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经历
桂萼，这位明朝中期的风云人物，其早年的经历充满了求学的执着、科举的成功与仕途的初步挫折，为他日后在政坛上的崛起奠定了性格与能力的基础。
出生在成化十四年（1478年）的桂萼，自幼便展现出了不凡的求知欲。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年仅九岁的他开始接受教育，师从胡居仁的弟子张正，这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儒家学问基础。胡居仁乃明代心学的重要代表，其学术思想强调“躬行实践”，这种注重实际、敢于质疑的精神无疑对桂萼日后的政治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进入青年时期，桂萼的学识与志向日益成熟。弘治七年（1494年），他在中峰僧舍潜心苦读，与兄长桂华相互切磋，兄弟二人以师友相待，展现了家族内部浓厚的学术氛围和相互砥砺的风气。这段时间的学习，不仅加深了桂萼对儒家经典的领悟，也锻炼了他的思辨能力。
正德二年（1507年），桂萼不负众望，通过江西乡试，中举人的桂冠，这是他科举道路上的第一个重要里程碑。三年后，他得到推荐前往礼部，标志着其正式踏入官场的门槛。然而，桂萼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正德六年（1511年）虽然高中进士，却因病未能立即赴任，这一插曲似乎预示着他未来的官场生涯将伴随波折。
正德九年（1514年），桂萼担任丹徒知县，首次踏上实际政务岗位。他性格刚直，不畏权贵，这种刚强的性格让他在处理地方事务时屡次与上司发生冲突，显示了他不妥协、敢于直言的一面。这种性格特质在正德十年（1515年）秋得到了进一步体现，因遭人弹劾，朝廷欲将其调往青田，桂萼却拒绝赴任，这既是对其个人原则的坚持，也反映了他对官场现状的不满与挑战。
正德十三年（1518年），桂萼再次因他人推荐而出任武康知县，但历史似乎重演，他又因顶撞上司而陷入困境，不久之后，因父母丧事离职归家，这一系列的遭遇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曲折，也折射出明代地方官僚体系内部的矛盾与冲突。
直到嘉靖元年（1522年），桂萼再次出仕，担任成安知县。这一时期，他不仅需要处理地方政务，更是在内心深处对官场的腐败与不公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些早期的挫折与反思，为他后来在嘉靖朝的大礼议事件中脱颖而出，以及推动改革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坚定的决心。
二、请正大礼
嘉靖二年，桂萼因在成安知县任上的表现升任南京刑部主事。此时，明世宗意图追尊自己的生父兴献王朱佑杬为帝，而朝中多数大臣则坚持遵循传统礼法，认为世宗应以孝宗（明武宗的父亲）为父考，以维护皇统的正统性。这一矛盾引发了朝堂的激烈辩论，桂萼正是在这关键时刻上书，提出了支持世宗立场的观点。
桂萼在奏疏中引用了宋朝范纯仁的例子，试图证明明世宗作为入继大统的天子，不必严格遵循过继为孝宗子嗣的传统，而应直接尊其生父为父考，生母为母后。他认为，世宗的继位是基于祖宗遗训和天子的正统性，而非简单的血缘承继，因此，尊兴献王为皇考合情合理。桂萼的论述直接击中了世宗的心声，得到了明世宗的高度重视，并决定将其奏疏与众臣讨论，此举开启了“大礼议”最为激烈的阶段。
