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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宗**的丑事啊到了清朝,中国自南宋以来积累起来的社会道德律,几乎比泰山高,比长城固,如朱彝尊其人,想尽办法来遮掩杨贵妃先事子、再事父的故事,他“考证”杨贵妃虽为寿王妃,但却是处女入宫,所以,唐玄宗虽有丑闻,并不太严重。

    这是可怜亦复无知的新道德保卫者的自我欺骗。唐朝人自己不以为这是违反道德律的,官文书记载,至今仍存后人为了后起对妇女的道德律而大叫,其陋可知,从而也可见中国文化的向衰。为此,在讲故事之前,特别将它提出来:

    关于杨贵妃的婚姻,现存“唐大诏令集”注:即皇帝命令,俗呼为圣旨的东西卷四十,“诸王”“册妃”类,及“王妃入道”类,有两封诏令直接提到,一封诏令间接相关,摘要如下:

    册寿王杨妃:

    “维开元二十三年,岁次乙亥,十二月壬子朔,二十四日乙亥。皇帝若曰中略尔河南府士曹参军事杨玄璬长女,公辅之门,清白流庆今遣使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李林甫、副使黄门侍郎陈希烈,持节册尔为寿王妃”

    “同中书门下”,即是宰相。册杨玉环为寿王妃,有年月日可查考。册妃,等于现在的订婚。“册”后,尚有不少繁文缛节见开元礼,大约需要半年或一年才能结婚。估计:杨玉环嫁到寿王李瑁那儿,应在开元二十四夏秋,再推迟些,或开元二十五年初春,最要迟,便少有可能了。

    注:旧、新两唐书的杨贵妃传,对杨玉环出身,似有故意的错乱或隐蔽,旧唐书连杨贵妃的父名都弄错,且完全不提先嫁寿王事,新唐书主修者不敢太抹杀事实,加入先为寿王妃语,但对杨玉环的父叔,却蒙混过去,因为新唐书取旧书资料,二传皆乱采传说,荒唐不经,不必深信。

    寿王的亲母武惠妃,为皇帝所极宠,她的女儿咸宜公主嫁杨洄,据史书载:杨洄与岳母武惠妃同谋,陷害三位皇子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李隆基于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将这三个儿子废为庶人,随后又赐死于城东驿。武惠妃这样做,据说是为她亲生的儿子李瑁夺取太子地位,这是可信的。然而,武惠妃本人,却在同年十二月死了,死时才四十岁。史书说,武惠妃是被三位皇子的鬼祟而死的。

    至于杨玉环入宫,中间有一个转折,并不是在名义上直接由寿王妃变为贵妃的,“唐大诏令集”卷四十有“道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中曰:

    “寿王瑁妃杨氏属太后忌辰,永怀追福,以兹求度,雅志难违宜度为女道士。”

    此敕文不曾留下年月,但仍可以考据的:第一、度杨玉环为女道士,必然是皇帝先和她奸好之后的事,据新唐书本纪第五、玄宗纪,开元二十八年条下云:

    “十月甲子幸温泉宫。以寿王妃杨氏为道士,号太真。”

    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虽缺了年月,但参照本纪,我们可以定出:皇帝和儿媳杨氏奸好,当在开元二十八年十月或稍早,但以十月赴温泉宫时带到骊山以供淫乐的可能最大。如此,则度为女道士的正确时间就容易考出了,李隆基的亲母窦氏太后死忌在正月初二,敕文中“属太后忌辰”,当是开元二十九年的正月初二公元七四一。

    杨玉环做寿王的妻子,应当有三年多或四年多,结婚至四年,岂有再是处女之可能何况,唐朝人又并不重视处女膜的。

    杨玉环入宫为女道士在内宫的太真观,不是长安市的太真观,过了四年多,才被册立为贵妃。

    父、子之间,共妻夺妻,以“女道士”作为过渡,说起来,也可以算避了一下,父亲娶的是女道士,并非儿媳。儿子则在这四五年间没有正式妻子了。天宝四载公元七四五七月二十六日壬辰,皇帝再为儿子寿王册韦氏为妃;册韦氏为寿王妃诏,亦存,同见“唐大诏令集”卷四十。皇帝为儿子再册妃后,八月六日壬寅,即册杨太真为贵妃。两册时间头尾在内共十一日。双重喜事来得也真快。

    杨贵妃附录一3

    杨贵妃入宫问题,自南宋末年起,就成了中国历史、文学,乃至社会上的大问题,卫道之士,竭尽心智要缝补一个古人的处女膜。以现代观念看,这是很无聊之事,但在过去六百年间,此事关乎社会风教,大得很。

