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东林党人的怨气如此重视，是因为它关系到士心。
大明开国二百六十年，可以说积弊丛生，士农工商、各个阶层，都积蓄着不满。
这其中，士人的力量最大，影响力也是最强。朱由检治国也需要他们，需要收拢士心。
阉党对士人的残害，正好给了他机会。只要把那些残害士人的阉党给处置了，就能收拢一波士心。
历史上的崇祯皇帝之所以在亡国后被很多人同情，不得不说铲除阉党给他加了很多分。正是因为他铲除阉党，为被残害的士人昭雪，让很多的士人至死效忠，在亡国后仍旧怀念。
如今，朱由检被吴尚默的话触动，认识到自己处理阉党的力度还不够、为士人昭雪的速度也太慢。立刻把兼任起居注的翰林院官员召集起来，草拟了三条旨意：
一是把魏忠贤派出的镇守太监全部撤回，改为监督太监，只有监督职责，无权插手事务。
这件事很多臣子都提过，甚至名列阉党的王之臣，都提议撤销镇守太监。但是朱由检把太监当成自己的耳目，一直没有松口。
如今他已经认识到，太监在地方完全没有人心，留着他们只会招来怨愤。
既然把这些人当耳目，那就明确改为监督太监，不让他们插手地方事务，在地方仗着皇帝授予的权力胡作非为。
二是苏杭织造太监撤销，改为内府监织造工坊，进行市场化运作。
之前任命的织造太监王国泰，改为实任南京协同守备太监、南京内府监掌印，把织造机构改为工坊。
这个职位，也是很多臣子所抨击的。苏杭织造太监不止是负责织造，还有税务职责。万历年间的织造太监孙隆，就曾在苏州激起民变，被杀了几位随从，逃到杭州避难。
之前的织造太监李实，也被很多人参奏涉及七君子案。朱由检下令逮捕，交给大理寺审判。
但是税务还得有人负责，朱由检已经打算以撤销各地收税太监为代价，在朝廷组建专门税务机构。
三是禁止私自阉割为宦，防止出现下一个魏忠贤。
如今内廷的宦官朱由检都嫌多，不想留这么多人。所以他就投士人所好，重申《大明会典》自宫禁例，禁止私自阉割。
这三点都是对太监的限制，除此之外，还要为士人昭雪。
朱由检针对这点，又下了三条旨意：
一是褒赠恤荫死难诸臣，所有被阉党定的案子一律重审，为死难士人昭雪。
六君子、七君子、刘铎、熊廷弼等涉及人命的案件，都要重点重审。只要这些死难者没有其他问题，就把他们供奉在昭忠祠。
二是解除党禁，明确废除阉党炮制的《东林党人榜》《东林点将录》等名单，把那些因为门户被阉党削籍的人起复。
虽然朝廷没有那么多官位，但是该有的致仕待遇都要有，要按曾经的品级和功勋，重新授予勋级。
以后朝廷官位有空缺时，这些人可以列入候选。
三是对阉党的追责，组建逆案审判委员会，委任官员审判。委任大学士韩爌、右都御史成基命、佥都御史刘宗周、吏部右侍郎董其昌、刑部右侍郎孔贞运、大理寺左少卿姚士慎，负责审判他们。
这六个人都是东林党或亲近东林的官员，用他们去审判阉党，给死难的士人一个交待。
连续六条旨意，全是针对吴尚默所说。这让拟旨的翰林院官员，心中很是激动。
此时，他们都觉得当今皇帝是明君，对臣子的意见很重视。吴尚默劝谏之后，立刻就有反应。
被朱由检安排明日为吴尚默送行的翰林院检讨文安之，更是打算把这些事告诉吴尚默。要让吴尚默知道，他的苦心没有白费。
天启五年状元、翰林院侍讲、起居郎余煌，曾参与《三朝要典》编纂，和阉党的关系算是亲近。但是此时此刻，他对皇帝的这些旨意，同样极为赞同。
因为他知道，皇帝做的这些，符合士人之心。
甚至可以说，整个天下的人，都会赞同这些。
周顺昌被逮捕时，苏州闹出来的民变，充分地说明了人心向背——
此时此刻，东林党就是人心所向。整个大明的人，都在同情他们。
东林党之所以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和它的来源分不开。
东林党的源头，一是顾宪成、**星等人在吏部任职时纠集的，二是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时汇集的。
可以说，除了政治色彩外，东林党最初的学术色彩更浓。甚至可以说，他们是用儒家学说作为政治理念，把不同地方的人汇集起来。
作为东林党的大本营，东林书院是宋朝大儒杨时的讲学场所，杨时是二程的弟子，是程朱理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人物。
顾宪成等人兴复东林书院，自然是号称程朱理学的正统传人。想要把理学的解释权，掌握在他们手里。
在汇聚各地的士人后，这些人砥砺学问、相互吹捧，声望越发高隆，影响力越来越大。
在大明的廷推传统下，这种影响力，很容易影响到政治。各种怀着政治目的的人，自然汇集而来。
