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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犯在牢房里跑步，以保持血管里血流畅通。我们每次锻炼时间不能超过10分钟，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体能。
我只用右臂做俯卧撑，做的时候非常痛，但能让我感觉暖和起来。因为太痛苦了，有几秒钟，我的左肩感觉不到疼痛。之后，我学会了如何欺骗自己的大脑。身体一部分暂时的痛苦，会使你忘记另一部分持久的疼痛，至少能维持一会儿。我觉得自己通过克服疼痛，战胜了塔利班。我最多能做4个俯卧撑。有时我会付之一笑，虽说只一小会儿额头便渗出汗珠。在痛到极致时哈哈大笑，可以振作精神，尽管那种快活仅仅一瞬间。我突然间明白了苏格拉底所说的“快乐也源于痛苦”这句话的涵义。先前一直没弄明白的道理豁然开朗。我感到我的脑袋被千万盏灯泡照得通明。
在接下来的10天内，我的体重骤降了20磅。我几乎不能挪动，连话也说不了了。
一天，在牢房待了已近两个星期的我见地上有一块碎了的镜片，大约有手掌那么大。我拿起来照了一下，见脸已经脱相，不似以前的我了。我笑自己牙齿暴露在外面。甚至在我几乎没有吃的东西时，我也没见自己如此牙齿暴露，瘦骨嶙峋。我的胳膊和前胸还有几块肌肉，但只是非常密实的那种肌肉。
就要到两个星期了，两位看守问了我几个关于伊斯兰教的基本问题。我一一作了回答。他们将我带进一间比其余的牢房都要干净的屋子里，问我一些关于伊斯兰教教义更简单的问题，诸如如何行净身礼，还是个小孩子时我就知道。然后，他们要我背诵古兰经上的诗句，那都是每次祷告要诵读的。我等着他们问我一些比较难回答的问题。
那位年长一点的看守，有40多岁的样子，在我回答时一个劲点头。他那斑驳的胡子随着我背诵的诗句韵律而上下摆动。对我的每个回答，他的脸上都挂着微笑，一边轻声说“非常好，孩子”，一边用左手揉按藏在灰色宽松衣服下面的大肚囊。
另一个看守瘦得皮包骨，年龄只有年长者的一半。我们说话时，这年轻人盯着我看，那神情仿佛“我是他家的敌人”。在他那黑黄相间的眼珠、棕褐色皮肤和黑色宽松衣裤的映衬下，头上包的白头巾显得更扎眼。他声音很大，问了我几个难回答的问题，当我回答对了的时候，他一副失望的神情。我想问他几个问题，我敢肯定他不知道答案。但我还是忍住没问。
最后，他们告诉我，我可以回家了。那些不知道答案的囚犯，还要在那里待一段时间。
“你们为什么囚禁我”我边往外走，边问年长的看守，但这次回答的是那位年轻的看守。
“因为你没包头巾，而且你的头发太长了。”
“还没有3英寸长呢。”我答道。
“你必须随时剃得光光的，还要包头巾或者戴帽子。我们将违反规定者关进我们监狱，这样他们就明白自己犯的罪有多严重了。这是我们的工作。”看守振振有词地说，“我们在这里是帮助你们改过自新。”
我一出监狱，有几秒钟阳光晃得我睁不开眼睛。慢慢地，我睁开眼睛，看东西才正常。
我身无分文，没法叫辆出租车送我回家。我几乎无法走路，因为浑身上下一点力气也没有，但我没有别的办法。我知道在过去两星期里家人正满世界到处找我。这种赶快回家让家里人放心的急迫感，驱使我迈开脚步。我强撑着走了两英里，中间有好几次停下来休息。我担心人们总会知道我是个囚犯，也许他们会问我是怎么弄伤自己还疼着的肩膀的。幸好，大街上几乎没人瞅我。
我一进家门，见母亲跪在小方块地毯上，面向麦加的方向，大声祷告道：“真主啊，请保佑我儿子平安，救他于危难。不论他在哪里，请给他捎个信儿，他母亲一直等他归来，告诉他要回家”
“你的祷告灵验了，”我在她身后轻声说。
她转过身，一脸惊讶。对她来说很少见的眼泪在脸颊上泛着白光。一见我，她的脸上马上露出笑容，愁云尽散，眼角堆起皱褶。
那天稍晚些时候，父亲带来他曾是摔跤冠军的朋友，来到我正躺着休息的房间。他让我站起来，我按他的吩咐做了，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用力咔的一声，我的肩膀复位了。我像被扔进滚烫的开水里似的尖叫。嚎叫过后，我发现肩膀上的疼痛几乎一扫而光。
然而，我心灵的痛却难以轻易治愈的。那种痛苦还在，犹如昨天刚发生一样。
第19章
珠宝
我开始觉得自己应该担负起照顾全家人的责任了。坐牢时心底滋生的绝望，驱使我思考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开始我的生活。我不再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我就要年满17岁了。“17岁，普什图人的儿子应该成为他父亲的左膀右臂。”这是祖父曾经对我讲过的话。在阿富汗，甚至16岁就被认为是成年人了。可是，我不知道如何帮助父亲。
