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赵南星差不多，方从哲在历史上的大致情况洪涛也能从脑子里找出来。他是北直隶顺天府大兴县人，也就是后世的北京城人。万历十一年进士，选为庶吉士，三年后授翰林院编修，又三年，累迁国子监祭酒。
祭酒是个管理教育的职务，不属于言官，但方从哲不甘白拿俸禄，自觉自愿把言官的工作也干了，有事没事就上疏要求废除矿税，惹得万历皇帝非常不悦。
万历二十年正好赶上会试，司礼监掌印田义托人来找他说辞，想给侄子走走后门，结果被当面拒绝，又惹怒了一位内廷大佬。
年轻的方从哲虽然勇但并不傻，放眼满朝文武，想上进大多要抱团，或者赢得皇帝的青睐。低头看看自己，除了得罪人就是得罪人，前途显然不太光明。于是刚刚三十岁就选择辞职，回家养老去了。
如果按照历史的原样他回家一待就是十多年，但有了洪涛的存在，万历皇帝提前死了，新帝登基官员奇缺，只赋闲了几年就受召回到朝廷，任吏部郎中。
洪涛为啥非要推荐方从哲入阁呢，原因有三。第一，在历史记载中方从哲曾经一人支撑着内阁，不管干得好不好，能力应该还是有的。
第二，在著名的红丸案中正是他推荐李可灼给光宗皇帝献上灵丹妙药，结果药到人无。可是史书上没讲方从哲到底算不算毒害光宗皇帝的凶手或者帮凶，洪涛好奇心非常强烈，很想弄清楚这件事，把人弄到身边更容易仔细观察。
第三，方从哲虽然没有太鲜明的派系属性，但他在国子监任职多年，门下有不少学生。其中有个叫亓诗教的吏科给事中在齐党中颇有人脉，两人交往十分紧密，大概率偏向齐党。
在前面五个候选人里，赵南星和焦竑可以第一批被筛掉。泰州派与东林党势同水火，两边谁也不会同意在内阁多增加一个对方的大学士，最容易让双方接受的结果就是兑子。
李廷机的机会更渺茫，在削藩斗争中浙党站错了队伍，不光得罪了皇帝还丢掉了内阁首辅位置，不被痛打落水狗就很幸运了，怎么可能再补上一位大学士的缺。
剩下吴道南和赵世卿，一个勉强算小党派的边缘人物一个干脆无党无派，即便入阁也对眼下的朝廷格局形不成太大影响。
洪涛可不会这么想，朝廷格局必须动荡，你们全都按部就班的分配好了利益，剩下的闲工夫肯定就该琢磨皇帝了。
所以越是朝廷官员们喜闻乐见的人选就越不会选。最终入阁的是吴道南和方从哲，一个楚党一个齐党。有了他们两个入阁，朝中的政治格局更乱了，原本大获全胜、势头正盛的东林党人忽然发现领先幅度也不怎么大。
有了内阁大学士在皇帝边上嘀嘀咕咕，楚党和齐党保不齐会成为下一个浙党，必须抽出很多精力去对付。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多了一个掣肘就少了一分锋芒。
这就是洪涛最想看到的结果，在朝堂斗争中想上下一心铁板一块是永远不可能的。历代开国皇帝在打江山的时候有可能能做到，但在守江山的时候谁也做不到。
只要当了官，有了更高的利益诉求，自然而然就会抱团取暖，换句话讲叫团结一心，敌对的目标也从掌权者变成了当权者，也就是皇帝。
在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中，皇帝和官员既是合作者又是竞争者。合作是要占据统治的地位，竞争则是分配利益。谁多谁少都要争一争，相对而言，所有官员都是皇帝的对手。
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该知道如何处理君臣关系了，皇帝不需要找忠臣，也永远找不到忠臣。在某段时间内，某些官员有可能会对皇帝忠诚，那是因为利益诉求一致。
