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这该如何是好?”王象乾真不是想在背后给徐光启和王徵上眼药,只是看着蹊跷随口一问,没想到会如此不堪。

    “朕也没什么好办法可想,工业非上天恩赐,乃人后天创造,违背了大自然的规律。可是不发展工业光靠种地,既不能让百姓吃饱穿暖,又不能替国家抵御外虏,两难也。

    爱卿可能还没去城西的永定河畔看过,那里的情况更加不堪。炼焦厂、炼铁厂、洗煤厂、碱厂所排的废水毒性更大,几十里水路两岸无不受其害。

    宛平县已经多次上疏陈情,说靠近河边的农户用河水灌溉庄稼枯死大半,几近绝收。朕也只能让出几处皇庄,把受灾的农户迁过去,别无它法。

    子廓,工厂有害不假,但工厂有益更是有目共睹。做为皇帝和臣子,只能二选一,不可因噎废食。利大则进、弊大则停。

    工厂要发展,就会侵害一部分农户的利益,他们肯定会反对。换成朕的田亩被弄得颗粒无收,肯定也不答应。但放眼大局,假若一座工厂能顶百家农户的收成,即便损害了其中五十户也是赚的。

    工厂如此,新政也是如此。反对之声肯定免不了,但大势不可逆。只要新政能让更多人吃饱穿暖,朕就不会轻易言败,谁想拦阻且不听劝告谁就是朕的敌人,只有你死我活,没有第三条路可选。

    不是朕故意戕害朝臣,也不是要搞一朝天子一朝臣,而是以往的老路走不通了。靠着一日比一日空虚的太仓和虚弱无力的边军,该怎么和如狼似虎的北虏、建虏分出高下?

    与朕作对、与新政作对并不是明智之举,聪明人此时不光不应该排斥新政,反倒是该去仔细研究,找到契机积极参与进去,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从中获利。同时帮助朕引导新政的走向,争取少走弯路。”

    面对朝臣的担忧,洪涛不光没有解决之法,还要坦诚面对此种困境。工业污染是没法解决的,不光不能解决还要加大力度玩命污染。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工业污染的程度和覆盖面就会与经济发展成正比。哪个州县的污染严重,哪个州县的经济发展就快。当地百姓就富足,州县官员的政绩就好。谁要是能把渤海湾弄成臭水塘,洪涛愿意给他封异姓王!

    同样的道理,新政和工业都有积极的一面,也都有不堪的一面。百姓、士绅、官员、勋贵和皇帝,站在不同角度所看到的效果肯定也会不同,甚至截然相反。

    做为皇帝和朝廷重臣,此时该做的不是互相指责、猜忌和拆台,而是经过理性分析确定弊大还是利大,找到其真实答案,然后趋利避害。

    洪涛之所以从工业污染引申到朝政,就是在提醒王象乾该做什么、别做什么。这位兵部尚书是自己首肯并提拔上来的,就算不能成为保皇派最好也别站到对立面上去。

    “臣惶恐……自侥幸居高位以来不曾对抗新政有过对抗之意。臣的家里在山东入股了工厂,托陛下之福,收获颇丰。可就如陛下所言,无论工厂还是新政总会有人受损,臣对此也无能为力,只好听之任之、敬而远之。”

    这已经是皇帝第二次单独与自己谈话了,上次是为了建立陆军,事实证明所言非虚。这次又要为了什么事,王象乾心里也猜了个大概。

    既然皇帝都挑明了,自己也就别装傻充愣了,实话实说吧。王家已经尝到了新政的甜头,即便不当保皇党也绝不会站到对立面上去。至于说别人,对不起,真管不了,也不想掺合进去。

    “敬而远之……这个词用的好,朕会拭目以待。”

