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中进士
严嵩的科举之路，是他踏上仕途的开端，也是其人生转折的关键节点。出生于明宪宗成化十六年（1480年）的严嵩，自幼便承载着父亲严淮的厚望。严淮虽自身科举不顺，但对儿子的教育却极为重视，这为严嵩日后在学业上的成就奠定了基础。幼年时期，严嵩在严氏祠接受启蒙教育，九岁便能进入县学，展现了超群的智慧和学习能力。十岁通过县试，十九岁中举，这些早期的学术成就，一步步铺就了他通往更高荣誉的道路。
到了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二十五岁的严嵩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以乙丑科进士二甲第二名的优异成绩登榜，他的策论以《诗经》为研究方向，显示了深厚的文学素养和经学功底。随之，严嵩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这是当时许多士子梦寐以求的荣耀，意味着他已步入了帝国的精英阶层，并很快被授予编修之职，负责编纂国史，参与国家的文化建设。
然而，正当严嵩仕途看似一片光明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打断了他的前程，迫使他不得不暂时离开官场，回归故里养病。这段时间，恰好是另一位历史人物——宦官刘瑾权势达到顶峰的时期。刘瑾，作为明武宗时期的权阉，掌控朝政，排除异己，对整个朝廷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严嵩退官的这十年里，朝廷内外充斥着刘瑾一手遮天的阴影，众多正直官员或遭贬谪，或被陷害，政治环境极其恶劣。
二、纂编府志
在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年），袁州府知府姚汀为了记录和传承地方文化，决定开展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纂编《袁州府志》。这项工作旨在系统整理袁州府（今江西宜春地区）的历史、地理、风俗、人物等信息，对后世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历史意义。姚汀慧眼识珠，邀请了当时已崭露头角的严嵩担任总纂，负责整个纂编工作的规划与实施。严嵩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编纂才能，无疑是这一重任的理想人选。
然而，计划初期便遭遇变故，姚汀因故离职，纂修工作一度面临中断的风险。幸运的是，新任知府徐琏于正德八年（1513年）接替姚汀之职后，立刻意识到纂修府志的重要性，不仅没有中断这一项目，反而更加积极地推动其进行。徐琏深知严嵩的才华与责任心，甫一上任，便紧急致函严嵩，恳请他继续主持纂修工作。严嵩欣然接受，重拾笔墨，继续投入到这部地方志的编纂之中。
正德九年（1514年），在严嵩的精心组织和辛勤努力下，《袁州府志》的纂编工作进入高潮阶段。这一年恰逢甲戌年，因此这部志书也被后世称为“甲戌志”。严嵩以其广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态度，不仅详细考证了袁州府的历史沿革、地理风貌，还深入挖掘了当地的人物事迹、风俗习惯、物产资源等丰富内容，力求做到资料翔实、文笔生动，使得《正德袁州府志》不仅是一部史料详尽的地方志，更是一部具有较高文学价值的作品。
三、高攀夏言
在刘瑾及其党羽被清除后，严嵩的人生迎来转机，他北上至顺天，重新踏上了官场之路。接下来的十几年间，严嵩在京城与南京的翰林院之间辗转任职，积累经验，逐步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这段时间，正值明世宗嘉靖帝在位，他醉心于道教，追求长生不老，对日常政务缺乏兴趣，这为朝中大臣提供了干预朝政的契机。
在这股权力的暗流中，礼部尚书夏言凭借嘉靖帝的宠信，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夏言与严嵩同乡，这层关系为严嵩提供了攀附的机会。严嵩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政治风向，开始竭力讨好夏言，利用各种机会展现自己的忠诚与才能，逐渐获得了夏言的信任与提携。
