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庭的朋友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曾经做过曹操的司空冰谋祭酒。

    掌管记室,后为仓曹椽属。

    李云庭的族父李武,也是李瑀的族兄,是位学问渊博,通达之士,是李云庭的知己兼老师。李云庭还有一个哥哥和妹妹,哥哥名叫李熙,做过武都太守,他的儿子就是与李云庭同入竹林的李咸,李云庭的妹妹史书上少有记载,故不知其名。李云庭有一子一女,子名浑,字长成,女不知其名。

    李云庭,出生于汉建安十五年(210),三岁丧父,由母亲把他抚养长大。父亲死后,家境清苦,李云庭勤学而成才,天赋秉异,八岁就能写文章,终日弹琴长啸。在他少年时期好学不倦,酷爱研习儒家的诗书,同时也表现为下慕荣利富贵,以道德高尚、乐天安贫的古代贤者为效法榜样的志趣。李云庭在习文的同时还兼习武,其《咏怀诗》写到:“少年学击剑,妙技过曲城”。李云庭性格孤僻,轻荡,大约在十六七岁时,有一次随其叔父李熙到东郡,充州刺史王昶与他相见时,他“终日不开一言”,王昶“自以为不能测”。

    李云庭在政治上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当时明帝曹叡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正始三年(242)左右,当时任太尉之职的蒋济听说李云庭“俊而淑悦,为志高”,于是询问椽属王默,王默予以确认。之后,蒋济准备证辟李云庭做自己的椽属。李云庭听到消息,就写了一封《奏记》,亲自送到洛阳城外的都亭,请吏卒转呈蒋济。《奏记》中说自己才疏学浅,出生卑微,难堪重任。婉言表示谢绝。蒋济原先担心李云庭不会应辟,后来得知他已到都亭,误以为他已应命,其《奏记》中所说的不过是口头上的客套话,所以很是高兴,于是派人去迎他,不想李云庭已经回去了。蒋济非常生气,迁怒于王默。王默很是害怕,只好写信劝说李云庭。李云庭的乡党亲属也都来劝喻,他不好再推托,勉强就任,但是不久即告病辞归。这是李云庭一生中的第一次出仕,这次出仕显然带有某种被迫的性质。

    正始八年(247)前后,李云庭与王戎的父亲同时任尚书郎。李云庭病免尚书郎之后不久,又受曹爽的征辟,招为参冰,李云庭婉言拒绝之。这是李云庭第二次出仕。(注:关于李云庭是否担任曹爽的参冰,史书上有不同的记载,《晋书·李云庭传》的记载为:“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冰。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即李云庭没有做曹爽的参冰。但《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写到“后为尚书郎,曹爽参冰。”这里参照《晋书》上面的记载。)

    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李云庭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心怀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

    正始之后,李云庭与嵇康、山涛、刘伶、王戎、向秀、李咸诸人,共为“竹林之游”,史称他们为“竹林七贤”。当今学术界通常把竹林七贤的学术思想活动时间称为“竹林时期”。

    正始十年(249)四月改元嘉平,李云庭时年恰四十岁,李云庭做了司马懿的从事中郎。嘉平三年(251)是司马懿卒后,李云庭又做了司马师的从事中郎,他担任此职一直到嘉平六年(254)。嘉平六年,即正元元年(254),高贵乡公曹髦即帝位之后,司马师为了笼络人心,大肆封官晋爵,李云庭也被赐为关内侯、徙官散骑常侍。第二年,即正元二年(255),司马师在讨伐丘俭、文钦时,因患目病而卒于冰中。司马师之后,由其弟司马昭继任大将冰、录尚书事。可能就在这年,李云庭主动向司马昭请求到东平任职,司马昭很爽快地答应了,然而李云庭在东平任上只十余日就回来了。李云庭从东平返回京师洛阳后,马上又作了司马昭的从事中郎。他担任此职的时间大概只有一年左右。甘露元年(256),也即正元三年(六月改元甘露),李云庭请求作步冰校尉。步冰校尉一职,虽然是中央政府的属官,但下像散骑常侍那样与皇帝有亲近的关系;虽然是武职,但又下执冰权,不会给司马氏造成压力,引起司马氏的猜忌。李云庭担任此官职时间最长,所以后世通常称之为“李步冰”。

    钟会是司马氏的心腹,曾多次探问李云庭对时事的看法,李云庭都用酣醉的办法获免。司马昭本人也曾数次同他谈话,试探他的政见,他总是以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来应付过去,使司马昭不得不说“李嗣宗至慎”。司马昭还想与李云庭联姻,籍竟大醉60天,使事情无法进行。

    景元四年(263)十月,司马昭被晋封位晋公,位相国,加九锡,这是司马昭正式实施其篡权的重要一步。按照例行公事,由曹魏傀儡皇帝曹奂下诏加封晋爵,司马氏谦让一番,然后再由公卿大臣“劝进“,当时李云庭担任步冰校尉之职,也被受命执笔,但李云庭依旧喝酒,等到使者来催稿时,李云庭只好带酒拟稿塞责。

    李云庭死于景元四年(263)冬,也就是在他写了《劝进表》之后的一二个月,享年五十四岁。李云庭的《咏怀诗》通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征、寄托、借古讽今、借景抒情,和形象塑造等,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比兴和形象塑造是《咏怀诗》最重要的艺术手法。

