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的有产税设想，毫无疑问没得到群臣支持。
尤其是杨嗣昌等人，对此激烈反对。
他们或许是拥有很多土地，或许是觉得这个政策，不利于家族发展。
之前担任南京工部尚书的户部左侍郎李长庚指出：
“江南一带多官田，苏松两府的官田数量，更是能达到七八成。”
“如今的江南官田虽说是归官府所有，实际除了租税更重之外，买卖与民田无异。”
“陛下将没有官爵的民户拥有的官田数量限制在一二百亩，臣恐民间生乱。”
向皇帝仔细讲解江南官田的变化，如今实情如何。
朱由检听着他的解说，认识到江南情况的复杂。心中更庆幸自己之前坚持了祖制，没有让苏松江浙人担任户部官员——
否则户部的反对会更激烈，这种措施根本连提都不用提。苏松等地的江南人一定会要求减免官田赋税，而不是限制官田。
如今面对这个现实情况，朱由检只能说道：
“先在北直隶试行，南直隶等地以后再说。”
“朕的意见就是，为国出力的贵族和官员，上限要高一些。”
“尤其是贵族的庄田，以后可转为爵田。和军官、军士、军户的世业田一样，只需缴纳十一税。”
“其余官吏按品级，可租种一定数量的官田。”
“没有为国效力的，每户租种的官田最多限制在一百亩或二百亩。”
“如果有超出上限，或者勒令分户，或者每超过一百亩，租税增加一成比例。”
“最高每户一千亩，不能成为超级有产者。”
这个措施，让一些官员稍微接受了些。但是更多的官员，仍然不愿接受。
因为他们认识到，如果这种措施得到通过，皇帝对超级有产者的征税，有可能成为常态。以后可能有更多的赋税，需要他们缴纳。
杨嗣昌就指出，赋税应该公平，应该计亩均输。不能因为有些人家中的田地多，就让他们交重税。
这让之前看过他的《地官集》、觉得他在财政上颇有见地的朱由检，眉头紧皱起来。
以大明当前的局势，如果对所有人征收同样的赋税，那些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民众，会在生存危机下造反。
反而是土地众多的大地主，还能压榨出一些。
再想到杨嗣昌之前提议加征辽饷，朱由检觉得这个人虽然有才，却不关心普通民众的疾苦。不能让他插手财政，免得天下皆反。
所以他严厉训斥道：
“户部之事归户部，枢密院不要随意干涉。”
“军政已经分立，枢密院和政务院的官员，要有这个自觉。”
罚了杨嗣昌三个月俸禄，让他公开检讨，写文章发表在邸报上。
群臣听到皇帝这个训斥，顿时心中一凛。
因为这不仅代表着皇帝坚持征收有产税的态度，还是对军政分立的公开表态。
之前枢密院的官员还高兴于军事上的事务几乎都由他们决断，如今才认识到以前在兵部时能插嘴的政务，已经和自己无关。
纵然杨嗣昌之前曾担任户部官员，如今在户部事务上也没有置喙余地。除了同时属于政务院的兵部尚书外，所有枢密院官员，都无权干涉政务。
杨嗣昌面对这个训斥，只能跪地请罪。之前因为方略被皇帝采纳的自得，也收敛了起来——
此时他才认识到，皇帝对制度的重视，远远高过个人。他就是现在受宠，也不能随意违规。
借着处罚杨嗣昌，朱由检暂时压住了反对的声音，继续道：
“凡是遵守限田政策、依法缴纳赋税的，在各地盐业公司招股时，应该予以优先。”
“他们若想建工坊、商社，也应该在专利授权等方面予以优待，在官府采购的时候，同等条件下优先。”
“须知天下的财富不止农业一种，若是想发大财，还要从事工商。”
引导那些富裕家庭，向工商行业发展。
