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还是节选了其中与本书内容有关联的部分，单独发一章。这些内容，基本上都超乎读者老爷们的心理预期，我还是得多点废话说几句。
第一个要说的，就是官场的内卷化与两极化。
所谓内卷化，就是当官的人太多，“官位”（这个词打引号我后面慢慢解释）不太够用了。
唐代社会中后期（含开元天宝），整個官场已经建制化，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比如说某些小说（具体哪个我不说），喜欢引用封演的“八俊说”，也就是八步升官当宰相，每步有两种官职选择，来说明这是唐代士人当官的梦想。
八俊说不能说错，但没说到点子上，结合上下文的环境，则完全错了。
唐代的士人，可以理解为中第后被授予官职的人，也可以指那些志在当官的人。因此张九龄是士人，科举未中的失意书生也是士人。那么，士人的理想，真的是“八步升官法”到宰相么？
其实不是的，他们的梦想，只是“清”与“要”而已。
清，概念很复杂，简单概括说，就是不做事，或者少做事。刺史那样的苦哈哈官职，绝对算不上“清”，因此八步升官法里面绝对没有刺史这个官。
解释了清，再来解释“要”，所谓“要”，简单说就是重要。有些官，便是清而不要，闲是很闲的，但一点都不重要，比如说藏书阁的管理员之类的官职。
解释完这个，再来解释什么叫“士人”，简单的说，就是读书是为了做官的人以及他们的家族。从出生开始，他们的路就只有一条，要么恩荫入仕当官，要么就在科举的路上，又或者被罢官后在家“养望”，处于赋闲状态。
总之他们不可能参加社会劳动，不可能去种地，不可能去经商，亦是不可能与非官员的子女联姻。
了解完这些概念，开元与天宝时期的内卷化就很好理解了。
一年平均27个进士，看起来很少，但是，合适的官位是更少的。这还不算，中进士三年后才会被选官，这三年时间，就是这些进士们走关系走后门的预备期！
再把明经入仕的人也算上，那些空缺的官职就远远不够用了。
大唐的官位虽然多，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这些士人都会去担任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忽略了这一点的唐代历史小说，那就基本上是自说自话，看个乐子了。
士人垄断了清贵官位，如果没有皇帝提拔，他们不会允许类似李林甫一般出身的人担任这样的官职，更不要说没有后台又没考科举的牛仙客了。
同样的道理，这些人，也不会担任非清贵官位，比如说伎术官，这一类官员数量很大，如太医院中的医官，又或者是州县当中大量的基层办事人员。
他们有官职，有官位，不是基层小吏，但是却不见正史记载，很多官位都是靠着后世考古出土墓志来确定的。
那么可以从这里推出一个可怕的结论：宋人写的唐史，其实只是唐代士人的历史，和宋代士大夫眼中的唐代历史。而唐代清贵官职的种类，只占已经发现的唐代文官官职总数的20%-25%（100+/400+）之间，如果把数量也算上，那清贵官员比例就低得更可怕了。
唐代官员一般是4年任期，普遍是满了以后就要被调任，先去职，然后再等待选官（比如老郑回长安以后的遭遇）。去职容易，再被授予官职就难了。很多读者的印象中，当官的应该是在不断当官，一直当到死。
但是唐代不是这样的。
类似张九龄、白居易、李德裕这样的人，流转过二十多个官职，基本上属于一直在当官的人，属于成功官员中的翘楚。然而普通官员如何呢？
不过3-5任罢了，也许官场生涯，满打满算也就12-20年，很多活了五六十岁的人，官场生涯居然都不满十年！人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隐居。
要么在当官，要么在家被迫隐居，这就是官员们的生活状态。一些本身是官员，但在宋代修正史的士大夫眼中不算是官员的人，比如伎术官等，因为史书不记载他们，所以关于这些人的记录也很少，史料呈现碎片化的状态。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安史之乱后，由于节度使要维持住场面，需要大量的实干官员，因此这些人很大一部分都得到了重用。节帅们对于人才的需求是很大的，开出来的薪水也很高，为各类不见史书详细记载的伎术官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总结一下就是：唐代中后期，以士人为主的官僚阶层固化严重，底层的上升通道被封死，士子内部竞争激烈。
