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他们在未来的发展方向上，就定了一个大概的规划。
首先是等赵骏眼睛恢复之后，看他能不能帮助大宋解决三冗问题，强盛国家，发展大宋的武力。
只要大宋的武力能够抵挡住辽国和西夏的进攻就好，不奢求能够立即灭夏破辽，这样他们就能够有足够的时间腾出手来，解决内部问题。
如三冗之害、税收制度，财政支出、教育改革等等，到时候一边可以派出船队出海寻找橡胶和石油，一边让赵骏帮忙补上缺失的科学体系问题，寻找到理科中缺少的推导部分。
之后就是顺理成章，开启工业革命，然后国家迅速崛起，称霸东方，脚踹西夏，拳打辽国。打下一个大大的疆土，再殖民全球，成为世界霸主，赤旗插满蓝星！
当然。
这帮人展望未来，想得倒是挺美。
其实就给自己画大饼的宏伟蓝图，要是赵骏听到的话，估计得乐得肚子疼。
不过他们也不是完全嘴强，还是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方案。
比如交引法就是冗费之一，三相三参都认为要全力支持李谘见钱法，进行有效整改。
至于缺钱的问题，就需要盛度加大力度，尽快把交子务搞出来，迅速吸纳现金入国库，解决国库的亏损。
另外就是既然冗兵问题短时间无法解决，那就先提拔给力的将领。
比如狄青，让他先带少数兵马，训练出一批精锐士卒来，等将来与西夏开战，也总不能太被动。
于是接下来几天，赵祯等人除了去赵骏那听课以外，其余时间基本上都在忙活这些大事，反倒是晏殊因为妻子的病情，请了几天假一直没过来。
很快，到五月中的时候，从赵骏到大宋已经有一個半月的时间，这几日朝堂又发生了一点小变化。
首先是晏殊罢刑部尚书兼御史中丞，改为户部尚书兼三司副使。
三司使并非一人只手遮天，而是有副使钳制。
宋代官员可以说多如牛毛，后世我国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一般是在一正六到十副之间，正常情况下都是一正六副的样子。
而宋朝则非常奇葩，不是一正几副的问题，而是十几个正，几十个副的问题。
比如将作监丞、大理评事这些玩意儿，估摸着汴梁得有数百。
每年科举新进士，基本上都授予这两个官职。
还有开封府判官、开封府推官也多的是，因为不少都是兼职官，挂个名，职权划分并不明晰。
现在的三司使是程琳，下面还有盐铁副使、度支副使和户部副使，副手又有副手，可以说一个三司里光高级大臣就有十几号，官场秩序非常混乱。
本来赵大赵二兄弟是想依靠这种办法来缩减官员的权力，加大皇权，这样加上开国杯酒释兵权握紧的兵权，官员治理权以及兵权就都被减弱了许多，全都握在皇帝手里，极大增加了中央权力。
但光靠皇帝一个人肯定管不了那么多事情，结果就是官员数量太多，管事的人职权划分混乱，造成了冗官和冗兵这两个大毛病。
不过也托宋朝这点破制度的福，各个职务部门的副手和副手的副手往往权力不大，如三司的财政权基本都在几个宰相以及三司使手中，三司副使等人的摆设意义更浓，想要躺平摸鱼摆烂，是个不错的选择。
所以晏殊闲下来了。
对于这一点朝堂上倒是没多少意外。
主要是晏殊这段时间神出鬼没，自己那御史中丞的正职是一点都不干，整天不见人影，受到了御史台和谏院的一致弹劾，改为三司副使也正常。
何况这不算降职，而是平调甚至升职。
因为论品级的话，晏殊的职务官是从二品刑部尚书和户部尚书，御史中丞以及三司副使属于差遣官，没有具体品级。
所以从品级上他是从二品平调，从差遣上反而因三司副使是仅次于宰相、副相、计相的高级官员，有一定财政权。并且以后也没必要再在御史台当班，摸鱼的时间更多起来。
朝臣们以为这是吕党的又一次大胜，是宰相吕夷简安插在三司使把持权力的一个妙手。
