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仕途与隐匿灾情
黄潜善，字茂和，出生于北宋末年元符三年（1078年），祖籍位于福建邵武。作为一位出身于地方的士人，黄潜善凭借其过人的才学与应试能力，成功通过科举考试，登第及第，正式步入了封建官僚体系，开启了其仕宦生涯。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黄潜善能够从中脱颖而出，足以证明其在儒家经典、诗赋文章等方面的深厚功底与卓越才能，为其在官场上崭露头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进入仕途后，黄潜善在政坛上初露锋芒，逐步展现其行政才能与政治手腕。至宣和初年（约1119年），黄潜善已晋升至左司郎中之职，这是一个掌管中央部门日常政务的重要官职，负责协助尚书处理各项事务，体现了他在官场上的稳步上升。这一时期，黄潜善被委以重任，奉命前往陕西、河东地区考察地震灾害情况。这是一次对官员实际工作能力与责任担当的重大考验，黄潜善被寄予厚望，期待他能准确了解灾区实况，为朝廷制定救灾措施提供详实依据。
然而，黄潜善在完成此次任务后，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且不光彩的决定——他选择隐瞒了灾区的严重灾情，未如实上报给朝廷。这一行为，无疑与其作为朝廷命官应有的公正无私、实事求是的精神背道而驰，是对受灾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漠视，也是对国家救灾资源调配的严重误导。黄潜善之所以做出如此违背职业道德与道德良知的选择，可能出于多种动机：或是为了粉饰太平，以维持朝廷表面上的稳定；或是为了避免因上报重大灾情而影响个人仕途，甚至招致责罚；或是出于对地方官僚系统的袒护，不愿揭露其在灾害应对中的失职行为。
尽管黄潜善的匿报行为令人愤慨，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这一做法却为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回报”。由于隐瞒了真实灾情，朝廷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因黄潜善“顺利完成任务”而对其给予了嘉许。黄潜善因此得到了一次不光彩的晋升，升任户部侍郎。户部是掌管国家财政收支、田赋漕运等重要事务的中央机构，户部侍郎是仅次于尚书的副长官，位高权重。黄潜善的这次升迁，无疑是对其隐瞒灾情行为的间接肯定，也是对其个人权谋与投机取巧的奖赏，进一步暴露了当时官场风气的腐化与道德底线的滑坡。
二、拥立高宗与排斥李纲
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随着北宋的灭亡与高宗赵构即位，中国历史进入了南宋时期。在这个动荡时局中，黄潜善因拥立高宗即位而立下汗马功劳，得到了迅速的提拔，被任命为中书侍郎，成为中枢要员之一。中书侍郎在宋代是中书省的高级官员，负责协助宰相处理朝廷政务，这一任命无疑标志着黄潜善在权力核心圈中的地位提升。
高宗即位之初，为了稳定人心、提振士气，顺应民意，决定起用主战派领袖李纲担任右仆射，即宰相之一。右仆射在宋代为宰相之首，掌握国家行政大权，李纲的任命象征着高宗政府对恢复中原、抗击金军的决心。与此同时，黄潜善被调任为同知枢密院事兼御营使，这两个职务分别涉及军事决策与皇帝卫队的指挥，说明黄潜善在军事领域也得到了相当的倚重。
然而，黄潜善与李纲在政见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李纲主张积极备战、收复失地，而黄潜善则对金人持妥协态度，倾向于偏安江南、维持现状。这种对立在南宋初年的政局中尤为突出，反映出朝廷内部主战与主和两大阵营的激烈较量。黄潜善对李纲的主战主张心存不满，两人在政策制定与执行上屡屡产生冲突。
黄潜善善于揣摩高宗的心理，其主张与态度往往能与皇帝保持高度一致，因此深得高宗的信任。在黄潜善的运作下，高宗对内阁进行了调整，将李纲调任为左仆射，降低了其在宰执序列中的地位，而黄潜善则被提升为右仆射，成为实质上的首席宰相。这一人事变动，标志着主和派在朝廷中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同时也预示了李纲的黯然出局。