面对桂萼的挑战，以汪俊为代表的大臣们迅速组织反击，联名上书，依据《仪礼》、前朝典故以及儒家伦理，反驳桂萼的观点。他们强调“兄终弟及”的原则适用于亲兄弟之间，明世宗作为武宗的堂弟，理应继续孝宗的宗庙祭祀，尊孝宗为皇考。此外，汪俊等人还引用宋、汉、魏等朝代的实例，说明即使是由旁支入继大统，也需遵守先帝为父的礼制，以维护皇室血统的纯洁性和正统性。他们的奏议得到众多官员的支持，人数远超桂萼一方。
然而，桂萼并未就此退缩。在收到汪俊等人的联名奏议后，明世宗虽然暂未公开表态，但实际上已倾向于桂萼的论点。桂萼趁势再上一书，直接批评汪俊等人违背人伦、忽视帝王骨肉亲情，认为真正的孝敬在于尊生父为考，而非仅仅在称号上做文章。桂萼的坚决立场和情感诉求，进一步赢得了明世宗的认同，最终促使世宗决定召桂萼、张璁等人进京，以更深入地探讨“大礼议”。
正当桂萼等人准备启程北上时，朝中内阁大臣为避免争端扩大，请求维持原有决议，即保留“本生”二字，以示兴献王为世宗的生父而非皇考。这一策略虽然暂时让世宗同意中止召见，但桂萼等人不甘失败，途中再次上书，坚决要求去除“本生”二字，指出这一称谓本质上是将世宗与孝宗绑定，违背了世宗对生父的孝心。桂萼的坚持和明世宗的内心倾向最终促使后者加快了决策进程，决定继续召见桂萼等人，使得“大礼议”进入了新的高潮。
三、履 遭 众 劾
嘉靖三年（1524年）的春夏之交，围绕桂萼与张璁被明世宗朱厚熜重用以及“大礼议”的持续发酵，朝堂之上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暴。这场风暴不仅考验着新君与朝臣之间的关系，更触及了明朝礼法与皇权的深层矛盾。
自明世宗决定尊崇其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后，以桂萼、张璁为代表的改革派与以汪俊、乔宇等人为首的保守派之间的对立逐渐白热化。四月初，给事中张嵩、曹怀、章侨、安磐等官员联名上书，请求罢免桂萼，并反对更改献帝的称号，此动议直指桂萼等人的政治立场，显示出朝中保守力量对改革派的强烈抵制。乔宇的上疏更是直截了当地批评明世宗的任命决定，认为这打破了常规，动摇人心，请求恢复汪俊等人的职务，停止对桂萼等人的征召，进一步加剧了朝堂的紧张气氛。
五月中旬，桂萼与张璁抵达北京，旋即提出七条改革意见，这些意见触及了朝中诸多敏感问题，引起了众多大臣的强烈不满，甚至有人提议将他们二人逮捕处决。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桂萼一度避不出门，张璁则稍后才敢上朝露面，显示了他们面临的巨大压力。紧接着，给事中张翀、郑本公以及众多官员连续上书，弹劾桂萼、张璁等人，指控他们破坏宗庙制度，挑拨皇室关系，诽谤正直官员，要求将他们外放以儆效尤。尽管如此，明世宗并未采纳这些弹劾建议，反而更加倚重桂萼与张璁，这无疑加大了双方的对立。
面对持续的攻击，桂萼与张璁在六月初再次 上 疏 为自己辩护，他们的态度坚决，力图澄清误解，表明改革立场。随后，两人被任命为翰林院学士，这一决定激起了以丰熙、杨维聪等人为代表的官员的强烈不满，他们以与桂萼等人同列官职为耻，纷纷请求辞官，但未被批准。与此同时，李学曾、吉棠等御史指责桂萼、张璁曲解儒学，迎合时弊，而刑部尚书赵鉴甚至提议严惩二人，这些行为反映出朝臣间的深刻裂痕。
在这一系列的政治较量中，杨慎等三十六名官员的集体上书尤为引人注目。他们明确表示与桂萼等人在学术观点和政治立场上存在根本分歧，请求明世宗将他们罢免，以免造成更大的政见不合。这一举动不仅加剧了朝堂的分裂，也迫使明世宗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对上书官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处罚。