    南宋以后,中国女人裹小脚,等于半废了二分之一的人口,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自行在思想上裹小脚,使中国长期不能进步,这是因而此因又可以说出在杨贵妃的身上。

    除了政治包袱之外,杨贵妃又背上了一个社会道德的包袱。

    在此,先交代了属于正派的有关杨贵妃的大事,这属于严肃和沉重的一面。下面,我再作一篇引言,讲讲马嵬坡事变的来龙去脉。读者们将来看故事,可以有一个概念。同时,也轻松一些,把杨贵妃可能没有死而逃到海外说一说,考一考,事属渺茫无稽,但很有趣,至少比使杨贵妃背着上面所说的包袱更为优雅和风趣一些。

    杨贵妃附录二1

    马嵬事变和杨贵妃生死之谜

    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传播最广和久远不衰的叙事长诗长恨歌,作者白居易以杨贵妃的故事串联成此巨制,他写杨贵妃在马嵬坡事变时: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这是文学作品上记杨贵妃的死,是记实,只小有考证上的错误:杨贵妃死于马嵬驿时间为天宝十五载即至德元载,公元七五六年六月丁酉十五日,其时,天子只四军,据旧唐书玄宗皇帝记:

    “六月壬寅二十日次散关,分部下为六军。”

    “六军”是在杨贵妃死后五日才建制的。马嵬坡兵变,只可称“四军不发”。不过,文学作品上这样的小误,实无损记实,因为有不少专家编着的史书,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也一样记错了时间。甚至,连旧唐书本身,也前后错记,六军建制,玄宗纪记时和肃宗纪记时亦各记一日。

    我先引白居易的长恨歌,那是为了简单明白,只用十四个字注出了杨贵妃之死。

    旧唐书本纪第九,记马嵬兵变:“丙辰注:辰应为申字之误次马嵬驿。诸卫顿军不进,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奏曰:逆胡指阙,以诛国忠为名,然中外群情不无嫌怨,今国步艰阻,乘舆震荡,陛下宜徇群情为社稷大计,国忠之徒,可置之于法。会吐蕃使二十一人遮国忠告诉于驿门,众呼白:杨国忠连蕃人谋逆。兵士围驿四合,乃诛杨国忠,众方退。一族兵犹未解;上令高力士诘之,回奏曰:诸将既诛国忠,以贵妃在宫,人情恐惧。上即命力士赐贵妃自尽”

    新唐书本纪第五,记马嵬兵变云:

    “丙申,行在望贤宫,丁酉次马嵬;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杀杨国忠及御史大夫魏方进、太常卿杨暄;赐贵妃杨氏死”注:杨暄为杨国忠之子;二书所记载,以新唐书确。

    又:旧唐书玄宗杨贵妃云:

    “从幸至马嵬,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既而四军不散,玄宗遣力士宣问,对曰:贼本尚在。盖指贵妃也。力士复奏,帝不获已,与妃诏遂,缢死于佛堂,时年三十八。瘗于驿西道侧”

    新唐书杨贵妃传所载略同,文字稍有出入,有如下数语:“帝不得已,与妃诀,引而去,缢路祠下。”

    司马光资治通鉴引实录记马嵬事变较详,录如下:

    “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宦者李辅国此时名李静忠以告太子,太子未决。令吐蕃使者二十余人遮国忠马,诉以无食,国忠未及对,军士呼曰:国忠与胡虏谋反。或射之中鞍,国忠走至西门内注:马嵬驿之西门,军士追杀之,屠割支体。以枪揭其首于驿外门。并杀其子户部侍郎暄。及韩国、秦国夫人军士围驿,上闻喧哗,问外何事左右以国忠反对。上杖履出驿门,慰劳军士,令收队。军士不应。上使高力士问之,玄礼对曰: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爱恩正法。上曰:朕当自处之。入门倚杖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录韦谔前言曰: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因叩头流血。上曰: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谋反高力士曰: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舆尸寘驿庭,召玄礼等入视之。玄礼等乃免冑释甲,顿首请罪。上慰劳之”注:秦国夫人已早死,资治通鉴误。

