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庸调制，唐时实行的赋税制度，以征收谷物、布匹或者为政府服役为主，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基础的赋役制度。此制规定，凡是均田人户，不论其家授田是多少，均按丁交纳定额的赋税并服一定的徭役。
租庸调制的内容是：每丁每年要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做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做调；服徭役二十天，闰年加二日，是为正役，国家若不需要其服役，则每丁可按每天交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标准，交足二十天的数额以代役，这称做庸，总体而言，“纳绢代役即为庸”，也叫“输庸代役”。国家若需要其服役，每丁服役二十天外，若加役十五天，免其调，加役三十天，则租调全免。通常正役不得超过五十日。若出现水旱等严重自然灾害，农作物损失十分之四以上免租，损失十分之六以上免调，损失十分之七以上，赋役全免。制度不夺农时，合理解决就业问题，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制度。
租庸调的初衷，就是“有田即有租，有户即有调，有丁即有庸”。
以上是租庸调的主要内容，也是唐朝安史之乱前，采用的主要田税制度。此法最先出自曹操，后又被很多朝代采用，到唐朝时逐渐完善。
表面上看，租庸调制度，只是一项寻常的土地政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后世学者对于租庸调制度的研究，这项制度，已经变成了中古与近代（日本学者提出的）的标志性分界线。
西汉建立到安史之乱前的中国历史称为中古，之后到北宋前称为过渡期，之后到清末称之为近代，我个人认为，这个说法是很细致，很贴近于历史的真正脉络。当然，历史螺旋上升，其中不乏反复，不必多言。
历史的真实，它的变革与稳固，有时候往往不在于一个政权的更替，而在于它基层社会结构的变化趋势，以及各区域的经济联系。如果觉得这句话没有问题，那么可以继续往下看，如果觉得这句话不对，那么剩下的内容已经不必再看下去，纯属浪费时间而已。
租庸调制度，是脱胎于“均田制”的副产品，然而这個副产品本身太过于刚硬，以至于反而阻碍了均田制的再实施。自安史之乱后，租庸调制度已经走进历史的墙角，不再被后世朝代启用。与之配套的府兵制，也一同灰飞烟灭。
租庸调制度的好处就不说了，这是封建帝国的开国神器，稳固基本盘的王道。不过福祸相依的是，前期用租庸调制度有多爽，后期付出的代价就有多惨，以至于到安史之乱后，这项制度已经完全推行不下去，自我解体了。
租庸调对于当时唐朝政权的巨大害处，有以下几条，几乎每一条都无解。
第一，租庸调在实行的时候，分为课户与免课户。免课户就是皇亲国戚，上流统治阶级，高级官僚，这些人形成了关系网，可以说密布在全国各地，免税土地面积惊人！
本身就带有土地兼并性质的世家与权贵，再套上刻意放纵土地兼并的租庸调制度，承平百年日积月累之下，免税田就达到了数量骇人听闻的地步。
有人说封建社会都这鸟样，确实如此。但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为了维持统治，就必然要另辟蹊径的搞钱，不然就是死。租庸调制度没有提早被废除，是唐朝走向衰亡的重要催化剂。
租庸调制度这种“祖宗家法”，可以说是导致安史之乱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之一，起码比安禄山的分量重了几百倍，虽然这个制度不是唯一的元凶。
第二，租庸调除了本身有免课户外，在设立初期，漏洞就极多。这项制度的弊病，被太宗皇帝的文治武功给掩盖了，失去了最佳的革新时机。等中唐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时候，已经无力回天。
