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朝廷早于几年前就在北方各省增设了粮仓，存粮可以应对短期所需。若是灾情持续时间比较长，还会执行赈灾新法，从南方各省调粮，由粮商北运以解燃眉之急。
皇帝更是下了圣旨，调陕西镇八万多边军沿黄河入海，由海运衙门派船护送入广东就粮。又严令榆林镇边军减少供给五成，把军粮腾出来转给陕西当地官府，由其分发给灾民，才勉强撑住了局面。
但陕西一下子少了近十万边军，防御立刻变得薄弱起来。如果蒙古左翼鄂尔多斯部趁机南侵，光靠榆林镇和宁夏镇的十多万边军显得有点捉襟见肘了。
面对此种局面，景阳皇帝再一次离开了京师紫禁城，只带了陆军前卫和几百御马监勇士奔赴陕西，打算凭借气场和威名镇抚边军士气，与对面的蒙古部落豪赌一场。
对于这个决定满朝文武当然是大部分反对的。不管景阳皇帝是否大权独揽，还破了很多祖宗成法，有些招人讨厌。但有他在位，好歹不用担心边患问题了。
而且这位皇帝除了有点跋扈之外，也确实很能挣钱且不独吞，这就让一批新崛起的官员比较拥护了，谁会愿意看着送财童子过快完蛋呢。
只可惜皇帝的跋扈此时又尽显了出来，在指定了袁可立、袁应泰、叶向高和王安四位监国之后，义无反顾的从德胜门出京城，直奔居庸关而去。
“陛下，臣以为南线比北线更稳妥，还望三思！”此次跟随皇帝出巡的是陆军前卫指挥使杜文焕和参谋长丁顺，李如樟奉命带领陆军大部坐镇京师。
做为伴君出行的主帅，杜文焕直到出发之时才获知了此行的大致路线，然后就开始不淡定了。从德胜门一直犹豫到快进入昌平镇，才鼓足勇气提了出来。
“怎么，你也觉得与英宗睿皇帝走同样的路线不吉利？”类似的话题洪涛这些天已经听王安、张然、叶向高等人说过无数次了，连袁可立也没完全支持。
从京城去陕西大体上有三条路可走，南二北一。最南边可以先从大沽口上船，入黄河换乘内河船，由纤夫拉着一路向西抵达西安。
这么走比较舒服，反正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船上，中途只在三门峡附近下船走一段。缺点是绕路，时间长，且花费巨大。
进入黄河之后要由纤夫拉着船逆流而上，船只数量少还能承受，近六千军队需要小百艘内河大船才能装得下，纤夫至少也得几千。
中间一条路走起来比较费劲，要穿过太行山去太原，然后从平阳府渡过黄河抵达延安府。太行山虽然有号称有八陉的通道，可不管哪一条都是在山沟子里曲折前行，中途又没有比较大的市镇，很是艰苦。
北边的路径应该是最合适大军通行的，出德胜门向西北，过居庸关走延庆右卫，经保安州抵达宣府镇。
从宣府镇向西就进入了山西大同府，转向南到太原府，再向西从吴堡西渡黄河就是陕西绥德。由此往北可以通榆林，向南可以到延安府。
京城到宣府镇这段路基本就是后世川藏高速公路的北京段，沿途只有居庸关一段比较险要，却也通驿道，还不乏大中型城镇补给休息。
洪涛选择的恰好是这条路，按说是最稳妥的，为什么那么多朝臣包括杜文焕都要再三反对呢？
其实他们也不是反对，只是膈应。土木堡之变的明英宗朱祁镇就是沿着这条路御驾亲征的，结果过妫河刚出延庆就在土木堡遭遇了瓦剌也先的主力。
但在洪涛看来，这场影响了大明王朝之后走向的变故，并不是地理原因，而是人祸。土木堡之变很可能是大明朝廷内部文官集团和武将勾结起来，阴谋陷害皇帝的一场阴谋！
看看地图就会发现，土木堡根本不适合大部队伏击，距离宣府镇和居庸关太近了。这两个地方都是京城北面最重要的军镇，常年驻扎着数量不少的边军精锐。