但谁都想不到，晏殊升三司副使，完全是因为赵祯需要他有更多的时间摸鱼，天天守在赵骏身边，不用去管朝堂上那些破事。
所以这就导致朝臣们大抵是误会了一些事情，原本前段时间范党风头大盛，干翻了吕党一些人，不少官员想当墙头草，摩拳擦掌准备跟着范党一起干吕夷简。
结果随着晏殊升迁，一下子风口又调了回来，很多人以为吕党又牛气起来，便又调转枪口对准了范党，再次弹劾范仲淹的折子如雪花般飞到了赵祯御书房桌案上，倒是让人始料未及。
不过这都是小事。
宋朝和明朝的言官权力很大，他们其实不一定在乎谁当权，也不在乎范仲淹和吕夷简谁忠谁奸，只是这段时间有一部分人当了墙头草，再加上原来吕党的成员，大家并肩子上才显得吕党声势大。
而绝大多数该弹劾谁就弹劾谁，除了范仲淹以外，吕夷简、王曾、王随、宋绶、蔡齐、盛度等三相三参以及三司使程琳、枢密院事李谘等人，每天都要被参上几本，稀疏平常得很。
因此朝堂上的这点动静并没有闹出一朵花来。
对于皇帝来说，如果你用得顺手，那参你的折子就跟擦屁股的纸没什么区别。要是你用得不顺手，不听话，那就另当别论。
而除了晏殊以外，还有另外一件小事。
官家破天荒巡视了皇城禁卫军，而且还是去了最外围的御龙直禁卫军，说是要看看大宋禁卫军的威武。
禁卫军分五层，第一重为皇城司亲从官。第二重为宽衣天武。第三重为御龙弓箭直，弩直。第四重为御龙骨朵子直。第五重则为御龙直。五层禁卫由内而外，一重重将天子保护在中央。
以往大宋官家更倚重皇城司亲从官更多，但官家去了御龙直后，大力赞扬了一名散直，说他的小队训练有素，十分威武雄壮，擢拔为三班差使、殿侍兼营都指挥使。
这一串官名听着挺威武霸气，实际上也就那样。
因为三班差使和殿侍属于没有品级的武将职，就是在皇宫当差做保安，简称御前带刀侍卫。
里面就御龙直营都指挥使不错，是个下层军官，相当于五百人的营长。
问题是他之前是个御龙直散直。
散直是啥？
是士兵小队长，带五个手下，后世俗称班长。
散直升为营都指挥使是啥概念？
一个首都军区的义务兵班长，被钦点为中南海警卫营营长，这提拔程度不可谓不大。
而且谁都知道天子要来巡视，就算禁军再烂，巡视的时候大家都会摆样子，一个个挺起胸膛站得笔直，论卖相都不比那小散直差。
可官家唯独夸赞了那个叫狄青的小散直，还让他年纪轻轻就做了营都指挥使，上达天听，这里面又代表着什么呢？
一时间各路豪强闻风而动，纷纷去打听这个叫狄青的小子是不是有什么惊天背景，是哪家的将门外戚之类。
不过大宋汴梁城总是这样一个充满意外的地方，晏殊和狄青的事情，本来也不算什么大事，只是小范围流传，没过几天，官家又鼓捣出的东西，才是大动静。
陛下面对枢密院事李谘屡次请求辞官的事情坚决不许，并且加大力度，要么蔡齐、程琳、杜衍、丁度等人全力配合，尽快把见钱法施行下去。
同时又宣告诸臣，朝堂将会在城中设立交子铺，凡是身家超过二十万贯的高官巨贾，都可以把钱存入交子铺内，以便行商之用。
此事由参知政事盛度主持，所有存钱的人，不管是谁都要经过筛选，不仅要看身家，还要看固定资产以及产业大小。而且把钱存入交子铺，还要上缴一笔不菲的保证金。
交子铺已经出现了二十多年了，百官们倒是都知道。只是之前一直都是民间或者四川路那边的地方官府搞交子铺，大宋都城汴梁搞这东西还是头一回。
所以百官们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纷纷观望。
然而很快随着盛度组织起“交子务”，下设“抄纸院”“储存院”“印章院”等机构，并且了解到交子的实际用途，便纷纷鼓噪了起来。
由于宋朝表面仅仅限制官吏从事商业活动，不抑制官府以及官员家属经商，因此高官个个都富得流油。
很多商业巨富干脆就是高官们的亲戚，因而盛度开始筹备交子铺之后，就立即请官家派皇城司的人拿出家族产业丰富的官员名单，逐一谈话。