群臣听着皇帝如此直白的话语，虽然觉得言利有些不对，却也认识到皇帝没有不让他们致富的心思。只是不想让一些人占据土地太多，让小民没有田地生存。
如果能够以多余的土地，换取盐业公司的股分。相信很多家族，会愿意遵守限田政策、或者缴纳有产税。
这让群臣对有产税的反对，不再那么激烈。但是这件事情，仍旧没有定下来。
群臣以兹事体大为由，提出召开廷议。廷议通过之后，再在北直隶试行。
朱由检知道现在举行廷议，多半无法通过。所以他提出如果通过廷议，那就全国实施。只在北直隶试行，无需通过提议。
并且明确要把盐业专营政策，和限田与有产税挂钩。两者一同试行，用盐业公司的股份，补偿在限田上受损的人。
甚至还勒令户部盐政总署拍卖各地盐业公司的股份，用拍卖所得收益，补上今年辽饷不足的部分。
否则户部就自己想办法，补上这一笔钱。
户部尚书毕自严无法，只能答应在北直隶试行。以后是否在全国实施，需要举行廷议。
这让朱由检点了点头，觉得试行之后再举行廷议的话，有产税通过的把握更大一些。
自己能利用这段时间，改变能参加廷议的大臣想法。
不过这件事情，他没有亲力亲为，而是交给了钱谦益，这个在明面上提出超级有产税的人。
钱谦益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被皇帝授以如此重任。
之前他在写出《恒产论》，按皇帝的要求提出对超级有产者征税后，事后就有些后悔。因为有很多人，指责他这种理论。
所以后面皇帝要求他写奏疏提议征税的时候，他装作没有听懂退缩。只是按皇帝的要求限制庙产，不让寺院道观成为超级有产者。
但是这件事情，同样阻力很大。很多宗教界人士，反对这项政策。
他们知道这项措施是当今皇帝提出的，却不敢诋毁皇帝。只能诋毁钱谦益，阻止他限制庙产。
不过钱谦益得到皇帝的明确指示，自然不敢不实行。对所有宗教的庙产，都进行严格限制。
也因为这件事情，钱谦益在宗教界的名声，遭到很大损害。甚至有一些和尚，称呼他为佛敌。
幸好皇帝在今年冬天严厉打击非法宗教，对这类乱七八糟的称呼，予以严格禁止。宗教界人士对钱谦益的诋毁，才没有继续上升。甚至有一些寺庙和道观，开始配合限制庙产——
否则他们就有可能被定为非法宗教，被朝廷严厉打击。
钱谦益的处境，因此好了一些，限制庙产的事情，也终于得到推进。
没想到这件事刚刚有了眉目，他就被皇帝要求，参与在北直隶试行有产税。
并且要确保以后廷议时，有产税能够通过。
这让他顿时感到坐蜡，同时也认识到，这是皇帝对自己的考验：
如果能做好这件事，他就有可能成为侍郎这一级的大臣，被列入大学士候选人。
以他的名声和东林党的权势，以后被廷推内阁，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但是做不好的话，就可能被皇帝厌弃。不管有多少人推荐，他都不可能成为大学士候选人。
可以说，这就是他成为大学士之前，遇到的最大一个槛。
只有迈过这个槛，后面才一片坦途。
钱谦益思索良久，最终喟然叹道：
“我以为自己有选择，其实早就没选择了。”
“自从修改《恒产论》起，我就注定要按陛下的旨意，在天下推行有产税。”
“我这一辈子的功业，也要着落在这上面。”
这是他一直隐有所觉，却并不敢面对的。
因为这样的话，他就会和天下间有权有势的超级有产者，彻底站在对立面。
但是他当初为了讨好皇帝，选择按皇帝的要求修改《恒产论》，就注定了这个结局。
他若不实践《恒产论》的话，别说在学术上比肩刘宗周，被皇帝弃用、被天下人耻笑，就会是最后的结局。
