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是国丧期间，朝廷上下又在紧张的备战辽东，左战下旨除了准备祭祀的殿里，宫内一切从简，偌大的紫禁城空空荡荡，北方呼啸格外冷清。
勤政殿内，左战不敢有丝毫懈怠。目前朝廷的主要政务是平定辽东、赈济灾情，案几上的奏折堆积如山。这几年各地天灾人祸不断，西北有旱、蝗，中原有洪涝，东南有海盗，地方官吏纷纷要求减少灾区赋税，调拨粮饷，赈济灾民。东林党则一如既往的反对重开矿税、增加商业税费，建议将辽东军费分摊到各地百姓头上。
左战明白现在重商主义还在萌芽阶段，农业和手工业才是大明王朝的立国之本，而农业的根本则是农民和耕地。明朝历经二百多年，土地兼并已经非常严重，各地藩王和豪强不仅大量侵吞农民的田产，还隐瞒数目来逃避赋税。地方官吏为了完成岁入的指标，不断增加农民的负担。
在正常的光景下百姓还能艰难的维持生计，碰到天灾人祸就要变卖土地。如此循环中，朝廷的赋税不但越收越少，各地的流民还越来越多，最终使得农业荒废，朝廷赤字逐年增加。
想清楚这些，左战果断的批准了各地要求赈灾的折子，然后将东林党的建议扔到垃圾筐内。对于那些措辞强硬、言语激烈的大臣，由魏进忠出面罗列罪证，抄没家产。叶向高等人本想联名抗议，可是如今大战在即谁也不敢动摇军心，况且那些被抄家的东林党人的确是罪大恶极，只能暗中联络，互相袒护。
左战之所以敢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剔除弊政，绝不是急功近利之举。经过近四个月的的磨合，他先后重组内阁和司礼监，又设置军机处，军政大权都集于一身。为了筹集资金，他暗中变卖内藏库的珍宝古玩，很多政务能够绕开户部的刁难，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弄清楚了明朝的派系，将他们分为君、臣、勋、贵，以及宦官和商人集团。
君权就是皇帝的权力，明朝的顶峰是在朱元璋和朱棣期间。朱元璋不但有空印、胡淮慵、蓝玉等大案，还废除近两千年的丞相制度。他底下的官吏上朝如上坟一样沉重，早上出门前都得跟家人做一番生离死别，虽然这多是满清的污蔑，但也反映了当时君权的强大。朱棣靖难登基，迁都北京彻底弱化了江浙、淮西势力，增设东厂监视群臣，君权达到顶峰。
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土木堡之变后勋贵没落，臣权开始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嘉靖时代的大礼仪之争，标志着君权开始受到臣权的挑战。夏言、徐阶、高拱、张居正，都是臣权的顶峰人物，一度压过了皇帝的风头。比如万历私生活糜烂，挥霍无度，张江陵等人就给他设定了每月的消费标准，超出部分概不支付。此例已经成为制度，如今左战的花销也在执行这个标准，君权的衰落可见一斑。
臣权是指士大夫阶层的权力。由于朱元璋是放牛娃出身，对地主阶级和官僚阶级极端仇视，所以早期的臣权就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专干脏活累活。随着皇帝们越来越懒，司礼监走进权力中枢，与内阁互相制衡，大家相安无事，和平发育了近百年。到了张居正时代，臣权达到顶峰。有马屁精称赞他为明朝的丞相，人家却骄傲的说：“吾非相，乃摄也”，意思是说丞相算了屁，我是摄政。
当然，张居正乃一代名相，一条鞭法名垂千古。本人也是他的推崇者，潜心研究时发现他的一个重要的疏漏。由于他的势力过大，很多人都站出来反对，他对于这些反对人一视同仁：全部卷铺盖滚蛋，这其中也有他的心学同门。他死后，四分五裂的臣权开始结党，比较著名的有东林党、楚党、浙党、齐党，还有“九千岁”麾下的阉党。这些党派在明朝末年争斗不休，一直到南明灭亡。
勋权指的是武将集团，开国之初极盛一时，比如朱元璋封的几个公爵都是武将（韩国公李善长虽不是统兵的将领，但属于作战参谋和后勤部长）。朱棣靖难后大肆封赏，也只有武将能够获得公爵。土木堡以后，武将全军覆没，集体退居二线。各个将领不但受文臣的节制，还要接受太监的监督，完全失去了军队的指挥权，这也是萨尔浒失利的重要原因。
