
张洪德教授说：“夏青教授的故事，太令人悲伤，为了冲淡痛苦，我谈一段自己的经历，当做笑话，供诸位消遣。”
当年，武汉成立了几家报社，需要招收一批记者编辑。当年，有大学学历的少， 报社招人的时候，高中学历的也要。不过，这些老高中生很厉害，他们是下放知青，下放农村后，被招进工厂 ，成了报社的通讯员。因为我发表了几篇文章，也作为先进通讯员进了《文化报》报社，被安排到广告科当副科长。
文化报有个健康文化版，由于报社经费比较紧张，广告科的任务很重。我们想做医院的广告，医药的广告，读者有的愿意看，有的反感，因为病人与医生的关系微妙。例如，有个王老板的父亲患阑尾炎，需要开刀，他打听到外科医生是张医生，就找到张医生，对他说：“张医生，你明天对我父 亲开刀时，要认真负责。”
说完，王老板顺手塞给医生一个装了一叠钱的信封。张医生说：“我坚决不能够收病人家属的钱。”王老板一听火了：“为什么不收？”这医生说： “医院规定医生不能够接收红包。”王老板说：“你到底收还是不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