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少年，算命伐
在古代，传统的印刷方式制约了出版规模，那时人们也不甚讲究版权概念。诚然，经济利益受损害的书坊主对盗版会深恶痛疾，但这一般并不被视为恶行，它在法律上更未被禁止。有的作者认为，作品被翻版正说明自己的才华受到众人赏识，他们甚至对这种扩大作品影响之举心存感激。在进入近代后的很长时间里，情形依然如此。道光年间，梁恭辰著成《劝戒近录》，他在《序》中写道，辛苦著成后，“尤不愿人束之高阁”，于是便自费刻印，“分送远近”。梁恭辰并无牟利算计，而只是怕读者不多，传播不广。后来他得到书被盗版的消息，认为是值得高兴的好事，而将它写入《劝戒续录》的《序》中：“不数月，而吴门遂有翻刻袖珍本出。”那本《劝戒续录》行世不久也被人翻刻，梁恭辰在《劝戒三录》的《序》中又郑重记载：“岭西亦已有翻本。”梁恭辰接连著录书被翻刻事，意在证明大家都欣赏自己的著述，“如是人情固不甚相远哉”。叙述时所用“不胫而走”四字，很能显示他的沾沾自喜。在道光年间，像梁恭辰这样的注重名声而忽略金钱的士大夫还不少，其实就是到了光绪年间，仍有些人专意于创作或翻译，脑中根本没有权益保护的概念。林纾与王寿昌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是借以抒发丧妻之痛，译成后也只是自费刻印一些送同人欣赏而已。当昌言报馆向他收购版权时，林纾大为惶恐，担心收下钱会妨碍自己的名声。昌言报馆根据林纾的要求在报上刊载广告：“拟以巨资酬译者。承某君高义，将原板寄来，既不受酬资，又将本馆所偿板价捐入福州蚕桑公学，特此声明，并志谢忱。”1后来林纾小说翻译得多了，对出版界情况也渐了解，受环境影响的他开始注意保护自己的版权，对稿酬的要求也毫不客气，不过这已是光绪末年的事了。
近代的版权观念是随着西方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而传入中国，因为它导致了印刷规模的骤然扩增，所涉及的经济利益比以往不知要大多少倍。到了光绪二十年左右，上海地区基本完成了印刷业近代化的改造，但其他地区却仍暂时在传统印刷方式的掌控之下，人们的意识一仍其旧，有些人出版了书籍还是不反对乃至欢迎别人翻刻。光绪十六年(1890)，“文光楼主人”刊刻了《三侠五义》的续书《小五义》，其友“知非子”在《序》中写道，这位书坊主宣称“有乐意翻刻者，则幸甚，祈及早翻刻”，理由是“此《小五义》一书，皆忠烈侠义之事，并附以节孝戒淫戒赌诸则，原为劝人，非专网利”。倘若众人翻刻，“庶广传一世，岂非一大快事哉”。一位书坊主为了道德追求，难道愿意放弃应得的利润？这有可能是真心话，由此也可得知，在当时许多人看来，翻刻并非是应受道德谴责，更别说法律追究的行径。其实，《小五义》一旦售行于世，别人是否翻刻已经完全不由“文光楼主人”所能控制。声明不许翻刻、但翻刻本遍行的例子比比皆是，原刻者徒唤奈何几成通例。既然如此，还不如高调标榜为维护忠孝节义所作的贡献，同时原刻本尽可能多地获取利润：《小五义》原刻本刷印了五千余部，这在当时可是个相当大的数字，所得利润也将颇为可观。
