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乱世砺志：少年白居易与早年仕途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诞生于公元772年，祖籍太原（今山西），曾祖时移居下邽（今陕西渭南），实则出生于河南新郑。其少年时期适逢唐代藩镇割据、战乱频仍的动荡岁月，这特殊的成长环境使他早早就立下了苦读以求学问、以诗言志的人生志向。
唐贞元十六年（800年），白居易不负所望，一举进士及第，正式步入仕途。两年后的802年，他与同为诗坛翘楚的元稹一同通过“书判拔萃科”考试，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之职。不久，他又在“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中脱颖而出，被任命为盩庢（今西安周至县）县尉。这一系列的科举成功和早期官职变动，不仅彰显了白居易出众的才学，也为他后来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基础。
二、直言敢谏：积极参与政治，倡言改革
在职期间，白居易以其进士考官、集贤校理等职务，深度介入国家政务，展现出了超凡的行政智慧与锐利的政治洞见。这位唐代现实主义诗人在文学创作之外，同样在政坛上挥洒着他的才智与胆识，成为那个时代官场中的一股清流。
白居易任职期间，不仅专注于草拟诏书这一常规政务，更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与决策。他频繁上书论事，无论涉及国计民生还是官场风气，皆能以犀利笔触直击问题核心，毫不避讳权贵势力，敢于揭露时弊，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建议。这种勇于担当、直言无忌的精神，在当时往往充斥着阿谀奉承与明哲保身氛围的官场上显得尤为可贵，树立了一个公正无私、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官员典范。
815年发生的宰相武元衡遇刺案，更是将白居易的正义感与政治勇气推向了极致。武元衡是唐宪宗时期的重要宰辅，其深夜出行时遭遇刺客暗杀，震惊朝野。面对如此重大案件，许多官员或因惧怕牵连，或因顾忌权势，选择了沉默或避重就轻。然而，白居易却挺身而出，疾呼朝廷应严惩凶手，以正视听，维护法纪。他的举动虽被部分人指责为“越职言事”，即超越了其本职工作范围干预高层事务，但实质上，这正是他秉持公义、恪守职责的直接体现，反映出他对国家法律尊严的扞卫以及对朝廷秩序稳定的深切忧虑。
然而，这样的正直行为并未得到所有人的理解与支持，反而招致了恶意的中伤与诽谤。那些忌惮白居易直言之威、不满其挑战既得利益者权威的人，借机对他进行攻击，最终导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这一贬谪不仅是对白居易个人仕途的重大打击，更是对当时政治环境中公正力量受挫、言论自由受限的一种象征。
三、宦海浮沉：地方治理与再度起复
尽管经历了贬谪江州的挫折，白居易并未就此消沉，反而以坚韧不屈的精神和积极务实的态度，继续在政坛上发光发热。822年，他被委任为杭州刺史，这一任命成为了他仕途上的重要转折点，也为其后续的政绩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杭州任职期间，白居易充分展现了其卓越的施政理念与亲民作风。他深知民生乃国之根本，因此将改善百姓生活、提升地方福祉作为首要任务。他深入民间，体察民情，针对杭州地区的实际问题，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在民生方面，他着力解决粮食供应、市场秩序、教育医疗等关乎百姓日常生活的问题，通过减轻赋税、整顿市场、兴办学校和医疗机构，切实提升了民众的生活水平。在水利建设上，白居易认识到杭州地处江南水乡，水利设施对于农业生产与城市防洪至关重要。他主持修缮和扩建了多处灌溉渠道与堤防工程，有效改善了农田灌溉条件，增强了城市防洪能力，保障了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
白居易的务实施政与亲民形象深得杭州百姓的爱戴与拥护，其政绩在当地广为传颂。他的治理成果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的改善上，更在于精神层面的提升。他提倡文化教育，鼓励诗词歌赋，使得杭州的文化氛围更为浓厚，为日后成为“人间天堂”打下了坚实基础。此外，他还注重环境保护，对西湖进行了整治与美化，使之成为名扬天下的风景名胜，进一步提升了杭州的城市魅力与人文价值。