吕夷简、宋绶、王曾等家资充沛者，更是第一时间就派家族子弟报名，将家中藏在地窖里的铜钱挖出来，送去交子铺兑换银票。
一时间交子铺的事情成为了这几天大热门事件，不少消息灵通的官员也是马上让家人把钱取出来，送入交子铺存储。
虽说放入交子铺必须要缴纳一笔不菲的保管金，但有了银票之后，做生意确实方便了许多，减少的成本可比保管金多得多，因此汴梁商贾凡是有与成都来往生意者，都跑去交子铺存钱。
只不过来的要么是像吕夷简宋绶他们这样，把钱存进去摆摆样子的，要么是在成都有来往生意的，整个大宋商业巨贾不计其数，来的人倒是不足百分之一。
毕竟北宋时期商业实在太繁荣了。
除了汴梁和成都是最繁华的两大商业中心以外，还有洛阳、福州、江宁（南京）、长安、广州、杭州、江陵、明州（宁波）、泉州、密州（青岛）等地，都是商业极为发达昌盛的大城市。
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带，如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都开有海上市舶司，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易港口。
各地来往的商贾络绎不绝，仅仅只开设成都和汴梁的交子铺，覆盖的也仅仅是汴梁与成都往来的交子线路，对于其它商业线路的商人来说没什么意义。
所以在整个大宋商界来说，交子铺的建立并没有掀起什么浪花。
但即便如此，赵祯也快乐疯了。
因为短短数日时间，交子务就存了五十多万贯，而且这还只是汴梁，成都那边还没有算，如果把交子铺开在整个大宋最繁华的十多个城市，恐怕很快就能有上千万贯存入钱柜里。
这些钱不用给利息，还会收取商人们高额的保管费以及手续费，钱生钱的情况下，短时间内解决因见钱法而导致国库空虚的问题，绰绰有余。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将极大促进经济发展，让国家财政税收更加健康，收入将得到大幅度增长。
那时商人出行，都是往来商品货物买卖。
比如成都和汴梁开通交子铺之后，商人会在成都把成都的特产运到汴梁去卖，再从汴梁把商品运到成都去卖，形成固定的贸易路线。
可宋朝又不像明清那样有大量的白银涌入，出门做生意就必须带铜钱。
铜钱以贯来计算，标准一贯是一千文，重量每贯5宋斤，依宋代1市斤是640克，约折合3200克，也就是6.4斤。宋徽宗时期铁钱成为主流，一贯能有14.4斤。
即便只按铜钱来算，做十万贯的大生意，就得带六十四万斤的铜钱出门。
并且除了重以外，铜钱还占地方，水路运输会挤占货物的存放空间，每次上下船搬运的时候也是个麻烦。
因此受到这样的限制，可能每年大商人来往汴梁跟成都也就是一两趟。
但现在用交子之后，每年就可以多走几趟。
甚至不用多了，多走一趟就能撬动很多钱，创造许多工作岗位，养活非常多的人。
哪怕商品货物存在一定周转日期，可不要忘记宋朝水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极为发达，通过大运河可以做到全国性货物流通。
只要把交子铺开在全国各地的主要商贸城市，让物资和钱币流通速度更快，那么手工业从事者、造船厂、船队、护卫队以及沿途饭店、酒楼、码头搬运工等等，都能从中受益。
所以交子铺开设之后，不止是商人惠利那么简单，整个社会的经济环境将大幅度改善，带动的经济难以估量。
这就是将盘子和蛋糕做大的一个典型。
并且商人把钱存在交子铺，又通过交子铺盘活整个经济体系，宋朝官方的税收将大幅度增长，就有多余的钱进行教育、交通、科技方面的建设，带动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发展。
可以说。