第二个要说的是：中唐以后，以“事”设官渐渐变成常例，三省六部制形同虚设，官府政务运行效率极低，不得不采用“打补丁”的模式来维持运转。
这一条，与士子阶层的日渐虚化也是分不开的。有真才实学之人，往往都是通过“特殊渠道”而来，所做的事情，往往也是因为“特殊渠道”而去。维持朝廷运转的三省六部，很多不重要的部门与官职，渐渐变得没有事情做。
比如说户部是负责收税的，但它只能收大唐建国时就定好的那些税。而多出来的色役杂役之类的，就完全没办法了。安史之乱后，户部侍郎这个职务就变成了虚职，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因此皇帝或者中枢需要做什么事情，就设立什么职务。
需要管理赋税的运输，那就设“转运使”。
需要收盐税了，那就设“盐铁使”。
就连李隆基派人到民间搜刮美女，都设立了一个“花鸟使”！
这些不断因为所需事务所专设的职务，极大冲击了三省六部的构架。自安史之乱结束后，大唐朝廷居然有三十年都处于低效运转状态，官员们经常隔几天才去上一次班，清闲得要淡出鸟来。
原因就在于很多三省六部的官职，被一个个负责专有事项的新职务给架空了。
这个过程的演化是单向不可逆的，李隆基专设财政官员理财，便是对于这些虚化的被动应对，同样是时代的呼唤，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看完上述这些，我想读者老爷们应该也明白我想表达的意思。
历史大势，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哪里有什么绝对的对错，哪里又有什么绝对的好人呢？
张九龄就一定是好人？李林甫就一定是坏人？
这些问题，需要考虑到提问者的立场，以及他想知道的东西，才能有合适的回答。
好多人都在问了，我也不介意说一句，我在研究史料的过程中，越来越发现盛唐的模式不可持续。大唐是没救的了，喜欢看救大唐剧情的，或许换本不带脑子看的书比较好，我这本，是救不动了。
我没法因为要看救大唐剧情而更改本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关于大唐官制的内容，以后再来补充吧。
第一个要说的，就是官场的内卷化与两极化。
所谓内卷化，就是当官的人太多，“官位”（这个词打引号我后面慢慢解释）不太够用了。
唐代社会中后期（含开元天宝），整個官场已经建制化，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比如说某些小说（具体哪个我不说），喜欢引用封演的“八俊说”，也就是八步升官当宰相，每步有两种官职选择，来说明这是唐代士人当官的梦想。
八俊说不能说错，但没说到点子上，结合上下文的环境，则完全错了。
唐代的士人，可以理解为中第后被授予官职的人，也可以指那些志在当官的人。因此张九龄是士人，科举未中的失意书生也是士人。那么，士人的理想，真的是“八步升官法”到宰相么？
其实不是的，他们的梦想，只是“清”与“要”而已。
清，概念很复杂，简单概括说，就是不做事，或者少做事。刺史那样的苦哈哈官职，绝对算不上“清”，因此八步升官法里面绝对没有刺史这个官。
解释了清，再来解释“要”，所谓“要”，简单说就是重要。有些官，便是清而不要，闲是很闲的，但一点都不重要，比如说藏书阁的管理员之类的官职。
解释完这个，再来解释什么叫“士人”，简单的说，就是读书是为了做官的人以及他们的家族。从出生开始，他们的路就只有一条，要么恩荫入仕当官，要么就在科举的路上，又或者被罢官后在家“养望”，处于赋闲状态。
总之他们不可能参加社会劳动，不可能去种地，不可能去经商，亦是不可能与非官员的子女联姻。
了解完这些概念，开元与天宝时期的内卷化就很好理解了。
一年平均27个进士，看起来很少，但是，合适的官位是更少的。这还不算，中进士三年后才会被选官，这三年时间，就是这些进士们走关系走后门的预备期！
再把明经入仕的人也算上，那些空缺的官职就远远不够用了。
大唐的官位虽然多，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这些士人都会去担任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忽略了这一点的唐代历史小说，那就基本上是自说自话，看个乐子了。
