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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我不认为王伟在离开天娱传媒之后说出上述人所共知的秘密是一种不厚道，他只是痛心和遗憾为什么本来可以做得很好的事情没有做好
客观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必要太对旧天娱传媒求全责备，作为一个公司它理所当然地应该维护自己的利益，何况每个选手的情况都不一样。比如说，由于参加“超级女声”几乎没有门槛，也无须进行资格审查，所以，一些别的艺人经纪公司或文化公司，便派已经跟他们签约的歌手参与进来，企图借助湖南卫视和“超级女声”的平台炒作，旧天娱传媒做一做类似于清理门户的工作，实在是无可厚非。至于合同的不严密性，我更倾向于认为，那是旧天娱传媒的“处女作”，因为手忙脚乱而没有经过严格的推敲，只能算是一个工作失误。
没想到时隔一年，类似的事情再度重演，我就只能认为旧天娱传媒对市场、对“超级女声”的参与者，太缺乏起码的尊重了。公司的管理者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必须及时吸取的教训，必须提高自己内部管理的功力加以应对。但它显然没有这样做，以致2006年再次发生了尚雯婕解约出走事件。
当然，这时的格局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旧天娱传媒觉得有资格摆谱了。
2006年10月上旬，王鹏在媒体上放言他们不怕超女解约，他很爽快地说：“要解约的就来找我们解啊当着律师的面，大家一签字，不就完了我还是非常讲理的，也不可能真的闹上法庭找你赔钱，说实在的，真要赔，那么大笔钱，你赔不出来的话，彼此纠缠，那正事谁都干不了今年已经解约五六个了。”那就没有什么条件么“条件还是有的，很简单，如果这一年有演出，也得过来帮忙演几场，这应该不过分吧”王鹏强调，“但是，我反感一点，靠解约炒作”这个时候旧天娱传媒已经财大气粗，在王鹏“爽快”的背后，我看到的是王鹏做人的豪爽和性情，而不是据说跟铜的气味比较接近的商人气。是的，我对王鹏的感觉是，他不是一个商人，甚至不像一个商人。问题是，艺人经纪可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这中间难道就不能找到旧天娱传媒与超女选手的利益平衡点吗科学发展观体现在生意上就是双赢，就是双方的良性互动和可持续发展。
一个人不可以不自信，自己觉得自己店大也可以，前提是你得拿捏准确，认定了别人打破了脑袋也要往你这里钻，而且钻进来的人一定能从你这里拿到比别的店更大的香饽饽。
回到2005年。
王伟认为这一年的旧天娱传媒基本上是在混乱和膨胀中度过的，就像打仗一样，紧张、刺激而且兴奋。
跟天博宏达的合作关系终止以后，旧天娱传媒因为日渐红火的“超级女声”而成了很多人眼里的印钞机，王鹏时不时地在媒体上露露脸，很个性很性情地爆爆料，神龙见首不见尾。
王伟并不害怕热闹，却常常被更喜欢抛头露面的人挤到后台，实际上，王伟对2005年的“超级女声”的相关细节了如指掌，那个时候公司每周都开例会、总经理办公会，他跟王鹏几乎天天都见面，却没有机会促膝谈心。“超级女声”经常会出一些状况，大家都忙着像消防队员似地这里那里去扑火，很奇怪地，王伟总觉得这事哪里有点不真实，不对劲儿，给他一种强烈的虚幻感，甚至时不时地让他体会到一点点落寞的滋味。
这反而给了王伟难得的冷静，让他稍微拉开与“超级女声”的距离，以一个理性的旁观者的身份，开始打量这个突然被膨化了的庞然大物。那个时候，他在旧天娱传媒公司还是有绝对的权威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员工都唯其马首是瞻，他却在喧嚣中再次想到了在上海遇到的算命先生李佳麟说的话：外美内恶。
外美了，内恶是不是也要跟着来了
王伟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甚至有点争强好胜，他相信公司的命运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他感觉到天娱传媒就像一辆被强大外力高速推动的火车，必须先解决向何处去的问题。
他有每天上网的习惯，有意识地搜索一些企业管理方面的网站，一篇被引用的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1998年4月8日深圳商报发表的一篇历数蛇口种种衰退的文章，里面一段话让他触目惊心，文章对蛇口衰退的原因的分析就像是专门在对天娱传媒敲警钟，文章说：“在发展方向上，缺乏中长期战略，缺乏基本的行业发展目标；在企业管理上，简单粗放，没有形成现代化的管理机制，缺乏科学的计划考核机制、有效的监督控制机制、合理分配的激励机制；在精神状态上，失去了进取心，缺乏竞争意识”