单单一个交子铺的建设，就惠利全国。
首先是等赵骏眼睛恢复之后，看他能不能帮助大宋解决三冗问题，强盛国家，发展大宋的武力。
只要大宋的武力能够抵挡住辽国和西夏的进攻就好，不奢求能够立即灭夏破辽，这样他们就能够有足够的时间腾出手来，解决内部问题。
如三冗之害、税收制度，财政支出、教育改革等等，到时候一边可以派出船队出海寻找橡胶和石油，一边让赵骏帮忙补上缺失的科学体系问题，寻找到理科中缺少的推导部分。
之后就是顺理成章，开启工业革命，然后国家迅速崛起，称霸东方，脚踹西夏，拳打辽国。打下一个大大的疆土，再殖民全球，成为世界霸主，赤旗插满蓝星！
当然。
这帮人展望未来，想得倒是挺美。
其实就给自己画大饼的宏伟蓝图，要是赵骏听到的话，估计得乐得肚子疼。
不过他们也不是完全嘴强，还是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方案。
比如交引法就是冗费之一，三相三参都认为要全力支持李谘见钱法，进行有效整改。
至于缺钱的问题，就需要盛度加大力度，尽快把交子务搞出来，迅速吸纳现金入国库，解决国库的亏损。
另外就是既然冗兵问题短时间无法解决，那就先提拔给力的将领。
比如狄青，让他先带少数兵马，训练出一批精锐士卒来，等将来与西夏开战，也总不能太被动。
于是接下来几天，赵祯等人除了去赵骏那听课以外，其余时间基本上都在忙活这些大事，反倒是晏殊因为妻子的病情，请了几天假一直没过来。
很快，到五月中的时候，从赵骏到大宋已经有一個半月的时间，这几日朝堂又发生了一点小变化。
首先是晏殊罢刑部尚书兼御史中丞，改为户部尚书兼三司副使。
三司使并非一人只手遮天，而是有副使钳制。
宋代官员可以说多如牛毛，后世我国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一般是在一正六到十副之间，正常情况下都是一正六副的样子。
而宋朝则非常奇葩，不是一正几副的问题，而是十几个正，几十个副的问题。
比如将作监丞、大理评事这些玩意儿，估摸着汴梁得有数百。
每年科举新进士，基本上都授予这两个官职。
还有开封府判官、开封府推官也多的是，因为不少都是兼职官，挂个名，职权划分并不明晰。
现在的三司使是程琳，下面还有盐铁副使、度支副使和户部副使，副手又有副手，可以说一个三司里光高级大臣就有十几号，官场秩序非常混乱。
本来赵大赵二兄弟是想依靠这种办法来缩减官员的权力，加大皇权，这样加上开国杯酒释兵权握紧的兵权，官员治理权以及兵权就都被减弱了许多，全都握在皇帝手里，极大增加了中央权力。
但光靠皇帝一个人肯定管不了那么多事情，结果就是官员数量太多，管事的人职权划分混乱，造成了冗官和冗兵这两个大毛病。
不过也托宋朝这点破制度的福，各个职务部门的副手和副手的副手往往权力不大，如三司的财政权基本都在几个宰相以及三司使手中，三司副使等人的摆设意义更浓，想要躺平摸鱼摆烂，是个不错的选择。
所以晏殊闲下来了。
对于这一点朝堂上倒是没多少意外。
主要是晏殊这段时间神出鬼没，自己那御史中丞的正职是一点都不干，整天不见人影，受到了御史台和谏院的一致弹劾，改为三司副使也正常。
何况这不算降职，而是平调甚至升职。
因为论品级的话，晏殊的职务官是从二品刑部尚书和户部尚书，御史中丞以及三司副使属于差遣官，没有具体品级。
所以从品级上他是从二品平调，从差遣上反而因三司副使是仅次于宰相、副相、计相的高级官员，有一定财政权。并且以后也没必要再在御史台当班，摸鱼的时间更多起来。
朝臣们以为这是吕党的又一次大胜，是宰相吕夷简安插在三司使把持权力的一个妙手。
但谁都想不到，晏殊升三司副使，完全是因为赵祯需要他有更多的时间摸鱼，天天守在赵骏身边，不用去管朝堂上那些破事。