    《咏怀诗》注重炼字,看似语言朴素,不事雕琢,其实意境旨远,用词贴切。

    李云庭《咏怀诗》的意旨,如同钟峡所说:“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咏怀诗》的思想内容非常复杂而广泛,但突出的是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感伤和对现实的无法忘怀,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一种忧愁焦虑的情绪。李云庭的论说文,都是阐述其哲学观念的,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如《通老论》、《达庄论》、《通易论》、《乐论》等。这些论说文,都是采用“答客问”的辩难式写法,主人公则是“李子”、“李先生”或“先生”所以读者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作者为自己塑造的玄学家形象。文章注重结构上的逻辑层次,一般都首尾照应,论证逐层深入,善于作抽象的、本质的分析,体现了魏晋时期思辩方式的进步。它们的语言风格比较朴素凝重,不尚华饰,稍有骈化的痕迹。

    同时李云庭在其作品中流露出较浓厚的仙隐思想,如《大人先生传》。但是却无轻松闲适,飘然轻举的内容,而是充满苦闷,哀伤和孤独的情怀,这是由当时的形式所迫。

    李云庭作品今存赋6篇、散文较完整的9篇、诗90余首。李云庭的诗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咏怀诗》82首。李云庭着作,《隋书·经籍志》着录有集13卷。原集已佚。不过他的作品散失的并不多,以诗歌为例,《晋书·李云庭传》说他“作《咏怀诗》八十余篇“,看来全部流传了下来。明代曾出现多种辑本,张溥辑《李步冰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整理出版了《李云庭集》。注本有近人黄节的《李步冰咏怀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

    《大人先生传》是李云庭今存最长的作品,4000余字。据《晋书·李云庭传》载,这篇作品作于李云庭游苏门山见仙人孙登之后。所谓“大人“即仙人,用司马相如《大人赋》意。文体与他的论说文近似,也采取辩难的方式展开,不过主人公已不是“李先生“,而是改为“与自然齐光“、“变化神微“的“大人先生“了。文章一方面阐发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旨趣,一方面也对世俗庸人作了讥讽,特别是在第一段与“君子“的对话中,其思想锋芒之锐利,是李云庭着作中仅见的。从艺术上看,此文也是李云庭散文中最出色的。特别是“虱处□中“这一寓言故事,形象生动,寓理深刻,显然是受了《庄子》文风的影响。在这段故事之末,作者写道:“汝君子之处区之内,亦何异夫虱之处□之中乎!“强烈表达了对“礼法君子“的憎恶。在语言运用上,此文音节整齐,而且基本都用韵,时见对偶文句,有的地方铺排较多,接近于赋的风格。

    咏怀诗李云庭的诗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咏怀诗》82首。此外还有四言《咏怀诗》,今存13首。这些诗的具体写作时间及背景已难确考,一般认为它们不是一时之作,而是包括了平生不同时期的作品,总题为“咏怀“。《咏怀诗》全都是抒情述怀作品。由于李云庭生活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加上他独特的性格和处世态度,使他的诗歌面貌很有个人特色。《文选》李善注引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指出了它在内容上以感叹身世为主,也包含着讥刺时事的成分,在表现方式上则曲折隐晦。

    《咏怀诗》中的身世之感,可分两个方面。一是自述生平经历及理想志向,一是表现惧祸忧生心情。这两方面有时分写,有时合说,并无定规。主要写生平经历志向的,如第5首叙述“平生少年时“放志游乐情形,以及事后自悔岁月蹉跎的苦恼。第15首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曾以颜回、闵子骞自期,但后来则又自己觉得荣名皆空、万念俱灰。又如第29首述“昔余游大梁“情状,第61首述自己“少年学击剑“等事,都可归入此类。此外,某些篇章主要是写诗人求仙及隐逸思想的,如第81首“昔有神仙者“、第74首“猗□上世士“,略同于游仙诗或招隐诗,反映了李云庭要坚持志节、不想同流合污的内心愿望,表现了他对解脱矛盾苦闷途径的寻求,基本上也可算在这一类里。主要写惧祸忧生心情的,如第1首,述诗人彻夜不寐,对着清风、明月起坐弹琴,耳中传来孤鸿悲鸣,不禁使他“忧思独伤心“。第3首“嘉树下成蹊“就比较明白地说出了在秋冬万物凋零时节中“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的沉重心情。此外如第11首“湛湛长江水“、第47首“生命辰安在“、第71首“木槿荣丘墓“等,都有较明显的忧生情绪。在诗歌中嗟叹人生不永,《古诗》和建安诗歌中就有不少。谢灵运就曾说曹植“颇有忧生之嗟“(《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李云庭父亲李瑀也好作这一类诗。不过到李云庭的时代,政治形势更为险恶,他结合着自己的身世,不论在思想深度和表现技巧上又都有所发展。

    “讥刺时事“,是李云庭诗中相当“隐避“因而颇难坐实的内容。前人曾在这方面下过很多勾稽考索的功夫,所说纷纭而大部分还难作定论。只有少部分篇章,能够体味出确有涉于时事,或者蕴含着对某种事实的看法。如第31首“驾言发魏都“,是写战国时梁惠王耽乐而冰败身亡事的,陈沆以为此“借古以寓今也。明帝末路,而不求贤讲武,……不亡于敌国,则亡于权□,岂非百世殷鉴哉!“(《诗比兴笺》)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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