在那场大火将他所有的地毯付之一炬后，父亲变得心灰意冷，他完全放弃了地毯生意。战争期间，他一直在哈比比亚中学任教，实际上不论他，还是其他任何老师，还是学生们都已经两年没有到学校了。一旦事态稳定下来，父亲又会每天骑着他的自行车，在山路上绕行5英里，到学校教物理课。然而，老师的报酬低得可怜。为了供养我们，他开始从事买卖来自巴基斯坦的面粉和食用油的生意。
他工作得非常辛苦。有一段时间，他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我们早晨起来，他就出去了。我们晚上很晚才睡，可还不见他的影子。我们星期五主麻日见到他时，他似乎很恼火。吃罢早饭，他会背着我最小的妹妹出去溜达，这样他的腿疼会减轻一些。主麻日其余的时间他都在睡觉。我们说话时都要压低声音，走路时要踮起脚尖。他太忙了，以至于对我们做什么漠不关心。这段日子他与过去大相径庭，以前他会为我们制订一个日程表，使每天要做的事情条理分明。
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一条流浪狗了。我尝试找到一种能使自己内心宁静平和的感觉，尝试找到一位能在正确方向上指引我走到正确道路上的人。为此，我去几处清真寺，聆听那无形的声音，可是清真寺也不复从前了，让人感觉自己好像被迫以塔利班希望的方式做祷告。我从古兰经中了解到的和祖父教导我的得知，塔利班主义不是伊斯兰教。
我去找祖父聆听他的教诲，但他正忙于琢磨如何才能回到我们老宅子的事情。他非常担心，不知道如何是好。以前我从未见过祖父心急如焚的这个样子。他总是让我有安全感，可是现在我却不知道如何让他有安全感。他告诉我不要依靠任何人。他说我到了应该稳住心神，走自己的路的时候了。可我还不那么确定。
我想起我的地毯老师，想从她的建议中得到一些启示。我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极力回忆和品味她的那些话。
在塔利班的统治下，这个国家愈发贫穷，人们生活在愁云惨雾当中，在国际社会中愈发孤立。塔利班领导人首要关心的是男人必须每天做几个小时的祷告，而女性必须与其他社会成员分开。
我经常诅咒我的国家允许我们的邻国、英国人、圣战者组织各派系以及那些塔利班分子来统治我们。绝大多数阿富汗人都看不上塔利班，认为他们没有文化、粗俗、极端。这些人原本是这个国家最落后地区的赤贫阶层，那里没有多少人识字。
在塔利班统治期间，人们脸上没有笑容，就好像塔利班偷走了大家的微笑一样。或许人们忘记了微笑是怎么回事，除非他们去珠宝店为他们要出嫁的女儿买金首饰。阿富汗人还保留这个习俗，即女儿结婚时要送给她们金首饰，即便婚礼上没有欢快的乐曲。
一位仅比我大几岁的珠宝商朋友，在相邻的卡特–帕尔万离诺伯利亚很近的地方开了一家店。我们是在附近的公园里打排球认识的，我经常在他店里逗留很久，这是我能听到的为数很少的有欢声笑语的地方。他的顾客会花上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与他砍价，以期能以最便宜的价钱成交。他们砍价时会开很多有趣的玩笑。
我的朋友知道如何让顾客感到高兴。这样他们就会花更多的钱去买他们原本不需要的东西。
有一天，我坐在他的一个伙计旁边，那人用热水和锯末给一条旧项链抛光。他先将项链浸在滚烫的开水中，浸一分钟后用牙刷使劲刷，然后放在锯末里。半小时后他取出项链，用一种柔软的刷子来刷，直到金子像新的一样光可鉴人。我渐渐对成为一个珠宝商兴趣浓厚起来。我决定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帮助家庭。
那天，店里没有一位顾客。我朋友很恼火。他哈欠连天，盯着人来人往的街道发呆，对眉头紧锁从店前经过的人们也皱起眉头。他陷入沉思当中。外面传来唯一的噪声就是塔利班的车辆呼啸而过的声音，无休止地来来去去。
这时，一个穿着脏兮兮的布卡的妇女走进店里，冲我朋友扬起手。她是个乞丐，求我朋友施舍点钱。她的手和身上的布卡一样脏，褐色衬衫上布满了烧坏的小洞。我想她也许是吸食某种毒品的瘾君子。
我朋友将胳膊肘撑在桌子上，双手托着下颌，还在冲外面发呆。这位妇女轻轻拽了下我朋友的衣袖，示意他给点钱。我朋友望着她，从衣袋里掏出几枚硬币，递给她。她接过钱，赶忙放进口袋里，然后又扬起左手。她的左手洗得很干净，指甲很长，而且涂了很亮的红色指甲油。那只手显得很漂亮。