所以这就导致朝臣们大抵是误会了一些事情，原本前段时间范党风头大盛，干翻了吕党一些人，不少官员想当墙头草，摩拳擦掌准备跟着范党一起干吕夷简。
结果随着晏殊升迁，一下子风口又调了回来，很多人以为吕党又牛气起来，便又调转枪口对准了范党，再次弹劾范仲淹的折子如雪花般飞到了赵祯御书房桌案上，倒是让人始料未及。
不过这都是小事。
宋朝和明朝的言官权力很大，他们其实不一定在乎谁当权，也不在乎范仲淹和吕夷简谁忠谁奸，只是这段时间有一部分人当了墙头草，再加上原来吕党的成员，大家并肩子上才显得吕党声势大。
而绝大多数该弹劾谁就弹劾谁，除了范仲淹以外，吕夷简、王曾、王随、宋绶、蔡齐、盛度等三相三参以及三司使程琳、枢密院事李谘等人，每天都要被参上几本，稀疏平常得很。
因此朝堂上的这点动静并没有闹出一朵花来。
对于皇帝来说，如果你用得顺手，那参你的折子就跟擦屁股的纸没什么区别。要是你用得不顺手，不听话，那就另当别论。
而除了晏殊以外，还有另外一件小事。
官家破天荒巡视了皇城禁卫军，而且还是去了最外围的御龙直禁卫军，说是要看看大宋禁卫军的威武。
禁卫军分五层，第一重为皇城司亲从官。第二重为宽衣天武。第三重为御龙弓箭直，弩直。第四重为御龙骨朵子直。第五重则为御龙直。五层禁卫由内而外，一重重将天子保护在中央。
以往大宋官家更倚重皇城司亲从官更多，但官家去了御龙直后，大力赞扬了一名散直，说他的小队训练有素，十分威武雄壮，擢拔为三班差使、殿侍兼营都指挥使。
这一串官名听着挺威武霸气，实际上也就那样。
因为三班差使和殿侍属于没有品级的武将职，就是在皇宫当差做保安，简称御前带刀侍卫。
里面就御龙直营都指挥使不错，是个下层军官，相当于五百人的营长。
问题是他之前是个御龙直散直。
散直是啥？
是士兵小队长，带五个手下，后世俗称班长。
散直升为营都指挥使是啥概念？
一个首都军区的义务兵班长，被钦点为中南海警卫营营长，这提拔程度不可谓不大。
而且谁都知道天子要来巡视，就算禁军再烂，巡视的时候大家都会摆样子，一个个挺起胸膛站得笔直，论卖相都不比那小散直差。
可官家唯独夸赞了那个叫狄青的小散直，还让他年纪轻轻就做了营都指挥使，上达天听，这里面又代表着什么呢？
一时间各路豪强闻风而动，纷纷去打听这个叫狄青的小子是不是有什么惊天背景，是哪家的将门外戚之类。
不过大宋汴梁城总是这样一个充满意外的地方，晏殊和狄青的事情，本来也不算什么大事，只是小范围流传，没过几天，官家又鼓捣出的东西，才是大动静。
陛下面对枢密院事李谘屡次请求辞官的事情坚决不许，并且加大力度，要么蔡齐、程琳、杜衍、丁度等人全力配合，尽快把见钱法施行下去。
同时又宣告诸臣，朝堂将会在城中设立交子铺，凡是身家超过二十万贯的高官巨贾，都可以把钱存入交子铺内，以便行商之用。
此事由参知政事盛度主持，所有存钱的人，不管是谁都要经过筛选，不仅要看身家，还要看固定资产以及产业大小。而且把钱存入交子铺，还要上缴一笔不菲的保证金。
交子铺已经出现了二十多年了，百官们倒是都知道。只是之前一直都是民间或者四川路那边的地方官府搞交子铺，大宋都城汴梁搞这东西还是头一回。
所以百官们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纷纷观望。
然而很快随着盛度组织起“交子务”，下设“抄纸院”“储存院”“印章院”等机构，并且了解到交子的实际用途，便纷纷鼓噪了起来。
由于宋朝表面仅仅限制官吏从事商业活动，不抑制官府以及官员家属经商，因此高官个个都富得流油。
很多商业巨富干脆就是高官们的亲戚，因而盛度开始筹备交子铺之后，就立即请官家派皇城司的人拿出家族产业丰富的官员名单，逐一谈话。
吕夷简、宋绶、王曾等家资充沛者，更是第一时间就派家族子弟报名，将家中藏在地窖里的铜钱挖出来，送去交子铺兑换银票。