严嵩的仕途在这一时期进入了快速上升通道。正德十六年（1521年），世宗即位不久，严嵩即被提拔为南京翰林院侍读，代理院事。五年后，他又晋升为国子监祭酒，负责最高学府的教育管理。到了嘉靖十一年（1532年），严嵩再上一步，成为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调任南京吏部尚书，掌握了更为关键的官吏选拔大权。
嘉靖十五年（1536年）的朝觐考察，成为了严嵩仕途中的重要转折点。他被世宗留用，不仅担任礼部尚书，还兼任翰林院学士，这意味着他与皇帝的接触更为频繁，关系日益密切。嘉靖帝对礼制的重视，使得礼部尚书的位置尤为重要，往往被视为进入内阁的跳板。严嵩在此期间，为了迎合帝意，不惜改变自己原先的观点，积极参与到礼乐制度的修订中，甚至不顾辛劳，日夜奔波，以确保皇帝的每一个要求都能得到迅速响应。
嘉靖十七年（1538年），围绕献皇帝庙号与入太庙的问题，朝中争议不断，严嵩起初试图阻止，但在嘉靖帝的严厉质问下，他迅速转变立场，提出了详尽的礼仪方案，成功顺应了皇帝的意愿，这也标志着大礼议的最终落幕，严嵩因此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首辅夏言因故被革职，严嵩迎来了权力的巅峰时刻。他被加封为少保、太子太保，同时担任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正式进入内阁，依旧执掌礼部事务。
四、迫害忠臣
随着夏言与明世宗关系的逐渐疏远，严嵩瞅准时机，开始精心布局，逐步排挤这位曾经的恩主。夏言因反对世宗沉迷道教，态度傲慢，不再受到皇帝的青睐。而严嵩则善于察言观色，对皇帝的每一个细微喜好都倍加留意，比如在世宗赐予沉香水叶冠时，夏言不屑一顾，严嵩则每次出朝必戴，且以轻纱笼之，这种明显的对比让世宗对严嵩的好感日益增加，而对夏言的不满则日益加深。
严嵩的权力逐渐稳固，被晋升为太子太傅后，他开始着手清除夏言的影响力。严嵩利用各种手段挑拨离间，促使世宗最终罢黜了夏言，从而独揽大权。在夏言被罢免的空档期，虽然有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与严嵩共同参与朝政，但实际上世宗只信任严嵩，对他言听计从。
严嵩的权谋不止于此，他还巧妙利用外患来构陷夏言。当鞑靼入侵河套地区时，陕西总督曾铣主张收复失地，这一提议得到了夏言的强烈支持。然而，严嵩却视此为扳倒夏言的良机，他暗中勾结皇帝身边的近侍，指控曾铣轻率挑起边疆战事，同时唆使边将仇鸾诬告曾铣隐瞒败绩、侵吞军饷，并与夏言相互勾结。严嵩在世宗面前极尽渲染，称夏言与曾铣图谋不轨，世宗信以为真，最终导致曾铣被处决，夏言也被打入大牢。
即便夏言在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短暂复出，但严嵩的嫉妒与仇恨并未消减，表面上对夏言恭敬有加，暗地里却密谋报复。严嵩再次利用撰写青词（一种向道教神灵祈福的文体）的机会，赢回了世宗的宠信。最终，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严嵩利用流言蜚语，使世宗相信夏言背地里诽谤自己，夏言因此被斩首，其亲信亦遭到清洗。至此，严嵩完全掌控了内阁，独揽朝纲，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专权统治。
五、青词宰相
嘉靖帝对斋醮的热衷，推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建筑项目，如斋宫与秘殿的修建，这些建设工程规模宏大，动辄牵涉数万人的劳动力，耗资巨大，每年的花费高达二三百万两银子，远远超出了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面对资金短缺，严嵩竟然要求臣民捐资，甚至采取额外征税的方式，严重加重了民众负担，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国家经济的进一步恶化，民众生活困苦，社会矛盾加剧。严嵩在这场耗费民脂民膏的狂热中扮演了推手的角色，其责任无可推卸。