《小五义》果然被翻刻了，仅仅只过四个月，申报馆翻刻本就已行销于世，而且要使“文光楼主人”气塞的是，该本绝口不提文光楼，只是含糊地称“本馆觅得都中善本”。能无顾忌地隐去原刻者，前提自然是当地读者并不知情，而翻刻本行世后，文光楼本更是几无进入南方市场的可能。“文光楼主人”依据传统习惯，强调忠烈侠义等劝善惩恶内容，翻刻本遵循市场法则行事，注重迎合读者喜好，只宣传“事迹新奇，笔情天矫，空前绝后，生面别开”2。申报馆得意地宣称其印本“早已不胫而走，寰宇风行”3，可见收益相当丰厚。不久，文光楼又推出《续小五义》，这次不再有欢迎翻刻之语，但尝到甜头的申报馆还是立即翻刻。十个月后，申报馆宣布《小五义》与《续小五义》业已售罄，再次翻刻，并减价销售：“兹又续印成书，成本较前稍减，是以格外从廉出售，以飨阅者之心。”4两书均减一角五分，约是七折销售。减价的理由冠冕堂皇，但只要了解当时翻刻情形，就不难明白其用心。其时有多家翻刻，有的售价甚至高到每种八角，申报馆显然是想用低廉价格击垮竞争对手。翻刻诸家中，上海书局等采用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善成堂等则采用传统的印刷方式。这固然是一场围绕《小五义》销售的竞争，同时也使人感受到新、旧印刷方式的竞争，而在版权观念未树立的当时，竞争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居然竟是盗版!这种竞争的结局毫无悬念，更何况当时申报馆已认定以新法出版小说是其重要财源之一，并有计划地添置设备以瞄准小说市场。上海地区其他拥有先进印刷设备与技术的出版机构也不甘落后，传统的小说出版根本无法抵御这股来势汹汹的浪潮。新法击败传统的小说出版的另一典型例证，是《野叟曝言》的出版遭遇。这部乾隆间的长篇小说首次由汇珍楼搜得秘本出版，售价每部六元，但当时并无注册版权的意识与法律环境，于是没多久《沪报》就在报上连载该书，不仅是新法印刷，而且运用了新的小说传播方式。接着便是申报馆版的《野叟曝言》行世，它每部仅售一元。书价差距如此之大，充分体现出了先进印刷技术的压倒优势，于是后来只见申报馆版的再版，而汇珍楼版在市场上则是销声匿迹了。
近代著名文学家王韬两本小说集的遭遇，很能说明当时版权意识在作家以及出版机构心目中的地位。光绪元年，应申报馆请求，王韬将小说集《遁窟谰言》交其出版，谁知“刊布未几，而翻版者四出”。王韬亲眼在书肆中看到一本《闲谈消夏录》，竟是将《遁窟谰言》与朱翊清《埋忧集》“编撮成书，借以弋利”5。眼见别人拿自己的作品“弋利”，自己一无所知且一无所得，王韬自然很不高兴，但他光绪六年时又将此书交与香港中华印务总局出版，在今天看来，此举已构成对申报馆版权的侵犯。不过此事似未被追究，王韬与申报馆也一直维持着较好关系，由此推断，版权究竟归于作者还是出版者，同一部书稿是否可交与不同的书局出版，当时似乎都未有共同的规范。
光绪十年，到申报馆任职的王韬带来了小说集《淞隐漫录》，议定先连载，后出版单行本。《点石斋画报》从第六号开始刊载了三年多，正当连载即将结束时，光绪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的《申报》上刊载了《石印〈后聊斋志异图说〉初集》的销售广告：
长洲天南遁叟，文坛健将，墨海闲人。是书为渠极得意之作，用笔仿乎《聊斋》，命意等于说怪。以数十年之阅历，数万里之遨游，所见闻之侠女高人、灵狐老怪以至青楼妙妓、白屋书生，凡有可惊可愕可敬可喜之事，无不曲意描摹，正所谓长篇不嫌长，短章不嫌短者。兹特不惜工本，抄成工楷，复请吴友如先生逐节绘图，同付石印，七月望日成书。吾知此书一出，实可与《前聊斋志》后先媲美矣。每部用红木夹板，洋二元，在上海棋盘街宝文阁，并各书坊发售。味闲庐启。这部《后聊斋志异》，就是《淞隐漫录》中已被连载的内容。当初“尊闻阁主人”一再索讨，花了大价钱方得到《淞隐漫录》书稿，《点石斋画报》又花费许多精力财力，如请著名画家吴友如逐节绘图。可是按广告所言，读者都会误认为从索稿到插图纯为味闲庐的精心安排。申报馆计划先连载，保证《点石斋画报》的销售，然后再结集出版，再获取一次利润，如今凭空冒出一个味闲庐横刀夺爱，强抢它计划中的利润，这如何忍得？