首先，租庸调提出的时间，是在初唐，当时地多人少，根本就不用担心田不够分。因此租庸调的标准，都是以五十亩田为尺度来制定的。可问题是，到中唐时，普通自耕农平均连十亩地都没有了，交租的标准，依然是如开国时那样。
朝廷以为轻松的税收，已经变成了自耕农无法承担的大山。你手里没有田，但在官府账册上，你可以有五十亩，你也必须交出与之匹配的赋税！
这时候，农民有几个选择：1、造反2、把土地交给世家大户，让大户与本地官僚勾结，把你的账册取消，从此你变成黑户，脱离了官府的掌控，成为了世家与大户的家奴与佃户。
造反风险太大，还是世家大户温暖的怀抱比较妥帖。
你看，都不需要有什么天灾，光一条税收政策，就能把自耕农逼得删除账号上私服。
其次，租庸调制度，赋税是以“丁”为单位的，那么家里没有“丁”怎么办？没有丁就可以少交税啊！男人女装起来多么妖娆啊。
根据敦煌出土的唐代账册与实物表明，当地就出过好几个妇女比例占90%以上女人村。
还有，租庸调的“户”，并未规定户口大小。一百人为一户的事情也是有的，本地大族又无法免课的话，那就多户合并成一户，将需要缴纳的赋税压缩到极限。
而以上这些，都是基操，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骚操作。如果说封建时代土地兼并确实无法避免，那么租庸调的长期存在而不废除，就是统治阶级拼命维护自身利益拒绝改革的最好证明。
在上本书中我就说过，陈郡谢氏的谢道韫风流无双，貌美多才，但谢家却是在持续吃人，吃相也很不客气。
那是一个人吃人的年代，在看到上层社会风花雪月的时候，下层人过着怎样的日子，难道不值得去瞟一眼么？
最后，租庸调制度建立在严密的户籍账册之上，但以古代那个死亡率，每年更新账册只怕都来不及，更何况官府的执行效率，能五年更新一次，就已经很了不得了，哪里有那么多人力每年去清查？
绝户的人，田亩收不收？亏空谁来补？地方官员要不要政绩？
这些问题，租庸调制度被地方官僚诟病，时常见于史书。
第三，租庸调制度需要交实物，也就是粮食，布匹。这里头非常粗放，弊病重生。
不同地方，所产粮食，如果用来交易，价格是很不一样的。更不要说，很多布匹属于特产，与普通的布价值相差极大！
粮食要交什么粮？
布匹要交什么布？
如果自耕农的布不好，为什么还要让小农自产，而不选择更好更快的生产方式？
这里头的弊病一言难尽，唐以后租庸调被淘汰，不是偶然的。没有人再看得上它，也不是偶然的。
第四，就算租庸调制度没有以上的所有问题，它还有一条隐性的，埋藏很深的，影响时代极为深远的弊端。
租庸调制度，将人直接分为了“地主”与“佃户”（准佃户）两种，扼杀了其他的可能性。
换言之，伱是免课户，那么只要你活得够久家里有人才，那么你迟早就是地主。如果你不是免课户，那么十有八九，会变成佃户，天灾人祸你没法每次都躲得过。
在租庸调制度下，自耕农的情况是不稳定的，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变成佃户。
假如有人不想当地主，也不想当佃户，那么还有什么路可以走呢？就不提什么上升通道了，就直接说有什么路可以走。去寺庙里面，那也是佃户啊！在唐代，不事生产的和尚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当的。
有，下九流职业等那个人着在，一旦进去，祸及子孙，没有战乱的话很难翻身。
你有田，就必须要交粮食，就必须要织布，就必须要服徭役。这项制度，将人死死的锁在了田亩里面，将普通人的出路，死死的限制在了本地。
天然的小农经济，天然的限制了消费，天然的抑制了工商业的发展，天然的限制了普通人的出路。
以此为囚牢，各地各行其是，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区块，死气沉沉。
而货币税收，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大趋势，一直延续至今，还没有听说哪个国家可以逆天而行，不收货币税去收实物税的。
取消租庸调，是历史的大势。唐庭对抗安史叛军，有机会赢，但它对抗这个大势，赢不了，一丝机会也没有。
该废除的租庸调不废除，导致开元时期，全国的租庸调税收就开始每况愈下了。唐庭采用了种种办法敛财，那是正文里面会说的内容，我就不在这里剧透了。但是自开元末年的时候，唐庭就已经入不敷出，国家机器处于崩溃的边缘。
