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8月1日，55岁的日本陆军第10师团长本庄繁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官。这个通晓中国事务的日本军阀，在上台第3天参加的日本陆军军司令官、师团长会议上，将自己经过多年调查、积累的资料和精心研究的方案，上书陆军在臣南次郎，提出日本向外侵略的步骤和近期入侵中国的总设想，这份代表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侵略扩张野心的文件很快被转到内阁，被转到外表富丽皇，里面却极幽暗神密的皇宫。
人们不知道天皇见到这份文件时做何评价，只知道一个多月后，在中国东北爆发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而直接策划和参与军事行动的，正是日本关东军。
1931年9.18事变，日军强占我国东北三省后，本庄繁阴谋建立伪政权，巩固对东北的统治，为了转移国际视线，他密令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在我国南方制造事端，引起中日之间新的冲突。板垣与上海日本公使馆助理武官田中隆吉少佐是国内的好友，便申通他在上海活动，达到日本向上海出兵的目的，并向田中支付了2万日元的活动经费。
田中答应了板垣的请求后，立即找到当时在上海的女间谍川岛芳子。这个川岛芳子正是心狠手辣，技艺高超，日后干了不少坏事，终于在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捕获枪决的那个臭名昭著的女特务。
川岛芳子接受任务之后立即行动。她利用自己的姿色和假冒的各种身份，与军、政、学界进行广泛接触，散布谣言、收买汉奸、刺探情报、制造混乱，无所不为。她阴谋的第一步，是借“9.18”事件之后人民的抗日情绪，煽动在上海的日本侨民和日本海军陆战队员同当地人民的矛盾，并使矛盾不断升级、激化，为日本以“保卫侨民”名义出兵上海制造借口。
在川岛芳子的策动下，日本浪人和海军陆战队员在大街上寻衅滋事，撕毁抗日标语、殴打我国同胞，气焰极为嚣张。
日本人在上海的动向，受到我**队的严密关注，当时在上海一带驻防的，是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因病住院由军长蔡廷锴负责指挥。
蔡廷锴字贤初，广东罗定县龙岩村人，生于1892年4月15日，自幼家境贫寒，艰辛的生活使他磨炼出刚毅的性格。长大后他渐渐知道了一些国事，得知清政府**，屡屡向洋人割地赔款，感到十分气氛，认为投军报国是自己的唯一出路。他于18岁那年说服父亲，投入广东新军，参加了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和讨袁护国的多次战斗，由于作战勇敢、能吃苦、会用兵，他在军队中不断得到提升，是国民革命军中为数不多的由士兵升为高级军官者之一。
“9.18”事变使蔡廷错怒火难遏。31年12月中旬的一天，他秘密召集全军旅长以上军官在上海金菊村他的寓所开会，商讨抗日大计。他主张将队伍开到东北，援助正在那里与日军作战的马占山、丁超、李杜的部队，他的主张得到军官们的一致赞同，他们商定抓紧时间练兵筹款，作好准备，于来年2月1日，以“西南国民义勇军”名义，沿津浦铁路北上出关抗日。
1932年元旦刚过，日本侨民的破坏挑衅行动逐步升级，上海上空布满了乌云。一天夜晚，淞沪警备司令戴戟与蔡廷锴在电话中谈了很久，感到日侨闹事的背后一定还有更大的阴谋。蔡廷锴心说：计划2月份出关抗日，说不定上海也会变成战场了。
1月18日，在川岛芳子的导演下，日本僧人天崎启升、水上秀雄、藤井国吉、后藤芳平和黑岩浅次郎共5人，来到抗日情绪很强烈的“三友实业社”附近，忽然街巷中冲出一群不明身份的人，朝着这几个僧人狠踢猛打。不多时这5人就瘫倒在地，鼻口出血，动弹不得，待被抬到医院救治时，其中一人因伤重不治而死。
19日，一批日侨为此而结伙闹事。日侨组织之一“青年同志会”纠集了32名打手，于当日半夜捣毁并焚烧了“三友实业社”。当三名我国警察闻讯前来制止时，他们挥刀猛砍，使两人被砍成重伤，一人当场死亡。
20日，数百名日侨在“日本俱乐部”召开大会，要求日本政府派兵保护侨民。会后，这些人手执凶器在吴淞路、老靶子路、北四川路游行，大呼颠倒黑白的挑衅性口号，途中捣毁6处商店，并打伤了前来劝阻的英国巡捕。
21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竟然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四条无理要求：
一、市长须向总领事道歉；
二、逮捕并处罚杀害日僧的凶犯；
三、对被伤日僧给予抚金和医药费；
四、取缔抗日团体。
同一天，驻上海的日第一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还发表了一个恫吓性的声明：
