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二年(即大周广顺二年)九月中旬,楚国皇帝马云抢在蜀国之前,将新科状元郎徐再洲的《顺天罚逆讨贼书》传檄天下,讨贼书上列了郭威大罪12款,小罪65条,从头到脚把郭威批了个一无是处,禽兽不如,就连郭威脸上的麻雀刺青,也被讽刺称画虎不成反类犬。紧接着,马云又正儿八经的颁布了讨贼令,在东西两线,动员大军20万,讨伐郭威。
为什么楚国要抢在蜀国之前,传檄天下呢?无非是想抢个带头大哥的名头,让天下人都知道,是大楚率先北伐,是老大,而蜀国则像小弟一样,只是跟进而已。这么一来,天下人就都知道楚国是当之无愧的讨周盟主。而楚国自己在《顺天罚逆讨贼书》的最后一段,也是热情洋溢的自我标榜道:大军北伐,上顺天意,下合民心;以仁伐暴,以顺讨逆,迎者景从;百姓欢呼雀跃,箪食壶浆,以应王师。。。在这一段里面,大楚官方指出,北伐,不仅仅极大的增加了天下人的民族自豪感,加深了对大楚的认同感,同时也扩大了楚国的国际影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王师北伐标志着,整个华夏迈入了新的纪元。
可惜,由于周楚边境是长期封锁的,这份义正言辞的《顺天罚逆讨贼书》压根就没有传到传到中原去(五代时期,老百姓思想道德水平极高,可惜文化素质很低,没几个人识字的,捕风房就算把这檄文传到中原,对整个战局也没什么影响,反而有可能暴露自己),不仅没有传到中原,就连蜀国、河东等地,也由于意识形态的问题,也没法传进去(这些地方的官府认为人家才是正儿八经的天命所在)。
搞到最后,楚国官方的这个“天下人”,仅仅指的是楚国统治区域内的老百姓,而这个“国际影响”也仅仅存在于口头表达上(当时的五大强国,契丹、大周根本不吊楚国,北汉唯唯诺诺,没有什么瓷实话;至于蜀国,人家还认为自己才是老大呢)。但是,由于楚国舆论上的造势,让楚国辖区的老百姓民族自豪感空前刚涨,大有天下舍我其谁的气势,天下虽大,咱们大楚可是头一份;更有不少青年人纷纷要求参军入伍,打过淮河去,统一全中国。
在楚国马云、李骧这些高层看来,对伪周进行骚扰是正确的。而在十月对伪周进行骚扰就更加英明了,因为十月中旬要种庄稼了。他们对这次战争的定义,与其说是北伐中原,倒不说是北伐庄稼地。马云甚至把楚国仅有的马军下放到了徐州、唐州,就是让大军出动的时候,让马军在中原驰骋,把老百姓给祸害一顿。
从这点来看,马云挺损的。其实打仗已经是耽误农耕了。中国古代战争,对兵力计算有很大出入,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民壮的问题。就是那些运送军械和粮草的民壮算不算兵,其实,在很多时候,那些人就是当地的老百姓,运军粮事实上就是服徭役的一种。可马云还派马军(当然扮成马贼)出动,准备烧人房子,坏人家的庄稼。
可是,在地方上,比如朱元等人,他们对马云的骚扰政策,并不是很赞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马云一直觉得伪周的军队不好对付,可是朱元这些人和山南的丁思瑾不一样,他们并不认为伪周的军队就比楚军厉害。朱元还秘密上奏章,提出了“萧县计划”,他想在萧县设计一个圈套,让伪周军队跳进来,和伪周军在萧县大打一场。