只见她手掌上写着：“我是个可用的人，价钱是10000阿富汗尼。”约合50美元。
“我能看看你的脸吗”我朋友兴奋地说。
她向外张望，确信附近没有塔利班的人，然后她撩起布卡，又赶忙将脸遮上。
“我们到后面的房间里。”他对她说。
在店的后面有个小储藏间。
他们在那里待了将近一刻钟。我朋友出来时额头上有汗珠，一副很满意的神情。他让我进去，说轮到我了。如果我没钱的话，他可以支付。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以前我从未有过性经历。我心里有个声音在冲我高喊，进去体验那些无数次在梦里出现的情感吧。可我的心小声对我说不要做那事。
我回忆起那位在体育场见过的被石头砸死的妇女，因为她丈夫向道德促进与防止邪恶委员会申诉说他的邻居与她有不正当关系。确实，道德促进与防止邪恶委员会将那位妇女和那个邻居都用石头砸死了。
我想倘若塔利班抓到我的话，他们也会公开将我用石头砸死。那种死法不但残忍至极，而且令我家人蒙羞至极。
“你还等什么啊，快进去她在等你呢。”我朋友说。这时店里的伙计们暗自窃笑。“她很棒。”我瞅着他，然后转向伙计们。他们都比我大8、9岁。他们的厚颜无耻更让我确信，他们以前也见过我朋友和其他女人胡搞。
“你想进去，还是想我把她打发走”我朋友不耐烦地问。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也对自己该怎么做很茫然。我朝后面的房间走去。
她看上去有二十五六岁，只穿了一件红色文胸和内裤。她直挺挺地站在那儿，一副无所谓的神情。她的皮肤很柔软，隐约透出光泽。
我不知道说点什么好，或者该怎么做。她冲我微笑，并问道：“你以前没做过吗”
我没回答她。事实上，我不知道怎么开口，我的嘴完全僵住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一个几乎**身体的美丽女人，正等我和她做那种事。她就站在我面前。问了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
“我说，你有性经验吗”她又问了一遍，语调有点严肃。
“没有。”我说。
“那好，我来帮你吧。”她说。
“怎么帮”我问，站在那儿，眼睛盯着她那堪称完美的大腿。我觉得自己就像在一个烤箱里似的，额头开始渗出汗珠，后背也开始汗津津的。我的心脏跳得很快，似乎快要蹦出来了。
她趴下来，在光秃秃的水泥地上跪着爬向我。现在，我看清她的胸部了，我一阵战栗。她抓住我的宽松裤裤腿，把我拉向她。
我向后退，突然间有点怕碰她，或者怕她碰我。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受到母狮攻击的小鹿似的。与此同时，我极力装出一副勇敢的样子，不露出自己的胆怯。在我内心深处，我希望让她做她想对我做的任何事情。我渴望了解那种和女人在一起的感觉，渴望感受她的身体紧挨着我的身体。
“很好。你什么也不用做。我知道你是第一次。相信我，那种感觉好极了。”她说。
我又后退几步。现在，我的后背贴在冷冰冰的墙上。她又站起身，离我非常近。她的前胸抵在我的胸上。我能感觉到她身体的温暖，嗅到她的体香。我们彼此盯着对方的眼睛，仿佛想窥探到里面的东西。她呼出的气息拂到我的脸上。我的心脏跳得更快了，双腿也开始抖动。就像她将电流传导到我身上一样，我的身体虚弱到无法接收。我能感觉到我的脸越来越红，好像所有的血液都涌到脸上了。
“如果你不想的话，我们这次不做。按你的年龄你也许应该与别人做过。”她低声耳语道。她明白我这是害羞。
她向后退，转身去拿衣服。此刻，她背对着我，先穿上裤子，然后是衬衣和裙子。我想从她身后抱住她，亲吻她全身，然后将她揽入怀中。但是我没有那种勇气，头脑中一片混乱。
现在，她把布卡套在头上，但面纱仍然撩起来，我能看到她深褐色杏仁般的双眸。她转过身朝我走来。她站在我面前，但不像刚才离得那样近，话语中透着难以言传的忧伤。“我做这种事不是为了寻欢。我之所以做是因为不得不做。出卖自己**是我唯一可能的赚钱途径。”她的眼睛开始噙满泪水。
“我们能聊一分钟吗”我问她。我不想让她就这么离开。
“聊什么呢聊我漆黑暗淡的生活”她说这话时泪珠顺着面颊滚落下来，滴到水泥地上。
我不知道此刻该说些什么。我不想让她哭。“你为什么不嫁给一个追求你的人呢你人长得很漂亮，会成为一个好妻子的。”我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来。我只想让她觉得好受些。
她坐在角落一张椅子上。我还站在原地。她示意我搬张椅子坐下。