这段话并非振聋发聩，却让王伟更加清醒于自己的判断：来得容易的东西，去得也快。
王伟并非狂妄自大，他很谦虚，承认当时的自己缺乏实际的管理经验，也没有在外企的从业经历，但是，他是一个敏感而好学的人，既然能看到旧天娱传媒公司管理上的漏洞、失误以及非常不确定的前景，就一定能找到诊治的药方。
王伟的很多同学都在外企工作，他自己上大学学的就是管理工程专业，他沉下心来，开始考虑公司的构架与公司的发展规划。
他大胆预测，“超级女声”红火不过三年，必须去泡沫化，必须尽快把“超级女声”的品牌转化并夯实为天娱传媒的品牌，这样，即使“超级女声”不红了，马上可以转换做别的项目，比如说开创活动运营市场。
王伟思考问题的基点是，“超级女声”是一档节目，制作人和播出平台都归属湖南卫视，天娱传媒对它的掌控能力越来越小，必须要有品牌转化的紧迫感。
王伟满怀信心地去找王鹏交换意见，畅谈自己的想法。
做活动运营好。比如说接了节庆活动的单，可以请艺人来演出，两者可以相辅相成，这种内部的资源整合，是最经济实惠的。
王鹏说好呀，很好。接下来就是相约了去新闻大厦或今朝宾馆唱歌喝酒。要的包厢越来越大，呼朋唤友一起唱歌的人越来越多。人逢喜事精神爽，董事长的酒量似乎越来越大了。
王伟不知道王鹏把他的话听进去没有。
后来，王伟越来越觉得，他的一些想法在公司根本无法推动，这让他很郁闷。
第四节 “超级女声”火暴之谜：偶然大于必然的爆炸**件
我无意从节目制作的角度去解析“超级女声”，要了解其中一些技术层面的内容，读者可以去阅读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夏青女士和梅文慧女士的两本书。
有一个问题始终纠缠着我，旧天娱传媒对于“超级女声”的火暴到底有多大的功劳如果没有湖南卫视的播出平台、如果没有蒙牛的加入让传媒与资本碰撞产生核裂变、如果没有各种利益集团的推波助澜、如果没有众多媒体的全方位炒作和追踪报道、如果没有高达近四亿观众、粉丝的高度关注与狂热追捧，“超级女声”能火起来吗
我无法自信地回答这个问题。
有一个有据可查的情况是这样，2002年，美国福克斯电视台以近亿美元的版权费买入英国金牌经理人西蒙富勒构思的“流行偶像”，推出美国本土化了的竞赛类真人秀节目“美国偶像”，短短两三年，便创下了超过9亿美元的业绩。紧接着，以“美国偶像”为样本，依据不同国情和语言复制出的选秀节目多达30多个，均大获成功。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在南方周末看到相关文章的不是夏青，在互联网上搜索节目的也不是廖珂，而是中国另外一家强势电视媒体，如央视或上海文广或其他什么卫视，并迅速付诸行动，很难说不会复制中国版的“xx偶像”之类的收视神话，也就是说，众多国家在同一节目上的成功，会让我很自然地认为，在西蒙富勒的节目模式中，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成功因子，各国电视人所要做的，无非是根据本国的国情及文化，让它落地开花，这也是美国福克斯电视台愿意花上大把的美钞购买其版权的原因。
夏青和廖珂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没花一分钱的版税并且行动迅速。在此，我忍不住要提醒英国和美国的版权组织，你们在中国反盗版的工作真是任重而道远。
其实不用我提醒，据说英国“流行偶像”版权所有人就曾扬言要跟天娱传媒、湖南卫视打官司，只是不知道最后为什么不了了之。
在这个问题上占了便宜的湖南娱乐频道和湖南卫视，是应该给夏青和廖珂记上头功的。当然，娱乐频道和湖南卫视都不会这样做，他们会让夏青和廖珂撇清跟西蒙富勒或“美国偶像”的任何关系，以证明“超级女声”完全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视湘军品牌。
问题是，当其他兄弟电视台对“超级女声”改头换面，再回过头来与湖南卫视进行同质pk时，你也就无话可说了。
道理很简单，你可以克隆别人，别人为什么不能克隆你
互相抄来抄去的结果会怎么样
这种同行业的模仿与被模仿，当然不仅仅限于电视节目。在其他领域也是这样，哪个行业、哪种模式一赚钱，必定跟风者云集，直到把这一行业、这一模式彻底做乱掉。
其恶劣影响不限于此，它使真正下工夫投资的原创者、研发者得不偿失，进而使社会弥漫着投机取巧的浮躁气氛。
另外一种具体的假设是，如果“超级女声”等系列品牌能够在国内拥有版权，以其不被模仿、拷贝、克隆的独一无二的排他性，而且实际上也能从根本上杜绝同质化竞争的话，它又将会做成多大的蛋糕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也付给人家近亿美元的版权费又怎么样
要知道，“美国偶像”版权投入与节目业绩收入的比例是1∶9。
