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明朝作为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其政治、文化、军事上的诸多事迹至今仍为后人所津津乐道。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批才华横溢的政治家，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和胆识，推动着帝国的车轮滚滚向前。其中，李贤，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深邃的文学修养，以及对国家的忠诚奉献，成为了明英宗时代的一根重要支柱，其一生波澜壮阔，影响深远。
一、科举入仕，仕途初显
李贤出生于明成祖永乐七年（1409年），自幼聪慧好学，饱读诗书，立志于经邦济世。宣德八年（1433年），正值而立之年的李贤，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高中进士，这标志着他正式踏入了仕途。科举的胜利不仅仅是对其学问的认可，更是打开了通往权力中枢的大门。初入官场，李贤被授予吏部验封主事的职位，负责官员的考核与任命，这对于刚入仕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起点颇高的位置，也是对其能力的初步肯定。
在随后的岁月里，李贤以其卓越的才能和勤勉的工作态度，在吏部逐步晋升。考功、文选郎中等职位的历练，让他对官僚体系的运作有了深入的理解和掌握。这两个职位分别负责官员的考核与选拔，李贤在此过程中展现出了非凡的行政才能和识人用人的眼光，为朝廷选拔了一批批有为之士，同时也为自己积累了广泛的人脉和宝贵的经验。
正统十四年（1449年），是李贤政治生涯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明英宗朱祁镇决定亲征北方的瓦剌势力，李贤作为朝中重臣，自然随军出征。然而，这场战役却以明朝军队在土木堡的惨败告终，明英宗本人也被俘虏，史称“土木堡之变”。在这场国家危难之际，李贤凭借其机智与勇气，成功脱离战场，安全返回京城。这一经历不仅是对他个人忠诚与勇敢的考验，更为他在朝中的声望增添了浓厚的一笔。在那之后，李贤的名字与“土木堡之变”的英勇逃脱紧紧相连，成为了他政治资本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二、辅佐两朝，政绩斐然
景泰年间，大明帝国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外有边患频仍，内则因“土木堡之变”而元气大伤。此时的李贤，已不再是初入仕途的青涩官员，而是逐渐成长为一位深谙治国之道的重臣。他深知国家正处于关键时刻，于是精心拟定了“正本十策”，这是一份旨在从根本上整顿朝纲、恢复国力的政策建议，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方面，充分展示了李贤的全局视野和深刻洞察力。这份 奏 疏 得到了明代宗朱祁钰的高度赞赏，视为治国理政的良方。李贤因此被提拔到更高职位，先任兵部侍郎，后转户部侍郎，最后成为吏部右侍郎。这一系列的任命，不仅标志着李贤在军事、财政及人事管理领域的全面才能得到认可，更意味着他已正式步入帝国的核心决策层。
然而，李贤的政治生涯并未止步于此。随着明英宗朱祁镇在“夺门之变”中重新夺回帝位，李贤的政治地位非但没有受到冲击，反而更加稳固。英宗复辟后，深知李贤的忠诚与才能，故将其任命为翰林学士，不久便纳入内阁，这标志着李贤正式成为国家最高决策机构的一员。随后，李贤又被提拔为吏部尚书，掌管全国官员的选拔与考核，这一职位的分量，足以体现他对英宗朝政的巨大影响力。
李贤在英宗朝的地位之重，还体现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英宗晚年，因病重而不得不考虑后事，他选择了李贤作为托孤重臣，委托其辅助太子朱见深（即后来的明宪宗）。这一决定，无疑是英宗对李贤无比信任的体现，也是李贤在皇室中无与伦比地位的证明。李贤不负所托，在英宗去世后，继续辅佐年轻的宪宗，确保了政权的平稳过渡，展现了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深远的国家责任感。
在辅佐两朝的过程中，李贤的政绩斐然，他不仅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如平定边疆叛乱、改革税制、整饬吏治等，还在文化教育方面有所建树，鼓励文学创作，提倡学术研究，为明中叶的文化繁荣做出了贡献。
三、改革弊政，举贤任能
在李贤的政治生涯中，改革弊政、举贤任能是他最为人称颂的政绩之一。面对明朝中期日益严重的宦官专权和武将干政现象，李贤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勇气和深沉的改革决心。特别是针对权阉曹吉祥和武将石亨这两位权势熏天的人物，李贤没有选择妥协，而是坚决站在了正义的一边，力图肃清朝廷中的腐败与混乱，恢复国家正常的统治秩序。
曹吉祥与石亨，一位是手握禁军、干预朝政的宦官，另一位则是因“夺门之变”有功而权势日盛的武将，他们的存在严重威胁到了皇权的集中和国家的正常运行。李贤深知，若要使国家机器顺畅运转，必须首先清除这些毒瘤。他利用自己在朝中的威望和智谋，巧妙地与这两位权臣周旋，同时暗中搜集证据，准备时机成熟时给予致命一击。尽管这一过程充满了风险，甚至一度使他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但李贤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最终在复杂的宫廷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有效地遏制了宦官和武将的嚣张气焰，为明朝中期的政局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人才选拔与言论自由方面，李贤更是有着超前的认识和实践。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兴盛与否，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汇聚天下英才，并允许他们畅所欲言，提出真知灼见。他推行了一系列选官制度改革，注重官员的德才兼备，强调考核的实际成效而非表面文章，这使得一大批真正有才能的官员脱颖而出，充实到各级政府部门，极大地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和清廉度。同时，他还倡导言论自由，鼓励臣子们敢于直言进谏，哪怕是对皇帝的批评也不避讳，这样的风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治的清明，增强了政府的自我纠错能力。