“谁会娶我呢”她问。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她低下头，长叹了一口气。她不断将手指绕在一起，然后又松开。“我并非天生就是妓女，也并非出生于一个娼妓家庭。我出生于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家人非常受人尊重。”她条理非常清晰地说，语法严谨，是大街上很难听到的那种上层人说的达里语。
“我父亲是内政部一位将军。他是个视荣誉为生命的人，一个受人尊敬并引以为傲的人。他是在俄罗斯接受的教育，对我们的教育也很严格。我母亲同我一样都是教师。母亲在大学读的医学系，我妹妹在喀布尔大学学习社会学。”
对她说的话，我一直在仔细倾听，意识到她是那种我可以接触的女人。
“我教化学，与母亲在同一所学校，她教文学。我毕业于医药系。我是父母的大女儿，6年前就结婚了，我有两个孩子。”
说这几句话时，她的嘴唇在颤抖。
“当时，我丈夫去我父母家告诉他们我们刚出生的儿子的消息。结果，一枚火箭弹落在我父母家房顶上，他们全都被炸死了。最后，除了葬礼以外什么都没留下。他们被炸成了碎片，将身体拼上后才入土安葬了。
“塔利班来时，我与两个孩子住在租来的房子里。他们关闭了女子学校，不需任何女性离开家外出工作，你知道的。我没钱付房租。于是，我被房东撵了出去。现在，我在帕尔万–塞阿搭了一顶帐篷，就住在帐篷里。
“在喀布尔我没有任何亲戚，双方的亲戚都没有。他们都逃到国外了。我没有他们的地址，没法写信求助。在塔利班关闭学校后，开始的几个月我一直靠乞讨为生。我手里从来没有过能买5个馕的钱。绝大多数时间我都在挨饿，只能饿着肚子将孩子哄睡。”
我已经完全沉浸在她的故事当中，忘了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两人待在一起的。
“大约一年半之前，我遇到另一个乞丐，她让我出卖自己的**。她说有许多顾客渴望找像我一样的女人。她还告诉我卖淫是一门艺术，不是什么见不得人和可耻的行为。我骂了她，离她远远的。我又乞讨了一个月，可是我讨不到足够的钱，我的孩子开始骨瘦如柴，整天病怏怏的。我的大女儿才4岁，小儿子才3岁。
“有一天，我沿着喀布尔河乞讨，走到珠宝店铺林立的地方，一位珠宝商拿着一叠钱在我眼前晃。他说要是我去后面的屋子，他就把那些钱都给我。我告诉他说他让我觉得恶心，他听罢嘲笑我，然后走开了。
“我想到我的孩子，他们正患疟疾。于是我走进那家珠宝店，径直朝后面的屋子走去。他走过来，像跟老熟人那样。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在那里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像个玩偶。他的两位朋友也和我做了那事。一个小时后，我拿到一叠钱，为我的孩子找了个医生。
“那天晚上我哭了一夜，我竟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我父母、弟弟妹妹以及丈夫死的时候我也没这么哭过。第二天，我没出门。不论看到谁，我都觉得他们知道我做过那种事。我甚至都不敢看我的孩子。我恨自己，想一死了之。可是我不能死啊。我死了，谁能像妈妈一样给我孩子母爱”
她用袖子揩去眼泪望着我。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事情呢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说到这儿，她开始低下头轻声啜泣。
“你必须向其他人倾诉，这样才能觉得轻松一些。你憋在心里受不了的。你必须与他人分担，才能释放心里的压力。”我说。我对自己嘴里能说出这番话感到惊讶。我怎么知道说这些话我同她一样，使用得体的表达方式和语法，尽管几乎没有人再像那样说话。
“你只是个小毛孩子。你没见过生活残酷的一面。”她说，站起身来用布卡遮住脸。她没拿钱就跑了出去。我朋友喊她待会来取钱。
我从桌子上抄起那一叠钱，跑出去追上她，慢慢地在她身后跟着她。由于穿着布卡，她没注意到我，但我能听到她还在静静地哭着。大街上几乎空无一人。7月份的大热天，骄阳似火。几条狗在墙的荫凉下待着，几个小孩端着用香草调制的酸乳酪罐，朝自己家走去。不一会儿她注意到我，在路中央停下脚步，撩开布卡瞧着我，我就站在她面前。喷着火舌的太阳烘烤着我的后背。那几个小孩盯着她，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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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犯在牢房里跑步，以保持血管里血流畅通。我们每次锻炼时间不能超过10分钟，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体能。