在目前的中国，这当然仅仅是一种假设。
我们的企业太急功近利了，为此可以牺牲诚信和人性。极端的例子是三鹿奶粉，在奥运盛事过后不久，它惹火了每一个看电视看报纸和进商场超市的中国人。它在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所产生的利润是可以计算的，它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损失却根本无法估量。
它最终害惨了自己你如果不把自己的品牌视为企业的生命，市场总有一天要抛弃你，让你破产、让你血本无归，甚至让你负刑事责任。
问题是，我们国家到底有多少“三鹿集团”
为什么类似的事件会发生
在奶制品行业有极大美誉度的蒙牛集团也未能幸免。它现在应该知道了，为了恢复名誉，它可能不得不付出因为添加三聚氰胺所赚取的利润几十倍、几百倍、几千倍的代价。
2008年，三鹿奶粉，这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深刻反省的事件，此时此处，你可能是直接的受害者，但在别时、别处，难说你不是帮凶。
毒奶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还有多少**型的例子在暗处甚至人们眼皮底下生生不息地发生
只有当不诚信的行为开始伤害到每一个人的时候，诚信才会成为每一个人和每一家企业的自律或追求，尽管这只是做人做企业的一个最基本要求。
但它也是和谐社会最基本的前置性条件。
扯远了。
我并没有事事处处贬损旧天娱传媒的成见，但我确实怀疑，一个像我了解的那种公司，能够花一大把钱去买什么版权他们也没有那笔钱，在目前这种商业气氛中，连我都认为那会很傻很天真。
不管怎么样，“超级女声”红得发紫了，天娱传媒名声日隆了。尽管王鹏一直很敏感人家说他们一夜成名、一夜暴富，但问题的关键其实不在这里。
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以此为，开创另外一番事业。
相反，你如果以为一切都是自然的、必然的，你可能根本就不会去想怎么样去抓住这历史性的机遇，你会认为一切尽在你的掌握之中，当然不需要改变什么。
王伟的看法与我类似。
他在用混乱、膨胀一词描绘2005年的天娱传媒之后，还使用了另外一个顶格形容词最顶峰，他说：“2005年是旧天娱传媒最顶峰的一年，财富和名声来得太快，大家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没有任何磨练，典型的一夜暴富，一夜成名。问题是，当我们有了财富和名声以后，后面的路该怎么走。”
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令人肃然起敬。
对于湖南卫视来说，一档节目火起来并不会让人觉得有多么奇怪我正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一档制作成本低廉、先叫“奥运向前冲”后更名为“快乐向前冲”的节目正播得如火如荼。但对于旧天娱传媒来说，给我的感觉，真的怎么看怎么像一个偶尔上街中了彩票头等奖的农民。
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的偶然事件，如此而已。
且慢，如果我企图让读者相信这种说法，那也未免太懒惰和太不负责任，对于一个像我这样受过最基本的哲学思维训练的人来说，我宁愿相信任何偶然都蕴藏着必然，也宁愿相信加拿大着名传播学者麦可卢汉的话，他在理解媒介中说：“和制度一样，游戏是社会人和政体的延伸。”我把他的话延伸开来，得出了以下结论：在日益开放、日益包容和日益多元化的中国，作为平民游戏的“超级女声”，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的一场游戏。
展开论证会陷入到学术语言的枯燥乏味中，但我们又必须给读者一个起码的交待，幸好梅文慧女士的书可供我们引用：
2004年1月，“美国偶像”节目中出现了一位梳“蛋挞头”、长着龅牙的21岁华人参赛选手孔庆翔，他不仅唱歌走调、五音不全，而且台风相当滑稽，但他在台上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率直却使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他的影响力顿时让中国的电视业开了窍，让普通人站到舞台上展示自己的确是个不错的主意，这个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游戏，一方面无伤大雅，另一方面却也让人实现了自己的歌星梦。在东方的传统文化中，含蓄、内敛、隐忍，始终得到提倡，张扬、纵乐，则总是受到压制。在一向不敢轻易表露自己，不敢“秀”自己的亚洲社会，这种唱歌游戏无疑是最好地表露与展现自己的机会，那种被日常生活压抑的“狂气”、自己想象的“才气”、自我张扬的“英气”，都在这种游戏中彻底释放出来，因此，狂欢的需求便产生了。