随着事态的发展，胡侍、王时柯等监察御史继续上疏，批判桂萼等人提出的改革意见背离经典，挑战传统礼法，呼吁明世宗能够纳忠言、远佞臣，恢复朝纲，平息风波。这一系列的弹劾与辩驳，充分展示了明代中期政治生态的复杂与激烈，以及皇权与士大夫阶层在意识形态和权力分配上的深刻冲突。
四、排除异己
嘉靖三年至嘉靖五年间，随着大礼议的尘埃落定，桂萼与张璁作为明世宗的得力助手，其地位愈发稳固，同时也展开了排除异己、巩固自身权势的行动。
在大礼议胜利后，桂萼等人并未停下脚步，他们借着皇权的支撑，开始在朝中推进一系列人事调整。如桂萼推荐廖纪到吏部任职，这被视为强化改革派力量、控制朝政的关键举措。面对不断涌来的弹劾与批评，桂萼与张璁多次以请辞的方式回应，但每次明世宗均未批准，反而进一步提升他们的职位，如桂萼被提拔为詹事府詹事兼翰林学士，这无疑增强了他们在朝中的影响力。
在这一过程中，桂萼与张璁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反对派进行打击。如杨言的上疏直指桂萼等人是“小人窃位”，桂萼则以反击的姿态上疏，要求罢免那些他认为对皇帝不忠之人，如何渊，以此巩固自身阵营的同时，削弱对手的力量。在与费宏的斗争中，桂萼与张璁更是不遗余力，通过弹劾费宏，指责其受贿、滥用职权等行为，试图清除异己，确保自己在朝中的绝对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桂萼等人不仅在政治斗争中积极主动，还善于利用各种场合迎合明世宗，如在讨论世庙修筑及太后礼仪问题上，他们的意见总能与皇上的意愿不谋而合，这不仅加深了皇帝的信任，也使得他们在排除异己时更有底气。即便是面对南京户部给事中林士元对桂萼的弹劾，明世宗也选择不予理会，显示了对桂萼一派的偏袒。
此外，桂萼与张璁还懂得适时提出宽恕被流放官员的请求，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专横跋扈的形象，同时也在朝中树立了一种恩威并施的权威。而他们对编纂《大礼全书》的参与，更是将自己塑造为大礼议的理论奠基者，进一步巩固了在历史叙事中的地位。
五、颇受帝宠
嘉靖六年至嘉靖七年，桂萼凭借其在“大礼议”中的显着立场和对明世宗的支持，逐渐赢得了皇帝的高度信任与宠幸，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此期间，桂萼的仕途如同坐上了火箭，一路高升，不仅在政治地位上获得了显着提升，还在文化、军事、法制等多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影响力日益增强。
桂萼先是被升任为礼部右侍郎，并提督四夷馆，接着被任命为日讲官，直接参与皇帝的日常学习与决策过程，显示了皇帝对他的高度信赖。在此基础上，桂萼不断提出各类改革与管理建议，如提议国子监生放假探亲、请求重用王守仁等，均得到了明世宗的积极响应。他与张璁共同编纂的《大礼全书》也得到了皇帝的认可，并被更名为《明伦大典》，进一步巩固了其在理论上的权威。
值得注意的是，桂萼在朝中的地位上升也伴随着对反对声音的强力打压。面对南京给事中邹架等人对其不称职的弹劾，明世宗并未采纳，反而继续赋予桂萼更多的职责，如代理刑部事务，甚至在吏部左侍郎空缺时，明世宗直接指定桂萼接任，打破了常规的推举流程，显示了对桂萼的极度信任。他还获得了象征荣誉的银章，并被允许以密封上书的形式参与政事评论，这是对桂萼忠诚与贡献的高度认可。
在这一系列的晋升与赏赐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桂萼被加官为太子太保，甚至在《明伦大典》成书后，他又被赐予少傅兼太子太傅的荣誉，其子也被荫封为中书舍人，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荣耀，标志着桂萼在朝廷中的地位几乎达到了顶峰。