一时间交子铺的事情成为了这几天大热门事件，不少消息灵通的官员也是马上让家人把钱取出来，送入交子铺存储。
虽说放入交子铺必须要缴纳一笔不菲的保管金，但有了银票之后，做生意确实方便了许多，减少的成本可比保管金多得多，因此汴梁商贾凡是有与成都来往生意者，都跑去交子铺存钱。
只不过来的要么是像吕夷简宋绶他们这样，把钱存进去摆摆样子的，要么是在成都有来往生意的，整个大宋商业巨贾不计其数，来的人倒是不足百分之一。
毕竟北宋时期商业实在太繁荣了。
除了汴梁和成都是最繁华的两大商业中心以外，还有洛阳、福州、江宁（南京）、长安、广州、杭州、江陵、明州（宁波）、泉州、密州（青岛）等地，都是商业极为发达昌盛的大城市。
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带，如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都开有海上市舶司，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易港口。
各地来往的商贾络绎不绝，仅仅只开设成都和汴梁的交子铺，覆盖的也仅仅是汴梁与成都往来的交子线路，对于其它商业线路的商人来说没什么意义。
所以在整个大宋商界来说，交子铺的建立并没有掀起什么浪花。
但即便如此，赵祯也快乐疯了。
因为短短数日时间，交子务就存了五十多万贯，而且这还只是汴梁，成都那边还没有算，如果把交子铺开在整个大宋最繁华的十多个城市，恐怕很快就能有上千万贯存入钱柜里。
这些钱不用给利息，还会收取商人们高额的保管费以及手续费，钱生钱的情况下，短时间内解决因见钱法而导致国库空虚的问题，绰绰有余。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将极大促进经济发展，让国家财政税收更加健康，收入将得到大幅度增长。
那时商人出行，都是往来商品货物买卖。
比如成都和汴梁开通交子铺之后，商人会在成都把成都的特产运到汴梁去卖，再从汴梁把商品运到成都去卖，形成固定的贸易路线。
可宋朝又不像明清那样有大量的白银涌入，出门做生意就必须带铜钱。
铜钱以贯来计算，标准一贯是一千文，重量每贯5宋斤，依宋代1市斤是640克，约折合3200克，也就是6.4斤。宋徽宗时期铁钱成为主流，一贯能有14.4斤。
即便只按铜钱来算，做十万贯的大生意，就得带六十四万斤的铜钱出门。
并且除了重以外，铜钱还占地方，水路运输会挤占货物的存放空间，每次上下船搬运的时候也是个麻烦。
因此受到这样的限制，可能每年大商人来往汴梁跟成都也就是一两趟。
但现在用交子之后，每年就可以多走几趟。
甚至不用多了，多走一趟就能撬动很多钱，创造许多工作岗位，养活非常多的人。
哪怕商品货物存在一定周转日期，可不要忘记宋朝水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极为发达，通过大运河可以做到全国性货物流通。
只要把交子铺开在全国各地的主要商贸城市，让物资和钱币流通速度更快，那么手工业从事者、造船厂、船队、护卫队以及沿途饭店、酒楼、码头搬运工等等，都能从中受益。
所以交子铺开设之后，不止是商人惠利那么简单，整个社会的经济环境将大幅度改善，带动的经济难以估量。
这就是将盘子和蛋糕做大的一个典型。
并且商人把钱存在交子铺，又通过交子铺盘活整个经济体系，宋朝官方的税收将大幅度增长，就有多余的钱进行教育、交通、科技方面的建设，带动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发展。
可以说。
单单一个交子铺的建设，就惠利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