“超级女声”电视节目的出现，正是满足了中国青年大众的这种狂欢需求。2004年“五一”期间，湖南卫视向全国播出“超级女声”，节目首开“大众娱乐”之先河，既糅合了真人秀的要义，又把握了“电视回归大众、娱乐优先平民”的精髓，加之其较强的参与性、交互性，是继益智类节目之后又一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节目形态。
“超级女声”诞生正值中国大众文化兴起，并在主流意识的逐步认可中发展，让大众有了展现个性的机会。尤其伴随着新经济长大的所谓“尿不湿”的一代人，已经没有了过去的重负，渴望表现成了他们的常态。“超级女声”带来了中国娱乐节目彻底的平民化和娱乐青春化，让每个有梦想的青年都获得一个自由展现的电视平台，满足了许多青少年心中埋藏已久、急需释放的**。这种平民化、个性化的娱乐趋势说明，在今天，关门办文化、自己拍自己播的时代已经过去，这无疑对传统娱乐文化是一种冲击，一个挑战，一次超越。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中央电视台市场研究总监袁方认为，“超女”是中国大众娱乐的开始。它本质上不是一个专业级别比赛，而是一个全民参与的娱乐活动，这有别于强调艺术性及专业性的央视青年电视歌手大奖赛。同时，这个活动并不是靠明星取悦大众，他们打出的是“大众取悦大众”的创意王牌。制作者将传媒的门槛放低，满足了女生们自我表现的愿望。
现在看来，无论是对于整个电视娱乐界还是湖南卫视而言，“超级女声”无疑是一个具有颠覆传统娱乐节目制作理念的一次尝试。可以说，“超级女声”的成功创办开启了大众娱乐大众的新时代。
撇开作者字里行间对湖南卫视的颂扬与褒奖，我也愿意得出以下结论：湖南卫视竞赛类真人秀娱乐节目“超级女声”火暴是必然的，这个馅饼部分地砸到旧天娱传媒的头上是偶然的。不是旧天娱传媒捧红了“超级女声”，而是“超级女声”让旧天娱传媒一夜成名。
如果旧天娱传媒能够摆正这种关系，它便多少会有一种感恩之心，便有可能像八爪鱼捕食猎物一样，牢牢地抓住落到自己头上的天赐良机。
否则，对于旧天娱传媒来说，天上掉馅饼的事发生一次叫神话，指望它再次发生那叫鬼话和梦话。
如果我抄书上了瘾，关于“超级女声”前世今生的文章足以让我忙上大半辈子，2005年8月26日落幕的“超级女声”引发的话题是如此之多，用浩如烟海去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我随手在“百度”上搜索“超级女声”，出现的辞条竟高达500多万条，事隔三年，喜新厌旧、口味变化得像翻书一样快的人们，还能热情不减当年、关心过去似乎不吐不快的话题吗
我实在是有点怀疑。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一定还有不少人像我一样关心那一届的“超级女声”所带来的相关商业利益。
当下的人们对两件事感兴趣，一是两性关系，一是权力与财富。既然大家都说“超级女声”缔造了商业与财富的神话，那么就一定有人仍然在孜孜不倦地琢磨这件事，因为成功的商业模式是可以被有心人克隆的，又有谁故意跟钱过不去呢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是一个甘愿让商业的幽灵渗透到自己的每一个细胞与毛孔的人，除了我是一个案例分析者，我觉得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被商业气氛左右的人，另一种是左右商业气氛的人，人生的境界，无非是爱人、利用物，而不是爱物、利用人。而且，“超级女声”早就不是一档纯粹的电视娱乐节目了，也早就不是一档全民狂欢的游戏了，在公共价值观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和商品化的今天，我们反而不能放弃建立健康的商业文化的努力。先帮旧天娱传媒简单地算算财务账，然后再看一看，不加控制地过度商业化，或听之任之地让其自生自灭，将会怎样使品牌迅速贬值。已经有人在帮相关利益方算账了。2006年1月13日，董伟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后来被众多媒体广泛转载的文章：
社科院发布“文化蓝皮书”权威解读“超女”经济，
“超女”产业链营收获利大盘点