我只用右臂做俯卧撑，做的时候非常痛，但能让我感觉暖和起来。因为太痛苦了，有几秒钟，我的左肩感觉不到疼痛。之后，我学会了如何欺骗自己的大脑。身体一部分暂时的痛苦，会使你忘记另一部分持久的疼痛，至少能维持一会儿。我觉得自己通过克服疼痛，战胜了塔利班。我最多能做4个俯卧撑。有时我会付之一笑，虽说只一小会儿额头便渗出汗珠。在痛到极致时哈哈大笑，可以振作精神，尽管那种快活仅仅一瞬间。我突然间明白了苏格拉底所说的“快乐也源于痛苦”这句话的涵义。先前一直没弄明白的道理豁然开朗。我感到我的脑袋被千万盏灯泡照得通明。
在接下来的10天内，我的体重骤降了20磅。我几乎不能挪动，连话也说不了了。
一天，在牢房待了已近两个星期的我见地上有一块碎了的镜片，大约有手掌那么大。我拿起来照了一下，见脸已经脱相，不似以前的我了。我笑自己牙齿暴露在外面。甚至在我几乎没有吃的东西时，我也没见自己如此牙齿暴露，瘦骨嶙峋。我的胳膊和前胸还有几块肌肉，但只是非常密实的那种肌肉。
就要到两个星期了，两位看守问了我几个关于伊斯兰教的基本问题。我一一作了回答。他们将我带进一间比其余的牢房都要干净的屋子里，问我一些关于伊斯兰教教义更简单的问题，诸如如何行净身礼，还是个小孩子时我就知道。然后，他们要我背诵古兰经上的诗句，那都是每次祷告要诵读的。我等着他们问我一些比较难回答的问题。
那位年长一点的看守，有40多岁的样子，在我回答时一个劲点头。他那斑驳的胡子随着我背诵的诗句韵律而上下摆动。对我的每个回答，他的脸上都挂着微笑，一边轻声说“非常好，孩子”，一边用左手揉按藏在灰色宽松衣服下面的大肚囊。
另一个看守瘦得皮包骨，年龄只有年长者的一半。我们说话时，这年轻人盯着我看，那神情仿佛“我是他家的敌人”。在他那黑黄相间的眼珠、棕褐色皮肤和黑色宽松衣裤的映衬下，头上包的白头巾显得更扎眼。他声音很大，问了我几个难回答的问题，当我回答对了的时候，他一副失望的神情。我想问他几个问题，我敢肯定他不知道答案。但我还是忍住没问。
最后，他们告诉我，我可以回家了。那些不知道答案的囚犯，还要在那里待一段时间。
“你们为什么囚禁我”我边往外走，边问年长的看守，但这次回答的是那位年轻的看守。
“因为你没包头巾，而且你的头发太长了。”
“还没有3英寸长呢。”我答道。
“你必须随时剃得光光的，还要包头巾或者戴帽子。我们将违反规定者关进我们监狱，这样他们就明白自己犯的罪有多严重了。这是我们的工作。”看守振振有词地说，“我们在这里是帮助你们改过自新。”
我一出监狱，有几秒钟阳光晃得我睁不开眼睛。慢慢地，我睁开眼睛，看东西才正常。
我身无分文，没法叫辆出租车送我回家。我几乎无法走路，因为浑身上下一点力气也没有，但我没有别的办法。我知道在过去两星期里家人正满世界到处找我。这种赶快回家让家里人放心的急迫感，驱使我迈开脚步。我强撑着走了两英里，中间有好几次停下来休息。我担心人们总会知道我是个囚犯，也许他们会问我是怎么弄伤自己还疼着的肩膀的。幸好，大街上几乎没人瞅我。
我一进家门，见母亲跪在小方块地毯上，面向麦加的方向，大声祷告道：“真主啊，请保佑我儿子平安，救他于危难。不论他在哪里，请给他捎个信儿，他母亲一直等他归来，告诉他要回家”
“你的祷告灵验了，”我在她身后轻声说。
她转过身，一脸惊讶。对她来说很少见的眼泪在脸颊上泛着白光。一见我，她的脸上马上露出笑容，愁云尽散，眼角堆起皱褶。
那天稍晚些时候，父亲带来他曾是摔跤冠军的朋友，来到我正躺着休息的房间。他让我站起来，我按他的吩咐做了，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用力咔的一声，我的肩膀复位了。我像被扔进滚烫的开水里似的尖叫。嚎叫过后，我发现肩膀上的疼痛几乎一扫而光。
然而，我心灵的痛却难以轻易治愈的。那种痛苦还在，犹如昨天刚发生一样。
第19章
珠宝
我开始觉得自己应该担负起照顾全家人的责任了。坐牢时心底滋生的绝望，驱使我思考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开始我的生活。我不再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我就要年满17岁了。“17岁，普什图人的儿子应该成为他父亲的左膀右臂。”这是祖父曾经对我讲过的话。在阿富汗，甚至16岁就被认为是成年人了。可是，我不知道如何帮助父亲。