严嵩之所以能在朝中稳居高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撰写青词的能力。他擅长用华丽的词藻和虔诚的情感，准确地表达出皇帝对长生的渴望与对天神的敬畏，使得嘉靖帝对他的青词赞赏有加，几乎到了非严嵩之词不足以表达心意的地步。严嵩为了保持这份宠爱，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甚至在国家危急关头也不惜牺牲政务，专注于青词的创作。
庚戌之变，即蒙古俺答汗率军围攻北京，是明史上的一次重大危机。在这样生死存亡的关头，身为内阁首辅的严嵩本应全力应对国家危机，指挥抗敌，但他却仍然沉迷于青词的撰写，拒绝会见提出抗敌策略的左谕德赵贞吉，这种置国家安危与民众生死于不顾的行为，暴露了严嵩极端的自私与对权力的畸形追求。在国家最需要他承担领袖责任的时候，他却选择了逃避，只顾维护个人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这种行为无疑加深了人们对他的负面评价，也因此被世人讽刺为“青词宰相”。
严嵩的“青词宰相”称号，既是对其文学才能的认可，更是对其滥用权力、玩忽职守的讽刺。他的一生，虽在文学上有所成就，却因过于谄媚皇帝、忽视国家与民众利益，而留下了千古骂名。
六、铲除异己
在夏言被除去后，严嵩与曾经的盟友仇鸾之间的矛盾逐渐升级。仇鸾曾因被曾铣弹劾而身陷囹圄，为自救，他与严嵩结为政治联盟，借助严嵩之子严世蕃起草奏疏，成功扳倒了曾铣。但得势后的仇鸾不甘心继续受制于严嵩，他秘密 上 疏，揭露严氏父子的不法行为，引起了嘉靖帝的警觉。然而，仇鸾的计策未能长久奏效，因其自身亦被发现有不轨行为，最终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被剥夺权力，忧虑成疾而死，这意外地解除了严嵩面临的威胁，使其权势得以延续。
严嵩利用这一连串的政治斗争，相继除去了夏言和仇鸾两位政敌，一时之间，朝中无人能与之抗衡。但他深知嘉靖帝对大臣的猜疑心态，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严嵩对所有敢于弹劾自己的官员均采取了严厉的报复措施，从贬谪到杀害，无所不用其极，沈链与杨继盛的悲剧便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沈链上疏列举了严嵩的十大罪状，直指其贪腐卖官、压制贤能、控制言官等恶行，触怒了严嵩。严嵩反唇相讥，以沈链过去的小过失为由，成功说服嘉靖帝将沈链贬谪至边远的保安。沈链在边疆依然不改初衷，时常咒骂严嵩父子，最终被严嵩设计陷害，以涉及白莲教案为由被处死。
杨继盛则更为直接，他在奏疏中痛陈严嵩的十项罪状和五大奸行，将边疆危机和天象异常都归咎于严嵩的专权乱政，言辞犀利，直击要害。然而，杨继盛在奏疏最后建议皇帝咨询裕王和景王，或是询问阁臣，这触及了嘉靖帝的逆鳞，因为这暗示了他对皇权的不信任，且违反了藩王不得干政的原则。严嵩趁机在嘉靖帝面前煽风点火，最终导致杨继盛被送至镇抚司受审，后被附在其他重罪官员之后一并处决。
七、权倾皇室
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明世宗朱厚熜面对一个微妙且敏感的问题：在未明确册立太子的情况下，如何安排裕王朱载垕和景王朱载圳的婚事。按照先例，亲王的婚礼应在各自的王府举行，但严嵩对此持有异议。他认为，当前的情况与以往有所不同，两位亲王若出府成婚，容易与外界过多接触，可能引发不必要的麻烦和隐患。特别是在储君名分尚未明确的情况下，两位亲王的任何举动都可能被解读为对皇权的潜在威胁，或者引发不必要的猜疑和争斗。因此，严嵩提议，为安全考虑，两位亲王的婚礼应在皇宫内部举行，这样既方便保护，又能减少外界的干扰和误解。
严嵩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他向世宗指出，两位亲王若在各自府邸完婚，由于王府的地理位置接近，加之随从众多，容易因小事产生嫌隙，不利于兄弟和睦及皇室稳定。而且，当时宫中无皇后，两位亲王是皇帝最亲近的血亲，如果都出居于外，可能让皇帝感到孤立无援，这对皇家尊严和皇权稳定都是不利的。
世宗对严嵩的顾虑表示理解，但同时要求严嵩明确指出，这样的安排究竟会危害到两位亲王，还是直接威胁到自己。严嵩的回答充分考虑了皇室内部的微妙平衡，强调了储君名分未定情况下，任何可能引起猜疑的举动都应谨慎处理，以维护皇室的和谐与皇帝的权威。
