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疆域的扩大，明朝在原两京一十三省的基础上又新设了十七个省级行政单位，包括天津、上海、重庆三个直隶市，以及东三省、宁夏、陕西、内蒙、青海、吐鲁番、新疆、台湾、安南、海南、东瀛、旧港等十四个布政使，另外还有特林、库叶、海参崴、北海、雅库斯克、叶尼塞、伊利、阿拉木图等前线堡垒。
管理如此庞大的土地对于朱由校来说是种挑战，同样朝堂上的大明精英也觉得力不从心，在他们看来中原两京一十三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园，周边皆是蛮夷之地，连同那里的人一样都不值得劳神费力。这种思想在南宋时期曾有过，女真人入关后与南宋划江而治，他们的骑兵忌惮江南的山川河网，一直持续到蒙古人的崛起。同样南宋认为北方已经被战乱摧毁，收复失地后还要迁徙人口，调拨粮饷，从经济上考虑实在是一笔赔本的买卖。
近代地理学家胡焕庸曾在《中国人口之分布》中提出了黑河—腾冲线，1987年他根据新中国最近一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认为东半部的面积占全国的429，人口却占到总数的944。这项数据随着人口的增加还在变化，说明即便是在现代信息科技和工业文明的基础上，人们还是喜欢在沿海、平原等气候适宜、交通便利的地区生活，这种规律无法人为的去强行改变。
对于大明精英的顾虑，朱由校并没有立即反驳，毕竟这些人从元朝的统治中恢复了华夏文明，又将其引领到世界的顶端，这些都是他们傲娇的资本，也值得后人推崇。可是朱由校还在二十一世纪生活过，他知道近代是中华民族的一部血泪史，无数的先烈为了追求独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仅在抗日战争中就牺牲了数千万人口。
新中国成立以后，朝鲜战场上我们打出了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自信，也换来了苏联的156个援华项目，由此真正的开始了工业化的道路。如今我们综合国力已经是世界第二，往前看还有还长的路要走，往后看几乎已无来者，这种成就人类绝无仅有。
白手起家是伟大的，可其中的辛酸只有自己知道，这不单单是肉体上的忍耐，还有精神上的煎熬，因此我们在肯定这些成绩的时候，也会反思其中的不足，希望能越来越好。比如能源问题，我们严重依赖进口石油、矿石等工业原材料，而作为世界最大的进出口国，我们竟然没有定价权，也就是说我们买最贵的原料，卖最廉价的产品，劳动成果被西方人抽走了大头。
为了改变这些被动的局面，朱由校痛定思痛，决心强行往黑河—腾冲线西半部的主要战略要冲和能源产区迁徙人口，设立行政机构和卫所，派驻流官进行管理。这样一来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就急剧增加，选贤任能便成了朝廷的第一要务。
《论语魏灵公》中说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这是孔子对子贡问及为仁的一段精彩回答，意思是说工匠要想把事情做好，应该先把工具准备好。想对国家有所贡献，必须结交上流社会和贤达之人，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国情，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然后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完成仁的目的。
通过逆向推理，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国家要想吸引人才，就要完善自身的选拨制度。这中间有世卿世禄、九品中正、科举，虽然很多人都在抨击明朝八股取士的弊端，但我们应该先肯定它的积极作用。毕竟研究历史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秦始皇不会用智能手机，但他依然是千古一帝。
经过新政的铺垫，明朝已将科举制中的八股文改为审理和行测，在儒家经典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工科的内容。为了加快人才的培养和选拨，朱由校决定以立法的形式推行义务教育，由国家免费教学资源，凡七岁以上的孩童必须进入学校，拓宽孩子们的知识面，普及实用知识，增强民族的软实力。同时，由内务府和户部联合出资，在各主要城市兴建专业学院和技术院校，向所有接受完义务教育的学生开放，努力让寒门子弟能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想要全面提升国民文化素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更不能朝令夕改让人们质疑教育的权威性。朱由校虽然在当时已经取得了朝野上下的拥戴和钦佩，但想做成此事需要面对的问题依然非常严峻。
首先是钱。虽然第二次人口普查后户部在籍人数翻了一番，新政实施后全国的耕地也恢复到万历十五年的一千一百多万百亩，朝廷岁入达到六百万两白银，可是伴随着明朝疆域的扩大，需要支出的账目也急剧增加。此时推行义务教育，朝廷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第二个问题是利益之争。历代王朝的末期都会出现严重的土地兼并，深挖下去就是利益集团已经完成了对国家资源的垄断，对他们来说这个皇帝姓朱还是姓爱新觉罗都一样。当初朱由校带头把部分皇庄分给西北的流民，他们迫于朝廷的压力和社会舆论，被迫将兼并来的土地还给百姓，已经对朱家心存不满。
如今朱由校要普及义务教育，扩大科举取士的招生范围，这将打破士大夫阶层对官僚机构的垄断局面，必然会激起他们的暗中反抗，甚至会扶持新的代理人。想想当初多尔衮率数万八旗健儿就可以纵横中原，几十万女真人竟然统治了数亿汉人达二百六十八年，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为了解决教育资金的问题，朱由校命魏忠贤坐镇南京，严厉整顿东南盐矿，由司礼监和内阁共同监管具体的账目，东厂和锦衣卫全程监督涉事官员，力争在三年内恢复到明太祖、成祖年间的八位数。另外，他密令在石见银山的戚报国和王承恩扩大开挖的规模，所有银矿全部运至天津进行熔炼，然后交由内务府和户部负责货币的制作。
至于士族内部的抵触，朱由校决定联合勋贵和商人进行挤压，只要他手里有兵权和钱袋子，就不担心天下易主，而且修改科举内容和扩大生源，寒门也能够出贵子，这将从根本上打破士大夫的垄断地位，臣权被进一步削弱，民权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国家的军政大权会牢牢的控制在君权手中。