可是申报馆所能做出的最强烈反制措施，也只是先由王韬发表声明，责以大义：“是书乃由点石斋主人出重价购来，以后或照印，或排纂，或付剞劂氏，惟点石斋主人可为，即天南遁叟亦不得擅自刊售”，因“已受书价故也”，即申报馆的权益不应遭到侵犯。王韬又责问道：“乃今者既不商之点石斋主人，又不下询之余，绝不一言，毅然竟为，抑何巧取豪夺一至于此。”6由王韬的声明可知，实际的纠纷，已迫使当时一部分人开始思考版权问题。可是，味闲庐第二日在《申报》的回应却表示，它根本不承认申报馆拥有什么权益，自己唯一可感到“歉愧”的，只是事先未与王韬打招呼，但这也有原因：“本拟预先陈明，只缘向未识荆，不敢造次。”对于擅自出版他人作品则理由十足：“文章为天下之公器”，看不上的我们还不印呢!7这也等于在暗示，它压根没考虑过要给王韬什么报酬。
近代的版权观念是随着西方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而传入中国，因为它导致了印刷规模的骤然扩增，所涉及的经济利益比以往不知要大多少倍。到了光绪二十年左右，上海地区基本完成了印刷业近代化的改造，但其他地区却仍暂时在传统印刷方式的掌控之下，人们的意识一仍其旧，有些人出版了书籍还是不反对乃至欢迎别人翻刻。光绪十六年(1890)，“文光楼主人”刊刻了《三侠五义》的续书《小五义》，其友“知非子”在《序》中写道，这位书坊主宣称“有乐意翻刻者，则幸甚，祈及早翻刻”，理由是“此《小五义》一书，皆忠烈侠义之事，并附以节孝戒淫戒赌诸则，原为劝人，非专网利”。倘若众人翻刻，“庶广传一世，岂非一大快事哉”。一位书坊主为了道德追求，难道愿意放弃应得的利润？这有可能是真心话，由此也可得知，在当时许多人看来，翻刻并非是应受道德谴责，更别说法律追究的行径。其实，《小五义》一旦售行于世，别人是否翻刻已经完全不由“文光楼主人”所能控制。声明不许翻刻、但翻刻本遍行的例子比比皆是，原刻者徒唤奈何几成通例。既然如此，还不如高调标榜为维护忠孝节义所作的贡献，同时原刻本尽可能多地获取利润：《小五义》原刻本刷印了五千余部，这在当时可是个相当大的数字，所得利润也将颇为可观。
《小五义》果然被翻刻了，仅仅只过四个月，申报馆翻刻本就已行销于世，而且要使“文光楼主人”气塞的是，该本绝口不提文光楼，只是含糊地称“本馆觅得都中善本”。能无顾忌地隐去原刻者，前提自然是当地读者并不知情，而翻刻本行世后，文光楼本更是几无进入南方市场的可能。“文光楼主人”依据传统习惯，强调忠烈侠义等劝善惩恶内容，翻刻本遵循市场法则行事，注重迎合读者喜好，只宣传“事迹新奇，笔情天矫，空前绝后，生面别开”2。申报馆得意地宣称其印本“早已不胫而走，寰宇风行”3，可见收益相当丰厚。不久，文光楼又推出《续小五义》，这次不再有欢迎翻刻之语，但尝到甜头的申报馆还是立即翻刻。十个月后，申报馆宣布《小五义》与《续小五义》业已售罄，再次翻刻，并减价销售：“兹又续印成书，成本较前稍减，是以格外从廉出售，以飨阅者之心。”4两书均减一角五分，约是七折销售。减价的理由冠冕堂皇，但只要了解当时翻刻情形，就不难明白其用心。其时有多家翻刻，有的售价甚至高到每种八角，申报馆显然是想用低廉价格击垮竞争对手。翻刻诸家中，上海书局等采用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善成堂等则采用传统的印刷方式。这固然是一场围绕《小五义》销售的竞争，同时也使人感受到新、旧印刷方式的竞争，而在版权观念未树立的当时，竞争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居然竟是盗版!