湖南卫视一档红遍大江南北的“超级女声”，不但老百姓议论纷纷，就连中国社科院的专家学者们也就此做起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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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我不认为王伟在离开天娱传媒之后说出上述人所共知的秘密是一种不厚道，他只是痛心和遗憾为什么本来可以做得很好的事情没有做好
客观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必要太对旧天娱传媒求全责备，作为一个公司它理所当然地应该维护自己的利益，何况每个选手的情况都不一样。比如说，由于参加“超级女声”几乎没有门槛，也无须进行资格审查，所以，一些别的艺人经纪公司或文化公司，便派已经跟他们签约的歌手参与进来，企图借助湖南卫视和“超级女声”的平台炒作，旧天娱传媒做一做类似于清理门户的工作，实在是无可厚非。至于合同的不严密性，我更倾向于认为，那是旧天娱传媒的“处女作”，因为手忙脚乱而没有经过严格的推敲，只能算是一个工作失误。
没想到时隔一年，类似的事情再度重演，我就只能认为旧天娱传媒对市场、对“超级女声”的参与者，太缺乏起码的尊重了。公司的管理者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必须及时吸取的教训，必须提高自己内部管理的功力加以应对。但它显然没有这样做，以致2006年再次发生了尚雯婕解约出走事件。
当然，这时的格局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旧天娱传媒觉得有资格摆谱了。
2006年10月上旬，王鹏在媒体上放言他们不怕超女解约，他很爽快地说：“要解约的就来找我们解啊当着律师的面，大家一签字，不就完了我还是非常讲理的，也不可能真的闹上法庭找你赔钱，说实在的，真要赔，那么大笔钱，你赔不出来的话，彼此纠缠，那正事谁都干不了今年已经解约五六个了。”那就没有什么条件么“条件还是有的，很简单，如果这一年有演出，也得过来帮忙演几场，这应该不过分吧”王鹏强调，“但是，我反感一点，靠解约炒作”这个时候旧天娱传媒已经财大气粗，在王鹏“爽快”的背后，我看到的是王鹏做人的豪爽和性情，而不是据说跟铜的气味比较接近的商人气。是的，我对王鹏的感觉是，他不是一个商人，甚至不像一个商人。问题是，艺人经纪可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这中间难道就不能找到旧天娱传媒与超女选手的利益平衡点吗科学发展观体现在生意上就是双赢，就是双方的良性互动和可持续发展。
一个人不可以不自信，自己觉得自己店大也可以，前提是你得拿捏准确，认定了别人打破了脑袋也要往你这里钻，而且钻进来的人一定能从你这里拿到比别的店更大的香饽饽。
回到2005年。
王伟认为这一年的旧天娱传媒基本上是在混乱和膨胀中度过的，就像打仗一样，紧张、刺激而且兴奋。
跟天博宏达的合作关系终止以后，旧天娱传媒因为日渐红火的“超级女声”而成了很多人眼里的印钞机，王鹏时不时地在媒体上露露脸，很个性很性情地爆爆料，神龙见首不见尾。
王伟并不害怕热闹，却常常被更喜欢抛头露面的人挤到后台，实际上，王伟对2005年的“超级女声”的相关细节了如指掌，那个时候公司每周都开例会、总经理办公会，他跟王鹏几乎天天都见面，却没有机会促膝谈心。“超级女声”经常会出一些状况，大家都忙着像消防队员似地这里那里去扑火，很奇怪地，王伟总觉得这事哪里有点不真实，不对劲儿，给他一种强烈的虚幻感，甚至时不时地让他体会到一点点落寞的滋味。
这反而给了王伟难得的冷静，让他稍微拉开与“超级女声”的距离，以一个理性的旁观者的身份，开始打量这个突然被膨化了的庞然大物。那个时候，他在旧天娱传媒公司还是有绝对的权威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员工都唯其马首是瞻，他却在喧嚣中再次想到了在上海遇到的算命先生李佳麟说的话：外美内恶。
外美了，内恶是不是也要跟着来了
王伟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甚至有点争强好胜，他相信公司的命运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他感觉到天娱传媒就像一辆被强大外力高速推动的火车，必须先解决向何处去的问题。
他有每天上网的习惯，有意识地搜索一些企业管理方面的网站，一篇被引用的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1998年4月8日深圳商报发表的一篇历数蛇口种种衰退的文章，里面一段话让他触目惊心，文章对蛇口衰退的原因的分析就像是专门在对天娱传媒敲警钟，文章说：“在发展方向上，缺乏中长期战略，缺乏基本的行业发展目标；在企业管理上，简单粗放，没有形成现代化的管理机制，缺乏科学的计划考核机制、有效的监督控制机制、合理分配的激励机制；在精神状态上，失去了进取心，缺乏竞争意识”