管理如此庞大的土地对于朱由校来说是种挑战，同样朝堂上的大明精英也觉得力不从心，在他们看来中原两京一十三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园，周边皆是蛮夷之地，连同那里的人一样都不值得劳神费力。这种思想在南宋时期曾有过，女真人入关后与南宋划江而治，他们的骑兵忌惮江南的山川河网，一直持续到蒙古人的崛起。同样南宋认为北方已经被战乱摧毁，收复失地后还要迁徙人口，调拨粮饷，从经济上考虑实在是一笔赔本的买卖。
近代地理学家胡焕庸曾在《中国人口之分布》中提出了黑河—腾冲线，1987年他根据新中国最近一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认为东半部的面积占全国的429，人口却占到总数的944。这项数据随着人口的增加还在变化，说明即便是在现代信息科技和工业文明的基础上，人们还是喜欢在沿海、平原等气候适宜、交通便利的地区生活，这种规律无法人为的去强行改变。
对于大明精英的顾虑，朱由校并没有立即反驳，毕竟这些人从元朝的统治中恢复了华夏文明，又将其引领到世界的顶端，这些都是他们傲娇的资本，也值得后人推崇。可是朱由校还在二十一世纪生活过，他知道近代是中华民族的一部血泪史，无数的先烈为了追求独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仅在抗日战争中就牺牲了数千万人口。
新中国成立以后，朝鲜战场上我们打出了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自信，也换来了苏联的156个援华项目，由此真正的开始了工业化的道路。如今我们综合国力已经是世界第二，往前看还有还长的路要走，往后看几乎已无来者，这种成就人类绝无仅有。
白手起家是伟大的，可其中的辛酸只有自己知道，这不单单是肉体上的忍耐，还有精神上的煎熬，因此我们在肯定这些成绩的时候，也会反思其中的不足，希望能越来越好。比如能源问题，我们严重依赖进口石油、矿石等工业原材料，而作为世界最大的进出口国，我们竟然没有定价权，也就是说我们买最贵的原料，卖最廉价的产品，劳动成果被西方人抽走了大头。
为了改变这些被动的局面，朱由校痛定思痛，决心强行往黑河—腾冲线西半部的主要战略要冲和能源产区迁徙人口，设立行政机构和卫所，派驻流官进行管理。这样一来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就急剧增加，选贤任能便成了朝廷的第一要务。
《论语魏灵公》中说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这是孔子对子贡问及为仁的一段精彩回答，意思是说工匠要想把事情做好，应该先把工具准备好。想对国家有所贡献，必须结交上流社会和贤达之人，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国情，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然后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完成仁的目的。
通过逆向推理，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国家要想吸引人才，就要完善自身的选拨制度。这中间有世卿世禄、九品中正、科举，虽然很多人都在抨击明朝八股取士的弊端，但我们应该先肯定它的积极作用。毕竟研究历史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秦始皇不会用智能手机，但他依然是千古一帝。
经过新政的铺垫，明朝已将科举制中的八股文改为审理和行测，在儒家经典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工科的内容。为了加快人才的培养和选拨，朱由校决定以立法的形式推行义务教育，由国家免费教学资源，凡七岁以上的孩童必须进入学校，拓宽孩子们的知识面，普及实用知识，增强民族的软实力。同时，由内务府和户部联合出资，在各主要城市兴建专业学院和技术院校，向所有接受完义务教育的学生开放，努力让寒门子弟能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想要全面提升国民文化素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更不能朝令夕改让人们质疑教育的权威性。朱由校虽然在当时已经取得了朝野上下的拥戴和钦佩，但想做成此事需要面对的问题依然非常严峻。
首先是钱。虽然第二次人口普查后户部在籍人数翻了一番，新政实施后全国的耕地也恢复到万历十五年的一千一百多万百亩，朝廷岁入达到六百万两白银，可是伴随着明朝疆域的扩大，需要支出的账目也急剧增加。此时推行义务教育，朝廷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第二个问题是利益之争。历代王朝的末期都会出现严重的土地兼并，深挖下去就是利益集团已经完成了对国家资源的垄断，对他们来说这个皇帝姓朱还是姓爱新觉罗都一样。当初朱由校带头把部分皇庄分给西北的流民，他们迫于朝廷的压力和社会舆论，被迫将兼并来的土地还给百姓，已经对朱家心存不满。
如今朱由校要普及义务教育，扩大科举取士的招生范围，这将打破士大夫阶层对官僚机构的垄断局面，必然会激起他们的暗中反抗，甚至会扶持新的代理人。想想当初多尔衮率数万八旗健儿就可以纵横中原，几十万女真人竟然统治了数亿汉人达二百六十八年，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为了解决教育资金的问题，朱由校命魏忠贤坐镇南京，严厉整顿东南盐矿，由司礼监和内阁共同监管具体的账目，东厂和锦衣卫全程监督涉事官员，力争在三年内恢复到明太祖、成祖年间的八位数。另外，他密令在石见银山的戚报国和王承恩扩大开挖的规模，所有银矿全部运至天津进行熔炼，然后交由内务府和户部负责货币的制作。
至于士族内部的抵触，朱由校决定联合勋贵和商人进行挤压，只要他手里有兵权和钱袋子，就不担心天下易主，而且修改科举内容和扩大生源，寒门也能够出贵子，这将从根本上打破士大夫的垄断地位，臣权被进一步削弱，民权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国家的军政大权会牢牢的控制在君权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