在那场大火将他所有的地毯付之一炬后，父亲变得心灰意冷，他完全放弃了地毯生意。战争期间，他一直在哈比比亚中学任教，实际上不论他，还是其他任何老师，还是学生们都已经两年没有到学校了。一旦事态稳定下来，父亲又会每天骑着他的自行车，在山路上绕行5英里，到学校教物理课。然而，老师的报酬低得可怜。为了供养我们，他开始从事买卖来自巴基斯坦的面粉和食用油的生意。
他工作得非常辛苦。有一段时间，他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我们早晨起来，他就出去了。我们晚上很晚才睡，可还不见他的影子。我们星期五主麻日见到他时，他似乎很恼火。吃罢早饭，他会背着我最小的妹妹出去溜达，这样他的腿疼会减轻一些。主麻日其余的时间他都在睡觉。我们说话时都要压低声音，走路时要踮起脚尖。他太忙了，以至于对我们做什么漠不关心。这段日子他与过去大相径庭，以前他会为我们制订一个日程表，使每天要做的事情条理分明。
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一条流浪狗了。我尝试找到一种能使自己内心宁静平和的感觉，尝试找到一位能在正确方向上指引我走到正确道路上的人。为此，我去几处清真寺，聆听那无形的声音，可是清真寺也不复从前了，让人感觉自己好像被迫以塔利班希望的方式做祷告。我从古兰经中了解到的和祖父教导我的得知，塔利班主义不是伊斯兰教。
我去找祖父聆听他的教诲，但他正忙于琢磨如何才能回到我们老宅子的事情。他非常担心，不知道如何是好。以前我从未见过祖父心急如焚的这个样子。他总是让我有安全感，可是现在我却不知道如何让他有安全感。他告诉我不要依靠任何人。他说我到了应该稳住心神，走自己的路的时候了。可我还不那么确定。
我想起我的地毯老师，想从她的建议中得到一些启示。我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极力回忆和品味她的那些话。
在塔利班的统治下，这个国家愈发贫穷，人们生活在愁云惨雾当中，在国际社会中愈发孤立。塔利班领导人首要关心的是男人必须每天做几个小时的祷告，而女性必须与其他社会成员分开。
我经常诅咒我的国家允许我们的邻国、英国人、圣战者组织各派系以及那些塔利班分子来统治我们。绝大多数阿富汗人都看不上塔利班，认为他们没有文化、粗俗、极端。这些人原本是这个国家最落后地区的赤贫阶层，那里没有多少人识字。
在塔利班统治期间，人们脸上没有笑容，就好像塔利班偷走了大家的微笑一样。或许人们忘记了微笑是怎么回事，除非他们去珠宝店为他们要出嫁的女儿买金首饰。阿富汗人还保留这个习俗，即女儿结婚时要送给她们金首饰，即便婚礼上没有欢快的乐曲。
一位仅比我大几岁的珠宝商朋友，在相邻的卡特–帕尔万离诺伯利亚很近的地方开了一家店。我们是在附近的公园里打排球认识的，我经常在他店里逗留很久，这是我能听到的为数很少的有欢声笑语的地方。他的顾客会花上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与他砍价，以期能以最便宜的价钱成交。他们砍价时会开很多有趣的玩笑。
我的朋友知道如何让顾客感到高兴。这样他们就会花更多的钱去买他们原本不需要的东西。
有一天，我坐在他的一个伙计旁边，那人用热水和锯末给一条旧项链抛光。他先将项链浸在滚烫的开水中，浸一分钟后用牙刷使劲刷，然后放在锯末里。半小时后他取出项链，用一种柔软的刷子来刷，直到金子像新的一样光可鉴人。我渐渐对成为一个珠宝商兴趣浓厚起来。我决定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帮助家庭。
那天，店里没有一位顾客。我朋友很恼火。他哈欠连天，盯着人来人往的街道发呆，对眉头紧锁从店前经过的人们也皱起眉头。他陷入沉思当中。外面传来唯一的噪声就是塔利班的车辆呼啸而过的声音，无休止地来来去去。
这时，一个穿着脏兮兮的布卡的妇女走进店里，冲我朋友扬起手。她是个乞丐，求我朋友施舍点钱。她的手和身上的布卡一样脏，褐色衬衫上布满了烧坏的小洞。我想她也许是吸食某种毒品的瘾君子。
我朋友将胳膊肘撑在桌子上，双手托着下颌，还在冲外面发呆。这位妇女轻轻拽了下我朋友的衣袖，示意他给点钱。我朋友望着她，从衣袋里掏出几枚硬币，递给她。她接过钱，赶忙放进口袋里，然后又扬起左手。她的左手洗得很干净，指甲很长，而且涂了很亮的红色指甲油。那只手显得很漂亮。
只见她手掌上写着：“我是个可用的人，价钱是10000阿富汗尼。”约合50美元。