一年后，严嵩再次进言，强调自古以来，确定太子是帝王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他多次私下向皇帝请愿，希望早日解决这个问题，但因皇帝的深思熟虑，迟迟未有定论。严嵩指出，朝廷内外的臣民对此事都翘首以盼，认为如此重大的事情不应长期悬而不决，作为臣子，他们有责任催促此事尽快解决。严嵩建议应在新年之初，即刻着手进行太子的确立工作，以安定人心，维护国家的长远稳定。
八、祸国殃民
在嘉靖年间，国家财政状况日益恶化，政府支出不断膨胀，尤其是嘉靖十五年以前，尽管名义上实行节约政策，但实际的财政开支已高达六七百万两白银。此后的岁月里，除了日常的巨大开支外，嘉靖帝还频繁下令采办木材、香料及各类珍稀珠宝，进一步加剧了财政的负担。光禄寺作为管理宫廷膳食的机构，其库银在嘉靖十五年前尚有八十多万两的盈余，但到了嘉靖二十一年后，由于供应需求的不断增长，这笔积蓄迅速消耗殆尽。
正是在这样一个国库空虚、财政紧张的背景下，严嵩进入内阁并逐步攀升至首辅之位。然而，面对国家的困境，严嵩并没有展现出一位贤臣应有的担当与远见，没有向皇帝提出任何实质性的改革建议，反而迎合皇帝的喜好，加剧了国家的混乱与衰退。严嵩认为，皇帝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不应受到任何限制，而作为臣子，唯一的选择就是顺从皇帝，哪怕是荒谬的要求，也要 全 力 执行，以此换取皇帝的宠信与个人权势的稳固。
在这种扭曲的权力逻辑下，严嵩不仅没有成为纠正时弊的中坚力量，反而成了祸国殃民的推手。他利用皇帝对道教的痴迷，不惜耗费巨资修建宫观、举办斋醮，纵容了嘉靖帝对奢侈生活的追求，而对民间的疾苦、国家的长远发展视而不见。严嵩的所作所为，进一步加速了国家财政的崩溃，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严嵩的执政理念完全服务于个人私欲与皇权的维护，他将皇帝的喜好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对皇帝的每一个不合理要求都尽力满足，无论是劳民伤财的建设，还是对忠诚直言官员的打压，严嵩都毫不犹豫地执行。
九、败坏朝纲
严嵩在成为内阁首辅后，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朝中的地位，凭借对世宗的阿谀奉承，得到了“忠勤敏达”银印的赏赐，这标志着他不仅在权力上达到了顶峰，也在皇帝心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随着年龄的增长，严嵩逐渐将权力交给了其子严世蕃，后者被提拔为工部侍郎，实际上成为了严嵩的得力助手和权力的延伸。严世蕃不仅聪明狡猾，还善于利用关系网，通过收买皇帝身边的宦官，严密监控世宗的日常动态，确保自己能够提前应对，牢牢把握朝政的主动权。这对父子，一个在朝中运筹帷幄，一个在幕后操纵信息，被时人戏称为“大丞相”与“小丞相”，显示出他们在朝中无人能及的影响力。
严嵩父子长达二十年的专权，使得朝纲败坏，政治生态严重恶化。严世蕃的嚣张跋扈更是达到了极致，他曾公然在家中炫耀自己的财富，声称“朝廷无我富”，这种极度的自大和贪婪，进一步加剧了朝野的不满情绪。尽管不少正直的大臣纷纷上疏弹劾严氏父子的种种不法行为，但由于明世宗的偏袒与庇护，这些弹劾大多不了了之，严氏父子的权势反而愈发稳固。
在严嵩父子的操纵下，官员的选拔与晋升完全变成了金钱交易，形成了“政以贿成，官以赂授”的恶劣风气。每一次官员选拔，价格都依据官位高低而定，官员的升迁也根据职位的优劣明码标价。例如，七品州判的职位售价三百两白银，六品通判则需五百两；而一些高级官员的职位更是昂贵，如刑部主事项治元通过花费一万三千两白银，就能实现职位的转换。更令人震惊的是，就连贡士潘鸿业仅用二千二百两白银就能当上临清知州，而武官的买卖也同样猖獗，指挥官的职位售价三百两，都指挥官则需七百两，甚至一些被撤职的总兵官，只要支付足够的银两，就能重新获得要职，如李凤鸣和郭琮分别通过两千两和三千两白银的贿赂，分别恢复了蓟州总兵和督漕运的职务。
结语
严嵩的一生，是权力欲望与道德沦丧交织的悲剧，是对后世官员的深刻警示。在历史的长河中，他的故事提醒我们，无论个人才能多么出众，一旦失去了道德的底线，终将走向毁灭。严嵩的倒台，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对封建王朝政治腐败与体制危机的深刻反映，其教训值得后人深思与借鉴。