所以他最终决定，按皇帝的要求，实践之前写出的《恒产论》。
不过，还没有等他想好如何实施，《明报》上就刊登了一篇文章，指出钱谦益之前仿照古书制定的恒产者标准是错的：
古时一百亩的土地，只相当于现在的二三十亩。
所谓的“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放到现在应该是二三十亩。
所以恒产者的最低标准，也应该定在拥有二十亩或三十亩土地，而非钱谦益之前所说的百亩。
这篇文章，让钱谦益勃然大怒。
因为这篇文章不是反对《恒产论》，而是想争夺有关恒产的解释权。
如果连恒产的解释权都被人抢走，他这个写出《恒产论》的人，如何维持在学术上的地位？
万一有人写出更完善的恒产理论，他这个先驱者的地位，还有谁会在意？
而且他还认识到，这篇用笔名发表的文章，很有张溥的风格。各种数字计算，也符合张溥提出的科学理论。
这是张溥那个后起之秀，对他这个老前辈发起的一次进攻。他必须果断反击，维持自己的地位。
甚至，知道张溥背后站着的是谁的钱谦益，同样很明白这篇文章是皇帝对自己的警告，让自己明白皇帝不止能用他，还可能任用其他人。
所以，钱谦益把自己之前琢磨的《生产论》，整理完善起来。从中挑选一些观点，用于反驳张溥。
他没有反对张溥用数字计算出来的亩数，而是从更高的视角指出，是否是恒产者不应该只看土地多少，还要看能生产多少。
产量低的地方，恒产者亩数要求要高。
南方那样能一年两熟的，相比北方两年三熟甚至一年一熟的地方，恒产者需要的田亩就更少。
所以他认为北方恒产者亩数，应该定在三十亩；南方则要低一些，可以定在二十亩。
至于塞外和海外，因为刚刚开发，定在五十亩、一百亩，都很符合情理。
朝廷要保障每个主动移民的家庭，都能成为恒产者。把没有土地的流民迁往海外，建设都是恒产者的小康之世。
这篇在《大同报》上发表的文章，影响远比《明报》上张溥用其他笔名发表的文章影响力大。
因为它明确提出了，如何在大明建成小康之世——
只要大明在海外开拓的土地足够多，所有人都能成为恒产者。
现在一无所有的流民，都能在海外成为恒产者家庭。
刘理顺之前就提出恒产者家庭属于小康之家，最早把恒产论和小康大同理论结合起来。他在看到这篇文章后，写文章热情洋溢地称赞。
并且以自己在涿鹿区政务署处理政务的实例，指出把北方拥有三十亩土地的家庭定为恒产者，符合现实情况。
建议把三十亩到一百亩定为小康家庭，和普通民户缴纳一样的赋税。
一百亩到一千亩定为富裕家庭，一千亩以上则是富豪家庭，需要征收有产税和超级有产税。
这篇文章，显然给京中盛传的有产税加了一把火。因为刘理顺已经提出，要在涿鹿区试行。
如果没有人提出反对，那么这条政策，就可能在将来试行在整个北直隶。
北直隶的民众，显然对此很关心。普通民众难以在报纸上发表意见，但是士子能发表意见的就多了。
这些士子能够读得起书，不说大富大贵，至少比普通人状况更好些。而且在考取秀才和举人后，家中增加了很多土地。
他们纷纷认为，从一百亩开始征收有产税，实在是太不合适了。应该只对一千亩以上的富豪家庭，征收超级有产税。
还有些一点税都不愿加的，在报纸上对有产税激烈反对。
整个京城的舆论界，剧烈沸腾起来。报纸的销量也节节升高，并且依靠太仆寺渐渐在各地设立的邮递公司，影响到整个顺天府和北直隶。
很多北直隶的地主都听说了这件事情，而且因为利益上的相关，不得不卷了进来。
这些人态度不一，而且需要表达。一些地主开始雇佣士子，把他们的意见写成文章发表在报纸上，让记者和撰稿人这个职业，开始火热起来。(本章完)