这段话并非振聋发聩，却让王伟更加清醒于自己的判断：来得容易的东西，去得也快。
王伟并非狂妄自大，他很谦虚，承认当时的自己缺乏实际的管理经验，也没有在外企的从业经历，但是，他是一个敏感而好学的人，既然能看到旧天娱传媒公司管理上的漏洞、失误以及非常不确定的前景，就一定能找到诊治的药方。
王伟的很多同学都在外企工作，他自己上大学学的就是管理工程专业，他沉下心来，开始考虑公司的构架与公司的发展规划。
他大胆预测，“超级女声”红火不过三年，必须去泡沫化，必须尽快把“超级女声”的品牌转化并夯实为天娱传媒的品牌，这样，即使“超级女声”不红了，马上可以转换做别的项目，比如说开创活动运营市场。
王伟思考问题的基点是，“超级女声”是一档节目，制作人和播出平台都归属湖南卫视，天娱传媒对它的掌控能力越来越小，必须要有品牌转化的紧迫感。
王伟满怀信心地去找王鹏交换意见，畅谈自己的想法。
做活动运营好。比如说接了节庆活动的单，可以请艺人来演出，两者可以相辅相成，这种内部的资源整合，是最经济实惠的。
王鹏说好呀，很好。接下来就是相约了去新闻大厦或今朝宾馆唱歌喝酒。要的包厢越来越大，呼朋唤友一起唱歌的人越来越多。人逢喜事精神爽，董事长的酒量似乎越来越大了。
王伟不知道王鹏把他的话听进去没有。
后来，王伟越来越觉得，他的一些想法在公司根本无法推动，这让他很郁闷。
第四节 “超级女声”火暴之谜：偶然大于必然的爆炸**件
我无意从节目制作的角度去解析“超级女声”，要了解其中一些技术层面的内容，读者可以去阅读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夏青女士和梅文慧女士的两本书。
有一个问题始终纠缠着我，旧天娱传媒对于“超级女声”的火暴到底有多大的功劳如果没有湖南卫视的播出平台、如果没有蒙牛的加入让传媒与资本碰撞产生核裂变、如果没有各种利益集团的推波助澜、如果没有众多媒体的全方位炒作和追踪报道、如果没有高达近四亿观众、粉丝的高度关注与狂热追捧，“超级女声”能火起来吗
我无法自信地回答这个问题。
有一个有据可查的情况是这样，2002年，美国福克斯电视台以近亿美元的版权费买入英国金牌经理人西蒙富勒构思的“流行偶像”，推出美国本土化了的竞赛类真人秀节目“美国偶像”，短短两三年，便创下了超过9亿美元的业绩。紧接着，以“美国偶像”为样本，依据不同国情和语言复制出的选秀节目多达30多个，均大获成功。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在南方周末看到相关文章的不是夏青，在互联网上搜索节目的也不是廖珂，而是中国另外一家强势电视媒体，如央视或上海文广或其他什么卫视，并迅速付诸行动，很难说不会复制中国版的“xx偶像”之类的收视神话，也就是说，众多国家在同一节目上的成功，会让我很自然地认为，在西蒙富勒的节目模式中，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成功因子，各国电视人所要做的，无非是根据本国的国情及文化，让它落地开花，这也是美国福克斯电视台愿意花上大把的美钞购买其版权的原因。
夏青和廖珂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没花一分钱的版税并且行动迅速。在此，我忍不住要提醒英国和美国的版权组织，你们在中国反盗版的工作真是任重而道远。
其实不用我提醒，据说英国“流行偶像”版权所有人就曾扬言要跟天娱传媒、湖南卫视打官司，只是不知道最后为什么不了了之。
在这个问题上占了便宜的湖南娱乐频道和湖南卫视，是应该给夏青和廖珂记上头功的。当然，娱乐频道和湖南卫视都不会这样做，他们会让夏青和廖珂撇清跟西蒙富勒或“美国偶像”的任何关系，以证明“超级女声”完全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视湘军品牌。
问题是，当其他兄弟电视台对“超级女声”改头换面，再回过头来与湖南卫视进行同质pk时，你也就无话可说了。
道理很简单，你可以克隆别人，别人为什么不能克隆你
互相抄来抄去的结果会怎么样
这种同行业的模仿与被模仿，当然不仅仅限于电视节目。在其他领域也是这样，哪个行业、哪种模式一赚钱，必定跟风者云集，直到把这一行业、这一模式彻底做乱掉。
其恶劣影响不限于此，它使真正下工夫投资的原创者、研发者得不偿失，进而使社会弥漫着投机取巧的浮躁气氛。
另外一种具体的假设是，如果“超级女声”等系列品牌能够在国内拥有版权，以其不被模仿、拷贝、克隆的独一无二的排他性，而且实际上也能从根本上杜绝同质化竞争的话，它又将会做成多大的蛋糕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也付给人家近亿美元的版权费又怎么样
要知道，“美国偶像”版权投入与节目业绩收入的比例是1∶9。
在目前的中国，这当然仅仅是一种假设。