严嵩的科举之路，是他踏上仕途的开端，也是其人生转折的关键节点。出生于明宪宗成化十六年（1480年）的严嵩，自幼便承载着父亲严淮的厚望。严淮虽自身科举不顺，但对儿子的教育却极为重视，这为严嵩日后在学业上的成就奠定了基础。幼年时期，严嵩在严氏祠接受启蒙教育，九岁便能进入县学，展现了超群的智慧和学习能力。十岁通过县试，十九岁中举，这些早期的学术成就，一步步铺就了他通往更高荣誉的道路。
到了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二十五岁的严嵩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以乙丑科进士二甲第二名的优异成绩登榜，他的策论以《诗经》为研究方向，显示了深厚的文学素养和经学功底。随之，严嵩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这是当时许多士子梦寐以求的荣耀，意味着他已步入了帝国的精英阶层，并很快被授予编修之职，负责编纂国史，参与国家的文化建设。
然而，正当严嵩仕途看似一片光明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打断了他的前程，迫使他不得不暂时离开官场，回归故里养病。这段时间，恰好是另一位历史人物——宦官刘瑾权势达到顶峰的时期。刘瑾，作为明武宗时期的权阉，掌控朝政，排除异己，对整个朝廷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严嵩退官的这十年里，朝廷内外充斥着刘瑾一手遮天的阴影，众多正直官员或遭贬谪，或被陷害，政治环境极其恶劣。
二、纂编府志
在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年），袁州府知府姚汀为了记录和传承地方文化，决定开展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纂编《袁州府志》。这项工作旨在系统整理袁州府（今江西宜春地区）的历史、地理、风俗、人物等信息，对后世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历史意义。姚汀慧眼识珠，邀请了当时已崭露头角的严嵩担任总纂，负责整个纂编工作的规划与实施。严嵩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编纂才能，无疑是这一重任的理想人选。
然而，计划初期便遭遇变故，姚汀因故离职，纂修工作一度面临中断的风险。幸运的是，新任知府徐琏于正德八年（1513年）接替姚汀之职后，立刻意识到纂修府志的重要性，不仅没有中断这一项目，反而更加积极地推动其进行。徐琏深知严嵩的才华与责任心，甫一上任，便紧急致函严嵩，恳请他继续主持纂修工作。严嵩欣然接受，重拾笔墨，继续投入到这部地方志的编纂之中。
正德九年（1514年），在严嵩的精心组织和辛勤努力下，《袁州府志》的纂编工作进入高潮阶段。这一年恰逢甲戌年，因此这部志书也被后世称为“甲戌志”。严嵩以其广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态度，不仅详细考证了袁州府的历史沿革、地理风貌，还深入挖掘了当地的人物事迹、风俗习惯、物产资源等丰富内容，力求做到资料翔实、文笔生动，使得《正德袁州府志》不仅是一部史料详尽的地方志，更是一部具有较高文学价值的作品。
三、高攀夏言
在刘瑾及其党羽被清除后，严嵩的人生迎来转机，他北上至顺天，重新踏上了官场之路。接下来的十几年间，严嵩在京城与南京的翰林院之间辗转任职，积累经验，逐步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这段时间，正值明世宗嘉靖帝在位，他醉心于道教，追求长生不老，对日常政务缺乏兴趣，这为朝中大臣提供了干预朝政的契机。
在这股权力的暗流中，礼部尚书夏言凭借嘉靖帝的宠信，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夏言与严嵩同乡，这层关系为严嵩提供了攀附的机会。严嵩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政治风向，开始竭力讨好夏言，利用各种机会展现自己的忠诚与才能，逐渐获得了夏言的信任与提携。
