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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我多少有所了解,便镇定下来。母亲将文子从背上放下来,交给我,和父亲一起站在坑道口,透过树丛眺望着火海。文子丝毫不害怕,想下到地上去。

    我们正打量着被火光照得通亮的坑道,仿佛是看准我们有所松懈,炸弹的呼啸声又一次响起。一开始,我按照大人教的,用手指按住眼睛和鼻子,抱着文子向下卧倒。抬头向父母看去时,却见母亲倒在了坑道入口处。“绷带绷带”父亲惊慌失措,我想过去,却被父亲推了回来。母亲躺在那里,纹丝不动。

    不知是燃烧弹还是小型炸弹的细小弹片,深深扎进了母亲的胸脯,我并没有亲眼目睹。伤口直径虽只有五毫米,母亲却是当场死亡。

    四谷的亲戚家也遭焚毀。我们只得寄人篱下,投奔父亲一位住在中野、应征入伍的同事家里。母亲的葬礼上,甚至连点一支线香的余裕也没有。二十七日中午,父亲将母亲的遗骨放在一个粗糙的盒子里拿回家来,一直默默无言地抚摸着我的头发。我背着文子,再度转移去了新潟。

    新潟也变样了。谁都心里有数,b29轰炸机已经将大都市悉数炸毁烧光,今后的目标就是地方城市了。半年前那令人无忧无虑的景象已荡然无存,遍地都挖着防空壕。但凡凑到一起,话题准是算计有难时如何逃命:应该过桥往东逃,还是朝海边跑。粮食问题日益恶化。

    父亲的部下对东京已然绝望,逃回了新潟老家,认为这下日本已经完蛋,下定决心在此务农,因此他家的气氛截然不同了。在他们眼中,我不过是一个不相干的人,带着幼小的妹妹,被战火驱逐到此地而已。

    “布娃娃和书籍全都被烧掉啦啊呀呀,可真是”同龄的女孩表面上做出同情的样子,睑上却分明写着“活该”二字,蔑视我们。

    无论在谁看来,久子都十分喜爱孩子。伸子自不待言,就连听见邻家婴儿的哭声,她都会踊跃地去哄,也不管人家妈妈怎么想。有时见久子多管闲事,便有人冷嘲热讽说:“对婴儿来讲,啼哭也是种运动呢。”然而只要听见婴儿啼哭,她立刻就会坐立不安。伸子跟爸爸亲,贞三回家晚,她便焦躁不宁,不肯入睡,还不停地撒娇吵闹,这时久子会突然厉声怒吼:“別哭了要说多少遍你才明白快别哭,妈妈要生气了”久子勃然变色,怒目而视,使得伸子更加恐惧,真的大哭起来。久子于是堵住耳朵,逃进另一个房间,闭门不出。待冷静下来,她会请求贞三以后早点回家。然而电视台的工作刚刚走入正轨,贞三没有依从,听了原因后不禁笑出声来。“什么呀,孩子晚上哭闹不必那么介意。你别去管她,她自个儿会睡着的。”

    然而,久子益发不能忍受晚间和伸子独处了。虽然不是每晚如此,可一听到伸子的哭声,她便会坐卧不宁,取出贞三的威士忌兑水喝。拼命压抑至今的那恐惧的原形,伴随着伸子的成长开始无法藏身,逐渐显露出真面目来。

    在新潟的生活很艰苦。

    我们是由父亲送来的,等到父亲返回东京,这家人的态度便陡然一变,声称二楼我原先住的那间屋子已经由儿子住了,安排我们住在土仓里。土仓虽然有两层,却胡乱堆放着蓑笠、蓑衣、锄头等农具,还有木雕的胸像、肖像画、书箱及形形色色的破烂。他们在土仓中隔出来一个角落安置我们。马上就要到夏天了,这里却连一扇窗户都没有。