然而，桂萼的快速崛起也伴随着争议与反对，他的一些政策建议，如对修通惠河的反对和在军事策略上的不同意见，都反映出他在执行政策时的决断力与面对不同声音时的坚持。尽管如此，明世宗始终站在桂萼一边，为其排除障碍，确保其改革与管理措施得以推行。
六、入阁辅政
嘉靖八年，桂萼的仕途达到了顶峰，他被任命为武英殿大学士，正式进入内阁，成为明世宗身边的重臣。在进入内阁之初，桂萼承担了诸多重任，包括参与殿试读卷、监修《大明会典》以及进呈《舆地指掌图》等，这些工作不仅彰显了他在学术和行政上的才能，也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朝中的地位。然而，随着权力的增长，桂萼的行事风格和政治决策开始引起一些朝臣的不满和担忧。孙应奎的上疏直接批评桂萼等人，尤其是指出桂萼“作威作福，私纳财贿，阻拦压抑气节之士，结党营私”，这一指控直指桂萼的道德与政治操守，使明世宗不得不对桂萼有所警觉，要求其改正错误。
面对朝中日益增多的非议和皇上的警告，桂萼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两次上书称病求退，试图以退为进，缓解舆论压力。同时，礼科给事中王准弹劾桂萼私荐亲信李梦鹤之事，进一步将桂萼推向风口浪尖。尽管吏部调查后为李梦鹤辩解，但此事已深深触动了明世宗对桂萼的信任，进而引发了一系列针对桂萼及其同党的调查。
陆粲的上疏更是将矛头直指桂萼与张璁，列举了两人种种不法行为，如受赂举荐、结党营私等，这些指控在朝中引发了轩然大波。明世宗最终不堪舆论压力，决定揭露张璁、桂萼的罪状，并令桂萼以尚书身份退休，张璁也被免职。然而，这一决定很快因霍韬的上疏和明世宗对案件的重新审视而出现转机，最终李梦鹤等人被单独定罪，桂萼得以免于重罚，被改任为南京工部尚书。
这一系列事件，充分体现了明代政治中权力斗争的复杂性。桂萼虽然在明世宗的支持下一度风光无限，但也因权力的膨胀和行事方式的争议，陷入了巨大的政治危机。即便如此，桂萼的政治生命并未因此终结，其后仍有国子监学生钱潮等人上书请求其还朝，显示了他在部分人士中仍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声望。然而，明世宗对这些请求的愤怒反应，也透露出皇权对于臣子干预政治决策的警惕和反感，桂萼的复出之路也因此变得扑朔迷离。
七、晚年生涯
嘉靖九年至十年间，桂萼的晚年生涯充满了病痛与皇恩的双重色彩。尽管身患重疾，桂萼仍多次因明世宗的眷顾而重返政坛，显示了其在皇帝心目中的特殊地位。
在嘉靖九年，桂萼因健康状况不佳，数度请求退休，但明世宗不仅屡次慰留，还派太常寺卿魏璄探视，赐予药物与食物，表达深切关怀。这不仅反映了明世宗对桂萼个人能力与贡献的认可，也体现了君臣之间超越寻常的亲密关系。即便是在病中，桂萼依然尽心尽力，进献《三才日历志》，得到明世宗的高度赞赏，再次证明了他作为重臣的价值。
然而，身体状况的恶化最终迫使桂萼再次请求告老还乡，明世宗在万般不舍中批准了他的请求，并给予了丰厚的赏赐，包括银两、衣物及金钱，以示对这位长期辅佐自己的老臣的尊重与感激。桂萼的离世，对明世宗而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不仅特赠桂萼以太傅的高位，赐予“文襄”的美谥，还安排了隆重的祭祀和葬礼，并对桂萼的后人给予了官职，以示对逝者的缅怀与对其家庭的照顾。
结语
桂萼的一生，是勇于担当与探索的一生。他不仅是嘉靖朝政治斗争中的关键角色，更是一位致力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家。虽然他的许多改革措施未能彻底实施，但其思想和实践为后来的张居正等人的改革奠定了基础。桂萼的故事，是对明代中期复杂政治生态的深刻反映，也是对一个时代改革精神的生动诠释。