“我能看看你的脸吗”我朋友兴奋地说。
她向外张望，确信附近没有塔利班的人，然后她撩起布卡，又赶忙将脸遮上。
“我们到后面的房间里。”他对她说。
在店的后面有个小储藏间。
他们在那里待了将近一刻钟。我朋友出来时额头上有汗珠，一副很满意的神情。他让我进去，说轮到我了。如果我没钱的话，他可以支付。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以前我从未有过性经历。我心里有个声音在冲我高喊，进去体验那些无数次在梦里出现的情感吧。可我的心小声对我说不要做那事。
我回忆起那位在体育场见过的被石头砸死的妇女，因为她丈夫向道德促进与防止邪恶委员会申诉说他的邻居与她有不正当关系。确实，道德促进与防止邪恶委员会将那位妇女和那个邻居都用石头砸死了。
我想倘若塔利班抓到我的话，他们也会公开将我用石头砸死。那种死法不但残忍至极，而且令我家人蒙羞至极。
“你还等什么啊，快进去她在等你呢。”我朋友说。这时店里的伙计们暗自窃笑。“她很棒。”我瞅着他，然后转向伙计们。他们都比我大8、9岁。他们的厚颜无耻更让我确信，他们以前也见过我朋友和其他女人胡搞。
“你想进去，还是想我把她打发走”我朋友不耐烦地问。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也对自己该怎么做很茫然。我朝后面的房间走去。
她看上去有二十五六岁，只穿了一件红色文胸和内裤。她直挺挺地站在那儿，一副无所谓的神情。她的皮肤很柔软，隐约透出光泽。
我不知道说点什么好，或者该怎么做。她冲我微笑，并问道：“你以前没做过吗”
我没回答她。事实上，我不知道怎么开口，我的嘴完全僵住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一个几乎**身体的美丽女人，正等我和她做那种事。她就站在我面前。问了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
“我说，你有性经验吗”她又问了一遍，语调有点严肃。
“没有。”我说。
“那好，我来帮你吧。”她说。
“怎么帮”我问，站在那儿，眼睛盯着她那堪称完美的大腿。我觉得自己就像在一个烤箱里似的，额头开始渗出汗珠，后背也开始汗津津的。我的心脏跳得很快，似乎快要蹦出来了。
她趴下来，在光秃秃的水泥地上跪着爬向我。现在，我看清她的胸部了，我一阵战栗。她抓住我的宽松裤裤腿，把我拉向她。
我向后退，突然间有点怕碰她，或者怕她碰我。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受到母狮攻击的小鹿似的。与此同时，我极力装出一副勇敢的样子，不露出自己的胆怯。在我内心深处，我希望让她做她想对我做的任何事情。我渴望了解那种和女人在一起的感觉，渴望感受她的身体紧挨着我的身体。
“很好。你什么也不用做。我知道你是第一次。相信我，那种感觉好极了。”她说。
我又后退几步。现在，我的后背贴在冷冰冰的墙上。她又站起身，离我非常近。她的前胸抵在我的胸上。我能感觉到她身体的温暖，嗅到她的体香。我们彼此盯着对方的眼睛，仿佛想窥探到里面的东西。她呼出的气息拂到我的脸上。我的心脏跳得更快了，双腿也开始抖动。就像她将电流传导到我身上一样，我的身体虚弱到无法接收。我能感觉到我的脸越来越红，好像所有的血液都涌到脸上了。
“如果你不想的话，我们这次不做。按你的年龄你也许应该与别人做过。”她低声耳语道。她明白我这是害羞。
她向后退，转身去拿衣服。此刻，她背对着我，先穿上裤子，然后是衬衣和裙子。我想从她身后抱住她，亲吻她全身，然后将她揽入怀中。但是我没有那种勇气，头脑中一片混乱。
现在，她把布卡套在头上，但面纱仍然撩起来，我能看到她深褐色杏仁般的双眸。她转过身朝我走来。她站在我面前，但不像刚才离得那样近，话语中透着难以言传的忧伤。“我做这种事不是为了寻欢。我之所以做是因为不得不做。出卖自己**是我唯一可能的赚钱途径。”她的眼睛开始噙满泪水。
“我们能聊一分钟吗”我问她。我不想让她就这么离开。
“聊什么呢聊我漆黑暗淡的生活”她说这话时泪珠顺着面颊滚落下来，滴到水泥地上。
我不知道此刻该说些什么。我不想让她哭。“你为什么不嫁给一个追求你的人呢你人长得很漂亮，会成为一个好妻子的。”我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来。我只想让她觉得好受些。
她坐在角落一张椅子上。我还站在原地。她示意我搬张椅子坐下。
