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朝廷早于几年前就在北方各省增设了粮仓,存粮可以应对短期所需。若是灾情持续时间比较长,还会执行赈灾新法,从南方各省调粮,由粮商北运以解燃眉之急。
皇帝更是下了圣旨,调陕西镇八万多边军沿黄河入海,由海运衙门派船护送入广东就粮。又严令榆林镇边军减少供给五成,把军粮腾出来转给陕西当地官府,由其分发给灾民,才勉强撑住了局面。
但陕西一下子少了近十万边军,防御立刻变得薄弱起来。如果蒙古左翼鄂尔多斯部趁机南侵,光靠榆林镇和宁夏镇的十多万边军显得有点捉襟见肘了。
面对此种局面,景阳皇帝再一次离开了京师紫禁城,只带了陆军前卫和几百御马监勇士奔赴陕西,打算凭借气场和威名镇抚边军士气,与对面的蒙古部落豪赌一场。
对于这个决定满朝文武当然是大部分反对的。不管景阳皇帝是否大权独揽,还破了很多祖宗成法,有些招人讨厌。但有他在位,好歹不用担心边患问题了。
而且这位皇帝除了有点跋扈之外,也确实很能挣钱且不独吞,这就让一批新崛起的官员比较拥护了,谁会愿意看着送财童子过快完蛋呢。
只可惜皇帝的跋扈此时又尽显了出来,在指定了袁可立、袁应泰、叶向高和王安四位监国之后,义无反顾的从德胜门出京城,直奔居庸关而去。
“陛下,臣以为南线比北线更稳妥,还望三思!”此次跟随皇帝出巡的是陆军前卫指挥使杜文焕和参谋长丁顺,李如樟奉命带领陆军大部坐镇京师。
做为伴君出行的主帅,杜文焕直到出发之时才获知了此行的大致路线,然后就开始不淡定了。从德胜门一直犹豫到快进入昌平镇,才鼓足勇气提了出来。
“怎么,你也觉得与英宗睿皇帝走同样的路线不吉利?”类似的话题洪涛这些天已经听王安、张然、叶向高等人说过无数次了,连袁可立也没完全支持。
从京城去陕西大体上有三条路可走,南二北一。最南边可以先从大沽口上船,入黄河换乘内河船,由纤夫拉着一路向西抵达西安。
这么走比较舒服,反正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船上,中途只在三门峡附近下船走一段。缺点是绕路,时间长,且花费巨大。
进入黄河之后要由纤夫拉着船逆流而上,船只数量少还能承受,近六千军队需要小百艘内河大船才能装得下,纤夫至少也得几千。
中间一条路走起来比较费劲,要穿过太行山去太原,然后从平阳府渡过黄河抵达延安府。太行山虽然有号称有八陉的通道,可不管哪一条都是在山沟子里曲折前行,中途又没有比较大的市镇,很是艰苦。
北边的路径应该是最合适大军通行的,出德胜门向西北,过居庸关走延庆右卫,经保安州抵达宣府镇。
从宣府镇向西就进入了山西大同府,转向南到太原府,再向西从吴堡西渡黄河就是陕西绥德。由此往北可以通榆林,向南可以到延安府。
京城到宣府镇这段路基本就是后世川藏高速公路的北京段,沿途只有居庸关一段比较险要,却也通驿道,还不乏大中型城镇补给休息。
洪涛选择的恰好是这条路,按说是最稳妥的,为什么那么多朝臣包括杜文焕都要再三反对呢?
其实他们也不是反对,只是膈应。土木堡之变的明英宗朱祁镇就是沿着这条路御驾亲征的,结果过妫河刚出延庆就在土木堡遭遇了瓦剌也先的主力。
但在洪涛看来,这场影响了大明王朝之后走向的变故,并不是地理原因,而是人祸。土木堡之变很可能是大明朝廷内部文官集团和武将勾结起来,阴谋陷害皇帝的一场阴谋!