    根据以上的记载,杨贵妃被缢杀于马嵬驿的佛堂依唐实录,应该无疑的了,杨贵妃死于马嵬,葬于马嵬,在官文书中,应已确定无疑。同时,我们只从上举简单的官式记录,即可明白:马嵬兵变,实在是李亨唐肃宗所发动的。唐代皇位的继承权,自来就不稳定,李亨虽为太子,但能继承与否,不到最后,实无由知。因此,李亨集团乘乱发动兵变,其真正目的,并不是杀杨贵妃,乃在于杨国忠,因为杨国忠是一个有权力的宰相,而且也是有能力的宰相,如果不能去国忠,即无法弒帝或迫李隆基唐玄宗逊位。是以马嵬兵变发生,杨氏兄妹俱死,李亨在后队得讯,即不再随驾赴蜀,而自率所部趋渭滨,走奉天而赴朔方,至平凉,再转灵武,使自为皇帝。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唐纪三十四,据唐实录述马嵬事件发生之后,李隆基等待太子不来,有如下一段记载:

    “上总辔待太子,久不至,使人侦之,还白状。上曰:天也乃分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从太子,且谕将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庙,汝曹善佐之。又谕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为念。西北诸胡,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又使送东宫内人于太子。”

    这是经过修饰了的篡位之情况,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这里看得出李隆基无可奈何的心情。

    由于目的只在除去杨国忠,国忠死后,新的事太多,迫杨贵妃死,旨在损李隆基的尊严。因此,验尸云云,陈玄礼绝不会认真。再者,陈玄礼为了将来自存,以一个军人,叛迫皇帝之后,如再认真验看贵妃遗体,亵渎之罪大矣。这方面,史书所载,亦已很明白:四军将士闻杨贵妃死讯,即欢呼,陈玄礼免甲胄而拜,那是说明了他们并未去验看杨贵妃的遗体。于是乎,杨贵妃生死之谜,就由此而起其后,又有一连串故事发生。

    杨贵妃附录二2

    李隆基自蜀中返长安,为太上皇,权力已失,他欲改葬杨贵妃而不能公开进行,乃使内侍秘密进行,旧唐书杨贵妃传云:

    “上皇密令中使改葬于他所,初瘗时,以紫褥裹之,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内官以献,上皇视之凄惋,乃令图其形于别殿,朝夕视之”

    新唐书杨贵妃传略同,但无“以紫褥裹之,肌肤已坏”之句,只言:“启瘗,故香囊犹在。”

    以上两种唐书,皆根据唐实录,文句太简略了,且不提改葬事,但强调香囊仍在,这记载便引人玄想,其一:由文句引致之错觉,原葬处掘开来,只剩香囊;其二:李隆基返长安之后,本身处境极劣,改葬杨贵妃为秘密进行,不见尸体,自将引出大事来,甚至会影响到李隆基的生命,于是乃为之讳。至“尸体已坏”说,乃是饰词吧

    因为,杨贵妃不曾死的传说,在当时即已有了。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当是据传说而将杨贵妃故事神化,不会是完全受汉武帝李夫人故事所影响,李夫人故事被白居易作长恨歌时引用衍化,自有其可能,但必然先有传说而才会联想及之。再者,长恨歌中记临邛道士入海上仙山访杨贵妃,是基于:一、“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处死”,这里应已点出了杨贵妃葬处无尸体在,倘若未有民间传说,白氏应不会如此写;二、“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又进一步说出了杨贵妃的未死;三、“忽闻海上有仙山”以下云云,在白居易时代,中、日交往已久,且极为频繁,“海上仙山”,无疑是指日本,实是人境,并非仙山;白居易这样的写法,是文学的而非历史的,在文学作品上,倘若指明人境,那就索然无味了。然而,白氏长恨歌用“海上仙山”,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当能明其所指。再者,陈鸿所作长恨歌传,对于长恨歌中的传说“仙话”,作了很有力的结语:“世所不闻者,余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今但传长恨歌云尔。”

    在此,陈鸿把历史及民间传闻分划了开来。可是,民间传说,有时却比历史更吸引人和令人愿意相信。

    于是,杨贵妃未死于马嵬之说,便流传开来。不但在中国如此,在日本国,杨贵妃逃出中国,卒于日本之说亦甚盛。而且,在近年间,杨贵妃故事又泛起来。

    先说日本的近事:一九六三年,一位日本少女出现于电视,自称为中国杨贵妃的后裔,而且还展示古代文件作左证。此一事件曾引起小小的轰动,竹内好主编的日文杂志中国并详记其事。我在那时也曾为此而赴日搜找一些材料。

    在日本,有关杨贵妃死于日本的材料,的确有一些,伪真自然无法鉴定说老实话,伪的多,但存在久远则是事实。其所谓遗迹而使人感到兴趣的是:杨贵妃在日本有两个坟墓,一在荻町的长寿寺内,又一在久津。两墓皆为石塔,但形状不同,我没有亲至墓地察看,所见到的只是杨贵妃二墓的照片。