严嵩的仕途在这一时期进入了快速上升通道。正德十六年（1521年），世宗即位不久，严嵩即被提拔为南京翰林院侍读，代理院事。五年后，他又晋升为国子监祭酒，负责最高学府的教育管理。到了嘉靖十一年（1532年），严嵩再上一步，成为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调任南京吏部尚书，掌握了更为关键的官吏选拔大权。
嘉靖十五年（1536年）的朝觐考察，成为了严嵩仕途中的重要转折点。他被世宗留用，不仅担任礼部尚书，还兼任翰林院学士，这意味着他与皇帝的接触更为频繁，关系日益密切。嘉靖帝对礼制的重视，使得礼部尚书的位置尤为重要，往往被视为进入内阁的跳板。严嵩在此期间，为了迎合帝意，不惜改变自己原先的观点，积极参与到礼乐制度的修订中，甚至不顾辛劳，日夜奔波，以确保皇帝的每一个要求都能得到迅速响应。
嘉靖十七年（1538年），围绕献皇帝庙号与入太庙的问题，朝中争议不断，严嵩起初试图阻止，但在嘉靖帝的严厉质问下，他迅速转变立场，提出了详尽的礼仪方案，成功顺应了皇帝的意愿，这也标志着大礼议的最终落幕，严嵩因此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首辅夏言因故被革职，严嵩迎来了权力的巅峰时刻。他被加封为少保、太子太保，同时担任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正式进入内阁，依旧执掌礼部事务。
四、迫害忠臣
随着夏言与明世宗关系的逐渐疏远，严嵩瞅准时机，开始精心布局，逐步排挤这位曾经的恩主。夏言因反对世宗沉迷道教，态度傲慢，不再受到皇帝的青睐。而严嵩则善于察言观色，对皇帝的每一个细微喜好都倍加留意，比如在世宗赐予沉香水叶冠时，夏言不屑一顾，严嵩则每次出朝必戴，且以轻纱笼之，这种明显的对比让世宗对严嵩的好感日益增加，而对夏言的不满则日益加深。
严嵩的权力逐渐稳固，被晋升为太子太傅后，他开始着手清除夏言的影响力。严嵩利用各种手段挑拨离间，促使世宗最终罢黜了夏言，从而独揽大权。在夏言被罢免的空档期，虽然有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与严嵩共同参与朝政，但实际上世宗只信任严嵩，对他言听计从。
严嵩的权谋不止于此，他还巧妙利用外患来构陷夏言。当鞑靼入侵河套地区时，陕西总督曾铣主张收复失地，这一提议得到了夏言的强烈支持。然而，严嵩却视此为扳倒夏言的良机，他暗中勾结皇帝身边的近侍，指控曾铣轻率挑起边疆战事，同时唆使边将仇鸾诬告曾铣隐瞒败绩、侵吞军饷，并与夏言相互勾结。严嵩在世宗面前极尽渲染，称夏言与曾铣图谋不轨，世宗信以为真，最终导致曾铣被处决，夏言也被打入大牢。
即便夏言在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短暂复出，但严嵩的嫉妒与仇恨并未消减，表面上对夏言恭敬有加，暗地里却密谋报复。严嵩再次利用撰写青词（一种向道教神灵祈福的文体）的机会，赢回了世宗的宠信。最终，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严嵩利用流言蜚语，使世宗相信夏言背地里诽谤自己，夏言因此被斩首，其亲信亦遭到清洗。至此，严嵩完全掌控了内阁，独揽朝纲，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专权统治。
五、青词宰相
嘉靖帝对斋醮的热衷，推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建筑项目，如斋宫与秘殿的修建，这些建设工程规模宏大，动辄牵涉数万人的劳动力，耗资巨大，每年的花费高达二三百万两银子，远远超出了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面对资金短缺，严嵩竟然要求臣民捐资，甚至采取额外征税的方式，严重加重了民众负担，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国家经济的进一步恶化，民众生活困苦，社会矛盾加剧。严嵩在这场耗费民脂民膏的狂热中扮演了推手的角色，其责任无可推卸。
严嵩之所以能在朝中稳居高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撰写青词的能力。他擅长用华丽的词藻和虔诚的情感，准确地表达出皇帝对长生的渴望与对天神的敬畏，使得嘉靖帝对他的青词赞赏有加，几乎到了非严嵩之词不足以表达心意的地步。严嵩为了保持这份宠爱，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甚至在国家危急关头也不惜牺牲政务，专注于青词的创作。