看看地图就会发现,土木堡根本不适合大部队伏击,距离宣府镇和居庸关太近了。这两个地方都是京城北面最重要的军镇,常年驻扎着数量不少的边军精锐。
只要这些明军将领不是故意装傻,怎么可能任凭那么多蒙古军队在眼皮子底下晃悠,还恰恰就在皇帝御驾亲征返程的路上。
退一万步讲,就算刚开始疏忽了,当明英宗的大军遭遇了敌军之后,宣府镇和居庸关的明军也该迅速前往救援,可他们愣是找了诸多借口说自己不知道。
如果一件事太过凑巧,把诸多巧合全碰到一起了,那大概率就不是巧合了,而是阴谋。洪涛坚决不相信明英宗在出居庸关的时候会和当地守将说:只要不看见朕的脑袋,谁来调兵也不许出关营救。
恰恰相反,大同镇的守将应该派人尾随皇帝大军,最少也得护送到宣府镇管辖区之内再返回。这不光是做官的常识,也是正常人的逻辑。
“……”面对皇帝的直言不讳,杜文焕只能用沉默表态。
“若不是废了京师三大营,再把边关诸将子侄编入孙承宗的陆军,朕还真有可能成为第二个睿皇帝。我朝最大的敌人不是蒙古也不是女真更不是倭寇,而是朝中的臣子。古人云,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就是此理。”
既然想将杜文焕做为以后的军队将领培养,洪涛就不再吝啬词语,借着这件事开始了三观重塑课。别的皇帝都是千方百计的忽悠属下对自己忠诚,他则反其道而行之,想方设法揭露出人性的丑陋和权力场中的龌龊。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不这样做不成,光靠忽悠培养出来的将领听话倒是听话,却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面对残酷的战争,小心眼太多,大智慧太少,总是吃亏。
想在战场上胜利,必须要有洞察人性的基本素质。只有把人性中的恶看透,最好全能尝试一遍,才能收发自如。但凡心里还存留着一丝丝对人性本善的幻想,不光会害己,还要牵连麾下兵卒,万万不能独领一军。
(本章完)
皇帝更是下了圣旨,调陕西镇八万多边军沿黄河入海,由海运衙门派船护送入广东就粮。又严令榆林镇边军减少供给五成,把军粮腾出来转给陕西当地官府,由其分发给灾民,才勉强撑住了局面。
但陕西一下子少了近十万边军,防御立刻变得薄弱起来。如果蒙古左翼鄂尔多斯部趁机南侵,光靠榆林镇和宁夏镇的十多万边军显得有点捉襟见肘了。
面对此种局面,景阳皇帝再一次离开了京师紫禁城,只带了陆军前卫和几百御马监勇士奔赴陕西,打算凭借气场和威名镇抚边军士气,与对面的蒙古部落豪赌一场。
对于这个决定满朝文武当然是大部分反对的。不管景阳皇帝是否大权独揽,还破了很多祖宗成法,有些招人讨厌。但有他在位,好歹不用担心边患问题了。
而且这位皇帝除了有点跋扈之外,也确实很能挣钱且不独吞,这就让一批新崛起的官员比较拥护了,谁会愿意看着送财童子过快完蛋呢。
只可惜皇帝的跋扈此时又尽显了出来,在指定了袁可立、袁应泰、叶向高和王安四位监国之后,义无反顾的从德胜门出京城,直奔居庸关而去。
“陛下,臣以为南线比北线更稳妥,还望三思!”此次跟随皇帝出巡的是陆军前卫指挥使杜文焕和参谋长丁顺,李如樟奉命带领陆军大部坐镇京师。
做为伴君出行的主帅,杜文焕直到出发之时才获知了此行的大致路线,然后就开始不淡定了。从德胜门一直犹豫到快进入昌平镇,才鼓足勇气提了出来。
“怎么,你也觉得与英宗睿皇帝走同样的路线不吉利?”类似的话题洪涛这些天已经听王安、张然、叶向高等人说过无数次了,连袁可立也没完全支持。
从京城去陕西大体上有三条路可走,南二北一。最南边可以先从大沽口上船,入黄河换乘内河船,由纤夫拉着一路向西抵达西安。