    对于王象乾的态度洪涛可以接受,他是官宦世家,叔叔大爷堂兄堂弟一大堆,多数在朝中任职,对改动体系这种事肯定非常敏感也很忌惮,能做到守序中立已经不容易了。

    “王承恩,吩咐下去,朕要在马经纶家盘桓一日,差人回京叫吏部尚书周道登前往通州迎驾。”有了王象乾的表态,眼下朝中的局面就有些眉目了。

    三位内阁大学士里,叶向高和方从哲已经打上了保皇派的烙印,不到胜负明显的时刻不会轻易改换门庭。翁正春不太看得惯新政的某些做法,但又对新政的效果比较满意,暂时只能算左右摇摆派。

    六部九卿当中,户部尚书赵世卿肯定是雷打不动的中立派。他要求的也不多,比较容易满足。能不逼着户部大出血,别妨碍借户部的银子放贷,他就是大明朝最忠心的臣子。

    除了已经有明确态度的户部尚书赵世卿和兵部尚书王象乾之外,工部尚书刘元霖的情况也比较让人放心。他自打王恭厂爆炸之后被提拔后,一贯对皇帝的慧眼识珠感恩戴德,整整八年了没站错过一次队。

    再加上徐光启、李之藻、王徵、赵士祯等人皆是他的下属,整个工部在外人眼中基本就是保皇派大本营,就算他想改弦易辙恐怕也没人敢接收。

    礼部尚书杨廷筠是浙江杭州人、刑部尚书沈应文是浙江余姚人、吏部尚书周道登是南直隶苏州人,都是官僚资本和士大夫的大本营,也是反对新政势力最集中的地区。

    对他们玩利益互换肯定不好使,新政与官僚资本从根本上是相互排斥的,根本尿不到一个壶里,也就无法成为利益共同体,暂时的都不成。

    这时候就该靠皇帝的个人魅力了,依洪涛的观察和判断,始终不愿意卷入朝堂争斗的吏部尚书周道登,应该是最有可能被说服的。

    就算没有效果,也得让他来通州迎驾。只要去了,某些人就会在心里打鼓,回去之后必定仔细询问,且什么也问不明白。他越说皇帝没说啥,那些人就越不信。

    挑拨离间、平添猜忌,也是政治斗争中的一个常用招数。至于说最终会不会起到作用,谁知道呢,有枣没枣先打三竿子再说呗。

    礼部尚书杨廷筠是李之藻的好友,也是利玛窦的教友,笃信基督教,大概率会支持新政,最次也是个中立派。有熊三拔这位上帝的仆人在,说服工作就不用自己出面了。

    刑部尚书沈应文比较麻烦,他既是利益冲突者又是政见不同者,与保皇派还没什么人情往来。而刑部在这次举子杀人事件中充当的角色很微妙,好像起了主导作用。所以暂且不去争取,静观其变吧。

    通政使刘宗周是山阴人,也属于南直隶集团。而且他是理学大家,既与东林学派不睦,也看不上李贽的泰州学派。为人非常讲究礼法,还强调以仁治国,与新政格格不入,很难说服,同样暂时放弃。

    左都御史许弘纲是浙江东阳人,官宦世家出身,曾是浙党,官声不错,敢于直谏,对自身要求比较严格。不过私德好并不意味着就是个好官,屁股决定脑袋这种习惯后世有古代也有。

    他的出身和成长环境,注定了要以维护家族和阶级利益为重,越是豪门望族越难以摆脱。这时候优点反倒成为了制约其变通和把眼光放长远的束缚,想说服难度太大。

    最后还剩下个大理寺卿高攀龙,他本是东林首脑,信仰和意志都很坚定,即便东林集团垮台了依旧不变如初,坚持观点。

    当初让他担此重任是想制约其它派系,免得又出来个一枝独秀的。几年下来效果很明显,可副作用也挺大。

    这家伙完全不按照套路出牌,抱着固有的观念死活不肯改变,始终认为推行新政弊大于利。虽不曾刻意作对,却也没少添麻烦。

    问题是他把本职工作干的挺好,官声与日俱增,除了死扣律法经常找麻烦之外还真找不出什么纰漏。以莫须有的罪名挖坑害人吧,又不是洪涛所愿,说服?算了吧,他爱站哪边站哪边,随意了。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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