人数多了，东林党变得更加复杂，学术色彩变淡，政治色彩变浓。深度参与政争，然后被阉党打击。
不过即使如此，它的学术色彩也没有完全消失。甚至可以说在各地的影响力，主要建立在学术上。
儒学是修身的学问，目的就是培养君子。六君子、七君子在被阉党迫害时展现的气节，让东林党的声望变得更高，让人同情他们。
袁可立、孔贞运等中立派，之所以倾向东林党。就是因为他们的学问一脉相承，对于东林君子，自然有所偏向。
就连曾楚卿、姜逢元、余煌、华琪芳等参与《三朝要典》编纂的人，其实内心也认同他们。
可以说，东林党的思想，就是儒家的主流思想，就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后世一些历史学者称他们为“重整道德的十字军”，并非没有原因。
正因为这样，朱由检才期盼刘宗周到来。因为刘宗周的学问高、还曾在东林书院讲学，拥有很大的影响力。
朱由检要加强东林党的学术色彩，在政治上逐渐淡化这个党派。以后再推动其它儒家学说发展，解除东林党和儒学的绑定，把东林党从根基上毁灭。
《烈皇小识》：
上谕兵部：“各处镇守内官，一概撤回。凡相机度宜，约束吏士，无事修备，有事却敌，俱听督抚便宜调度。无复委任不专，体统相轧以藉其口。各镇督抚诸臣，及大小将领，务提起精神，殚靖忠画，以副朕怀！”
上谕户部：“封疆多事，徵输甚烦，朕殊悯焉。苏松等处织造，朕不忍以衣被组绣之工，重用此一方民，其俟东南底定之日，方行开造，以称朕敬天恤民至意！”
上谕吏部：“魏忠贤、崔呈秀天刑已极，臣民之愤稍纾。而诏狱游魂，犹然郁锢，含冤未伸，着该部院九卿科道，将已前斥害诸臣，从公酌议，采择官评。
有非法禁毙，情最可悯者，应褒赠即与褒赠，应恤荫即与恤荫；其削夺牵连者，应复官即与复官，应起用即与起用；有身故捏赃难结，家属波累羁囚者，应开释即与开释，勿致人淹，伤朕好生之心！”
上谕礼部：“朕览《会典》‘自宫禁例’一款：‘民间有四五子以上，许以一子报官奄割，有司造册送部院收补日选用。敢有私自净身者，本身及下手之人处斩，全家发烟瘴地面充军，两邻歇家不举者治罪。’……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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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开国二百六十年，可以说积弊丛生，士农工商、各个阶层，都积蓄着不满。
这其中，士人的力量最大，影响力也是最强。朱由检治国也需要他们，需要收拢士心。
阉党对士人的残害，正好给了他机会。只要把那些残害士人的阉党给处置了，就能收拢一波士心。
历史上的崇祯皇帝之所以在亡国后被很多人同情，不得不说铲除阉党给他加了很多分。正是因为他铲除阉党，为被残害的士人昭雪，让很多的士人至死效忠，在亡国后仍旧怀念。
如今，朱由检被吴尚默的话触动，认识到自己处理阉党的力度还不够、为士人昭雪的速度也太慢。立刻把兼任起居注的翰林院官员召集起来，草拟了三条旨意：
一是把魏忠贤派出的镇守太监全部撤回，改为监督太监，只有监督职责，无权插手事务。
这件事很多臣子都提过，甚至名列阉党的王之臣，都提议撤销镇守太监。但是朱由检把太监当成自己的耳目，一直没有松口。
如今他已经认识到，太监在地方完全没有人心，留着他们只会招来怨愤。
既然把这些人当耳目，那就明确改为监督太监，不让他们插手地方事务，在地方仗着皇帝授予的权力胡作非为。
二是苏杭织造太监撤销，改为内府监织造工坊，进行市场化运作。
之前任命的织造太监王国泰，改为实任南京协同守备太监、南京内府监掌印，把织造机构改为工坊。
这个职位，也是很多臣子所抨击的。苏杭织造太监不止是负责织造，还有税务职责。万历年间的织造太监孙隆，就曾在苏州激起民变，被杀了几位随从，逃到杭州避难。
之前的织造太监李实，也被很多人参奏涉及七君子案。朱由检下令逮捕，交给大理寺审判。
但是税务还得有人负责，朱由检已经打算以撤销各地收税太监为代价，在朝廷组建专门税务机构。
三是禁止私自阉割为宦，防止出现下一个魏忠贤。
如今内廷的宦官朱由检都嫌多，不想留这么多人。所以他就投士人所好，重申《大明会典》自宫禁例，禁止私自阉割。
这三点都是对太监的限制，除此之外，还要为士人昭雪。
朱由检针对这点，又下了三条旨意：
一是褒赠恤荫死难诸臣，所有被阉党定的案子一律重审，为死难士人昭雪。
六君子、七君子、刘铎、熊廷弼等涉及人命的案件，都要重点重审。只要这些死难者没有其他问题，就把他们供奉在昭忠祠。