尤其是杨嗣昌等人，对此激烈反对。
他们或许是拥有很多土地，或许是觉得这个政策，不利于家族发展。
之前担任南京工部尚书的户部左侍郎李长庚指出：
“江南一带多官田，苏松两府的官田数量，更是能达到七八成。”
“如今的江南官田虽说是归官府所有，实际除了租税更重之外，买卖与民田无异。”
“陛下将没有官爵的民户拥有的官田数量限制在一二百亩，臣恐民间生乱。”
向皇帝仔细讲解江南官田的变化，如今实情如何。
朱由检听着他的解说，认识到江南情况的复杂。心中更庆幸自己之前坚持了祖制，没有让苏松江浙人担任户部官员——
否则户部的反对会更激烈，这种措施根本连提都不用提。苏松等地的江南人一定会要求减免官田赋税，而不是限制官田。
如今面对这个现实情况，朱由检只能说道：
“先在北直隶试行，南直隶等地以后再说。”
“朕的意见就是，为国出力的贵族和官员，上限要高一些。”
“尤其是贵族的庄田，以后可转为爵田。和军官、军士、军户的世业田一样，只需缴纳十一税。”
“其余官吏按品级，可租种一定数量的官田。”
“没有为国效力的，每户租种的官田最多限制在一百亩或二百亩。”
“如果有超出上限，或者勒令分户，或者每超过一百亩，租税增加一成比例。”
“最高每户一千亩，不能成为超级有产者。”
这个措施，让一些官员稍微接受了些。但是更多的官员，仍然不愿接受。
因为他们认识到，如果这种措施得到通过，皇帝对超级有产者的征税，有可能成为常态。以后可能有更多的赋税，需要他们缴纳。
杨嗣昌就指出，赋税应该公平，应该计亩均输。不能因为有些人家中的田地多，就让他们交重税。
这让之前看过他的《地官集》、觉得他在财政上颇有见地的朱由检，眉头紧皱起来。
以大明当前的局势，如果对所有人征收同样的赋税，那些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民众，会在生存危机下造反。
反而是土地众多的大地主，还能压榨出一些。
再想到杨嗣昌之前提议加征辽饷，朱由检觉得这个人虽然有才，却不关心普通民众的疾苦。不能让他插手财政，免得天下皆反。
所以他严厉训斥道：
“户部之事归户部，枢密院不要随意干涉。”
“军政已经分立，枢密院和政务院的官员，要有这个自觉。”
罚了杨嗣昌三个月俸禄，让他公开检讨，写文章发表在邸报上。
群臣听到皇帝这个训斥，顿时心中一凛。
因为这不仅代表着皇帝坚持征收有产税的态度，还是对军政分立的公开表态。
之前枢密院的官员还高兴于军事上的事务几乎都由他们决断，如今才认识到以前在兵部时能插嘴的政务，已经和自己无关。
纵然杨嗣昌之前曾担任户部官员，如今在户部事务上也没有置喙余地。除了同时属于政务院的兵部尚书外，所有枢密院官员，都无权干涉政务。
杨嗣昌面对这个训斥，只能跪地请罪。之前因为方略被皇帝采纳的自得，也收敛了起来——
此时他才认识到，皇帝对制度的重视，远远高过个人。他就是现在受宠，也不能随意违规。
借着处罚杨嗣昌，朱由检暂时压住了反对的声音，继续道：
“凡是遵守限田政策、依法缴纳赋税的，在各地盐业公司招股时，应该予以优先。”
“他们若想建工坊、商社，也应该在专利授权等方面予以优待，在官府采购的时候，同等条件下优先。”
“须知天下的财富不止农业一种，若是想发大财，还要从事工商。”
引导那些富裕家庭，向工商行业发展。
群臣听着皇帝如此直白的话语，虽然觉得言利有些不对，却也认识到皇帝没有不让他们致富的心思。只是不想让一些人占据土地太多，让小民没有田地生存。