黄潜善利用其权势，指使殿中侍御史张浚罗织罪名，对李纲进行公开诋毁，制造舆论压力。在黄潜善的排挤与攻击之下，李纲这位主战派领袖在宰相之位上仅仅停留了70余天，就被迫离职。这一事件不仅引发了朝野上下对黄潜善的普遍不满与指责，也暴露了南宋初年政治斗争的残酷与权臣弄权的乱象。
三、主和偏安与遣散勤王
黄潜善在担任南宋宰辅期间，面对金人南侵、国家危亡的严峻形势，却力主与金议和，追求偏安江南的策略。这一主张反映了黄潜善在国家利益和个人权位之间的取舍，其行为明显倾向于后者，表现出典型的权臣心态与短视行为。
首先，黄潜善主张对金议和，其根本出发点在于维护自身的权位与利益。他深知，持续的战争不仅可能导致国家的崩溃，也可能威胁到其在朝廷中的地位。因此，黄潜善倾向于通过与金议和，换取一时的和平，以此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他积极推动与金人的谈判，试图通过割地赔款、称臣纳贡等方式换取金人的停战承诺，以达到偏安江南的目的。这种妥协求和的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可能避免了战争的直接冲击，但却牺牲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与民族尊严，为南宋日后的衰败埋下了隐患。
其次，黄潜善利用各种手段遣散各地前来勤王的军队，削弱了南宋的国防力量。这些勤王之兵，本是各地忠于朝廷、决心抗击金人的武装力量，是南宋抵御外侮的重要支柱。然而，黄潜善出于对主战派的敌视与对自身权位的维护，不惜采取种种手段，如散布谣言、扣押粮草、削减军饷等，迫使这些军队解散或返回原地。这一行为，不仅削弱了南宋的军事实力，也严重打击了军民的抗金士气，使南宋在面对金军进攻时更加被动。
此外，黄潜善还促使高宗将朝廷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迁至扬州，进一步放弃了对北方大片地区的有效控制。南京作为南宋临时首都，地处中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黄潜善却主张南迁扬州，理由是扬州地理位置偏僻，不易受到金军直接攻击，有利于朝廷的安稳。这一决策，实际上是将朝廷置于远离前线、缺乏战略纵深的境地，使得南宋在面对金军的攻势时难以组织有效的防御与反击。同时，朝廷南迁也意味着放弃了对北方广大地区的治理与收复，使得这些地区落入金人之手，进一步加剧了南宋领土的丧失。
四、扬州治政与民怨沸腾
南宋朝廷迁至扬州后，黄潜善升任左仆射，手握重权，却未能担起国家重任。他执政期间，并未积极备战，以应对金国可能的侵犯，反而采取了消极的态度，因循 苟 安，不思进取。
黄潜善对于军民的抗金热情和备战需求置若罔闻，忽视了国家的安全大局。他未能利用扬州的地理优势，加强城墙防御，整顿军队，反而任由军队纪律松散，士气低落。这种消极备战的态度，使得南宋朝廷在金国面前显得异常脆弱，一旦战争爆发，后果不堪设想。
黄潜善的消极备战政策，引起了军民的极大不满。军民们对于他的不作为感到愤怒和失望，纷纷指责他误国误民。黄潜善的执政，使得南宋朝廷在扬州的统治岌岌可危，也为后来的历史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五、贬谪梅州与病逝异乡
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中旬，面对金军的步步紧逼，高宗被迫从镇江再退至临安（今浙江杭州）。中丞张澄趁机弹劾黄潜善与另一权臣汪伯彦共犯20条大罪，高宗遂将其贬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今江苏南京），旋即又削职，安置于衡州（今湖南衡阳）。此后，郑珏继续上书，指出黄潜善罪恶较汪伯彦更为严重，高宗遂将其改置于更偏远的梅州（今广东梅县）。同年冬天，黄潜善在梅州病逝，结束了其充满争议的一生。
六、历史评价与身后争议
黄潜善作为南宋初年的首任宰相，因其卖国行径、排斥忠良、消极备战等恶劣行为，被后世史家列入“奸臣”行列。他与汪伯彦等人共同塑造了南宋初年妥协求和、偏安一隅的政治基调，对南宋初年的政局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黄潜善的所作所为，不仅在当时遭到朝野广泛批评，也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负面印记，成为警示后人的反面教材。