庚戌之变，即蒙古俺答汗率军围攻北京，是明史上的一次重大危机。在这样生死存亡的关头，身为内阁首辅的严嵩本应全力应对国家危机，指挥抗敌，但他却仍然沉迷于青词的撰写，拒绝会见提出抗敌策略的左谕德赵贞吉，这种置国家安危与民众生死于不顾的行为，暴露了严嵩极端的自私与对权力的畸形追求。在国家最需要他承担领袖责任的时候，他却选择了逃避，只顾维护个人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这种行为无疑加深了人们对他的负面评价，也因此被世人讽刺为“青词宰相”。
严嵩的“青词宰相”称号，既是对其文学才能的认可，更是对其滥用权力、玩忽职守的讽刺。他的一生，虽在文学上有所成就，却因过于谄媚皇帝、忽视国家与民众利益，而留下了千古骂名。
六、铲除异己
在夏言被除去后，严嵩与曾经的盟友仇鸾之间的矛盾逐渐升级。仇鸾曾因被曾铣弹劾而身陷囹圄，为自救，他与严嵩结为政治联盟，借助严嵩之子严世蕃起草奏疏，成功扳倒了曾铣。但得势后的仇鸾不甘心继续受制于严嵩，他秘密 上 疏，揭露严氏父子的不法行为，引起了嘉靖帝的警觉。然而，仇鸾的计策未能长久奏效，因其自身亦被发现有不轨行为，最终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被剥夺权力，忧虑成疾而死，这意外地解除了严嵩面临的威胁，使其权势得以延续。
严嵩利用这一连串的政治斗争，相继除去了夏言和仇鸾两位政敌，一时之间，朝中无人能与之抗衡。但他深知嘉靖帝对大臣的猜疑心态，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严嵩对所有敢于弹劾自己的官员均采取了严厉的报复措施，从贬谪到杀害，无所不用其极，沈链与杨继盛的悲剧便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沈链上疏列举了严嵩的十大罪状，直指其贪腐卖官、压制贤能、控制言官等恶行，触怒了严嵩。严嵩反唇相讥，以沈链过去的小过失为由，成功说服嘉靖帝将沈链贬谪至边远的保安。沈链在边疆依然不改初衷，时常咒骂严嵩父子，最终被严嵩设计陷害，以涉及白莲教案为由被处死。
杨继盛则更为直接，他在奏疏中痛陈严嵩的十项罪状和五大奸行，将边疆危机和天象异常都归咎于严嵩的专权乱政，言辞犀利，直击要害。然而，杨继盛在奏疏最后建议皇帝咨询裕王和景王，或是询问阁臣，这触及了嘉靖帝的逆鳞，因为这暗示了他对皇权的不信任，且违反了藩王不得干政的原则。严嵩趁机在嘉靖帝面前煽风点火，最终导致杨继盛被送至镇抚司受审，后被附在其他重罪官员之后一并处决。
七、权倾皇室
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明世宗朱厚熜面对一个微妙且敏感的问题：在未明确册立太子的情况下，如何安排裕王朱载垕和景王朱载圳的婚事。按照先例，亲王的婚礼应在各自的王府举行，但严嵩对此持有异议。他认为，当前的情况与以往有所不同，两位亲王若出府成婚，容易与外界过多接触，可能引发不必要的麻烦和隐患。特别是在储君名分尚未明确的情况下，两位亲王的任何举动都可能被解读为对皇权的潜在威胁，或者引发不必要的猜疑和争斗。因此，严嵩提议，为安全考虑，两位亲王的婚礼应在皇宫内部举行，这样既方便保护，又能减少外界的干扰和误解。
严嵩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他向世宗指出，两位亲王若在各自府邸完婚，由于王府的地理位置接近，加之随从众多，容易因小事产生嫌隙，不利于兄弟和睦及皇室稳定。而且，当时宫中无皇后，两位亲王是皇帝最亲近的血亲，如果都出居于外，可能让皇帝感到孤立无援，这对皇家尊严和皇权稳定都是不利的。
世宗对严嵩的顾虑表示理解，但同时要求严嵩明确指出，这样的安排究竟会危害到两位亲王，还是直接威胁到自己。严嵩的回答充分考虑了皇室内部的微妙平衡，强调了储君名分未定情况下，任何可能引起猜疑的举动都应谨慎处理，以维护皇室的和谐与皇帝的权威。