这种竞争的结局毫无悬念，更何况当时申报馆已认定以新法出版小说是其重要财源之一，并有计划地添置设备以瞄准小说市场。上海地区其他拥有先进印刷设备与技术的出版机构也不甘落后，传统的小说出版根本无法抵御这股来势汹汹的浪潮。新法击败传统的小说出版的另一典型例证，是《野叟曝言》的出版遭遇。这部乾隆间的长篇小说首次由汇珍楼搜得秘本出版，售价每部六元，但当时并无注册版权的意识与法律环境，于是没多久《沪报》就在报上连载该书，不仅是新法印刷，而且运用了新的小说传播方式。接着便是申报馆版的《野叟曝言》行世，它每部仅售一元。书价差距如此之大，充分体现出了先进印刷技术的压倒优势，于是后来只见申报馆版的再版，而汇珍楼版在市场上则是销声匿迹了。
近代著名文学家王韬两本小说集的遭遇，很能说明当时版权意识在作家以及出版机构心目中的地位。光绪元年，应申报馆请求，王韬将小说集《遁窟谰言》交其出版，谁知“刊布未几，而翻版者四出”。王韬亲眼在书肆中看到一本《闲谈消夏录》，竟是将《遁窟谰言》与朱翊清《埋忧集》“编撮成书，借以弋利”5。眼见别人拿自己的作品“弋利”，自己一无所知且一无所得，王韬自然很不高兴，但他光绪六年时又将此书交与香港中华印务总局出版，在今天看来，此举已构成对申报馆版权的侵犯。不过此事似未被追究，王韬与申报馆也一直维持着较好关系，由此推断，版权究竟归于作者还是出版者，同一部书稿是否可交与不同的书局出版，当时似乎都未有共同的规范。
光绪十年，到申报馆任职的王韬带来了小说集《淞隐漫录》，议定先连载，后出版单行本。《点石斋画报》从第六号开始刊载了三年多，正当连载即将结束时，光绪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的《申报》上刊载了《石印〈后聊斋志异图说〉初集》的销售广告：
长洲天南遁叟，文坛健将，墨海闲人。是书为渠极得意之作，用笔仿乎《聊斋》，命意等于说怪。以数十年之阅历，数万里之遨游，所见闻之侠女高人、灵狐老怪以至青楼妙妓、白屋书生，凡有可惊可愕可敬可喜之事，无不曲意描摹，正所谓长篇不嫌长，短章不嫌短者。兹特不惜工本，抄成工楷，复请吴友如先生逐节绘图，同付石印，七月望日成书。吾知此书一出，实可与《前聊斋志》后先媲美矣。每部用红木夹板，洋二元，在上海棋盘街宝文阁，并各书坊发售。味闲庐启。这部《后聊斋志异》，就是《淞隐漫录》中已被连载的内容。当初“尊闻阁主人”一再索讨，花了大价钱方得到《淞隐漫录》书稿，《点石斋画报》又花费许多精力财力，如请著名画家吴友如逐节绘图。可是按广告所言，读者都会误认为从索稿到插图纯为味闲庐的精心安排。申报馆计划先连载，保证《点石斋画报》的销售，然后再结集出版，再获取一次利润，如今凭空冒出一个味闲庐横刀夺爱，强抢它计划中的利润，这如何忍得？可是申报馆所能做出的最强烈反制措施，也只是先由王韬发表声明，责以大义：“是书乃由点石斋主人出重价购来，以后或照印，或排纂，或付剞劂氏，惟点石斋主人可为，即天南遁叟亦不得擅自刊售”，因“已受书价故也”，即申报馆的权益不应遭到侵犯。王韬又责问道：“乃今者既不商之点石斋主人，又不下询之余，绝不一言，毅然竟为，抑何巧取豪夺一至于此。”6由王韬的声明可知，实际的纠纷，已迫使当时一部分人开始思考版权问题。可是，味闲庐第二日在《申报》的回应却表示，它根本不承认申报馆拥有什么权益，自己唯一可感到“歉愧”的，只是事先未与王韬打招呼，但这也有原因：“本拟预先陈明，只缘向未识荆，不敢造次。”对于擅自出版他人作品则理由十足：“文章为天下之公器”，看不上的我们还不印呢!7这也等于在暗示，它压根没考虑过要给王韬什么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