桂萼，这位明朝中期的风云人物，其早年的经历充满了求学的执着、科举的成功与仕途的初步挫折，为他日后在政坛上的崛起奠定了性格与能力的基础。
出生在成化十四年（1478年）的桂萼，自幼便展现出了不凡的求知欲。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年仅九岁的他开始接受教育，师从胡居仁的弟子张正，这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儒家学问基础。胡居仁乃明代心学的重要代表，其学术思想强调“躬行实践”，这种注重实际、敢于质疑的精神无疑对桂萼日后的政治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进入青年时期，桂萼的学识与志向日益成熟。弘治七年（1494年），他在中峰僧舍潜心苦读，与兄长桂华相互切磋，兄弟二人以师友相待，展现了家族内部浓厚的学术氛围和相互砥砺的风气。这段时间的学习，不仅加深了桂萼对儒家经典的领悟，也锻炼了他的思辨能力。
正德二年（1507年），桂萼不负众望，通过江西乡试，中举人的桂冠，这是他科举道路上的第一个重要里程碑。三年后，他得到推荐前往礼部，标志着其正式踏入官场的门槛。然而，桂萼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正德六年（1511年）虽然高中进士，却因病未能立即赴任，这一插曲似乎预示着他未来的官场生涯将伴随波折。
正德九年（1514年），桂萼担任丹徒知县，首次踏上实际政务岗位。他性格刚直，不畏权贵，这种刚强的性格让他在处理地方事务时屡次与上司发生冲突，显示了他不妥协、敢于直言的一面。这种性格特质在正德十年（1515年）秋得到了进一步体现，因遭人弹劾，朝廷欲将其调往青田，桂萼却拒绝赴任，这既是对其个人原则的坚持，也反映了他对官场现状的不满与挑战。
正德十三年（1518年），桂萼再次因他人推荐而出任武康知县，但历史似乎重演，他又因顶撞上司而陷入困境，不久之后，因父母丧事离职归家，这一系列的遭遇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曲折，也折射出明代地方官僚体系内部的矛盾与冲突。
直到嘉靖元年（1522年），桂萼再次出仕，担任成安知县。这一时期，他不仅需要处理地方政务，更是在内心深处对官场的腐败与不公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些早期的挫折与反思，为他后来在嘉靖朝的大礼议事件中脱颖而出，以及推动改革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坚定的决心。
二、请正大礼
嘉靖二年，桂萼因在成安知县任上的表现升任南京刑部主事。此时，明世宗意图追尊自己的生父兴献王朱佑杬为帝，而朝中多数大臣则坚持遵循传统礼法，认为世宗应以孝宗（明武宗的父亲）为父考，以维护皇统的正统性。这一矛盾引发了朝堂的激烈辩论，桂萼正是在这关键时刻上书，提出了支持世宗立场的观点。
桂萼在奏疏中引用了宋朝范纯仁的例子，试图证明明世宗作为入继大统的天子，不必严格遵循过继为孝宗子嗣的传统，而应直接尊其生父为父考，生母为母后。他认为，世宗的继位是基于祖宗遗训和天子的正统性，而非简单的血缘承继，因此，尊兴献王为皇考合情合理。桂萼的论述直接击中了世宗的心声，得到了明世宗的高度重视，并决定将其奏疏与众臣讨论，此举开启了“大礼议”最为激烈的阶段。
面对桂萼的挑战，以汪俊为代表的大臣们迅速组织反击，联名上书，依据《仪礼》、前朝典故以及儒家伦理，反驳桂萼的观点。他们强调“兄终弟及”的原则适用于亲兄弟之间，明世宗作为武宗的堂弟，理应继续孝宗的宗庙祭祀，尊孝宗为皇考。此外，汪俊等人还引用宋、汉、魏等朝代的实例，说明即使是由旁支入继大统，也需遵守先帝为父的礼制，以维护皇室血统的纯洁性和正统性。他们的奏议得到众多官员的支持，人数远超桂萼一方。