一年后，严嵩再次进言，强调自古以来，确定太子是帝王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他多次私下向皇帝请愿，希望早日解决这个问题，但因皇帝的深思熟虑，迟迟未有定论。严嵩指出，朝廷内外的臣民对此事都翘首以盼，认为如此重大的事情不应长期悬而不决，作为臣子，他们有责任催促此事尽快解决。严嵩建议应在新年之初，即刻着手进行太子的确立工作，以安定人心，维护国家的长远稳定。
八、祸国殃民
在嘉靖年间，国家财政状况日益恶化，政府支出不断膨胀，尤其是嘉靖十五年以前，尽管名义上实行节约政策，但实际的财政开支已高达六七百万两白银。此后的岁月里，除了日常的巨大开支外，嘉靖帝还频繁下令采办木材、香料及各类珍稀珠宝，进一步加剧了财政的负担。光禄寺作为管理宫廷膳食的机构，其库银在嘉靖十五年前尚有八十多万两的盈余，但到了嘉靖二十一年后，由于供应需求的不断增长，这笔积蓄迅速消耗殆尽。
正是在这样一个国库空虚、财政紧张的背景下，严嵩进入内阁并逐步攀升至首辅之位。然而，面对国家的困境，严嵩并没有展现出一位贤臣应有的担当与远见，没有向皇帝提出任何实质性的改革建议，反而迎合皇帝的喜好，加剧了国家的混乱与衰退。严嵩认为，皇帝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不应受到任何限制，而作为臣子，唯一的选择就是顺从皇帝，哪怕是荒谬的要求，也要 全 力 执行，以此换取皇帝的宠信与个人权势的稳固。
在这种扭曲的权力逻辑下，严嵩不仅没有成为纠正时弊的中坚力量，反而成了祸国殃民的推手。他利用皇帝对道教的痴迷，不惜耗费巨资修建宫观、举办斋醮，纵容了嘉靖帝对奢侈生活的追求，而对民间的疾苦、国家的长远发展视而不见。严嵩的所作所为，进一步加速了国家财政的崩溃，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严嵩的执政理念完全服务于个人私欲与皇权的维护，他将皇帝的喜好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对皇帝的每一个不合理要求都尽力满足，无论是劳民伤财的建设，还是对忠诚直言官员的打压，严嵩都毫不犹豫地执行。
九、败坏朝纲
严嵩在成为内阁首辅后，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朝中的地位，凭借对世宗的阿谀奉承，得到了“忠勤敏达”银印的赏赐，这标志着他不仅在权力上达到了顶峰，也在皇帝心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随着年龄的增长，严嵩逐渐将权力交给了其子严世蕃，后者被提拔为工部侍郎，实际上成为了严嵩的得力助手和权力的延伸。严世蕃不仅聪明狡猾，还善于利用关系网，通过收买皇帝身边的宦官，严密监控世宗的日常动态，确保自己能够提前应对，牢牢把握朝政的主动权。这对父子，一个在朝中运筹帷幄，一个在幕后操纵信息，被时人戏称为“大丞相”与“小丞相”，显示出他们在朝中无人能及的影响力。
严嵩父子长达二十年的专权，使得朝纲败坏，政治生态严重恶化。严世蕃的嚣张跋扈更是达到了极致，他曾公然在家中炫耀自己的财富，声称“朝廷无我富”，这种极度的自大和贪婪，进一步加剧了朝野的不满情绪。尽管不少正直的大臣纷纷上疏弹劾严氏父子的种种不法行为，但由于明世宗的偏袒与庇护，这些弹劾大多不了了之，严氏父子的权势反而愈发稳固。
在严嵩父子的操纵下，官员的选拔与晋升完全变成了金钱交易，形成了“政以贿成，官以赂授”的恶劣风气。每一次官员选拔，价格都依据官位高低而定，官员的升迁也根据职位的优劣明码标价。例如，七品州判的职位售价三百两白银，六品通判则需五百两；而一些高级官员的职位更是昂贵，如刑部主事项治元通过花费一万三千两白银，就能实现职位的转换。更令人震惊的是，就连贡士潘鸿业仅用二千二百两白银就能当上临清知州，而武官的买卖也同样猖獗，指挥官的职位售价三百两，都指挥官则需七百两，甚至一些被撤职的总兵官，只要支付足够的银两，就能重新获得要职，如李凤鸣和郭琮分别通过两千两和三千两白银的贿赂，分别恢复了蓟州总兵和督漕运的职务。
结语
严嵩的一生，是权力欲望与道德沦丧交织的悲剧，是对后世官员的深刻警示。在历史的长河中，他的故事提醒我们，无论个人才能多么出众，一旦失去了道德的底线，终将走向毁灭。严嵩的倒台，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对封建王朝政治腐败与体制危机的深刻反映，其教训值得后人深思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