这么走比较舒服,反正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船上,中途只在三门峡附近下船走一段。缺点是绕路,时间长,且花费巨大。
进入黄河之后要由纤夫拉着船逆流而上,船只数量少还能承受,近六千军队需要小百艘内河大船才能装得下,纤夫至少也得几千。
中间一条路走起来比较费劲,要穿过太行山去太原,然后从平阳府渡过黄河抵达延安府。太行山虽然有号称有八陉的通道,可不管哪一条都是在山沟子里曲折前行,中途又没有比较大的市镇,很是艰苦。
北边的路径应该是最合适大军通行的,出德胜门向西北,过居庸关走延庆右卫,经保安州抵达宣府镇。
从宣府镇向西就进入了山西大同府,转向南到太原府,再向西从吴堡西渡黄河就是陕西绥德。由此往北可以通榆林,向南可以到延安府。
京城到宣府镇这段路基本就是后世川藏高速公路的北京段,沿途只有居庸关一段比较险要,却也通驿道,还不乏大中型城镇补给休息。
洪涛选择的恰好是这条路,按说是最稳妥的,为什么那么多朝臣包括杜文焕都要再三反对呢?
其实他们也不是反对,只是膈应。土木堡之变的明英宗朱祁镇就是沿着这条路御驾亲征的,结果过妫河刚出延庆就在土木堡遭遇了瓦剌也先的主力。
但在洪涛看来,这场影响了大明王朝之后走向的变故,并不是地理原因,而是人祸。土木堡之变很可能是大明朝廷内部文官集团和武将勾结起来,阴谋陷害皇帝的一场阴谋!
看看地图就会发现,土木堡根本不适合大部队伏击,距离宣府镇和居庸关太近了。这两个地方都是京城北面最重要的军镇,常年驻扎着数量不少的边军精锐。
只要这些明军将领不是故意装傻,怎么可能任凭那么多蒙古军队在眼皮子底下晃悠,还恰恰就在皇帝御驾亲征返程的路上。
退一万步讲,就算刚开始疏忽了,当明英宗的大军遭遇了敌军之后,宣府镇和居庸关的明军也该迅速前往救援,可他们愣是找了诸多借口说自己不知道。
如果一件事太过凑巧,把诸多巧合全碰到一起了,那大概率就不是巧合了,而是阴谋。洪涛坚决不相信明英宗在出居庸关的时候会和当地守将说:只要不看见朕的脑袋,谁来调兵也不许出关营救。
恰恰相反,大同镇的守将应该派人尾随皇帝大军,最少也得护送到宣府镇管辖区之内再返回。这不光是做官的常识,也是正常人的逻辑。
“……”面对皇帝的直言不讳,杜文焕只能用沉默表态。
“若不是废了京师三大营,再把边关诸将子侄编入孙承宗的陆军,朕还真有可能成为第二个睿皇帝。我朝最大的敌人不是蒙古也不是女真更不是倭寇,而是朝中的臣子。古人云,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就是此理。”
既然想将杜文焕做为以后的军队将领培养,洪涛就不再吝啬词语,借着这件事开始了三观重塑课。别的皇帝都是千方百计的忽悠属下对自己忠诚,他则反其道而行之,想方设法揭露出人性的丑陋和权力场中的龌龊。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不这样做不成,光靠忽悠培养出来的将领听话倒是听话,却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面对残酷的战争,小心眼太多,大智慧太少,总是吃亏。
想在战场上胜利,必须要有洞察人性的基本素质。只有把人性中的恶看透,最好全能尝试一遍,才能收发自如。但凡心里还存留着一丝丝对人性本善的幻想,不光会害己,还要牵连麾下兵卒,万万不能独领一军。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