随着时间和环境变化，利益诉求也跟着一起变，以前的奸臣可能会变成忠臣，以前的忠臣也可能变成奸臣，忠和奸都是动态且相对的。
当然了，站在皇帝角度是这样，换个角度可能就不成立了。比如说对于老百姓而言，不管统治阶级内部如何争斗，谁能让他们吃饱穿暖、谁不往死里欺负他们，谁就是好官。如果还能给予一点尊重和怜悯，就是大大的清官。
至于说官员们到底干了什么事情，是否对国家、民族有长远影响，绝大多数老百姓根本看不见、听不到、更想不明白，他们只认眼前利益。
事情到了这里本该告一段落了，可洪涛还是不满足，他觉得朝堂里还是不够乱，干脆又增加了一个名额，把李廷机的名字也圈上了。
这下算是捅了马蜂窝，以东林党为首的官员连番上疏弹劾，恨不得把人家小时候揪了谁家姑娘小辫子的事情都抖落了出来。
而齐楚浙党也不甘示弱，发动言官御史展开了全方位反击。一时间各种弹劾题本、奏本如雪片般涌进了通政司和司礼监，每天不来个十本八本不算完。
“不准！让他老老实实在礼部待着，身生不怕影子斜，非要走也成，先由东厂同锦衣卫调查清楚弹劾内容，朕的礼部尚书到底是清官还是贪官必须有个交代！”
洪涛可以把弹劾交给司礼监处理或者干脆留中不发，实际上他也正是这么做的。但有人不成，比如礼部尚书李廷机。
面对如此多的弹劾，按照惯例不管内容是否属实，当事人都要做出高姿态，辞职！结果洪涛还不肯批，当着内阁大学士们的面拍了桌子，放下话来，再敢动不动辞职就等着被东厂调查吧。
这一招既合情合理又非常不要脸。放眼朝廷上下几百名官员，还不算地方官，谁敢拍着胸脯说自己百分百没毛病？以洪涛的理解，怕是不及百分之一。
还是比较保守的估算，如果让他亲自抓东厂的调查工作，比例还得下调，无限趋近于零！即便历史上再有名的清官，只要真打算仔细查照样能查出毛病，说不定还是大毛病。
祭酒是个管理教育的职务，不属于言官，但方从哲不甘白拿俸禄，自觉自愿把言官的工作也干了，有事没事就上疏要求废除矿税，惹得万历皇帝非常不悦。
万历二十年正好赶上会试，司礼监掌印田义托人来找他说辞，想给侄子走走后门，结果被当面拒绝，又惹怒了一位内廷大佬。
年轻的方从哲虽然勇但并不傻，放眼满朝文武，想上进大多要抱团，或者赢得皇帝的青睐。低头看看自己，除了得罪人就是得罪人，前途显然不太光明。于是刚刚三十岁就选择辞职，回家养老去了。
如果按照历史的原样他回家一待就是十多年，但有了洪涛的存在，万历皇帝提前死了，新帝登基官员奇缺，只赋闲了几年就受召回到朝廷，任吏部郎中。
洪涛为啥非要推荐方从哲入阁呢，原因有三。第一，在历史记载中方从哲曾经一人支撑着内阁，不管干得好不好，能力应该还是有的。
第二，在著名的红丸案中正是他推荐李可灼给光宗皇帝献上灵丹妙药，结果药到人无。可是史书上没讲方从哲到底算不算毒害光宗皇帝的凶手或者帮凶，洪涛好奇心非常强烈，很想弄清楚这件事，把人弄到身边更容易仔细观察。
第三，方从哲虽然没有太鲜明的派系属性，但他在国子监任职多年，门下有不少学生。其中有个叫亓诗教的吏科给事中在齐党中颇有人脉，两人交往十分紧密，大概率偏向齐党。
在前面五个候选人里，赵南星和焦竑可以第一批被筛掉。泰州派与东林党势同水火，两边谁也不会同意在内阁多增加一个对方的大学士，最容易让双方接受的结果就是兑子。
李廷机的机会更渺茫，在削藩斗争中浙党站错了队伍，不光得罪了皇帝还丢掉了内阁首辅位置，不被痛打落水狗就很幸运了，怎么可能再补上一位大学士的缺。
