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诉讼多有不实诬告，若不加以限制，登闻鼓怕是会日夜响个不停，反倒让真有冤情者无所适从。”关于越级上告的规定原理是由杨涟解释的，意思很明确，用来筛选真心申诉与诬陷者，听上去好像也有点道理。
“从你的老家到京城有多少里，需几日？”洪涛没评价杨涟的解释对不对，而是转头询问王承恩。
“禀万岁爷，奴婢老家邢台县距京城近800里，寻常人等进京最少也要走十多日。”
“杨尚书，听到了吗，直隶百姓进京方需十日。若非身披冤情无处申诉，谁愿意抛家舍业、背井离乡去越讼？
大多数百姓家里没有多少余粮，即便是去府城越讼，一来一回吃住行也需不少银两。一旦告不赢官司，不用笞刑也离破家不远了。
朕以为还是不要为了省去官员的麻烦，给百姓平添障碍为好。只要冤情达到了一定标准，不是鸡毛蒜皮赌气的小事，就可以到州府或者京城越讼。
但也不能无休止的告下去，刑部和大理寺修订此法可酌情添加一些条款，杜绝部分胡搅蛮缠也就是了。大明官员已经富裕到要往南京安排的程度了，怎么可能忙不过来，谁要是太忙了可以上疏请辞。”
有了王承恩的回答，洪涛才开始说正事。掰着手指头给两位司法高官算了笔账，从人性和逻辑方面阐明了越讼的困难程度。
什么怕刁民乱告，完全就是官官相护，害怕放开越讼之后，官员在地方上的所作所为会更容易被朝廷知晓。
而官员们害怕的就是自己鼓励的，以现在锦衣卫、东厂、统计司和壁虎的规模，还不能做到对官员们的大范围监控。咋办呢，太容易了，鼓励群众自发的当耳目呗。
至于说官员们会不会因此工作量大增，那就对了，干得了就干，干不了自己辞职。但前提是请辞之后要接受锦衣卫的全面核查，谁要是不怕抄家苦役谁就试试。
贪完了就跑那是不可能的，我没法大面积把你们都抄了家，却可以用工作量逐步增加、油水渐渐缩小、监管越来越严格来折磨你们，死不了活受着吧。
“臣领旨……”杨涟和高攀龙互望了一眼，谁也没办法再劝了。
主要是皇帝总说大实话，句句直指弊端，让人没法分辨。尤其是南京官场的话题坚决不能接茬，只要绕进去就没好果子吃。
满朝文武心里都和明镜一样，早知道皇帝对南京官场觊觎了许久，只等着找到借口予以裁撤。这要是不小心说错了话，马上就得成为万人恨。
“还有廷杖也废了吧，古人云士可杀不可辱，做为大明的中坚，整天用打屁股威胁不让说话太过龌龊了。
但作为朝廷官员也不该口无遮拦，为了私欲随便指责同僚甚至上官。以后六科给事中依旧可以风闻奏事，将其题本奏本一律封呈司礼监由朕亲自批复。”
另一个让洪涛看不顺眼的就是廷杖，也不知道朱元璋是咋想的，居然喜欢看打男人，大多数还是老头子的屁股。想惩罚有的是办法，何必要做这种特别幼稚的无用功呢。
顺便还有个东西必须加以限制，那就是言官们的弹劾。这玩意到了万历朝简直就成了党派之间互相骂仗的工具，根本起不到监督官员操守的作用。
你们不是喜欢骂吗，那好，以后不许明着骂了，只能给皇帝写密奏背后打小报告。而且处不处理、如何处理无权过问。
啥，怕皇帝处置不公？那好，为了公平起见，凡是言官都先要经过锦衣卫和东厂的彻查，证明你和你的直系亲属没问题之后，才有权力指责别人的过错。
其实这一招比廷杖管用多了，因为它符合人性。大多数人宁可挨板子，也不愿看到自己或者家人做过的坏事被公之于众。更不愿意看到几代人积累下来的财富瞬间化为乌有，还要连累子孙去矿山里劳累至死。
