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举世瞩目的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进入到一个转折关头。

    中国方面,我军在台儿庄地区取得的军事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将一直徘徊在国民心中的悲观主义情绪一扫而光,一个更加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逐渐发展壮大,中**民已经做好了抗战到底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

    日本方面,虽然以“7·7事变”为标致的全面侵华战争还不到一年,但日本内阁已经开始感觉到征服中国的困难,日本在短短时间内在中国投入大量兵力和物资,也取得了一些军事上的胜利,占领了许多地盘,但伴随而来的内部危机也逐渐显露出来。一是随着占领区的扩大,兵力逐渐分散,战线不断拉长,兵员和作战物资的供应越来越艰难,二是从1938年初,日本国内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是侵华战争巨大耗费的直接后果,狂热的军国主义情绪不能代替铁一般的经济规律,经济危机导致财政危机,导致社会问题不断增加,天皇裕仁责令内阁尽快拿出办法,消灭中**队主力,迫使中国政府投降,以尽早结束战争。

    天皇提议成立了由首相、外相、藏相、陆相和海相组成的“五相会议”,做为专门负责对华战争的核心机构。“五相会议”在成立之后便连续召开会议,通过对中日两国国情,军情的研究分析,决定集中日本的军力,攻克中国的心脏城市武汉。

    武汉地处我国腹地,是平汉、粤汉两大铁路的衔接点,又是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中心枢纽,地理位置可谓极其重要。而更重要的则是由于这个城市集中着中国政府的全部办公机构和军事指挥机构,武汉三镇同时又是我**事工业的基地,因此日本内阁认为,攻占武汉是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控制全中国的关键。

    “五相会议”的决策很快便得到天皇的批准。6月5日,日军大本营下达进攻武汉的作战命令:

    "华北方面军在追击从徐州突围的中**队途中向武汉转进;华中派遣军沿长江和淮河自东向西推进;两个方面军合兵会战武汉。”

    为使读者对台儿庄大捷结束,至武汉会战开始这个阶段中日两军情况有所了解,我们不妨先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4月7日的台儿庄大捷举世震惊,中**队浴血奋战,重创日军第10师团,身兼日本大本营陆海空军大元帅的天皇气急败坏,不顾幕僚们的劝说,改变了在1938年年内不再发起新的进攻的决定,命令向中国大规模增派兵力,寻机消灭中**队主力,以挽回失去的面子。

    台儿庄之战结束后,日军情报部门发现在徐州地区集结着中国大量精锐部队,包括前期参加台儿庄会战的和战斗过程中陆续调来的。日军情报部门的分析和判断相当准确,我军数量为50个师,60余万人。

    日军大本营立刻向天皇申请,发动徐州会战,以优势兵力围歼该地区之中**队主力,雪台儿庄兵败之耻。

    此时正当我国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大张旗鼓地宣扬我军在台儿庄的胜利和小日本的可耻失败。闹得国际国内纷纷扬扬,天皇正为此大伤脑筋,见大本营的请示,当即批复:“围歼徐州地区中**队。”

    4月中旬,日军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集结十几个师团,30多万兵力,配以飞机300余架,采取南北对进的战术分6路向徐州包围过来。

    我军起初还没有察觉日军总的意图,各部队分头抗击自南面和北面而来的日军,直到5月上旬,各部队不断传来与日军激烈战斗,伤亡不断增加的报告,我情报部门将日军十余个师团对徐州形成大包围的态势清清楚楚地标在地图上,我军最高统帅部才猛然感到问题的极端严重性。

    蒋介石与参谋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商议,再死守徐州已无意义,也不现实,应赶紧突围出去,再做打算。

    蒋介石定下撤离徐州的决心后,立刻发急电给第5战区长官李宗仁,令其组织突围。

    李宗仁不愧为杰出的军事人才,在日军铁桶一般团团包围的徐州地区,将数十万部队分为五路,逐一在敌人包围圈的缝隙间迅速通过,至5月下旬,5路大军全部安全撤至安徽、河南。

    担任掩护的刘汝明第68军,在完成任务之后,放弃徐州城,化整为零地钻出重围,在安徽萧县集结。

    5月底,各路日军经过一个多月的外围作战,付出伤亡3万余众的惨重代价,隆重开进了空无一人的徐州城。

    连由东京赶来指导作战的大本营官员们也在公开场合赞叹中**队撤得漂亮。

    6月初,日军大本营进攻武汉的战略意图明确下来,南北两路日军对中**队的追击与作战均成为武汉会战的组成部份,一场新的大战逐渐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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