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真理都在大炮的射程内。左战要想中兴明朝，就必须提升武将的地位，恢复他们的指挥权，所以他才将孙承宗、熊廷弼这样的军事将领安排到关键位置上，又发布求贤诏破格提拔年轻将领，勋权开始得到有针对性的扶持。当然，随着军机处的设立，武将的任命和军队的调动都由左战直接负责，间接的加强了君权。
贵是指皇族和有爵位的人。朱元璋在做皇帝之前，先后从事了放牛、乞丐、和尚的工作，是在社会底层挣扎着活过来的。为了不让自己的后代受苦，他制定了详细的俸禄制度。凡是他的血脉，满十岁就可以领取工资，死了还有一笔高昂的补贴，这是西方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的前身。
最初封在各地的王爷只有二十六人，领工资的皇族也不过数百。到了万历末年，这个数字达到惊人的九万，成为朝廷财政的最大负担。（明末朱元璋的子孙虽然有数百万，但多出了五服，所以不要以为他的后代都可以领钱。不过李自成却对他们一视同仁，所到之处皇族寸草不生，最终这种世亲世禄制度成为了明朝末年最大的悲剧。）
建国之初，明朝有六位公爵，二十八位侯爵，其他不计其数。朱元璋本着“金樽共汝饮，白刃不相绕”的公正态度，执政期间干掉了不少，靖难后朱棣又铲除了一批，有爵位的人数并不多。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很多贵族已经家道中落，目前比较出名的有英国公张惟贤、成国公朱纯臣、郑国公常延龄，以及远在云南的沐国公沐启元。
宦权是指太监的权力，他们的成长本就富有戏剧性。朱元璋时期，太监也就端夜壶倒洗脚水，工资低，油水少，属于比较苦逼的宦一代。朱棣时期成了东厂，用来监视锦衣卫和百官，权力的提升带来油水的增加，生活有了质的飞跃。不过当时太监都是文盲，只能做皇帝的外围爪牙，还不属于权力的核心阶层。从朱瞻基教他们识字开始，开始进入正规军行列。随着司礼监的设立，宦权便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陆续出现大太监王振、刘瑾、汪直。
目前魏进忠还是大太监的潜力股，正在朝着“九千岁”的梦想努力奋斗在一线。在他的带领下，东厂如日中天，取得了一系列可圈可点的成果，深得左战的“信赖”和“倚重”。
商人集团还算老实。到了明朝末年，江南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很多人甚至做起了海外贸易。由于他们的政治地位非常低，排在士农工商的最底层，所以千方百计的去结交官宦，东林党逐渐成为他们的依附。
左战的想法是推动重商主义的发展，重开海外贸易，所以从心里是愿意扶持这些商人。不过目前朝廷财政困难，需要他们多出点力，对于那些不顾民族大义、国家命运的奸商，由魏进忠将他们并为东林党，一同抄家发配。
分析完明朝的各方势力，左战认为君权最弱。想想土木堡之变、武宗英年早逝、世宗差点被宫女给勒死、光宗命丧红丸、天启皇帝落水不治而亡，这里面都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操纵，自己稍有不慎便会重蹈历史的覆辙。况且他本不是这个时代的人，对于朝政还需摸索学习，不能操之过急。
思前想后他也只能先采取重用宦官的办法来稳固政权，王安虽然忠心，但是与东林党有太多的交往，不能予以重任。魏进忠和魏朝虽然贪权敛财，但是办事老练、手段狠辣，是可以继续利用的棋子。至于曹化淳、方正化、高时明、李凤翔这些肯为国家殉葬的人，眼下还需要观察和历练。
对于光宗托孤留下的十几位辅政大臣，使用怀柔的策略分而治之。这些人本就分列在不同的派系当中，比如内阁首辅方从哲属于浙党，兵部尚书朱夔元、辽东总兵熊廷弼属于楚党，叶向高、孙承宗、杨涟、左光斗、韩爌等重臣属于东林党，其他无党派人士只有黄克缵在工部任职。
如此看来东林党的势力如日中天，大有压倒所有派系的势头。好在自从叶向高负责裁撤、合并闲散机构以后，东林党内部便出现了裂痕，很多人对他一视同仁的态度非常不满意，接连上书弹劾。左战自然喜出望外，顺势将叶向高改为礼部尚书，名义上还是内阁次辅，但已经没有了实权。还有杨涟、韩爌等人，本就是嫉恶如仇的狠人，见小皇帝接连从东林党人家里搜出巨额来源不明的资产，瞬间与东林党撇清关系，成为只忠于皇帝的无党派人士。