“谁会娶我呢”她问。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她低下头，长叹了一口气。她不断将手指绕在一起，然后又松开。“我并非天生就是妓女，也并非出生于一个娼妓家庭。我出生于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家人非常受人尊重。”她条理非常清晰地说，语法严谨，是大街上很难听到的那种上层人说的达里语。
“我父亲是内政部一位将军。他是个视荣誉为生命的人，一个受人尊敬并引以为傲的人。他是在俄罗斯接受的教育，对我们的教育也很严格。我母亲同我一样都是教师。母亲在大学读的医学系，我妹妹在喀布尔大学学习社会学。”
对她说的话，我一直在仔细倾听，意识到她是那种我可以接触的女人。
“我教化学，与母亲在同一所学校，她教文学。我毕业于医药系。我是父母的大女儿，6年前就结婚了，我有两个孩子。”
说这几句话时，她的嘴唇在颤抖。
“当时，我丈夫去我父母家告诉他们我们刚出生的儿子的消息。结果，一枚火箭弹落在我父母家房顶上，他们全都被炸死了。最后，除了葬礼以外什么都没留下。他们被炸成了碎片，将身体拼上后才入土安葬了。
“塔利班来时，我与两个孩子住在租来的房子里。他们关闭了女子学校，不需任何女性离开家外出工作，你知道的。我没钱付房租。于是，我被房东撵了出去。现在，我在帕尔万–塞阿搭了一顶帐篷，就住在帐篷里。
“在喀布尔我没有任何亲戚，双方的亲戚都没有。他们都逃到国外了。我没有他们的地址，没法写信求助。在塔利班关闭学校后，开始的几个月我一直靠乞讨为生。我手里从来没有过能买5个馕的钱。绝大多数时间我都在挨饿，只能饿着肚子将孩子哄睡。”
我已经完全沉浸在她的故事当中，忘了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两人待在一起的。
“大约一年半之前，我遇到另一个乞丐，她让我出卖自己的**。她说有许多顾客渴望找像我一样的女人。她还告诉我卖淫是一门艺术，不是什么见不得人和可耻的行为。我骂了她，离她远远的。我又乞讨了一个月，可是我讨不到足够的钱，我的孩子开始骨瘦如柴，整天病怏怏的。我的大女儿才4岁，小儿子才3岁。
“有一天，我沿着喀布尔河乞讨，走到珠宝店铺林立的地方，一位珠宝商拿着一叠钱在我眼前晃。他说要是我去后面的屋子，他就把那些钱都给我。我告诉他说他让我觉得恶心，他听罢嘲笑我，然后走开了。
“我想到我的孩子，他们正患疟疾。于是我走进那家珠宝店，径直朝后面的屋子走去。他走过来，像跟老熟人那样。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在那里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像个玩偶。他的两位朋友也和我做了那事。一个小时后，我拿到一叠钱，为我的孩子找了个医生。
“那天晚上我哭了一夜，我竟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我父母、弟弟妹妹以及丈夫死的时候我也没这么哭过。第二天，我没出门。不论看到谁，我都觉得他们知道我做过那种事。我甚至都不敢看我的孩子。我恨自己，想一死了之。可是我不能死啊。我死了，谁能像妈妈一样给我孩子母爱”
她用袖子揩去眼泪望着我。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事情呢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说到这儿，她开始低下头轻声啜泣。
“你必须向其他人倾诉，这样才能觉得轻松一些。你憋在心里受不了的。你必须与他人分担，才能释放心里的压力。”我说。我对自己嘴里能说出这番话感到惊讶。我怎么知道说这些话我同她一样，使用得体的表达方式和语法，尽管几乎没有人再像那样说话。
“你只是个小毛孩子。你没见过生活残酷的一面。”她说，站起身来用布卡遮住脸。她没拿钱就跑了出去。我朋友喊她待会来取钱。
我从桌子上抄起那一叠钱，跑出去追上她，慢慢地在她身后跟着她。由于穿着布卡，她没注意到我，但我能听到她还在静静地哭着。大街上几乎空无一人。7月份的大热天，骄阳似火。几条狗在墙的荫凉下待着，几个小孩端着用香草调制的酸乳酪罐，朝自己家走去。不一会儿她注意到我，在路中央停下脚步，撩开布卡瞧着我，我就站在她面前。喷着火舌的太阳烘烤着我的后背。那几个小孩盯着她，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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