只要这些明军将领不是故意装傻，怎么可能任凭那么多蒙古军队在眼皮子底下晃悠，还恰恰就在皇帝御驾亲征返程的路上。
退一万步讲，就算刚开始疏忽了，当明英宗的大军遭遇了敌军之后，宣府镇和居庸关的明军也该迅速前往救援，可他们愣是找了诸多借口说自己不知道。
如果一件事太过凑巧，把诸多巧合全碰到一起了，那大概率就不是巧合了，而是阴谋。洪涛坚决不相信明英宗在出居庸关的时候会和当地守将说：只要不看见朕的脑袋，谁来调兵也不许出关营救。
恰恰相反，大同镇的守将应该派人尾随皇帝大军，最少也得护送到宣府镇管辖区之内再返回。这不光是做官的常识，也是正常人的逻辑。
“……”面对皇帝的直言不讳，杜文焕只能用沉默表态。
“若不是废了京师三大营，再把边关诸将子侄编入孙承宗的陆军，朕还真有可能成为第二个睿皇帝。我朝最大的敌人不是蒙古也不是女真更不是倭寇，而是朝中的臣子。古人云，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就是此理。”
既然想将杜文焕做为以后的军队将领培养，洪涛就不再吝啬词语，借着这件事开始了三观重塑课。别的皇帝都是千方百计的忽悠属下对自己忠诚，他则反其道而行之，想方设法揭露出人性的丑陋和权力场中的龌龊。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不这样做不成，光靠忽悠培养出来的将领听话倒是听话，却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面对残酷的战争，小心眼太多，大智慧太少，总是吃亏。
想在战场上胜利，必须要有洞察人性的基本素质。只有把人性中的恶看透，最好全能尝试一遍，才能收发自如。但凡心里还存留着一丝丝对人性本善的幻想，不光会害己，还要牵连麾下兵卒，万万不能独领一军。
(本章完)
皇帝更是下了圣旨，调陕西镇八万多边军沿黄河入海，由海运衙门派船护送入广东就粮。又严令榆林镇边军减少供给五成，把军粮腾出来转给陕西当地官府，由其分发给灾民，才勉强撑住了局面。
但陕西一下子少了近十万边军，防御立刻变得薄弱起来。如果蒙古左翼鄂尔多斯部趁机南侵，光靠榆林镇和宁夏镇的十多万边军显得有点捉襟见肘了。
面对此种局面，景阳皇帝再一次离开了京师紫禁城，只带了陆军前卫和几百御马监勇士奔赴陕西，打算凭借气场和威名镇抚边军士气，与对面的蒙古部落豪赌一场。
对于这个决定满朝文武当然是大部分反对的。不管景阳皇帝是否大权独揽，还破了很多祖宗成法，有些招人讨厌。但有他在位，好歹不用担心边患问题了。
而且这位皇帝除了有点跋扈之外，也确实很能挣钱且不独吞，这就让一批新崛起的官员比较拥护了，谁会愿意看着送财童子过快完蛋呢。
只可惜皇帝的跋扈此时又尽显了出来，在指定了袁可立、袁应泰、叶向高和王安四位监国之后，义无反顾的从德胜门出京城，直奔居庸关而去。
“陛下，臣以为南线比北线更稳妥，还望三思！”此次跟随皇帝出巡的是陆军前卫指挥使杜文焕和参谋长丁顺，李如樟奉命带领陆军大部坐镇京师。
做为伴君出行的主帅，杜文焕直到出发之时才获知了此行的大致路线，然后就开始不淡定了。从德胜门一直犹豫到快进入昌平镇，才鼓足勇气提了出来。
“怎么，你也觉得与英宗睿皇帝走同样的路线不吉利？”类似的话题洪涛这些天已经听王安、张然、叶向高等人说过无数次了，连袁可立也没完全支持。
从京城去陕西大体上有三条路可走，南二北一。最南边可以先从大沽口上船，入黄河换乘内河船，由纤夫拉着一路向西抵达西安。