在杭州取得显着政绩之后，白居易短暂调任苏州刺史，继续发挥其行政才能，为当地带来积极变革。不久，朝廷对其治理能力给予了高度认可，于827年任命他为秘书监，这是一个负责国家图书典籍管理的重要职位，标志着白居易重返中央权力核心。次年，他又转任刑部侍郎，负责司法事务，进一步凸显了朝廷对其政治立场与治国才能的重新接纳。这一系列职位的变迁，不仅反映了白居易个人政治命运的逆转，也体现出朝廷对其治理理念与实践成果的肯定。
四、诗歌巨匠：文学成就与新乐府运动
作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的诗歌创作堪称丰赡，留存至今的作品逾3000首，题材广泛，语言平易近人，情感真挚动人。其中，《琵琶行》与《长恨歌》堪称经典中的经典，流传千年而不衰，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白居易的诗作不仅描绘社会现实、抒发个人情感，更具有强烈的教化功能，他以诗为镜，针砭时弊，倡导道德教化，体现了现实主义诗歌的鲜明特色。
在文学理论上，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旨在恢复古代乐府诗歌关注现实、讽喻时政的传统，强调诗歌应具备“美刺”功能，即以艺术之美揭示社会之丑，以诗歌之力推动社会改良。这一运动革新了当时的诗风，对后世诗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晚年归隐：洛阳岁月与身后荣光
晚年的白居易选择在洛阳度过，远离朝堂纷扰，专注于诗文创作与学术研究。他在此地结交文友，谈诗论文，生活恬淡而充实。846年8月，白居易病逝于洛阳，终年74岁，葬于龙门香山琵琶峰，身后被追赠尚书右仆射，这是对其一生功绩的崇高肯定。
综上所述，白居易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以其深邃的社会洞察力和生动的艺术表现力在中国诗歌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他更是一位活跃的政治家，以直言敢谏的精神、务实的施政理念和对国家社稷的深切关怀，在唐朝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白居易的一生，既是诗人的传奇，也是政治家的写照，其诗笔与政声交相辉映，共同铸就了一位文采飞扬、德业昭彰的历史人物形象。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诞生于公元772年，祖籍太原（今山西），曾祖时移居下邽（今陕西渭南），实则出生于河南新郑。其少年时期适逢唐代藩镇割据、战乱频仍的动荡岁月，这特殊的成长环境使他早早就立下了苦读以求学问、以诗言志的人生志向。
唐贞元十六年（800年），白居易不负所望，一举进士及第，正式步入仕途。两年后的802年，他与同为诗坛翘楚的元稹一同通过“书判拔萃科”考试，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之职。不久，他又在“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中脱颖而出，被任命为盩庢（今西安周至县）县尉。这一系列的科举成功和早期官职变动，不仅彰显了白居易出众的才学，也为他后来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基础。
二、直言敢谏：积极参与政治，倡言改革
在职期间，白居易以其进士考官、集贤校理等职务，深度介入国家政务，展现出了超凡的行政智慧与锐利的政治洞见。这位唐代现实主义诗人在文学创作之外，同样在政坛上挥洒着他的才智与胆识，成为那个时代官场中的一股清流。
白居易任职期间，不仅专注于草拟诏书这一常规政务，更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与决策。他频繁上书论事，无论涉及国计民生还是官场风气，皆能以犀利笔触直击问题核心，毫不避讳权贵势力，敢于揭露时弊，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建议。这种勇于担当、直言无忌的精神，在当时往往充斥着阿谀奉承与明哲保身氛围的官场上显得尤为可贵，树立了一个公正无私、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官员典范。
815年发生的宰相武元衡遇刺案，更是将白居易的正义感与政治勇气推向了极致。武元衡是唐宪宗时期的重要宰辅，其深夜出行时遭遇刺客暗杀，震惊朝野。面对如此重大案件，许多官员或因惧怕牵连，或因顾忌权势，选择了沉默或避重就轻。然而，白居易却挺身而出，疾呼朝廷应严惩凶手，以正视听，维护法纪。他的举动虽被部分人指责为“越职言事”，即超越了其本职工作范围干预高层事务，但实质上，这正是他秉持公义、恪守职责的直接体现，反映出他对国家法律尊严的扞卫以及对朝廷秩序稳定的深切忧虑。