“上海市长对日方提出之要求如不给予满意答复，海军司令官将采取相当手段，以保护日本帝国之权利。”
当时日本在上海驻军的情况是，日租界内驻海军陆战队3000多名，及下辖18艘舰只的第一遣外舰队。
在盐泽发表声明的同时，日军最高指挥机关于1月21日紧急派出在日本吴港的轻巡洋舰“大井号”载500多名陆战队员，于1月23日晚到达上海盐泽对向我发动攻击作了严密的布署。
一个经过精心策划和充分准备的侵略阴谋明白无误地显露出来，1月23日，蔡廷锴驱车赶到总指挥蒋光鼐家中。本想做一番介绍情况和说服他坚决反击的工作，不想蒋光鼐早已对时局了如指掌，并同蔡廷错一样，主张坚决抗击日军的侵略。蔡廷锴十分感动，立即与他一同研究召开军事会议，布署防御作战，他们一同致电南京政府，表示抗战决心。
第二天，一份由蒋、蔡联名签署的电报呈送到南京国民政府，电文中说：“如日寇来犯，则坚决抵抗，虽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
这时的国民政府内一盘散沙。蒋介石因派系斗争被迫下野，由孙科主政，孙科软弱无能，对内优外患手足无措。政府内部对抗日问题意见分歧很大，一部分主战，一部分则认为中国国力薄弱，缺乏战争准备，打则必败，不如避免冲突，由英美等大国出面调停，不使事态扩大。主战派是行政院长汪精卫、冯玉祥、李济深和参谋总长朱培，而不抵抗政策的代表则是执掌军事实权的军政部长何应钦。
时间一天天过去。日军的战争叫嚣日甚一日，19路军也召集了营长以上军官的军事会议对抗击日寇进行了布署，但国民政府仍然不表态支持蔡廷锴抗日，使全上海的中**民深深地憋着一口气。
1月24日，浙江省主席张静江和上海知名人士杜月笙、史量才一起，请蔡廷锴在杜月笙家吃饭。席间，三人婉言劝说蔡廷锴不要同日军对抗，以免后果不可收拾。蔡廷锴听出这是中央主和派的声音，他毫不让步，理直气壮地说：“上海是中国领土，19路军是中**队，如果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张先生也是中国人，总不能眼看国家受辱而无动于衷吧？”
在三人劝和的宴会不欢而散的第二天，何应亲自出马，从南京赶到上海，在张静江公馆约见蔡廷错。何对蔡说，我国国力薄弱，无力应战，为保存军事实力，只好先委屈求全，后撤30公里，以平息事态。
蔡廷锴简直不相信这些话竟然出自一位政府军政部长之口。他反问何应钦：“日军在我国领土内增兵备战，我们却要后撤30公里，政府养军队究竟是干什么的？一旦日军进犯，让我们有何颜面去见百姓？东三省几个月沦为敌手，老百姓骂我们还少吗？”
蔡廷锴连珠炮似的发问使何应钦窘迫不堪，他只好说，军人要服从大局，等待命令，不能擅自行动。说罢匆匆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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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知道天皇见到这份文件时做何评价，只知道一个多月后，在中国东北爆发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而直接策划和参与军事行动的，正是日本关东军。
1931年9.18事变，日军强占我国东北三省后，本庄繁阴谋建立伪政权，巩固对东北的统治，为了转移国际视线，他密令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在我国南方制造事端，引起中日之间新的冲突。板垣与上海日本公使馆助理武官田中隆吉少佐是国内的好友，便申通他在上海活动，达到日本向上海出兵的目的，并向田中支付了2万日元的活动经费。
田中答应了板垣的请求后，立即找到当时在上海的女间谍川岛芳子。这个川岛芳子正是心狠手辣，技艺高超，日后干了不少坏事，终于在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捕获枪决的那个臭名昭著的女特务。
川岛芳子接受任务之后立即行动。她利用自己的姿色和假冒的各种身份，与军、政、学界进行广泛接触，散布谣言、收买汉奸、刺探情报、制造混乱，无所不为。她阴谋的第一步，是借“9.18”事件之后人民的抗日情绪，煽动在上海的日本侨民和日本海军陆战队员同当地人民的矛盾，并使矛盾不断升级、激化，为日本以“保卫侨民”名义出兵上海制造借口。
在川岛芳子的策动下，日本浪人和海军陆战队员在大街上寻衅滋事，撕毁抗日标语、殴打我国同胞，气焰极为嚣张。
日本人在上海的动向，受到我**队的严密关注，当时在上海一带驻防的，是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因病住院由军长蔡廷锴负责指挥。
蔡廷锴字贤初，广东罗定县龙岩村人，生于1892年4月15日，自幼家境贫寒，艰辛的生活使他磨炼出刚毅的性格。长大后他渐渐知道了一些国事，得知清政府**，屡屡向洋人割地赔款，感到十分气氛，认为投军报国是自己的唯一出路。他于18岁那年说服父亲，投入广东新军，参加了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和讨袁护国的多次战斗，由于作战勇敢、能吃苦、会用兵，他在军队中不断得到提升，是国民革命军中为数不多的由士兵升为高级军官者之一。