然而，桂萼并未就此退缩。在收到汪俊等人的联名奏议后，明世宗虽然暂未公开表态，但实际上已倾向于桂萼的论点。桂萼趁势再上一书，直接批评汪俊等人违背人伦、忽视帝王骨肉亲情，认为真正的孝敬在于尊生父为考，而非仅仅在称号上做文章。桂萼的坚决立场和情感诉求，进一步赢得了明世宗的认同，最终促使世宗决定召桂萼、张璁等人进京，以更深入地探讨“大礼议”。
正当桂萼等人准备启程北上时，朝中内阁大臣为避免争端扩大，请求维持原有决议，即保留“本生”二字，以示兴献王为世宗的生父而非皇考。这一策略虽然暂时让世宗同意中止召见，但桂萼等人不甘失败，途中再次上书，坚决要求去除“本生”二字，指出这一称谓本质上是将世宗与孝宗绑定，违背了世宗对生父的孝心。桂萼的坚持和明世宗的内心倾向最终促使后者加快了决策进程，决定继续召见桂萼等人，使得“大礼议”进入了新的高潮。
三、履 遭 众 劾
嘉靖三年（1524年）的春夏之交，围绕桂萼与张璁被明世宗朱厚熜重用以及“大礼议”的持续发酵，朝堂之上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暴。这场风暴不仅考验着新君与朝臣之间的关系，更触及了明朝礼法与皇权的深层矛盾。
自明世宗决定尊崇其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后，以桂萼、张璁为代表的改革派与以汪俊、乔宇等人为首的保守派之间的对立逐渐白热化。四月初，给事中张嵩、曹怀、章侨、安磐等官员联名上书，请求罢免桂萼，并反对更改献帝的称号，此动议直指桂萼等人的政治立场，显示出朝中保守力量对改革派的强烈抵制。乔宇的上疏更是直截了当地批评明世宗的任命决定，认为这打破了常规，动摇人心，请求恢复汪俊等人的职务，停止对桂萼等人的征召，进一步加剧了朝堂的紧张气氛。
五月中旬，桂萼与张璁抵达北京，旋即提出七条改革意见，这些意见触及了朝中诸多敏感问题，引起了众多大臣的强烈不满，甚至有人提议将他们二人逮捕处决。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桂萼一度避不出门，张璁则稍后才敢上朝露面，显示了他们面临的巨大压力。紧接着，给事中张翀、郑本公以及众多官员连续上书，弹劾桂萼、张璁等人，指控他们破坏宗庙制度，挑拨皇室关系，诽谤正直官员，要求将他们外放以儆效尤。尽管如此，明世宗并未采纳这些弹劾建议，反而更加倚重桂萼与张璁，这无疑加大了双方的对立。
面对持续的攻击，桂萼与张璁在六月初再次 上 疏 为自己辩护，他们的态度坚决，力图澄清误解，表明改革立场。随后，两人被任命为翰林院学士，这一决定激起了以丰熙、杨维聪等人为代表的官员的强烈不满，他们以与桂萼等人同列官职为耻，纷纷请求辞官，但未被批准。与此同时，李学曾、吉棠等御史指责桂萼、张璁曲解儒学，迎合时弊，而刑部尚书赵鉴甚至提议严惩二人，这些行为反映出朝臣间的深刻裂痕。
在这一系列的政治较量中，杨慎等三十六名官员的集体上书尤为引人注目。他们明确表示与桂萼等人在学术观点和政治立场上存在根本分歧，请求明世宗将他们罢免，以免造成更大的政见不合。这一举动不仅加剧了朝堂的分裂，也迫使明世宗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对上书官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处罚。
随着事态的发展，胡侍、王时柯等监察御史继续上疏，批判桂萼等人提出的改革意见背离经典，挑战传统礼法，呼吁明世宗能够纳忠言、远佞臣，恢复朝纲，平息风波。这一系列的弹劾与辩驳，充分展示了明代中期政治生态的复杂与激烈，以及皇权与士大夫阶层在意识形态和权力分配上的深刻冲突。