“臣遵旨……”杨涟和高攀龙又互视了一眼，还是没法反驳。把廷杖说成龌龊有点大逆不道，皇帝这么讲可以，但做为臣子真是半个字没法说。
而言官的权力该不该被限制，这個话题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了。差不多从景阳十年起，六科的弹劾就基本失去了作用，无论上疏多汹涌皇帝一概不回应。
也不能怪皇帝偏听偏信，在两次涉嫌谋反的大案里六科官员都是参与重灾区，如何还能受到信任。补充到六科里的官员一年比一年少，已经处于半废弃状态了，想争取也没了基础。
另外景阳皇帝的工作方式好像也不需要六科在一旁提醒矫正，锦衣卫经过王之桢的多年清理，虽然只剩下五万多人，比之前少了近一半，但工作效率却提高了N倍，近乎于替代了六科和都察院的存在。
从早上讨论到黄昏，眼看着就要吃晚饭了，杨涟和高攀龙才被允许出宫回家。不过紧箍咒还没松，一个月之后必须拿着第二版《大明律》继续入宫问对。
“将魏忠贤、张然、王之桢叫来！”臣子走了，皇帝却还是不能休息，又开始了接下来的步骤。这就是独裁者的生活，事必躬亲，谁也不能信，又谁都要用。
《再推恩令》和修订《大明律》都是在动摇大明的根基，也就是触碰到了官僚集团和士绅集团的根本，比改变六部和军制还危险。阻力会来自四面八方，有明有暗，光靠在朝廷里说一不二远远不够。
想把这两项改变推动下去并顺利完成，也得有明有暗。海军、陆军和新军是明，锦衣卫、东厂、御马监、壁虎、统计司就是暗。
从这一刻起，这几个特务机构就要全部动员起来，盯紧朝堂内外的重点区域和人员，发现异常即刻上报，争取把一切有可能的意外扼杀在摇篮里。
只有度过了这段危险期，从根本上瓦解了传统势力的根基，新政才能继续扩大推广范围，皇帝也才有号令全国的底气。
“从你的老家到京城有多少里，需几日？”洪涛没评价杨涟的解释对不对，而是转头询问王承恩。
“禀万岁爷，奴婢老家邢台县距京城近800里，寻常人等进京最少也要走十多日。”
“杨尚书，听到了吗，直隶百姓进京方需十日。若非身披冤情无处申诉，谁愿意抛家舍业、背井离乡去越讼？
大多数百姓家里没有多少余粮，即便是去府城越讼，一来一回吃住行也需不少银两。一旦告不赢官司，不用笞刑也离破家不远了。
朕以为还是不要为了省去官员的麻烦，给百姓平添障碍为好。只要冤情达到了一定标准，不是鸡毛蒜皮赌气的小事，就可以到州府或者京城越讼。
但也不能无休止的告下去，刑部和大理寺修订此法可酌情添加一些条款，杜绝部分胡搅蛮缠也就是了。大明官员已经富裕到要往南京安排的程度了，怎么可能忙不过来，谁要是太忙了可以上疏请辞。”
有了王承恩的回答，洪涛才开始说正事。掰着手指头给两位司法高官算了笔账，从人性和逻辑方面阐明了越讼的困难程度。
什么怕刁民乱告，完全就是官官相护，害怕放开越讼之后，官员在地方上的所作所为会更容易被朝廷知晓。
而官员们害怕的就是自己鼓励的，以现在锦衣卫、东厂、统计司和壁虎的规模，还不能做到对官员们的大范围监控。咋办呢，太容易了，鼓励群众自发的当耳目呗。
至于说官员们会不会因此工作量大增，那就对了，干得了就干，干不了自己辞职。但前提是请辞之后要接受锦衣卫的全面核查，谁要是不怕抄家苦役谁就试试。
贪完了就跑那是不可能的，我没法大面积把你们都抄了家，却可以用工作量逐步增加、油水渐渐缩小、监管越来越严格来折磨你们，死不了活受着吧。