我们的企业太急功近利了，为此可以牺牲诚信和人性。极端的例子是三鹿奶粉，在奥运盛事过后不久，它惹火了每一个看电视看报纸和进商场超市的中国人。它在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所产生的利润是可以计算的，它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损失却根本无法估量。
它最终害惨了自己你如果不把自己的品牌视为企业的生命，市场总有一天要抛弃你，让你破产、让你血本无归，甚至让你负刑事责任。
问题是，我们国家到底有多少“三鹿集团”
为什么类似的事件会发生
在奶制品行业有极大美誉度的蒙牛集团也未能幸免。它现在应该知道了，为了恢复名誉，它可能不得不付出因为添加三聚氰胺所赚取的利润几十倍、几百倍、几千倍的代价。
2008年，三鹿奶粉，这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深刻反省的事件，此时此处，你可能是直接的受害者，但在别时、别处，难说你不是帮凶。
毒奶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还有多少**型的例子在暗处甚至人们眼皮底下生生不息地发生
只有当不诚信的行为开始伤害到每一个人的时候，诚信才会成为每一个人和每一家企业的自律或追求，尽管这只是做人做企业的一个最基本要求。
但它也是和谐社会最基本的前置性条件。
扯远了。
我并没有事事处处贬损旧天娱传媒的成见，但我确实怀疑，一个像我了解的那种公司，能够花一大把钱去买什么版权他们也没有那笔钱，在目前这种商业气氛中，连我都认为那会很傻很天真。
不管怎么样，“超级女声”红得发紫了，天娱传媒名声日隆了。尽管王鹏一直很敏感人家说他们一夜成名、一夜暴富，但问题的关键其实不在这里。
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以此为，开创另外一番事业。
相反，你如果以为一切都是自然的、必然的，你可能根本就不会去想怎么样去抓住这历史性的机遇，你会认为一切尽在你的掌握之中，当然不需要改变什么。
王伟的看法与我类似。
他在用混乱、膨胀一词描绘2005年的天娱传媒之后，还使用了另外一个顶格形容词最顶峰，他说：“2005年是旧天娱传媒最顶峰的一年，财富和名声来得太快，大家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没有任何磨练，典型的一夜暴富，一夜成名。问题是，当我们有了财富和名声以后，后面的路该怎么走。”
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令人肃然起敬。
对于湖南卫视来说，一档节目火起来并不会让人觉得有多么奇怪我正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一档制作成本低廉、先叫“奥运向前冲”后更名为“快乐向前冲”的节目正播得如火如荼。但对于旧天娱传媒来说，给我的感觉，真的怎么看怎么像一个偶尔上街中了彩票头等奖的农民。
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的偶然事件，如此而已。
且慢，如果我企图让读者相信这种说法，那也未免太懒惰和太不负责任，对于一个像我这样受过最基本的哲学思维训练的人来说，我宁愿相信任何偶然都蕴藏着必然，也宁愿相信加拿大着名传播学者麦可卢汉的话，他在理解媒介中说：“和制度一样，游戏是社会人和政体的延伸。”我把他的话延伸开来，得出了以下结论：在日益开放、日益包容和日益多元化的中国，作为平民游戏的“超级女声”，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的一场游戏。
展开论证会陷入到学术语言的枯燥乏味中，但我们又必须给读者一个起码的交待，幸好梅文慧女士的书可供我们引用：
2004年1月，“美国偶像”节目中出现了一位梳“蛋挞头”、长着龅牙的21岁华人参赛选手孔庆翔，他不仅唱歌走调、五音不全，而且台风相当滑稽，但他在台上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率直却使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他的影响力顿时让中国的电视业开了窍，让普通人站到舞台上展示自己的确是个不错的主意，这个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游戏，一方面无伤大雅，另一方面却也让人实现了自己的歌星梦。在东方的传统文化中，含蓄、内敛、隐忍，始终得到提倡，张扬、纵乐，则总是受到压制。在一向不敢轻易表露自己，不敢“秀”自己的亚洲社会，这种唱歌游戏无疑是最好地表露与展现自己的机会，那种被日常生活压抑的“狂气”、自己想象的“才气”、自我张扬的“英气”，都在这种游戏中彻底释放出来，因此，狂欢的需求便产生了。