如果能够以多余的土地，换取盐业公司的股分。相信很多家族，会愿意遵守限田政策、或者缴纳有产税。
这让群臣对有产税的反对，不再那么激烈。但是这件事情，仍旧没有定下来。
群臣以兹事体大为由，提出召开廷议。廷议通过之后，再在北直隶试行。
朱由检知道现在举行廷议，多半无法通过。所以他提出如果通过廷议，那就全国实施。只在北直隶试行，无需通过提议。
并且明确要把盐业专营政策，和限田与有产税挂钩。两者一同试行，用盐业公司的股份，补偿在限田上受损的人。
甚至还勒令户部盐政总署拍卖各地盐业公司的股份，用拍卖所得收益，补上今年辽饷不足的部分。
否则户部就自己想办法，补上这一笔钱。
户部尚书毕自严无法，只能答应在北直隶试行。以后是否在全国实施，需要举行廷议。
这让朱由检点了点头，觉得试行之后再举行廷议的话，有产税通过的把握更大一些。
自己能利用这段时间，改变能参加廷议的大臣想法。
不过这件事情，他没有亲力亲为，而是交给了钱谦益，这个在明面上提出超级有产税的人。
钱谦益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被皇帝授以如此重任。
之前他在写出《恒产论》，按皇帝的要求提出对超级有产者征税后，事后就有些后悔。因为有很多人，指责他这种理论。
所以后面皇帝要求他写奏疏提议征税的时候，他装作没有听懂退缩。只是按皇帝的要求限制庙产，不让寺院道观成为超级有产者。
但是这件事情，同样阻力很大。很多宗教界人士，反对这项政策。
他们知道这项措施是当今皇帝提出的，却不敢诋毁皇帝。只能诋毁钱谦益，阻止他限制庙产。
不过钱谦益得到皇帝的明确指示，自然不敢不实行。对所有宗教的庙产，都进行严格限制。
也因为这件事情，钱谦益在宗教界的名声，遭到很大损害。甚至有一些和尚，称呼他为佛敌。
幸好皇帝在今年冬天严厉打击非法宗教，对这类乱七八糟的称呼，予以严格禁止。宗教界人士对钱谦益的诋毁，才没有继续上升。甚至有一些寺庙和道观，开始配合限制庙产——
否则他们就有可能被定为非法宗教，被朝廷严厉打击。
钱谦益的处境，因此好了一些，限制庙产的事情，也终于得到推进。
没想到这件事刚刚有了眉目，他就被皇帝要求，参与在北直隶试行有产税。
并且要确保以后廷议时，有产税能够通过。
这让他顿时感到坐蜡，同时也认识到，这是皇帝对自己的考验：
如果能做好这件事，他就有可能成为侍郎这一级的大臣，被列入大学士候选人。
以他的名声和东林党的权势，以后被廷推内阁，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但是做不好的话，就可能被皇帝厌弃。不管有多少人推荐，他都不可能成为大学士候选人。
可以说，这就是他成为大学士之前，遇到的最大一个槛。
只有迈过这个槛，后面才一片坦途。
钱谦益思索良久，最终喟然叹道：
“我以为自己有选择，其实早就没选择了。”
“自从修改《恒产论》起，我就注定要按陛下的旨意，在天下推行有产税。”
“我这一辈子的功业，也要着落在这上面。”
这是他一直隐有所觉，却并不敢面对的。
因为这样的话，他就会和天下间有权有势的超级有产者，彻底站在对立面。
但是他当初为了讨好皇帝，选择按皇帝的要求修改《恒产论》，就注定了这个结局。
他若不实践《恒产论》的话，别说在学术上比肩刘宗周，被皇帝弃用、被天下人耻笑，就会是最后的结局。
所以他最终决定，按皇帝的要求，实践之前写出的《恒产论》。
不过，还没有等他想好如何实施，《明报》上就刊登了一篇文章，指出钱谦益之前仿照古书制定的恒产者标准是错的：