    此外,又有杨贵妃的像不知是玉或铜,亦传有二,一在山口的荻町长寿寺,据说是杨贵妃死后,日本人所琢;一在京都,为唐使送往,而两像至今尚存。我到京都几处,俱未曾见到“真迹”,人们指一尊佛像谓为即杨贵妃像,其地似在三十三间堂附近,我不能相信它是真的,或为导游者任意指点而敷衍。

    虽然如此,杨贵妃二墓及二像,又都有典籍记载。我看到过好几种有关杨贵妃的文字记载,是古之好事者虚构,或者是传奇小说类,亦无由辨别,也不欲认真去辨别。各种文件记载不同,一说杨贵妃东渡,侍女从口,大多死去,杨本人抵日后不久亦死;另一说,杨贵妃受到日本礼遇,还有一些繁茂的故事留下。亦有说杨贵妃到了日本之后,仍有信息托遣唐使带入中原予李隆基

    凡此,如认真去作史料看,那应是无稽的,但是,作为传奇故事看,却有其意趣。

    再者,由于上述种种,我们应该从“故事”的角度去推测:杨贵妃是否未死于马嵬坡是否能东渡日本

    从史书的缝隙中找线索,这两者都有可能故事性的可能,不是历史的考据。

    首先,杨贵妃未死于马嵬的可能性很大。

    综合旧、新两唐书及实录与通鉴等记载,马嵬之变的经过如下:

    第一阶段:唐天宝十五载六月辛卯初九,安禄山部众攻陷潼关。注:天宝十五载七月,李亨夺权,即位于灵武。改元至德,因此,天宝十五载又称至德元载。

    潼关失守,河东、华阴、上洛等城防御使、兵吏皆逃散,是夜,长安城即因“平安火”不至而知事态严重“平安火”是唐代一种通讯方法,每三十里设戍所,每日暮,放烟一炬,报告平安,下戍所见前戍举烟,便随之而举,如此,在很短促的时间内,讯息可传数百里。

    六月初十日,皇帝知大事不妙,上朝之前,密召宰相杨国忠议事,决定出奔。继而上朝,百官惶惶,对时事皆无所指陈,在紧张中的朝会,毫无结果而散。

    此日,宫中已秘密从事出奔的准备。

    六月十一日,宫中在准备出奔中观望,而朝中则已大乱,杨贵妃的姊妹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入宫,与皇帝相见,商量出奔巴蜀之事。由于杨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因而杨国忠力主赴蜀。是日下午,市中已乱,有人逃难。

    杨贵妃附录二3

    次日六月十二,皇帝上朝,而百官赴朝堂者,人数只及平时百分之二十以下,朝会几无法进行,李隆基见大势不妙,不敢在朝堂宣布出奔之事,反而扬言御驾亲征,自然,官员对此是不会相信的,因为哥舒翰在潼关的大军二十万人已崩溃,长安及近郊已无可战之兵,皇帝不可能亲征也。

    其次,皇帝发表了人事命令,以京兆尹注:以现在官名即长安市长魏方进为御史大夫兼置顿使,京兆少尹崔光远升为京兆尹。充西京留守将军边令诚,掌管闱管钥,并命剑南节度大使颖王李璬赴镇,令本道预备接待皇帝西奔。

    在此,尚有一项不同的记载,旧、新唐书及实录等皆言奔蜀出于杨国忠之谋。但幸蜀记文则称:杨国忠力主坚守都城勿逃,宰臣韦见素主逃亡,与之力争,并且争执甚烈,韦见素还说出杨国忠通敌,所以不愿皇帝走避云云。最后,皇帝接纳韦见素的意见而奔蜀。注:杨国忠通敌之说,绝对无稽,因安禄山起兵,以诛杨国忠为号召,杨国忠绝无通敌可能。幸蜀记此说,应不可靠。

    十二日傍晚前,皇帝自南内兴庆宫移居北内唐皇宫以太极宫最旧称西内,大明宫称东内为主要宫城,大典、大朝皆在大明宫宫城,北内,在地方上应是玄武门西苑禁区;不过,唐玄宗在位的中后一段时期,以兴庆宫为起居,大明宫在兴庆宫之北,因此,移居北内,也可能是入居大明宫,因为兴庆宫**孤处在市区中间,安全防卫不及其他宫城,所以移居,是为了安全。

    移居后,皇帝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调双禁军,厚赐钱帛,并选了九百匹马。

    这些事,都是在宫城内秘密进行的。

    六月十三日乙未黎明前:大唐天子与宫城之内的皇子皇孙、部分嫔妃、杨贵妃与其姊妹、亲近宦官、宫人,以及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等,悄悄出延秋门而逃。

    注:长安城九门,东三门曰:通化、春明、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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