“超级女声”电视节目的出现，正是满足了中国青年大众的这种狂欢需求。2004年“五一”期间，湖南卫视向全国播出“超级女声”，节目首开“大众娱乐”之先河，既糅合了真人秀的要义，又把握了“电视回归大众、娱乐优先平民”的精髓，加之其较强的参与性、交互性，是继益智类节目之后又一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节目形态。
“超级女声”诞生正值中国大众文化兴起，并在主流意识的逐步认可中发展，让大众有了展现个性的机会。尤其伴随着新经济长大的所谓“尿不湿”的一代人，已经没有了过去的重负，渴望表现成了他们的常态。“超级女声”带来了中国娱乐节目彻底的平民化和娱乐青春化，让每个有梦想的青年都获得一个自由展现的电视平台，满足了许多青少年心中埋藏已久、急需释放的**。这种平民化、个性化的娱乐趋势说明，在今天，关门办文化、自己拍自己播的时代已经过去，这无疑对传统娱乐文化是一种冲击，一个挑战，一次超越。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中央电视台市场研究总监袁方认为，“超女”是中国大众娱乐的开始。它本质上不是一个专业级别比赛，而是一个全民参与的娱乐活动，这有别于强调艺术性及专业性的央视青年电视歌手大奖赛。同时，这个活动并不是靠明星取悦大众，他们打出的是“大众取悦大众”的创意王牌。制作者将传媒的门槛放低，满足了女生们自我表现的愿望。
现在看来，无论是对于整个电视娱乐界还是湖南卫视而言，“超级女声”无疑是一个具有颠覆传统娱乐节目制作理念的一次尝试。可以说，“超级女声”的成功创办开启了大众娱乐大众的新时代。
撇开作者字里行间对湖南卫视的颂扬与褒奖，我也愿意得出以下结论：湖南卫视竞赛类真人秀娱乐节目“超级女声”火暴是必然的，这个馅饼部分地砸到旧天娱传媒的头上是偶然的。不是旧天娱传媒捧红了“超级女声”，而是“超级女声”让旧天娱传媒一夜成名。
如果旧天娱传媒能够摆正这种关系，它便多少会有一种感恩之心，便有可能像八爪鱼捕食猎物一样，牢牢地抓住落到自己头上的天赐良机。
否则，对于旧天娱传媒来说，天上掉馅饼的事发生一次叫神话，指望它再次发生那叫鬼话和梦话。
如果我抄书上了瘾，关于“超级女声”前世今生的文章足以让我忙上大半辈子，2005年8月26日落幕的“超级女声”引发的话题是如此之多，用浩如烟海去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我随手在“百度”上搜索“超级女声”，出现的辞条竟高达500多万条，事隔三年，喜新厌旧、口味变化得像翻书一样快的人们，还能热情不减当年、关心过去似乎不吐不快的话题吗
我实在是有点怀疑。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一定还有不少人像我一样关心那一届的“超级女声”所带来的相关商业利益。
当下的人们对两件事感兴趣，一是两性关系，一是权力与财富。既然大家都说“超级女声”缔造了商业与财富的神话，那么就一定有人仍然在孜孜不倦地琢磨这件事，因为成功的商业模式是可以被有心人克隆的，又有谁故意跟钱过不去呢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是一个甘愿让商业的幽灵渗透到自己的每一个细胞与毛孔的人，除了我是一个案例分析者，我觉得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被商业气氛左右的人，另一种是左右商业气氛的人，人生的境界，无非是爱人、利用物，而不是爱物、利用人。而且，“超级女声”早就不是一档纯粹的电视娱乐节目了，也早就不是一档全民狂欢的游戏了，在公共价值观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和商品化的今天，我们反而不能放弃建立健康的商业文化的努力。先帮旧天娱传媒简单地算算财务账，然后再看一看，不加控制地过度商业化，或听之任之地让其自生自灭，将会怎样使品牌迅速贬值。已经有人在帮相关利益方算账了。2006年1月13日，董伟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后来被众多媒体广泛转载的文章：
社科院发布“文化蓝皮书”权威解读“超女”经济，
“超女”产业链营收获利大盘点
湖南卫视一档红遍大江南北的“超级女声”，不但老百姓议论纷纷，就连中国社科院的专家学者们也就此做起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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