黄潜善，字茂和，出生于北宋末年元符三年（1078年），祖籍位于福建邵武。作为一位出身于地方的士人，黄潜善凭借其过人的才学与应试能力，成功通过科举考试，登第及第，正式步入了封建官僚体系，开启了其仕宦生涯。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黄潜善能够从中脱颖而出，足以证明其在儒家经典、诗赋文章等方面的深厚功底与卓越才能，为其在官场上崭露头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进入仕途后，黄潜善在政坛上初露锋芒，逐步展现其行政才能与政治手腕。至宣和初年（约1119年），黄潜善已晋升至左司郎中之职，这是一个掌管中央部门日常政务的重要官职，负责协助尚书处理各项事务，体现了他在官场上的稳步上升。这一时期，黄潜善被委以重任，奉命前往陕西、河东地区考察地震灾害情况。这是一次对官员实际工作能力与责任担当的重大考验，黄潜善被寄予厚望，期待他能准确了解灾区实况，为朝廷制定救灾措施提供详实依据。
然而，黄潜善在完成此次任务后，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且不光彩的决定——他选择隐瞒了灾区的严重灾情，未如实上报给朝廷。这一行为，无疑与其作为朝廷命官应有的公正无私、实事求是的精神背道而驰，是对受灾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漠视，也是对国家救灾资源调配的严重误导。黄潜善之所以做出如此违背职业道德与道德良知的选择，可能出于多种动机：或是为了粉饰太平，以维持朝廷表面上的稳定；或是为了避免因上报重大灾情而影响个人仕途，甚至招致责罚；或是出于对地方官僚系统的袒护，不愿揭露其在灾害应对中的失职行为。
尽管黄潜善的匿报行为令人愤慨，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这一做法却为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回报”。由于隐瞒了真实灾情，朝廷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因黄潜善“顺利完成任务”而对其给予了嘉许。黄潜善因此得到了一次不光彩的晋升，升任户部侍郎。户部是掌管国家财政收支、田赋漕运等重要事务的中央机构，户部侍郎是仅次于尚书的副长官，位高权重。黄潜善的这次升迁，无疑是对其隐瞒灾情行为的间接肯定，也是对其个人权谋与投机取巧的奖赏，进一步暴露了当时官场风气的腐化与道德底线的滑坡。
二、拥立高宗与排斥李纲
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随着北宋的灭亡与高宗赵构即位，中国历史进入了南宋时期。在这个动荡时局中，黄潜善因拥立高宗即位而立下汗马功劳，得到了迅速的提拔，被任命为中书侍郎，成为中枢要员之一。中书侍郎在宋代是中书省的高级官员，负责协助宰相处理朝廷政务，这一任命无疑标志着黄潜善在权力核心圈中的地位提升。
高宗即位之初，为了稳定人心、提振士气，顺应民意，决定起用主战派领袖李纲担任右仆射，即宰相之一。右仆射在宋代为宰相之首，掌握国家行政大权，李纲的任命象征着高宗政府对恢复中原、抗击金军的决心。与此同时，黄潜善被调任为同知枢密院事兼御营使，这两个职务分别涉及军事决策与皇帝卫队的指挥，说明黄潜善在军事领域也得到了相当的倚重。
然而，黄潜善与李纲在政见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李纲主张积极备战、收复失地，而黄潜善则对金人持妥协态度，倾向于偏安江南、维持现状。这种对立在南宋初年的政局中尤为突出，反映出朝廷内部主战与主和两大阵营的激烈较量。黄潜善对李纲的主战主张心存不满，两人在政策制定与执行上屡屡产生冲突。
黄潜善善于揣摩高宗的心理，其主张与态度往往能与皇帝保持高度一致，因此深得高宗的信任。在黄潜善的运作下，高宗对内阁进行了调整，将李纲调任为左仆射，降低了其在宰执序列中的地位，而黄潜善则被提升为右仆射，成为实质上的首席宰相。这一人事变动，标志着主和派在朝廷中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同时也预示了李纲的黯然出局。