剩下吴道南和赵世卿，一个勉强算小党派的边缘人物一个干脆无党无派，即便入阁也对眼下的朝廷格局形不成太大影响。
洪涛可不会这么想，朝廷格局必须动荡，你们全都按部就班的分配好了利益，剩下的闲工夫肯定就该琢磨皇帝了。
所以越是朝廷官员们喜闻乐见的人选就越不会选。最终入阁的是吴道南和方从哲，一个楚党一个齐党。有了他们两个入阁，朝中的政治格局更乱了，原本大获全胜、势头正盛的东林党人忽然发现领先幅度也不怎么大。
有了内阁大学士在皇帝边上嘀嘀咕咕，楚党和齐党保不齐会成为下一个浙党，必须抽出很多精力去对付。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多了一个掣肘就少了一分锋芒。
这就是洪涛最想看到的结果，在朝堂斗争中想上下一心铁板一块是永远不可能的。历代开国皇帝在打江山的时候有可能能做到，但在守江山的时候谁也做不到。
只要当了官，有了更高的利益诉求，自然而然就会抱团取暖，换句话讲叫团结一心，敌对的目标也从掌权者变成了当权者，也就是皇帝。
在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中，皇帝和官员既是合作者又是竞争者。合作是要占据统治的地位，竞争则是分配利益。谁多谁少都要争一争，相对而言，所有官员都是皇帝的对手。
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该知道如何处理君臣关系了，皇帝不需要找忠臣，也永远找不到忠臣。在某段时间内，某些官员有可能会对皇帝忠诚，那是因为利益诉求一致。
随着时间和环境变化，利益诉求也跟着一起变，以前的奸臣可能会变成忠臣，以前的忠臣也可能变成奸臣，忠和奸都是动态且相对的。
当然了，站在皇帝角度是这样，换个角度可能就不成立了。比如说对于老百姓而言，不管统治阶级内部如何争斗，谁能让他们吃饱穿暖、谁不往死里欺负他们，谁就是好官。如果还能给予一点尊重和怜悯，就是大大的清官。
至于说官员们到底干了什么事情，是否对国家、民族有长远影响，绝大多数老百姓根本看不见、听不到、更想不明白，他们只认眼前利益。
事情到了这里本该告一段落了，可洪涛还是不满足，他觉得朝堂里还是不够乱，干脆又增加了一个名额，把李廷机的名字也圈上了。
这下算是捅了马蜂窝，以东林党为首的官员连番上疏弹劾，恨不得把人家小时候揪了谁家姑娘小辫子的事情都抖落了出来。
而齐楚浙党也不甘示弱，发动言官御史展开了全方位反击。一时间各种弹劾题本、奏本如雪片般涌进了通政司和司礼监，每天不来个十本八本不算完。
“不准！让他老老实实在礼部待着，身生不怕影子斜，非要走也成，先由东厂同锦衣卫调查清楚弹劾内容，朕的礼部尚书到底是清官还是贪官必须有个交代！”
洪涛可以把弹劾交给司礼监处理或者干脆留中不发，实际上他也正是这么做的。但有人不成，比如礼部尚书李廷机。
面对如此多的弹劾，按照惯例不管内容是否属实，当事人都要做出高姿态，辞职！结果洪涛还不肯批，当着内阁大学士们的面拍了桌子，放下话来，再敢动不动辞职就等着被东厂调查吧。
这一招既合情合理又非常不要脸。放眼朝廷上下几百名官员，还不算地方官，谁敢拍着胸脯说自己百分百没毛病？以洪涛的理解，怕是不及百分之一。
还是比较保守的估算，如果让他亲自抓东厂的调查工作，比例还得下调，无限趋近于零！即便历史上再有名的清官，只要真打算仔细查照样能查出毛病，说不定还是大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