然而，这样的正直行为并未得到所有人的理解与支持，反而招致了恶意的中伤与诽谤。那些忌惮白居易直言之威、不满其挑战既得利益者权威的人，借机对他进行攻击，最终导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这一贬谪不仅是对白居易个人仕途的重大打击，更是对当时政治环境中公正力量受挫、言论自由受限的一种象征。
三、宦海浮沉：地方治理与再度起复
尽管经历了贬谪江州的挫折，白居易并未就此消沉，反而以坚韧不屈的精神和积极务实的态度，继续在政坛上发光发热。822年，他被委任为杭州刺史，这一任命成为了他仕途上的重要转折点，也为其后续的政绩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杭州任职期间，白居易充分展现了其卓越的施政理念与亲民作风。他深知民生乃国之根本，因此将改善百姓生活、提升地方福祉作为首要任务。他深入民间，体察民情，针对杭州地区的实际问题，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在民生方面，他着力解决粮食供应、市场秩序、教育医疗等关乎百姓日常生活的问题，通过减轻赋税、整顿市场、兴办学校和医疗机构，切实提升了民众的生活水平。在水利建设上，白居易认识到杭州地处江南水乡，水利设施对于农业生产与城市防洪至关重要。他主持修缮和扩建了多处灌溉渠道与堤防工程，有效改善了农田灌溉条件，增强了城市防洪能力，保障了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
白居易的务实施政与亲民形象深得杭州百姓的爱戴与拥护，其政绩在当地广为传颂。他的治理成果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的改善上，更在于精神层面的提升。他提倡文化教育，鼓励诗词歌赋，使得杭州的文化氛围更为浓厚，为日后成为“人间天堂”打下了坚实基础。此外，他还注重环境保护，对西湖进行了整治与美化，使之成为名扬天下的风景名胜，进一步提升了杭州的城市魅力与人文价值。
在杭州取得显着政绩之后，白居易短暂调任苏州刺史，继续发挥其行政才能，为当地带来积极变革。不久，朝廷对其治理能力给予了高度认可，于827年任命他为秘书监，这是一个负责国家图书典籍管理的重要职位，标志着白居易重返中央权力核心。次年，他又转任刑部侍郎，负责司法事务，进一步凸显了朝廷对其政治立场与治国才能的重新接纳。这一系列职位的变迁，不仅反映了白居易个人政治命运的逆转，也体现出朝廷对其治理理念与实践成果的肯定。
四、诗歌巨匠：文学成就与新乐府运动
作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的诗歌创作堪称丰赡，留存至今的作品逾3000首，题材广泛，语言平易近人，情感真挚动人。其中，《琵琶行》与《长恨歌》堪称经典中的经典，流传千年而不衰，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白居易的诗作不仅描绘社会现实、抒发个人情感，更具有强烈的教化功能，他以诗为镜，针砭时弊，倡导道德教化，体现了现实主义诗歌的鲜明特色。
在文学理论上，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旨在恢复古代乐府诗歌关注现实、讽喻时政的传统，强调诗歌应具备“美刺”功能，即以艺术之美揭示社会之丑，以诗歌之力推动社会改良。这一运动革新了当时的诗风，对后世诗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晚年归隐：洛阳岁月与身后荣光
晚年的白居易选择在洛阳度过，远离朝堂纷扰，专注于诗文创作与学术研究。他在此地结交文友，谈诗论文，生活恬淡而充实。846年8月，白居易病逝于洛阳，终年74岁，葬于龙门香山琵琶峰，身后被追赠尚书右仆射，这是对其一生功绩的崇高肯定。
综上所述，白居易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以其深邃的社会洞察力和生动的艺术表现力在中国诗歌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他更是一位活跃的政治家，以直言敢谏的精神、务实的施政理念和对国家社稷的深切关怀，在唐朝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白居易的一生，既是诗人的传奇，也是政治家的写照，其诗笔与政声交相辉映，共同铸就了一位文采飞扬、德业昭彰的历史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