黄潜善利用其权势，指使殿中侍御史张浚罗织罪名，对李纲进行公开诋毁，制造舆论压力。在黄潜善的排挤与攻击之下，李纲这位主战派领袖在宰相之位上仅仅停留了70余天，就被迫离职。这一事件不仅引发了朝野上下对黄潜善的普遍不满与指责，也暴露了南宋初年政治斗争的残酷与权臣弄权的乱象。
三、主和偏安与遣散勤王
黄潜善在担任南宋宰辅期间，面对金人南侵、国家危亡的严峻形势，却力主与金议和，追求偏安江南的策略。这一主张反映了黄潜善在国家利益和个人权位之间的取舍，其行为明显倾向于后者，表现出典型的权臣心态与短视行为。
首先，黄潜善主张对金议和，其根本出发点在于维护自身的权位与利益。他深知，持续的战争不仅可能导致国家的崩溃，也可能威胁到其在朝廷中的地位。因此，黄潜善倾向于通过与金议和，换取一时的和平，以此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他积极推动与金人的谈判，试图通过割地赔款、称臣纳贡等方式换取金人的停战承诺，以达到偏安江南的目的。这种妥协求和的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可能避免了战争的直接冲击，但却牺牲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与民族尊严，为南宋日后的衰败埋下了隐患。
其次，黄潜善利用各种手段遣散各地前来勤王的军队，削弱了南宋的国防力量。这些勤王之兵，本是各地忠于朝廷、决心抗击金人的武装力量，是南宋抵御外侮的重要支柱。然而，黄潜善出于对主战派的敌视与对自身权位的维护，不惜采取种种手段，如散布谣言、扣押粮草、削减军饷等，迫使这些军队解散或返回原地。这一行为，不仅削弱了南宋的军事实力，也严重打击了军民的抗金士气，使南宋在面对金军进攻时更加被动。
此外，黄潜善还促使高宗将朝廷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迁至扬州，进一步放弃了对北方大片地区的有效控制。南京作为南宋临时首都，地处中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黄潜善却主张南迁扬州，理由是扬州地理位置偏僻，不易受到金军直接攻击，有利于朝廷的安稳。这一决策，实际上是将朝廷置于远离前线、缺乏战略纵深的境地，使得南宋在面对金军的攻势时难以组织有效的防御与反击。同时，朝廷南迁也意味着放弃了对北方广大地区的治理与收复，使得这些地区落入金人之手，进一步加剧了南宋领土的丧失。
四、扬州治政与民怨沸腾
南宋朝廷迁至扬州后，黄潜善升任左仆射，手握重权，却未能担起国家重任。他执政期间，并未积极备战，以应对金国可能的侵犯，反而采取了消极的态度，因循 苟 安，不思进取。
黄潜善对于军民的抗金热情和备战需求置若罔闻，忽视了国家的安全大局。他未能利用扬州的地理优势，加强城墙防御，整顿军队，反而任由军队纪律松散，士气低落。这种消极备战的态度，使得南宋朝廷在金国面前显得异常脆弱，一旦战争爆发，后果不堪设想。
黄潜善的消极备战政策，引起了军民的极大不满。军民们对于他的不作为感到愤怒和失望，纷纷指责他误国误民。黄潜善的执政，使得南宋朝廷在扬州的统治岌岌可危，也为后来的历史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五、贬谪梅州与病逝异乡
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中旬，面对金军的步步紧逼，高宗被迫从镇江再退至临安（今浙江杭州）。中丞张澄趁机弹劾黄潜善与另一权臣汪伯彦共犯20条大罪，高宗遂将其贬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今江苏南京），旋即又削职，安置于衡州（今湖南衡阳）。此后，郑珏继续上书，指出黄潜善罪恶较汪伯彦更为严重，高宗遂将其改置于更偏远的梅州（今广东梅县）。同年冬天，黄潜善在梅州病逝，结束了其充满争议的一生。
六、历史评价与身后争议
黄潜善作为南宋初年的首任宰相，因其卖国行径、排斥忠良、消极备战等恶劣行为，被后世史家列入“奸臣”行列。他与汪伯彦等人共同塑造了南宋初年妥协求和、偏安一隅的政治基调，对南宋初年的政局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黄潜善的所作所为，不仅在当时遭到朝野广泛批评，也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负面印记，成为警示后人的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