“9.18”事变使蔡廷错怒火难遏。31年12月中旬的一天，他秘密召集全军旅长以上军官在上海金菊村他的寓所开会，商讨抗日大计。他主张将队伍开到东北，援助正在那里与日军作战的马占山、丁超、李杜的部队，他的主张得到军官们的一致赞同，他们商定抓紧时间练兵筹款，作好准备，于来年2月1日，以“西南国民义勇军”名义，沿津浦铁路北上出关抗日。
1932年元旦刚过，日本侨民的破坏挑衅行动逐步升级，上海上空布满了乌云。一天夜晚，淞沪警备司令戴戟与蔡廷锴在电话中谈了很久，感到日侨闹事的背后一定还有更大的阴谋。蔡廷锴心说：计划2月份出关抗日，说不定上海也会变成战场了。
1月18日，在川岛芳子的导演下，日本僧人天崎启升、水上秀雄、藤井国吉、后藤芳平和黑岩浅次郎共5人，来到抗日情绪很强烈的“三友实业社”附近，忽然街巷中冲出一群不明身份的人，朝着这几个僧人狠踢猛打。不多时这5人就瘫倒在地，鼻口出血，动弹不得，待被抬到医院救治时，其中一人因伤重不治而死。
19日，一批日侨为此而结伙闹事。日侨组织之一“青年同志会”纠集了32名打手，于当日半夜捣毁并焚烧了“三友实业社”。当三名我国警察闻讯前来制止时，他们挥刀猛砍，使两人被砍成重伤，一人当场死亡。
20日，数百名日侨在“日本俱乐部”召开大会，要求日本政府派兵保护侨民。会后，这些人手执凶器在吴淞路、老靶子路、北四川路游行，大呼颠倒黑白的挑衅性口号，途中捣毁6处商店，并打伤了前来劝阻的英国巡捕。
21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竟然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四条无理要求：
一、市长须向总领事道歉；
二、逮捕并处罚杀害日僧的凶犯；
三、对被伤日僧给予抚金和医药费；
四、取缔抗日团体。
同一天，驻上海的日第一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还发表了一个恫吓性的声明：
“上海市长对日方提出之要求如不给予满意答复，海军司令官将采取相当手段，以保护日本帝国之权利。”
当时日本在上海驻军的情况是，日租界内驻海军陆战队3000多名，及下辖18艘舰只的第一遣外舰队。
在盐泽发表声明的同时，日军最高指挥机关于1月21日紧急派出在日本吴港的轻巡洋舰“大井号”载500多名陆战队员，于1月23日晚到达上海盐泽对向我发动攻击作了严密的布署。
一个经过精心策划和充分准备的侵略阴谋明白无误地显露出来，1月23日，蔡廷锴驱车赶到总指挥蒋光鼐家中。本想做一番介绍情况和说服他坚决反击的工作，不想蒋光鼐早已对时局了如指掌，并同蔡廷错一样，主张坚决抗击日军的侵略。蔡廷锴十分感动，立即与他一同研究召开军事会议，布署防御作战，他们一同致电南京政府，表示抗战决心。
第二天，一份由蒋、蔡联名签署的电报呈送到南京国民政府，电文中说：“如日寇来犯，则坚决抵抗，虽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
这时的国民政府内一盘散沙。蒋介石因派系斗争被迫下野，由孙科主政，孙科软弱无能，对内优外患手足无措。政府内部对抗日问题意见分歧很大，一部分主战，一部分则认为中国国力薄弱，缺乏战争准备，打则必败，不如避免冲突，由英美等大国出面调停，不使事态扩大。主战派是行政院长汪精卫、冯玉祥、李济深和参谋总长朱培，而不抵抗政策的代表则是执掌军事实权的军政部长何应钦。
时间一天天过去。日军的战争叫嚣日甚一日，19路军也召集了营长以上军官的军事会议对抗击日寇进行了布署，但国民政府仍然不表态支持蔡廷锴抗日，使全上海的中**民深深地憋着一口气。
1月24日，浙江省主席张静江和上海知名人士杜月笙、史量才一起，请蔡廷锴在杜月笙家吃饭。席间，三人婉言劝说蔡廷锴不要同日军对抗，以免后果不可收拾。蔡廷锴听出这是中央主和派的声音，他毫不让步，理直气壮地说：“上海是中国领土，19路军是中**队，如果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张先生也是中国人，总不能眼看国家受辱而无动于衷吧？”
在三人劝和的宴会不欢而散的第二天，何应亲自出马，从南京赶到上海，在张静江公馆约见蔡廷错。何对蔡说，我国国力薄弱，无力应战，为保存军事实力，只好先委屈求全，后撤30公里，以平息事态。
蔡廷锴简直不相信这些话竟然出自一位政府军政部长之口。他反问何应钦：“日军在我国领土内增兵备战，我们却要后撤30公里，政府养军队究竟是干什么的？一旦日军进犯，让我们有何颜面去见百姓？东三省几个月沦为敌手，老百姓骂我们还少吗？”
蔡廷锴连珠炮似的发问使何应钦窘迫不堪，他只好说，军人要服从大局，等待命令，不能擅自行动。说罢匆匆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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