马云沉思了很久,终于同意了这个计划。为什么呢?虽然楚国的真是意图的是金州,可是,在淮北必须要和周军进行一场战争,如果在淮北不能给周军施加很大的压力,那么一旦蜀军败退,关中的白衣军没有了后顾之忧竭力南下攻蜀,那可就不妙了。让朱元在淮北真真正正的打一场也好。不过,他却是再三要求,打仗可以,但是规模一定要控制在徐州范围内。
九月底,楚军正式出兵。
在东线,由东路行营总管朱元(在淮南以及徐州等地,楚国驻扎了十三万人马,为了避免专权,马云设置了行营总管这儿一个官职,管辖淮南道和河南道(徐州一带))全权负责,从光州(今安徽潢川)、寿州(今安徽合肥)到濠州(今安徽蚌埠东),这一线全都是在淮河以南,这三州兵马共计7万人,已经全部动员起来,淮河之上走船斗舰,往来不绝,可惜,是干打雷不下雨,对伪周的蔡州(今河南汝南)、颍州(今安徽阜阳)虎视眈眈。
可是徐州等地,河南道都统老将军倪可福,以徐海防御使曹彬为先锋,带领军队四万人,跃过任山,进攻萧县,和伪周徐州节度使郭崇的军队打了起来(太和元年争夺徐州时,周将王彦超虽然不敌曹彬,可是还是将徐州境内的萧县控制在手里)。
在中线,中路行营总管丁思瑾命令大将石大率军一万,进攻武关,直逼商州,作为蜀军的策应,而自己则率领山南主力,东出唐州,直逼蔡州。这样,楚国一东一西两路大军,摆出一副钳型攻势的样子,似乎想打掉蔡州、徐州这些汴京的外围据点。
十月初,在西线,蜀国没有再玩什么三路出击的疑兵计,以枢密使王招远为招讨使,率领大军六万人出兵大散关,准备取凤翔,再进长安。
大周皇帝郭威毕竟经历过大风大浪,也是善于用兵的人,他得到消息后,只是淡然一笑。楚军虽然气势汹汹,但是,兵力毕竟有限,自己在淮北陈兵十数万,和楚军实力想当,只要应付得当,时间一长,楚军自然就退兵了。于是,他下诏让蔡州的王殷和徐州的郭崇严加防范,而对于关中的郭荣,则命令他相机而动。为了以防万一,郭威还从河北调回了邺城留守向训的3万人马,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支援。
一场大战就在秦岭、淮河一线拉开了序幕。
为什么楚国要抢在蜀国之前,传檄天下呢?无非是想抢个带头大哥的名头,让天下人都知道,是大楚率先北伐,是老大,而蜀国则像小弟一样,只是跟进而已。这么一来,天下人就都知道楚国是当之无愧的讨周盟主。而楚国自己在《顺天罚逆讨贼书》的最后一段,也是热情洋溢的自我标榜道:大军北伐,上顺天意,下合民心;以仁伐暴,以顺讨逆,迎者景从;百姓欢呼雀跃,箪食壶浆,以应王师。。。在这一段里面,大楚官方指出,北伐,不仅仅极大的增加了天下人的民族自豪感,加深了对大楚的认同感,同时也扩大了楚国的国际影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王师北伐标志着,整个华夏迈入了新的纪元。
可惜,由于周楚边境是长期封锁的,这份义正言辞的《顺天罚逆讨贼书》压根就没有传到传到中原去(五代时期,老百姓思想道德水平极高,可惜文化素质很低,没几个人识字的,捕风房就算把这檄文传到中原,对整个战局也没什么影响,反而有可能暴露自己),不仅没有传到中原,就连蜀国、河东等地,也由于意识形态的问题,也没法传进去(这些地方的官府认为人家才是正儿八经的天命所在)。
搞到最后,楚国官方的这个“天下人”,仅仅指的是楚国统治区域内的老百姓,而这个“国际影响”也仅仅存在于口头表达上(当时的五大强国,契丹、大周根本不吊楚国,北汉唯唯诺诺,没有什么瓷实话;至于蜀国,人家还认为自己才是老大呢)。但是,由于楚国舆论上的造势,让楚国辖区的老百姓民族自豪感空前刚涨,大有天下舍我其谁的气势,天下虽大,咱们大楚可是头一份;更有不少青年人纷纷要求参军入伍,打过淮河去,统一全中国。