二是解除党禁，明确废除阉党炮制的《东林党人榜》《东林点将录》等名单，把那些因为门户被阉党削籍的人起复。
虽然朝廷没有那么多官位，但是该有的致仕待遇都要有，要按曾经的品级和功勋，重新授予勋级。
以后朝廷官位有空缺时，这些人可以列入候选。
三是对阉党的追责，组建逆案审判委员会，委任官员审判。委任大学士韩爌、右都御史成基命、佥都御史刘宗周、吏部右侍郎董其昌、刑部右侍郎孔贞运、大理寺左少卿姚士慎，负责审判他们。
这六个人都是东林党或亲近东林的官员，用他们去审判阉党，给死难的士人一个交待。
连续六条旨意，全是针对吴尚默所说。这让拟旨的翰林院官员，心中很是激动。
此时，他们都觉得当今皇帝是明君，对臣子的意见很重视。吴尚默劝谏之后，立刻就有反应。
被朱由检安排明日为吴尚默送行的翰林院检讨文安之，更是打算把这些事告诉吴尚默。要让吴尚默知道，他的苦心没有白费。
天启五年状元、翰林院侍讲、起居郎余煌，曾参与《三朝要典》编纂，和阉党的关系算是亲近。但是此时此刻，他对皇帝的这些旨意，同样极为赞同。
因为他知道，皇帝做的这些，符合士人之心。
甚至可以说，整个天下的人，都会赞同这些。
周顺昌被逮捕时，苏州闹出来的民变，充分地说明了人心向背——
此时此刻，东林党就是人心所向。整个大明的人，都在同情他们。
东林党之所以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和它的来源分不开。
东林党的源头，一是顾宪成、**星等人在吏部任职时纠集的，二是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时汇集的。
可以说，除了政治色彩外，东林党最初的学术色彩更浓。甚至可以说，他们是用儒家学说作为政治理念，把不同地方的人汇集起来。
作为东林党的大本营，东林书院是宋朝大儒杨时的讲学场所，杨时是二程的弟子，是程朱理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人物。
顾宪成等人兴复东林书院，自然是号称程朱理学的正统传人。想要把理学的解释权，掌握在他们手里。
在汇聚各地的士人后，这些人砥砺学问、相互吹捧，声望越发高隆，影响力越来越大。
在大明的廷推传统下，这种影响力，很容易影响到政治。各种怀着政治目的的人，自然汇集而来。
人数多了，东林党变得更加复杂，学术色彩变淡，政治色彩变浓。深度参与政争，然后被阉党打击。
不过即使如此，它的学术色彩也没有完全消失。甚至可以说在各地的影响力，主要建立在学术上。
儒学是修身的学问，目的就是培养君子。六君子、七君子在被阉党迫害时展现的气节，让东林党的声望变得更高，让人同情他们。
袁可立、孔贞运等中立派，之所以倾向东林党。就是因为他们的学问一脉相承，对于东林君子，自然有所偏向。
就连曾楚卿、姜逢元、余煌、华琪芳等参与《三朝要典》编纂的人，其实内心也认同他们。
可以说，东林党的思想，就是儒家的主流思想，就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后世一些历史学者称他们为“重整道德的十字军”，并非没有原因。
正因为这样，朱由检才期盼刘宗周到来。因为刘宗周的学问高、还曾在东林书院讲学，拥有很大的影响力。
朱由检要加强东林党的学术色彩，在政治上逐渐淡化这个党派。以后再推动其它儒家学说发展，解除东林党和儒学的绑定，把东林党从根基上毁灭。
《烈皇小识》：
上谕兵部：“各处镇守内官，一概撤回。凡相机度宜，约束吏士，无事修备，有事却敌，俱听督抚便宜调度。无复委任不专，体统相轧以藉其口。各镇督抚诸臣，及大小将领，务提起精神，殚靖忠画，以副朕怀！”
上谕户部：“封疆多事，徵输甚烦，朕殊悯焉。苏松等处织造，朕不忍以衣被组绣之工，重用此一方民，其俟东南底定之日，方行开造，以称朕敬天恤民至意！”
上谕吏部：“魏忠贤、崔呈秀天刑已极，臣民之愤稍纾。而诏狱游魂，犹然郁锢，含冤未伸，着该部院九卿科道，将已前斥害诸臣，从公酌议，采择官评。
有非法禁毙，情最可悯者，应褒赠即与褒赠，应恤荫即与恤荫；其削夺牵连者，应复官即与复官，应起用即与起用；有身故捏赃难结，家属波累羁囚者，应开释即与开释，勿致人淹，伤朕好生之心！”
上谕礼部：“朕览《会典》‘自宫禁例’一款：‘民间有四五子以上，许以一子报官奄割，有司造册送部院收补日选用。敢有私自净身者，本身及下手之人处斩，全家发烟瘴地面充军，两邻歇家不举者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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