勤政殿内，左战不敢有丝毫懈怠。目前朝廷的主要政务是平定辽东、赈济灾情，案几上的奏折堆积如山。这几年各地天灾人祸不断，西北有旱、蝗，中原有洪涝，东南有海盗，地方官吏纷纷要求减少灾区赋税，调拨粮饷，赈济灾民。东林党则一如既往的反对重开矿税、增加商业税费，建议将辽东军费分摊到各地百姓头上。
左战明白现在重商主义还在萌芽阶段，农业和手工业才是大明王朝的立国之本，而农业的根本则是农民和耕地。明朝历经二百多年，土地兼并已经非常严重，各地藩王和豪强不仅大量侵吞农民的田产，还隐瞒数目来逃避赋税。地方官吏为了完成岁入的指标，不断增加农民的负担。
在正常的光景下百姓还能艰难的维持生计，碰到天灾人祸就要变卖土地。如此循环中，朝廷的赋税不但越收越少，各地的流民还越来越多，最终使得农业荒废，朝廷赤字逐年增加。
想清楚这些，左战果断的批准了各地要求赈灾的折子，然后将东林党的建议扔到垃圾筐内。对于那些措辞强硬、言语激烈的大臣，由魏进忠出面罗列罪证，抄没家产。叶向高等人本想联名抗议，可是如今大战在即谁也不敢动摇军心，况且那些被抄家的东林党人的确是罪大恶极，只能暗中联络，互相袒护。
左战之所以敢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剔除弊政，绝不是急功近利之举。经过近四个月的的磨合，他先后重组内阁和司礼监，又设置军机处，军政大权都集于一身。为了筹集资金，他暗中变卖内藏库的珍宝古玩，很多政务能够绕开户部的刁难，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弄清楚了明朝的派系，将他们分为君、臣、勋、贵，以及宦官和商人集团。
君权就是皇帝的权力，明朝的顶峰是在朱元璋和朱棣期间。朱元璋不但有空印、胡淮慵、蓝玉等大案，还废除近两千年的丞相制度。他底下的官吏上朝如上坟一样沉重，早上出门前都得跟家人做一番生离死别，虽然这多是满清的污蔑，但也反映了当时君权的强大。朱棣靖难登基，迁都北京彻底弱化了江浙、淮西势力，增设东厂监视群臣，君权达到顶峰。
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土木堡之变后勋贵没落，臣权开始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嘉靖时代的大礼仪之争，标志着君权开始受到臣权的挑战。夏言、徐阶、高拱、张居正，都是臣权的顶峰人物，一度压过了皇帝的风头。比如万历私生活糜烂，挥霍无度，张江陵等人就给他设定了每月的消费标准，超出部分概不支付。此例已经成为制度，如今左战的花销也在执行这个标准，君权的衰落可见一斑。
臣权是指士大夫阶层的权力。由于朱元璋是放牛娃出身，对地主阶级和官僚阶级极端仇视，所以早期的臣权就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专干脏活累活。随着皇帝们越来越懒，司礼监走进权力中枢，与内阁互相制衡，大家相安无事，和平发育了近百年。到了张居正时代，臣权达到顶峰。有马屁精称赞他为明朝的丞相，人家却骄傲的说：“吾非相，乃摄也”，意思是说丞相算了屁，我是摄政。
当然，张居正乃一代名相，一条鞭法名垂千古。本人也是他的推崇者，潜心研究时发现他的一个重要的疏漏。由于他的势力过大，很多人都站出来反对，他对于这些反对人一视同仁：全部卷铺盖滚蛋，这其中也有他的心学同门。他死后，四分五裂的臣权开始结党，比较著名的有东林党、楚党、浙党、齐党，还有“九千岁”麾下的阉党。这些党派在明朝末年争斗不休，一直到南明灭亡。
勋权指的是武将集团，开国之初极盛一时，比如朱元璋封的几个公爵都是武将（韩国公李善长虽不是统兵的将领，但属于作战参谋和后勤部长）。朱棣靖难后大肆封赏，也只有武将能够获得公爵。土木堡以后，武将全军覆没，集体退居二线。各个将领不但受文臣的节制，还要接受太监的监督，完全失去了军队的指挥权，这也是萨尔浒失利的重要原因。
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真理都在大炮的射程内。左战要想中兴明朝，就必须提升武将的地位，恢复他们的指挥权，所以他才将孙承宗、熊廷弼这样的军事将领安排到关键位置上，又发布求贤诏破格提拔年轻将领，勋权开始得到有针对性的扶持。当然，随着军机处的设立，武将的任命和军队的调动都由左战直接负责，间接的加强了君权。