在楚国马云、李骧这些高层看来,对伪周进行骚扰是正确的。而在十月对伪周进行骚扰就更加英明了,因为十月中旬要种庄稼了。他们对这次战争的定义,与其说是北伐中原,倒不说是北伐庄稼地。马云甚至把楚国仅有的马军下放到了徐州、唐州,就是让大军出动的时候,让马军在中原驰骋,把老百姓给祸害一顿。
从这点来看,马云挺损的。其实打仗已经是耽误农耕了。中国古代战争,对兵力计算有很大出入,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民壮的问题。就是那些运送军械和粮草的民壮算不算兵,其实,在很多时候,那些人就是当地的老百姓,运军粮事实上就是服徭役的一种。可马云还派马军(当然扮成马贼)出动,准备烧人房子,坏人家的庄稼。
可是,在地方上,比如朱元等人,他们对马云的骚扰政策,并不是很赞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马云一直觉得伪周的军队不好对付,可是朱元这些人和山南的丁思瑾不一样,他们并不认为伪周的军队就比楚军厉害。朱元还秘密上奏章,提出了“萧县计划”,他想在萧县设计一个圈套,让伪周军队跳进来,和伪周军在萧县大打一场。
马云沉思了很久,终于同意了这个计划。为什么呢?虽然楚国的真是意图的是金州,可是,在淮北必须要和周军进行一场战争,如果在淮北不能给周军施加很大的压力,那么一旦蜀军败退,关中的白衣军没有了后顾之忧竭力南下攻蜀,那可就不妙了。让朱元在淮北真真正正的打一场也好。不过,他却是再三要求,打仗可以,但是规模一定要控制在徐州范围内。
九月底,楚军正式出兵。
在东线,由东路行营总管朱元(在淮南以及徐州等地,楚国驻扎了十三万人马,为了避免专权,马云设置了行营总管这儿一个官职,管辖淮南道和河南道(徐州一带))全权负责,从光州(今安徽潢川)、寿州(今安徽合肥)到濠州(今安徽蚌埠东),这一线全都是在淮河以南,这三州兵马共计7万人,已经全部动员起来,淮河之上走船斗舰,往来不绝,可惜,是干打雷不下雨,对伪周的蔡州(今河南汝南)、颍州(今安徽阜阳)虎视眈眈。
可是徐州等地,河南道都统老将军倪可福,以徐海防御使曹彬为先锋,带领军队四万人,跃过任山,进攻萧县,和伪周徐州节度使郭崇的军队打了起来(太和元年争夺徐州时,周将王彦超虽然不敌曹彬,可是还是将徐州境内的萧县控制在手里)。
在中线,中路行营总管丁思瑾命令大将石大率军一万,进攻武关,直逼商州,作为蜀军的策应,而自己则率领山南主力,东出唐州,直逼蔡州。这样,楚国一东一西两路大军,摆出一副钳型攻势的样子,似乎想打掉蔡州、徐州这些汴京的外围据点。
十月初,在西线,蜀国没有再玩什么三路出击的疑兵计,以枢密使王招远为招讨使,率领大军六万人出兵大散关,准备取凤翔,再进长安。
大周皇帝郭威毕竟经历过大风大浪,也是善于用兵的人,他得到消息后,只是淡然一笑。楚军虽然气势汹汹,但是,兵力毕竟有限,自己在淮北陈兵十数万,和楚军实力想当,只要应付得当,时间一长,楚军自然就退兵了。于是,他下诏让蔡州的王殷和徐州的郭崇严加防范,而对于关中的郭荣,则命令他相机而动。为了以防万一,郭威还从河北调回了邺城留守向训的3万人马,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支援。
一场大战就在秦岭、淮河一线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