四、排除异己
嘉靖三年至嘉靖五年间，随着大礼议的尘埃落定，桂萼与张璁作为明世宗的得力助手，其地位愈发稳固，同时也展开了排除异己、巩固自身权势的行动。
在大礼议胜利后，桂萼等人并未停下脚步，他们借着皇权的支撑，开始在朝中推进一系列人事调整。如桂萼推荐廖纪到吏部任职，这被视为强化改革派力量、控制朝政的关键举措。面对不断涌来的弹劾与批评，桂萼与张璁多次以请辞的方式回应，但每次明世宗均未批准，反而进一步提升他们的职位，如桂萼被提拔为詹事府詹事兼翰林学士，这无疑增强了他们在朝中的影响力。
在这一过程中，桂萼与张璁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反对派进行打击。如杨言的上疏直指桂萼等人是“小人窃位”，桂萼则以反击的姿态上疏，要求罢免那些他认为对皇帝不忠之人，如何渊，以此巩固自身阵营的同时，削弱对手的力量。在与费宏的斗争中，桂萼与张璁更是不遗余力，通过弹劾费宏，指责其受贿、滥用职权等行为，试图清除异己，确保自己在朝中的绝对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桂萼等人不仅在政治斗争中积极主动，还善于利用各种场合迎合明世宗，如在讨论世庙修筑及太后礼仪问题上，他们的意见总能与皇上的意愿不谋而合，这不仅加深了皇帝的信任，也使得他们在排除异己时更有底气。即便是面对南京户部给事中林士元对桂萼的弹劾，明世宗也选择不予理会，显示了对桂萼一派的偏袒。
此外，桂萼与张璁还懂得适时提出宽恕被流放官员的请求，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专横跋扈的形象，同时也在朝中树立了一种恩威并施的权威。而他们对编纂《大礼全书》的参与，更是将自己塑造为大礼议的理论奠基者，进一步巩固了在历史叙事中的地位。
五、颇受帝宠
嘉靖六年至嘉靖七年，桂萼凭借其在“大礼议”中的显着立场和对明世宗的支持，逐渐赢得了皇帝的高度信任与宠幸，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此期间，桂萼的仕途如同坐上了火箭，一路高升，不仅在政治地位上获得了显着提升，还在文化、军事、法制等多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影响力日益增强。
桂萼先是被升任为礼部右侍郎，并提督四夷馆，接着被任命为日讲官，直接参与皇帝的日常学习与决策过程，显示了皇帝对他的高度信赖。在此基础上，桂萼不断提出各类改革与管理建议，如提议国子监生放假探亲、请求重用王守仁等，均得到了明世宗的积极响应。他与张璁共同编纂的《大礼全书》也得到了皇帝的认可，并被更名为《明伦大典》，进一步巩固了其在理论上的权威。
值得注意的是，桂萼在朝中的地位上升也伴随着对反对声音的强力打压。面对南京给事中邹架等人对其不称职的弹劾，明世宗并未采纳，反而继续赋予桂萼更多的职责，如代理刑部事务，甚至在吏部左侍郎空缺时，明世宗直接指定桂萼接任，打破了常规的推举流程，显示了对桂萼的极度信任。他还获得了象征荣誉的银章，并被允许以密封上书的形式参与政事评论，这是对桂萼忠诚与贡献的高度认可。
在这一系列的晋升与赏赐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桂萼被加官为太子太保，甚至在《明伦大典》成书后，他又被赐予少傅兼太子太傅的荣誉，其子也被荫封为中书舍人，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荣耀，标志着桂萼在朝廷中的地位几乎达到了顶峰。
然而，桂萼的快速崛起也伴随着争议与反对，他的一些政策建议，如对修通惠河的反对和在军事策略上的不同意见，都反映出他在执行政策时的决断力与面对不同声音时的坚持。尽管如此，明世宗始终站在桂萼一边，为其排除障碍，确保其改革与管理措施得以推行。