然而，李贤的改革之路并非一片坦途，他也因此树敌众多。在推行人才政策时，由于种种原因，他与一些同样有才之士产生了冲突，如对叶盛的压制和岳正的排挤，这些做法在当时及后世引发了不小的争议。特别是未能及时援救罗伦一事，让一些人认为李贤在关键时刻未能坚持原则，保护无辜，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完人”的形象。这些争议说明，即便是如李贤这般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也难以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做到面面俱到，每一步决策都可能面临道德与利益的艰难抉择。
四、文达公的文学成就
李贤的文学成就，如同他政治生涯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映照出他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在那个盛行华丽辞藻、讲究形式美的明代文坛，李贤的文学作品如同一股清流，以其质朴无华、优雅自然的风格独树一帜。他的诗文不追求繁复的修辞和雕琢的辞藻，而是以真挚的情感和深邃的思想见长，这不仅反映了他深厚的文学修养，也展现了其正直不阿的人格特质。
李贤的文学创作涵盖了诗歌、散文等多种体裁，他的作品往往贴近生活，蕴含哲理，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和个人情感的抒发。在内容上，他既能书写对国家大事的见解与忧虑，又能细腻描绘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感悟，展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作为文人的敏感细腻。这种结合了实际政务经验与文学创作的双重身份，使得李贤的作品既有深度又有温度，能够超越时代的局限，触动人心。
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对李贤文学作品的高度评价，是对他文风的最好总结。“无矫揉造作之习”不仅赞扬了李贤作品的自然流畅，更深层次地反映了李贤作为一位文化人的独立精神和高尚情操。在当时文坛普遍追求形式美、堆砌辞藻的风气中，李贤坚持自我，不盲目追随潮流，这种文学追求与他政治上力主改革、举贤任能的理念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他完整而独特的个人形象。
五、身后荣哀与历史评价
李贤于成化二年十二月（1467年1月）逝世，享年五十九岁。他的离世，对明宪宗而言，是失去了一位重要的辅弼。朝廷追赠其为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谥号“文达”，以表彰其对国家的贡献。到了清康熙年间，李贤更是被从祀历代帝王庙，其历史地位再次得到确认。
一、科举入仕，仕途初显
李贤出生于明成祖永乐七年（1409年），自幼聪慧好学，饱读诗书，立志于经邦济世。宣德八年（1433年），正值而立之年的李贤，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高中进士，这标志着他正式踏入了仕途。科举的胜利不仅仅是对其学问的认可，更是打开了通往权力中枢的大门。初入官场，李贤被授予吏部验封主事的职位，负责官员的考核与任命，这对于刚入仕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起点颇高的位置，也是对其能力的初步肯定。
在随后的岁月里，李贤以其卓越的才能和勤勉的工作态度，在吏部逐步晋升。考功、文选郎中等职位的历练，让他对官僚体系的运作有了深入的理解和掌握。这两个职位分别负责官员的考核与选拔，李贤在此过程中展现出了非凡的行政才能和识人用人的眼光，为朝廷选拔了一批批有为之士，同时也为自己积累了广泛的人脉和宝贵的经验。
正统十四年（1449年），是李贤政治生涯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明英宗朱祁镇决定亲征北方的瓦剌势力，李贤作为朝中重臣，自然随军出征。然而，这场战役却以明朝军队在土木堡的惨败告终，明英宗本人也被俘虏，史称“土木堡之变”。在这场国家危难之际，李贤凭借其机智与勇气，成功脱离战场，安全返回京城。这一经历不仅是对他个人忠诚与勇敢的考验，更为他在朝中的声望增添了浓厚的一笔。在那之后，李贤的名字与“土木堡之变”的英勇逃脱紧紧相连，成为了他政治资本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二、辅佐两朝，政绩斐然
景泰年间，大明帝国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外有边患频仍，内则因“土木堡之变”而元气大伤。此时的李贤，已不再是初入仕途的青涩官员，而是逐渐成长为一位深谙治国之道的重臣。他深知国家正处于关键时刻，于是精心拟定了“正本十策”，这是一份旨在从根本上整顿朝纲、恢复国力的政策建议，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方面，充分展示了李贤的全局视野和深刻洞察力。这份 奏 疏 得到了明代宗朱祁钰的高度赞赏，视为治国理政的良方。李贤因此被提拔到更高职位，先任兵部侍郎，后转户部侍郎，最后成为吏部右侍郎。这一系列的任命，不仅标志着李贤在军事、财政及人事管理领域的全面才能得到认可，更意味着他已正式步入帝国的核心决策层。
然而，李贤的政治生涯并未止步于此。随着明英宗朱祁镇在“夺门之变”中重新夺回帝位，李贤的政治地位非但没有受到冲击，反而更加稳固。英宗复辟后，深知李贤的忠诚与才能，故将其任命为翰林学士，不久便纳入内阁，这标志着李贤正式成为国家最高决策机构的一员。随后，李贤又被提拔为吏部尚书，掌管全国官员的选拔与考核，这一职位的分量，足以体现他对英宗朝政的巨大影响力。