“臣领旨……”杨涟和高攀龙互望了一眼，谁也没办法再劝了。
主要是皇帝总说大实话，句句直指弊端，让人没法分辨。尤其是南京官场的话题坚决不能接茬，只要绕进去就没好果子吃。
满朝文武心里都和明镜一样，早知道皇帝对南京官场觊觎了许久，只等着找到借口予以裁撤。这要是不小心说错了话，马上就得成为万人恨。
“还有廷杖也废了吧，古人云士可杀不可辱，做为大明的中坚，整天用打屁股威胁不让说话太过龌龊了。
但作为朝廷官员也不该口无遮拦，为了私欲随便指责同僚甚至上官。以后六科给事中依旧可以风闻奏事，将其题本奏本一律封呈司礼监由朕亲自批复。”
另一个让洪涛看不顺眼的就是廷杖，也不知道朱元璋是咋想的，居然喜欢看打男人，大多数还是老头子的屁股。想惩罚有的是办法，何必要做这种特别幼稚的无用功呢。
顺便还有个东西必须加以限制，那就是言官们的弹劾。这玩意到了万历朝简直就成了党派之间互相骂仗的工具，根本起不到监督官员操守的作用。
你们不是喜欢骂吗，那好，以后不许明着骂了，只能给皇帝写密奏背后打小报告。而且处不处理、如何处理无权过问。
啥，怕皇帝处置不公？那好，为了公平起见，凡是言官都先要经过锦衣卫和东厂的彻查，证明你和你的直系亲属没问题之后，才有权力指责别人的过错。
其实这一招比廷杖管用多了，因为它符合人性。大多数人宁可挨板子，也不愿看到自己或者家人做过的坏事被公之于众。更不愿意看到几代人积累下来的财富瞬间化为乌有，还要连累子孙去矿山里劳累至死。
“臣遵旨……”杨涟和高攀龙又互视了一眼，还是没法反驳。把廷杖说成龌龊有点大逆不道，皇帝这么讲可以，但做为臣子真是半个字没法说。
而言官的权力该不该被限制，这個话题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了。差不多从景阳十年起，六科的弹劾就基本失去了作用，无论上疏多汹涌皇帝一概不回应。
也不能怪皇帝偏听偏信，在两次涉嫌谋反的大案里六科官员都是参与重灾区，如何还能受到信任。补充到六科里的官员一年比一年少，已经处于半废弃状态了，想争取也没了基础。
另外景阳皇帝的工作方式好像也不需要六科在一旁提醒矫正，锦衣卫经过王之桢的多年清理，虽然只剩下五万多人，比之前少了近一半，但工作效率却提高了N倍，近乎于替代了六科和都察院的存在。
从早上讨论到黄昏，眼看着就要吃晚饭了，杨涟和高攀龙才被允许出宫回家。不过紧箍咒还没松，一个月之后必须拿着第二版《大明律》继续入宫问对。
“将魏忠贤、张然、王之桢叫来！”臣子走了，皇帝却还是不能休息，又开始了接下来的步骤。这就是独裁者的生活，事必躬亲，谁也不能信，又谁都要用。
《再推恩令》和修订《大明律》都是在动摇大明的根基，也就是触碰到了官僚集团和士绅集团的根本，比改变六部和军制还危险。阻力会来自四面八方，有明有暗，光靠在朝廷里说一不二远远不够。
想把这两项改变推动下去并顺利完成，也得有明有暗。海军、陆军和新军是明，锦衣卫、东厂、御马监、壁虎、统计司就是暗。
从这一刻起，这几个特务机构就要全部动员起来，盯紧朝堂内外的重点区域和人员，发现异常即刻上报，争取把一切有可能的意外扼杀在摇篮里。
只有度过了这段危险期，从根本上瓦解了传统势力的根基，新政才能继续扩大推广范围，皇帝也才有号令全国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