一个安禄山倒下去，会有千千万万个安禄山站起来。连弊病重生的租庸调都不废除，又怎么能坐得稳江山？
各位看官们，你们觉得安史之乱，只是安禄山和唐玄宗的锅么？
租庸调制的内容是：每丁每年要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做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做调；服徭役二十天，闰年加二日，是为正役，国家若不需要其服役，则每丁可按每天交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标准，交足二十天的数额以代役，这称做庸，总体而言，“纳绢代役即为庸”，也叫“输庸代役”。国家若需要其服役，每丁服役二十天外，若加役十五天，免其调，加役三十天，则租调全免。通常正役不得超过五十日。若出现水旱等严重自然灾害，农作物损失十分之四以上免租，损失十分之六以上免调，损失十分之七以上，赋役全免。制度不夺农时，合理解决就业问题，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制度。
租庸调的初衷，就是“有田即有租，有户即有调，有丁即有庸”。
以上是租庸调的主要内容，也是唐朝安史之乱前，采用的主要田税制度。此法最先出自曹操，后又被很多朝代采用，到唐朝时逐渐完善。
表面上看，租庸调制度，只是一项寻常的土地政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后世学者对于租庸调制度的研究，这项制度，已经变成了中古与近代（日本学者提出的）的标志性分界线。
西汉建立到安史之乱前的中国历史称为中古，之后到北宋前称为过渡期，之后到清末称之为近代，我个人认为，这个说法是很细致，很贴近于历史的真正脉络。当然，历史螺旋上升，其中不乏反复，不必多言。
历史的真实，它的变革与稳固，有时候往往不在于一个政权的更替，而在于它基层社会结构的变化趋势，以及各区域的经济联系。如果觉得这句话没有问题，那么可以继续往下看，如果觉得这句话不对，那么剩下的内容已经不必再看下去，纯属浪费时间而已。
租庸调制度，是脱胎于“均田制”的副产品，然而这個副产品本身太过于刚硬，以至于反而阻碍了均田制的再实施。自安史之乱后，租庸调制度已经走进历史的墙角，不再被后世朝代启用。与之配套的府兵制，也一同灰飞烟灭。
租庸调制度的好处就不说了，这是封建帝国的开国神器，稳固基本盘的王道。不过福祸相依的是，前期用租庸调制度有多爽，后期付出的代价就有多惨，以至于到安史之乱后，这项制度已经完全推行不下去，自我解体了。
租庸调对于当时唐朝政权的巨大害处，有以下几条，几乎每一条都无解。
第一，租庸调在实行的时候，分为课户与免课户。免课户就是皇亲国戚，上流统治阶级，高级官僚，这些人形成了关系网，可以说密布在全国各地，免税土地面积惊人！
本身就带有土地兼并性质的世家与权贵，再套上刻意放纵土地兼并的租庸调制度，承平百年日积月累之下，免税田就达到了数量骇人听闻的地步。
有人说封建社会都这鸟样，确实如此。但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为了维持统治，就必然要另辟蹊径的搞钱，不然就是死。租庸调制度没有提早被废除，是唐朝走向衰亡的重要催化剂。
租庸调制度这种“祖宗家法”，可以说是导致安史之乱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之一，起码比安禄山的分量重了几百倍，虽然这个制度不是唯一的元凶。
第二，租庸调除了本身有免课户外，在设立初期，漏洞就极多。这项制度的弊病，被太宗皇帝的文治武功给掩盖了，失去了最佳的革新时机。等中唐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时候，已经无力回天。
首先，租庸调提出的时间，是在初唐，当时地多人少，根本就不用担心田不够分。因此租庸调的标准，都是以五十亩田为尺度来制定的。可问题是，到中唐时，普通自耕农平均连十亩地都没有了，交租的标准，依然是如开国时那样。
朝廷以为轻松的税收，已经变成了自耕农无法承担的大山。你手里没有田，但在官府账册上，你可以有五十亩，你也必须交出与之匹配的赋税！