士人垄断了清贵官位，如果没有皇帝提拔，他们不会允许类似李林甫一般出身的人担任这样的官职，更不要说没有后台又没考科举的牛仙客了。
同样的道理，这些人，也不会担任非清贵官位，比如说伎术官，这一类官员数量很大，如太医院中的医官，又或者是州县当中大量的基层办事人员。
他们有官职，有官位，不是基层小吏，但是却不见正史记载，很多官位都是靠着后世考古出土墓志来确定的。
那么可以从这里推出一个可怕的结论：宋人写的唐史，其实只是唐代士人的历史，和宋代士大夫眼中的唐代历史。而唐代清贵官职的种类，只占已经发现的唐代文官官职总数的20%-25%（100+/400+）之间，如果把数量也算上，那清贵官员比例就低得更可怕了。
唐代官员一般是4年任期，普遍是满了以后就要被调任，先去职，然后再等待选官（比如老郑回长安以后的遭遇）。去职容易，再被授予官职就难了。很多读者的印象中，当官的应该是在不断当官，一直当到死。
但是唐代不是这样的。
类似张九龄、白居易、李德裕这样的人，流转过二十多个官职，基本上属于一直在当官的人，属于成功官员中的翘楚。然而普通官员如何呢？
不过3-5任罢了，也许官场生涯，满打满算也就12-20年，很多活了五六十岁的人，官场生涯居然都不满十年！人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隐居。
要么在当官，要么在家被迫隐居，这就是官员们的生活状态。一些本身是官员，但在宋代修正史的士大夫眼中不算是官员的人，比如伎术官等，因为史书不记载他们，所以关于这些人的记录也很少，史料呈现碎片化的状态。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安史之乱后，由于节度使要维持住场面，需要大量的实干官员，因此这些人很大一部分都得到了重用。节帅们对于人才的需求是很大的，开出来的薪水也很高，为各类不见史书详细记载的伎术官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总结一下就是：唐代中后期，以士人为主的官僚阶层固化严重，底层的上升通道被封死，士子内部竞争激烈。
第二个要说的是：中唐以后，以“事”设官渐渐变成常例，三省六部制形同虚设，官府政务运行效率极低，不得不采用“打补丁”的模式来维持运转。
这一条，与士子阶层的日渐虚化也是分不开的。有真才实学之人，往往都是通过“特殊渠道”而来，所做的事情，往往也是因为“特殊渠道”而去。维持朝廷运转的三省六部，很多不重要的部门与官职，渐渐变得没有事情做。
比如说户部是负责收税的，但它只能收大唐建国时就定好的那些税。而多出来的色役杂役之类的，就完全没办法了。安史之乱后，户部侍郎这个职务就变成了虚职，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因此皇帝或者中枢需要做什么事情，就设立什么职务。
需要管理赋税的运输，那就设“转运使”。
需要收盐税了，那就设“盐铁使”。
就连李隆基派人到民间搜刮美女，都设立了一个“花鸟使”！
这些不断因为所需事务所专设的职务，极大冲击了三省六部的构架。自安史之乱结束后，大唐朝廷居然有三十年都处于低效运转状态，官员们经常隔几天才去上一次班，清闲得要淡出鸟来。
原因就在于很多三省六部的官职，被一个个负责专有事项的新职务给架空了。
这个过程的演化是单向不可逆的，李隆基专设财政官员理财，便是对于这些虚化的被动应对，同样是时代的呼唤，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看完上述这些，我想读者老爷们应该也明白我想表达的意思。
历史大势，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哪里有什么绝对的对错，哪里又有什么绝对的好人呢？
张九龄就一定是好人？李林甫就一定是坏人？
这些问题，需要考虑到提问者的立场，以及他想知道的东西，才能有合适的回答。
好多人都在问了，我也不介意说一句，我在研究史料的过程中，越来越发现盛唐的模式不可持续。大唐是没救的了，喜欢看救大唐剧情的，或许换本不带脑子看的书比较好，我这本，是救不动了。
我没法因为要看救大唐剧情而更改本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关于大唐官制的内容，以后再来补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