贵是指皇族和有爵位的人。朱元璋在做皇帝之前，先后从事了放牛、乞丐、和尚的工作，是在社会底层挣扎着活过来的。为了不让自己的后代受苦，他制定了详细的俸禄制度。凡是他的血脉，满十岁就可以领取工资，死了还有一笔高昂的补贴，这是西方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的前身。
最初封在各地的王爷只有二十六人，领工资的皇族也不过数百。到了万历末年，这个数字达到惊人的九万，成为朝廷财政的最大负担。（明末朱元璋的子孙虽然有数百万，但多出了五服，所以不要以为他的后代都可以领钱。不过李自成却对他们一视同仁，所到之处皇族寸草不生，最终这种世亲世禄制度成为了明朝末年最大的悲剧。）
建国之初，明朝有六位公爵，二十八位侯爵，其他不计其数。朱元璋本着“金樽共汝饮，白刃不相绕”的公正态度，执政期间干掉了不少，靖难后朱棣又铲除了一批，有爵位的人数并不多。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很多贵族已经家道中落，目前比较出名的有英国公张惟贤、成国公朱纯臣、郑国公常延龄，以及远在云南的沐国公沐启元。
宦权是指太监的权力，他们的成长本就富有戏剧性。朱元璋时期，太监也就端夜壶倒洗脚水，工资低，油水少，属于比较苦逼的宦一代。朱棣时期成了东厂，用来监视锦衣卫和百官，权力的提升带来油水的增加，生活有了质的飞跃。不过当时太监都是文盲，只能做皇帝的外围爪牙，还不属于权力的核心阶层。从朱瞻基教他们识字开始，开始进入正规军行列。随着司礼监的设立，宦权便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陆续出现大太监王振、刘瑾、汪直。
目前魏进忠还是大太监的潜力股，正在朝着“九千岁”的梦想努力奋斗在一线。在他的带领下，东厂如日中天，取得了一系列可圈可点的成果，深得左战的“信赖”和“倚重”。
商人集团还算老实。到了明朝末年，江南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很多人甚至做起了海外贸易。由于他们的政治地位非常低，排在士农工商的最底层，所以千方百计的去结交官宦，东林党逐渐成为他们的依附。
左战的想法是推动重商主义的发展，重开海外贸易，所以从心里是愿意扶持这些商人。不过目前朝廷财政困难，需要他们多出点力，对于那些不顾民族大义、国家命运的奸商，由魏进忠将他们并为东林党，一同抄家发配。
分析完明朝的各方势力，左战认为君权最弱。想想土木堡之变、武宗英年早逝、世宗差点被宫女给勒死、光宗命丧红丸、天启皇帝落水不治而亡，这里面都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操纵，自己稍有不慎便会重蹈历史的覆辙。况且他本不是这个时代的人，对于朝政还需摸索学习，不能操之过急。
思前想后他也只能先采取重用宦官的办法来稳固政权，王安虽然忠心，但是与东林党有太多的交往，不能予以重任。魏进忠和魏朝虽然贪权敛财，但是办事老练、手段狠辣，是可以继续利用的棋子。至于曹化淳、方正化、高时明、李凤翔这些肯为国家殉葬的人，眼下还需要观察和历练。
对于光宗托孤留下的十几位辅政大臣，使用怀柔的策略分而治之。这些人本就分列在不同的派系当中，比如内阁首辅方从哲属于浙党，兵部尚书朱夔元、辽东总兵熊廷弼属于楚党，叶向高、孙承宗、杨涟、左光斗、韩爌等重臣属于东林党，其他无党派人士只有黄克缵在工部任职。
如此看来东林党的势力如日中天，大有压倒所有派系的势头。好在自从叶向高负责裁撤、合并闲散机构以后，东林党内部便出现了裂痕，很多人对他一视同仁的态度非常不满意，接连上书弹劾。左战自然喜出望外，顺势将叶向高改为礼部尚书，名义上还是内阁次辅，但已经没有了实权。还有杨涟、韩爌等人，本就是嫉恶如仇的狠人，见小皇帝接连从东林党人家里搜出巨额来源不明的资产，瞬间与东林党撇清关系，成为只忠于皇帝的无党派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