李贤在英宗朝的地位之重，还体现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英宗晚年，因病重而不得不考虑后事，他选择了李贤作为托孤重臣，委托其辅助太子朱见深（即后来的明宪宗）。这一决定，无疑是英宗对李贤无比信任的体现，也是李贤在皇室中无与伦比地位的证明。李贤不负所托，在英宗去世后，继续辅佐年轻的宪宗，确保了政权的平稳过渡，展现了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深远的国家责任感。
在辅佐两朝的过程中，李贤的政绩斐然，他不仅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如平定边疆叛乱、改革税制、整饬吏治等，还在文化教育方面有所建树，鼓励文学创作，提倡学术研究，为明中叶的文化繁荣做出了贡献。
三、改革弊政，举贤任能
在李贤的政治生涯中，改革弊政、举贤任能是他最为人称颂的政绩之一。面对明朝中期日益严重的宦官专权和武将干政现象，李贤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勇气和深沉的改革决心。特别是针对权阉曹吉祥和武将石亨这两位权势熏天的人物，李贤没有选择妥协，而是坚决站在了正义的一边，力图肃清朝廷中的腐败与混乱，恢复国家正常的统治秩序。
曹吉祥与石亨，一位是手握禁军、干预朝政的宦官，另一位则是因“夺门之变”有功而权势日盛的武将，他们的存在严重威胁到了皇权的集中和国家的正常运行。李贤深知，若要使国家机器顺畅运转，必须首先清除这些毒瘤。他利用自己在朝中的威望和智谋，巧妙地与这两位权臣周旋，同时暗中搜集证据，准备时机成熟时给予致命一击。尽管这一过程充满了风险，甚至一度使他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但李贤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最终在复杂的宫廷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有效地遏制了宦官和武将的嚣张气焰，为明朝中期的政局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人才选拔与言论自由方面，李贤更是有着超前的认识和实践。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兴盛与否，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汇聚天下英才，并允许他们畅所欲言，提出真知灼见。他推行了一系列选官制度改革，注重官员的德才兼备，强调考核的实际成效而非表面文章，这使得一大批真正有才能的官员脱颖而出，充实到各级政府部门，极大地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和清廉度。同时，他还倡导言论自由，鼓励臣子们敢于直言进谏，哪怕是对皇帝的批评也不避讳，这样的风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治的清明，增强了政府的自我纠错能力。
然而，李贤的改革之路并非一片坦途，他也因此树敌众多。在推行人才政策时，由于种种原因，他与一些同样有才之士产生了冲突，如对叶盛的压制和岳正的排挤，这些做法在当时及后世引发了不小的争议。特别是未能及时援救罗伦一事，让一些人认为李贤在关键时刻未能坚持原则，保护无辜，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完人”的形象。这些争议说明，即便是如李贤这般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也难以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做到面面俱到，每一步决策都可能面临道德与利益的艰难抉择。
四、文达公的文学成就
李贤的文学成就，如同他政治生涯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映照出他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在那个盛行华丽辞藻、讲究形式美的明代文坛，李贤的文学作品如同一股清流，以其质朴无华、优雅自然的风格独树一帜。他的诗文不追求繁复的修辞和雕琢的辞藻，而是以真挚的情感和深邃的思想见长，这不仅反映了他深厚的文学修养，也展现了其正直不阿的人格特质。
李贤的文学创作涵盖了诗歌、散文等多种体裁，他的作品往往贴近生活，蕴含哲理，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和个人情感的抒发。在内容上，他既能书写对国家大事的见解与忧虑，又能细腻描绘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感悟，展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作为文人的敏感细腻。这种结合了实际政务经验与文学创作的双重身份，使得李贤的作品既有深度又有温度，能够超越时代的局限，触动人心。
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对李贤文学作品的高度评价，是对他文风的最好总结。“无矫揉造作之习”不仅赞扬了李贤作品的自然流畅，更深层次地反映了李贤作为一位文化人的独立精神和高尚情操。在当时文坛普遍追求形式美、堆砌辞藻的风气中，李贤坚持自我，不盲目追随潮流，这种文学追求与他政治上力主改革、举贤任能的理念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他完整而独特的个人形象。
五、身后荣哀与历史评价
李贤于成化二年十二月（1467年1月）逝世，享年五十九岁。他的离世，对明宪宗而言，是失去了一位重要的辅弼。朝廷追赠其为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谥号“文达”，以表彰其对国家的贡献。到了清康熙年间，李贤更是被从祀历代帝王庙，其历史地位再次得到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