六、入阁辅政
嘉靖八年，桂萼的仕途达到了顶峰，他被任命为武英殿大学士，正式进入内阁，成为明世宗身边的重臣。在进入内阁之初，桂萼承担了诸多重任，包括参与殿试读卷、监修《大明会典》以及进呈《舆地指掌图》等，这些工作不仅彰显了他在学术和行政上的才能，也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朝中的地位。然而，随着权力的增长，桂萼的行事风格和政治决策开始引起一些朝臣的不满和担忧。孙应奎的上疏直接批评桂萼等人，尤其是指出桂萼“作威作福，私纳财贿，阻拦压抑气节之士，结党营私”，这一指控直指桂萼的道德与政治操守，使明世宗不得不对桂萼有所警觉，要求其改正错误。
面对朝中日益增多的非议和皇上的警告，桂萼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两次上书称病求退，试图以退为进，缓解舆论压力。同时，礼科给事中王准弹劾桂萼私荐亲信李梦鹤之事，进一步将桂萼推向风口浪尖。尽管吏部调查后为李梦鹤辩解，但此事已深深触动了明世宗对桂萼的信任，进而引发了一系列针对桂萼及其同党的调查。
陆粲的上疏更是将矛头直指桂萼与张璁，列举了两人种种不法行为，如受赂举荐、结党营私等，这些指控在朝中引发了轩然大波。明世宗最终不堪舆论压力，决定揭露张璁、桂萼的罪状，并令桂萼以尚书身份退休，张璁也被免职。然而，这一决定很快因霍韬的上疏和明世宗对案件的重新审视而出现转机，最终李梦鹤等人被单独定罪，桂萼得以免于重罚，被改任为南京工部尚书。
这一系列事件，充分体现了明代政治中权力斗争的复杂性。桂萼虽然在明世宗的支持下一度风光无限，但也因权力的膨胀和行事方式的争议，陷入了巨大的政治危机。即便如此，桂萼的政治生命并未因此终结，其后仍有国子监学生钱潮等人上书请求其还朝，显示了他在部分人士中仍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声望。然而，明世宗对这些请求的愤怒反应，也透露出皇权对于臣子干预政治决策的警惕和反感，桂萼的复出之路也因此变得扑朔迷离。
七、晚年生涯
嘉靖九年至十年间，桂萼的晚年生涯充满了病痛与皇恩的双重色彩。尽管身患重疾，桂萼仍多次因明世宗的眷顾而重返政坛，显示了其在皇帝心目中的特殊地位。
在嘉靖九年，桂萼因健康状况不佳，数度请求退休，但明世宗不仅屡次慰留，还派太常寺卿魏璄探视，赐予药物与食物，表达深切关怀。这不仅反映了明世宗对桂萼个人能力与贡献的认可，也体现了君臣之间超越寻常的亲密关系。即便是在病中，桂萼依然尽心尽力，进献《三才日历志》，得到明世宗的高度赞赏，再次证明了他作为重臣的价值。
然而，身体状况的恶化最终迫使桂萼再次请求告老还乡，明世宗在万般不舍中批准了他的请求，并给予了丰厚的赏赐，包括银两、衣物及金钱，以示对这位长期辅佐自己的老臣的尊重与感激。桂萼的离世，对明世宗而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不仅特赠桂萼以太傅的高位，赐予“文襄”的美谥，还安排了隆重的祭祀和葬礼，并对桂萼的后人给予了官职，以示对逝者的缅怀与对其家庭的照顾。
结语
桂萼的一生，是勇于担当与探索的一生。他不仅是嘉靖朝政治斗争中的关键角色，更是一位致力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家。虽然他的许多改革措施未能彻底实施，但其思想和实践为后来的张居正等人的改革奠定了基础。桂萼的故事，是对明代中期复杂政治生态的深刻反映，也是对一个时代改革精神的生动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