这时候，农民有几个选择：1、造反2、把土地交给世家大户，让大户与本地官僚勾结，把你的账册取消，从此你变成黑户，脱离了官府的掌控，成为了世家与大户的家奴与佃户。
造反风险太大，还是世家大户温暖的怀抱比较妥帖。
你看，都不需要有什么天灾，光一条税收政策，就能把自耕农逼得删除账号上私服。
其次，租庸调制度，赋税是以“丁”为单位的，那么家里没有“丁”怎么办？没有丁就可以少交税啊！男人女装起来多么妖娆啊。
根据敦煌出土的唐代账册与实物表明，当地就出过好几个妇女比例占90%以上女人村。
还有，租庸调的“户”，并未规定户口大小。一百人为一户的事情也是有的，本地大族又无法免课的话，那就多户合并成一户，将需要缴纳的赋税压缩到极限。
而以上这些，都是基操，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骚操作。如果说封建时代土地兼并确实无法避免，那么租庸调的长期存在而不废除，就是统治阶级拼命维护自身利益拒绝改革的最好证明。
在上本书中我就说过，陈郡谢氏的谢道韫风流无双，貌美多才，但谢家却是在持续吃人，吃相也很不客气。
那是一个人吃人的年代，在看到上层社会风花雪月的时候，下层人过着怎样的日子，难道不值得去瞟一眼么？
最后，租庸调制度建立在严密的户籍账册之上，但以古代那个死亡率，每年更新账册只怕都来不及，更何况官府的执行效率，能五年更新一次，就已经很了不得了，哪里有那么多人力每年去清查？
绝户的人，田亩收不收？亏空谁来补？地方官员要不要政绩？
这些问题，租庸调制度被地方官僚诟病，时常见于史书。
第三，租庸调制度需要交实物，也就是粮食，布匹。这里头非常粗放，弊病重生。
不同地方，所产粮食，如果用来交易，价格是很不一样的。更不要说，很多布匹属于特产，与普通的布价值相差极大！
粮食要交什么粮？
布匹要交什么布？
如果自耕农的布不好，为什么还要让小农自产，而不选择更好更快的生产方式？
这里头的弊病一言难尽，唐以后租庸调被淘汰，不是偶然的。没有人再看得上它，也不是偶然的。
第四，就算租庸调制度没有以上的所有问题，它还有一条隐性的，埋藏很深的，影响时代极为深远的弊端。
租庸调制度，将人直接分为了“地主”与“佃户”（准佃户）两种，扼杀了其他的可能性。
换言之，伱是免课户，那么只要你活得够久家里有人才，那么你迟早就是地主。如果你不是免课户，那么十有八九，会变成佃户，天灾人祸你没法每次都躲得过。
在租庸调制度下，自耕农的情况是不稳定的，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变成佃户。
假如有人不想当地主，也不想当佃户，那么还有什么路可以走呢？就不提什么上升通道了，就直接说有什么路可以走。去寺庙里面，那也是佃户啊！在唐代，不事生产的和尚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当的。
有，下九流职业等那个人着在，一旦进去，祸及子孙，没有战乱的话很难翻身。
你有田，就必须要交粮食，就必须要织布，就必须要服徭役。这项制度，将人死死的锁在了田亩里面，将普通人的出路，死死的限制在了本地。
天然的小农经济，天然的限制了消费，天然的抑制了工商业的发展，天然的限制了普通人的出路。
以此为囚牢，各地各行其是，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区块，死气沉沉。
而货币税收，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大趋势，一直延续至今，还没有听说哪个国家可以逆天而行，不收货币税去收实物税的。
取消租庸调，是历史的大势。唐庭对抗安史叛军，有机会赢，但它对抗这个大势，赢不了，一丝机会也没有。
该废除的租庸调不废除，导致开元时期，全国的租庸调税收就开始每况愈下了。唐庭采用了种种办法敛财，那是正文里面会说的内容，我就不在这里剧透了。但是自开元末年的时候，唐庭就已经入不敷出，国家机器处于崩溃的边缘。
一个安禄山倒下去，会有千千万万个安禄山站起来。连弊病重生的租庸调都不废除，又怎么能坐得稳江山？
各位看官们，你们觉得安史之乱，只是安禄山和唐玄宗的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