这么走比较舒服，反正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船上，中途只在三门峡附近下船走一段。缺点是绕路，时间长，且花费巨大。
进入黄河之后要由纤夫拉着船逆流而上，船只数量少还能承受，近六千军队需要小百艘内河大船才能装得下，纤夫至少也得几千。
中间一条路走起来比较费劲，要穿过太行山去太原，然后从平阳府渡过黄河抵达延安府。太行山虽然有号称有八陉的通道，可不管哪一条都是在山沟子里曲折前行，中途又没有比较大的市镇，很是艰苦。
北边的路径应该是最合适大军通行的，出德胜门向西北，过居庸关走延庆右卫，经保安州抵达宣府镇。
从宣府镇向西就进入了山西大同府，转向南到太原府，再向西从吴堡西渡黄河就是陕西绥德。由此往北可以通榆林，向南可以到延安府。
京城到宣府镇这段路基本就是后世川藏高速公路的北京段，沿途只有居庸关一段比较险要，却也通驿道，还不乏大中型城镇补给休息。
洪涛选择的恰好是这条路，按说是最稳妥的，为什么那么多朝臣包括杜文焕都要再三反对呢？
其实他们也不是反对，只是膈应。土木堡之变的明英宗朱祁镇就是沿着这条路御驾亲征的，结果过妫河刚出延庆就在土木堡遭遇了瓦剌也先的主力。
但在洪涛看来，这场影响了大明王朝之后走向的变故，并不是地理原因，而是人祸。土木堡之变很可能是大明朝廷内部文官集团和武将勾结起来，阴谋陷害皇帝的一场阴谋！
看看地图就会发现，土木堡根本不适合大部队伏击，距离宣府镇和居庸关太近了。这两个地方都是京城北面最重要的军镇，常年驻扎着数量不少的边军精锐。
只要这些明军将领不是故意装傻，怎么可能任凭那么多蒙古军队在眼皮子底下晃悠，还恰恰就在皇帝御驾亲征返程的路上。
退一万步讲，就算刚开始疏忽了，当明英宗的大军遭遇了敌军之后，宣府镇和居庸关的明军也该迅速前往救援，可他们愣是找了诸多借口说自己不知道。
如果一件事太过凑巧，把诸多巧合全碰到一起了，那大概率就不是巧合了，而是阴谋。洪涛坚决不相信明英宗在出居庸关的时候会和当地守将说：只要不看见朕的脑袋，谁来调兵也不许出关营救。
恰恰相反，大同镇的守将应该派人尾随皇帝大军，最少也得护送到宣府镇管辖区之内再返回。这不光是做官的常识，也是正常人的逻辑。
“……”面对皇帝的直言不讳，杜文焕只能用沉默表态。
“若不是废了京师三大营，再把边关诸将子侄编入孙承宗的陆军，朕还真有可能成为第二个睿皇帝。我朝最大的敌人不是蒙古也不是女真更不是倭寇，而是朝中的臣子。古人云，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就是此理。”
既然想将杜文焕做为以后的军队将领培养，洪涛就不再吝啬词语，借着这件事开始了三观重塑课。别的皇帝都是千方百计的忽悠属下对自己忠诚，他则反其道而行之，想方设法揭露出人性的丑陋和权力场中的龌龊。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不这样做不成，光靠忽悠培养出来的将领听话倒是听话，却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面对残酷的战争，小心眼太多，大智慧太少，总是吃亏。
想在战场上胜利，必须要有洞察人性的基本素质。只有把人性中的恶看透，最好全能尝试一遍，才能收发自如。但凡心里还存留着一丝丝对人性本善的幻想，不光会害己，还要牵连麾下兵卒，万万不能独领一军。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