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有位重要的思想家黄宗羲,是中国历史上研究赋税制度最深入、最系统的学者,没有之一。他曾指出赋税制度的“三害”:

    “或问井田可复,既得闻命矣。若夫定税则如何而后可?曰: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

    这就是著名的黄宗羲定律,对新中国的并税式改革非常有启发,至2006年1月1日,存在两千多年的农业税被废止,彪炳史册。

    左战想见贤思齐,但任何改革都要立足于当前的国情。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初,明朝虽然出现了早起的资本主义萌芽,但仅限于东南沿海的纺织业,大部分地域还是以农业生产为主,这也是朝廷赋税的主要来源。

    新内阁第一次会议的重点就是要聚焦三农,杨涟虽然位列后补委员,但性格直率,眼见自己的副手周嘉谟入阁参政,多少有些不平衡,紧跟着说道:

    “启奏圣上,周侍郎的提议非常好,但还需要斟酌。各地灾情不尽相同,有些地方受灾轻,当地的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只要赋税减免就能自行渡过难关。有些地方受灾重,当地的条件恶劣,即便减免赋税也不能解决问题。如今各地旱涝交替,耕地大量荒芜,老臣建议在减免赋税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重修水利,组织流民开垦荒地,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

    左战心想杨涟不仅脾气大,性子也急,但他是移宫案的第一功臣,自己多少还是要给面子的。可规矩不能破,候补委员是不能发言的,便委婉的说道:

    “杨爱卿补充的非常好,明卿要虚心向自己的领导请教。这样一来方案就会增添一项内容,朕多给你一天时间,后天报给朕审核。”

    杨涟虽然出自东林党,但性情坦率,嫉恶如仇,做事帮理不帮亲,惹得朝廷内外的官吏怨声载道。可他偏偏是皇帝的宠臣,众人只好躲着他。左侍郎周嘉谟见老领导很不高兴,心里叫苦不迭。

    其实左战之所以不让杨涟入阁参政,也是忌惮他的脾气,将来一旦君臣不和,自己难免会背上杀功臣的骂名。虽然他很理解朱元璋当年为何要成千上万的斩杀官吏,可他更想学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尽可能让他们善始善终。

    有了杨涟的教训,左光斗、徐光启不再说话,韩熀却早已按捺不住自己的小宇宙,起身说道:

    “圣上,杨大人和周大人只提了灾区的情况,臣想说一下其他地域的现状。”臣查看《太祖实录》,洪武三十一年间,全国户数为一千零六十多万,人口五千八百多万,可用耕地三百七十多万百亩。万历四十八年间,全国人口一千零八万户,人口五千六百多万,可用耕地七百四十余万百亩。

    左战见他有所顾忌,鼓励的说道:

    “韩爱卿继续说下去,朕说了开会讨论时不会因言获罪。”

    韩熀略作迟疑,最终选择开诚布公,直言劝谏道:

    “臣的意思是应当重新普查人口,测量耕地。”

    左战没想到韩熀是个愣头青,竟然敢出头挑破明朝的脓包,拍手说道:

    “韩爱卿言之有理,从太祖高皇帝立国,至今已有二百五十二年,这期间人口怎能没有增加?万历初年由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全国耕地最高为一千一百六十余百亩,怎么现在只剩下七百四十余万百亩?”

    左战的问题已经很直白了,众人心知肚明却不敢答话,气的左战暗骂他们沽名钓誉。可是转头一想,问题出在自己身上,明朝土地兼并的始作俑者就是朱元璋,他的皇嗣们不仅有俸禄,还有封地呢!玉牒上那几万人就得占据多少田地,再加上自己的皇庄,这才是根本问题。全国能开垦的耕地就那些,可皇家的田庄越来越大,其他官绅也效仿兼并,可不就是越来越少。那些依附在皇庄、王田、私产下的佃户是不需要缴纳赋税的,那户部统计他们干嘛?

