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曲园因家人的疾病灾难而“愤然”提出废医言论。

    但是这个故事还没完,之后又因为自己用药疗疾抗衰而从全盘废医的《废医论》修改为废医存药的《医药说》。

    最终因尝药施药颇有“神效”的亲身实践又证明了他废医言论的荒谬。

    “人之一生果然不同,张仲景、李东垣、朱丹溪皆因家人病逝而发奋学医,但俞曲园却因为家人不幸而迁怒于医......”李介宾叹息,慢慢讲道:

    俞樾自己享年86岁,可称高寿,可是他的家人却屡遭不幸。

    大约从 1860 年开始,疾病和灾难就接踵而来。先是长女婚后不久,丈夫突然病故。

    1866 年次子祖仁染重病后几近成废。

    1872 年,时任福宁太守的俞樾长兄俞林溘然病逝。

    1879 年四月,夫人姚氏病故。

    1881 年长子绍莱在任直隶省北运河同知时英年早卒。

    两子一死一废,给俞樾带来的创痛很深。

    1882 年他最疼爱的小女绣孙突然病逝,更使他悲伤交加,精神几近崩溃。

    大树缩了缩头:“这老小子是天煞孤星吗?自己活了86岁,但是把自己身边的人克了个遍。”

    “老夫憔悴病中躯, 暮景如斯可叹无。去岁哭儿今哭女, 那教老泪不干枯。”李介宾念了首俞曲园的诗句,继续说:“1891 年他 70岁大寿时女婿不幸病故,令他拒绝作寿。

    1894 年,连他的孙子陛云之妇彭氏都先他而去,年仅 29 岁。”

    这下子,大家都无语了,本来以为武林神话无名已经够克人的了,现实居然比小说更悲惨呀。

    造物弄人,命途多舛。百般不幸频频降临,家庭的灾难,医药的无助,使俞樾不得不哀叹人生噩运,怀疑甚至迁怒中医。

    只不过,普通人可能就是骂几句也就算了,但是俞樾是文化人呀,惹了文化人是什么后果?

    看看始皇帝陛下的风评就知道了,得罪读书人,后果很严重。

    “但是,这里面还是有细节的。”李介宾想了想说道:“他毕竟是个文化人,又不傻,俞樾首先推出的《废医论》,全文分本义、原医、医巫、脉虚、药虚、证古、去疾共七篇,凡七千言。”

    这时的俞樾,是否对医药彻底失去了信心不得确定,但他从文献考证角度提出废医的观点是系统化的。

    他从医的起源、医巫关系,到脉到药又到治病,建立了一个自圆其说的体系。

    结论自然是脉也虚、药也虚、医亦虚,而最终“医不可恃”、 “药不可恃”,故只能“全盘废医”。

    “医之所治病者药也,药则不可恃,脉虚、药虚斯医亦虚矣,曲园先生所以愤然而议废医也。” (《药虚篇》)

    “今之世为医者日益多,而医之技则日益苟且,其药之而愈者,乃其不药而亦愈者,其不药而愈者,则药之亦不愈,岂独不愈而已,轻病以重,重病而死。” (《证古篇》)

    俞樾在《废医论·去疾篇》武断地认为,疾病的产生是由于邪恶之心所致。

    故他最终的结论是“医之不足恃,药石之无益”。

    从唯心的角度出发,俞樾认为治疗疾病的惟一途径是“长其善心,消其恶心”(《去疾篇》)。

    啧啧,一个可怜的老头儿形象跃然纸上。

    “所以,他黑中医不是因为西医,而是想让大家练气长生吗?”大树觉得有点好笑,“不过想想时间点,这个时候好像西医还没传到国内的吧。”

    李介宾点头:“所以,一开始他得出的结论肯定是立不住脚的。而且他自己年岁也大了,自己开始服中药调养身体,最后结果活到了86岁,后来他的想法发生了一点改变,但还是死鸭子嘴硬。”

    医药相关,中医学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活动。

    俞樾既然有病要药治,奉行药物却病愈疾,自然药物不虚; “药虚论”不成立,原来经考证而自圆其说的《废医论》也就不能成立,那唯“心”的去疾观点自然也更站不住脚了。

    但是读书人嘛,说出去的话象泼出去的水,改口肯定是不能改的,所以他就折中了一下,又写了一本《医药说》,改换名堂来个“医可废而药不可尽废”: “余固不信医也,然余不信医而信药,于是又有医药之说。”

    为了使自己的立论显得有道理,他不仅割裂“医”和“药”,甚至还把中药汤剂与中药丸散对立起来看。

    什么意思呢?他说中药汤剂不行,中药丸散有效。

    “余每配合所谓普济丸者数十料。又于京师、于广州、于上海买膏丹丸散,无虑数十种。有求者,问所患而与之,往往有神效。”

    问一问病,给药治之而获神效,正是他对中医中药的实践验证并获得的成功。

    从这一点说,李介宾对俞樾称不上喜欢,但是说厌恶也不至于,至少这老小子为了打击中医,自己居然把中医学会了......

    俞樾晚年尝药却疾,并配药、施药他人,竟享寿86岁,临终还能头脑清醒地赋诗诀别,足以令人惊叹。他能够赖“药饵”却疾延年,施药他人也“往往有奇效”,正是由于他读过中医经典着作,是有中医理论的根基来指导驭药选方的。

    《春在堂尺牍》中所收乃俞樾40岁以后的书信,信中就涉及到他对中医理论的认识,如某信中说: “中年以后,火气已衰,药之凉而腻者,殊不相宜,桂附之弊,究属君子之过。”如果他不懂中医理论而盲目地尝药,恐怕是难以享此高寿的。

    俞樾以中药治病颇有效验,说明他对中医中药的认识产生了巨大转变,实际行动与实践结果完全否定了他自己所提出的“全盘废医”和“废医存药”观点。

    他自己说自己给别人药,吃了往往有神效,这岂不是在说,他自己已经成为高明的医家了吗?那他废医岂不要废到了自己头上!

    不是废医论废了他的医学实践,而是他的医学实践推翻了他的废医论。

    从《废医论》到《医药说》,从全盘废医到废医存药,他对中医中药的持论,虽然有所修改,但却始终流于在玩弄情绪化的文字游戏。

    故研究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的赵洪钧直言其“不过是纸上游戏”。

    所以李介宾认为,在对待中医中药这一问题上,作为经学大师的俞樾,其全盘废医与废医存药的观点同样都是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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