古时一百亩的土地，只相当于现在的二三十亩。
所谓的“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放到现在应该是二三十亩。
所以恒产者的最低标准，也应该定在拥有二十亩或三十亩土地，而非钱谦益之前所说的百亩。
这篇文章，让钱谦益勃然大怒。
因为这篇文章不是反对《恒产论》，而是想争夺有关恒产的解释权。
如果连恒产的解释权都被人抢走，他这个写出《恒产论》的人，如何维持在学术上的地位？
万一有人写出更完善的恒产理论，他这个先驱者的地位，还有谁会在意？
而且他还认识到，这篇用笔名发表的文章，很有张溥的风格。各种数字计算，也符合张溥提出的科学理论。
这是张溥那个后起之秀，对他这个老前辈发起的一次进攻。他必须果断反击，维持自己的地位。
甚至，知道张溥背后站着的是谁的钱谦益，同样很明白这篇文章是皇帝对自己的警告，让自己明白皇帝不止能用他，还可能任用其他人。
所以，钱谦益把自己之前琢磨的《生产论》，整理完善起来。从中挑选一些观点，用于反驳张溥。
他没有反对张溥用数字计算出来的亩数，而是从更高的视角指出，是否是恒产者不应该只看土地多少，还要看能生产多少。
产量低的地方，恒产者亩数要求要高。
南方那样能一年两熟的，相比北方两年三熟甚至一年一熟的地方，恒产者需要的田亩就更少。
所以他认为北方恒产者亩数，应该定在三十亩；南方则要低一些，可以定在二十亩。
至于塞外和海外，因为刚刚开发，定在五十亩、一百亩，都很符合情理。
朝廷要保障每个主动移民的家庭，都能成为恒产者。把没有土地的流民迁往海外，建设都是恒产者的小康之世。
这篇在《大同报》上发表的文章，影响远比《明报》上张溥用其他笔名发表的文章影响力大。
因为它明确提出了，如何在大明建成小康之世——
只要大明在海外开拓的土地足够多，所有人都能成为恒产者。
现在一无所有的流民，都能在海外成为恒产者家庭。
刘理顺之前就提出恒产者家庭属于小康之家，最早把恒产论和小康大同理论结合起来。他在看到这篇文章后，写文章热情洋溢地称赞。
并且以自己在涿鹿区政务署处理政务的实例，指出把北方拥有三十亩土地的家庭定为恒产者，符合现实情况。
建议把三十亩到一百亩定为小康家庭，和普通民户缴纳一样的赋税。
一百亩到一千亩定为富裕家庭，一千亩以上则是富豪家庭，需要征收有产税和超级有产税。
这篇文章，显然给京中盛传的有产税加了一把火。因为刘理顺已经提出，要在涿鹿区试行。
如果没有人提出反对，那么这条政策，就可能在将来试行在整个北直隶。
北直隶的民众，显然对此很关心。普通民众难以在报纸上发表意见，但是士子能发表意见的就多了。
这些士子能够读得起书，不说大富大贵，至少比普通人状况更好些。而且在考取秀才和举人后，家中增加了很多土地。
他们纷纷认为，从一百亩开始征收有产税，实在是太不合适了。应该只对一千亩以上的富豪家庭，征收超级有产税。
还有些一点税都不愿加的，在报纸上对有产税激烈反对。
整个京城的舆论界，剧烈沸腾起来。报纸的销量也节节升高，并且依靠太仆寺渐渐在各地设立的邮递公司，影响到整个顺天府和北直隶。
很多北直隶的地主都听说了这件事情，而且因为利益上的相关，不得不卷了进来。
这些人态度不一，而且需要表达。一些地主开始雇佣士子，把他们的意见写成文章发表在报纸上，让记者和撰稿人这个职业，开始火热起来。(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