    左战心想这个问题太大了,现在还是不挑破这个脓包的时机,万一辽东战局不顺,自己势必将众叛亲离,所以必须忍耐,于是说道:

    “韩爱卿的提案涉及我朝立国之根本,以后休要妄言。眼下先把朕的皇庄拿出来安置流民,关外按人头把耕地发给军户和佃农。这两项工作一定要把好关,有虚假瞒报者不论职务、身份,一律抄没流放。

    另外,灾情之所以影响这么严重,除了天灾还有人祸。朕自幼便听王安讲水利的重要性,可是朝廷一直拿不出银子修建,农民只能靠天吃饭。要想农业得到稳定的发展,就必须大力兴修水利工程。遗直是当朝的水利专家,朕看这件事就交给他来负责。”

    左光斗,字遗直,安徽省桐城县东乡,著名的水利专家。他的事迹不再赘述,只说一条:他是北方种植水稻的鼻祖。

    作为移宫案的功臣,左战将他从御史调到工部任右侍郎,负责直隶、蓟辽防区的屯田工作。这老兄上任后发现北方人不知道兴修水利的好处,很多地碰到灾害就荒了,然后老百姓就迁徙到外地,如此反复最终造成北方流民越来越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曾经给上书要求疏通河道,挖蓄水池,凿引水渠,修固堤坝,建立闸门,甚至要求每个村都要搞一个池塘蓄水。

    听到皇帝给自己布置了任务,左光斗激动的站起来说道:

    “兴修水利是农业之根本,只是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臣先前有三因十四议,这次已经做了修改,明日便可呈报圣上。”

    左战心想你要肯出力,大明朝的水利就完成了一半,笑着说道:

    “遗直不要顾虑太多,在朕的有生之年,兴修水利将作为一项国策持续推行。需要的资金先由朕来拨付,等朝廷岁入多了再让杨爱卿给你想办法。至于人力,目前可以组织流民,以后朝廷会增加这方面的徭役。”

    众人见小皇帝如此重视农业和水利,暗中佩服他的眼光和决心。只是左战并不在意这些,他见众人低头做深思状,继续说道:

    “朕看过子先翻译的《几何原本》和《测量法义》,这两本书对朕很有启发。听说你的西洋朋友不少,可有不同的意见?”

    徐光启,字子先,著名的科学家、政治家,在数学、天文、历法、水利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尤其通晓农业知识,堪称当代袁隆平。

    听皇帝竟然读过自己的几本得意之作,一时自信心膨胀,站起身来说道:

    “微臣愚作,不敢侮了圣上的耳目。臣在通州督练新军时,曾与蓟辽总督孙承宗大人秉烛夜谈关外军屯的问题,受益匪浅。微臣以为圣上制定的以辽人守辽土的战略是英明的,但若想用辽土养辽人却需要耗费大量的财物。如今朝廷财政拮据,微臣斗胆进谏引入外夷的农作物来增加土地的产出,另外还可以雇佣外夷的教官训练新军神机。”

    有明一代是骄傲的,因为在二百七十六年间,他们不曾向任何外族屈服过,不曾签订一个不平等条约,不曾和亲纳贡。曾经的海上霸主荷兰、西班牙、葡萄牙都败在他们的手下,就连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写给神宗皇帝的信中也是言辞恭敬,国威之强盛,民族之骄傲,可见一斑。

    在这种背景下,西洋的传教士在明朝地位悲惨,道理很简单:我比你强,信你个鬼!这些传教士只能拿出真才实学来吸引明朝的开放之士,徐光启便是他们积极依附的其中之一。可是要引进外夷的科学、知识来中兴明朝,别说老百姓不屑一顾,就连内阁的精英也需要慎重的斟酌。

    好在左战知道“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道理,科技和知识是没有国界的,谁掌握了谁就是强者。他见徐光启提出引入外来物种和聘用外夷教官,平和的劝说道: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外夷番邦也有可取之处,我们要摆正心态,放下宗主国的架子,主动吸收他们的精华而去其糟粕。子先的这两项提案朕都准了,朕还要再给你追加两条:

    一是要因地制宜的推广外来物种,‘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些庄稼需要的土壤、水分、温度、光照等各不相同,一定要先试点再推广,否则劳民伤财,贻误时机。

    二是研制轻便实用的生产工具和汲水设备,节省人力,提高农耕的效率。”

    史书记载明朝时期,玉米、土豆、地瓜、花生、西红柿、豆角等农作物已经引入,但是并未引起朝廷的重视,所以种植面积不大,产量也有限。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是任何朝代对于引入新物种都是谨慎的,二是统治者都不太想让老百姓吃的太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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