    “这里很安全。盖得比防空壕还要坚固咧。”老人说。其实他是在我们抵达的当晚听见文子的哭声后,才这么安排的。

    我没有被母亲的死击垮,可能由于事情来得太过突然,我一时之间来不及反应,也可能是充溢世间的腾腾杀气,令我连哭都不敢哭。

    父亲说他会像上次一样,时常来看望我们,然而只需回想一下来新潟的路上难民拥挤成堆的混乱情形,便可知道交通状况不允许他如此。

    “已经烧到那种地步,不会再来空袭喽”父亲说不用为他担心,还抚摸我的头嘱咐我,“文子可就交给你了。你已经是姐姐了。”

    我深深点头,尽管心中充满了昂扬的斗志,却劈头遇上了粮荒。

    房东一家在那一带的农人中属于威风的人物,却对我们的窘况视若无睹,每天管白吃白米饭,而我和年仅两岁零四个月的文子,却只能吃些脱脂大豆、高梁和玉米。我在土仓前摆了一只小炭炉,自己生火做饭,水则要走到井边去打。

    稍微安定下来之后,文子理所当然地开始思念妈妈了。早上,那同龄女孩去上学时,故意大声告状,让我听见。“根本没法睡觉嘛,吵死啦”土仓墙壁十分厚实,文子夜间的啼哭声肯定不能听得那么真切,我却瑟缩不安。

    进入七月份之后,土仓中闷热蒸人,我们姐妹浑身的痱子连成了片。但是只要漏出些许啼哭声,正房里的人便故意弄出巨大声响,将因为天热而洞开着的窗户关起来。无奈,我只得背起文子,沿着城东护渠瞎逛。没有一丝风,柳树的叶稍低垂着,纹丝不动。任我如何上下摇晃,还唱歌给她听,文子就是哭个不休。附近有家车床加工厂,路边堆放着装满金属碎屑的稻草包。我将文子放下,让她坐在上面,擦汗。四周不见一个人影。

    连我都觉得无依无靠,也难怪她要啼哭。一个才两岁多的幼女,失去了母亲,而且又饿又热。不过,啼哭声着实可憎。因为文子啼哭不已,连我也无法入睡。

    “别这样噢。不哭了啊。”我不停地哄着文子。最后,我揍了她。我把她放在稻草包上,先是用巴掌打她的头,可是她仍然哭个不休,于是我便攥紧拳头,揍了她。挨揍之后,文子果然不响了。我抱起她,走回土仓。

    明白揍她就能让她停止啼哭后,每到夜里文子被梦魇惊醒,我就知道这是无休无止啼哭的前兆,便立刻动手揍她。这,成了她的摇篮曲。

    “妈妈们不是一边唱睡吧好宝宝,一边轻轻拍打孩子的小屁股吗”贞三边读报边说。看到有关育儿的文章,他便会剪下来,或是读给我听。也许他开始怀疑我对伸子的态度有问题了。

    “拍打屁股不好,会影响脊椎骨,导致脑震荡。”贞三说道。

    我失笑。“怎么会呢”

    于是他认真起来,解释说:“婴儿的骨头很软,任何一点小小的冲击都会立刻导致昏迷。父母亲以为孩子睡熟的时候,很多情况下是婴儿脑袋撞上了什么东西,引起了脑震荡。”

    当时我没放在心上一一不,我明白。就像线香的火花闪烁,我的胸中滔滔滚滚,然后心烦意乱,恶心不已。脑震荡那么说,那时候的文子,是被我的拳头揍得昏迷了过去,才不哭不闹的吗我每天晚上都将才两岁多的婴儿击昏在地吗

    我走进厨房,旋开水龙头,让水流疾喷,手伸到飞溅的水花中,命令自己:不要想不要想然而那土仓里的黑暗却浮现于眼前。

    我不仅揍她,而且像从前偷吃她的奶粉一样,借口文子闹肚子,将日渐减少的配给全部吃光,只给她喝米汤。偶尔配给些红薯干、萝卜、鸡蛋、鱼等,她不过是个无知的孩子,我却还特地藏起来,一个人贪婪地偷吃。文子眼见着瘦弱了下去。父亲寄来信和钱时,我便去白山神社旁边的店,买黑市的红豆甜粥吃。为了自己能活下去,文子是死是活,根本就无所谓了。

    战争结束,父亲来接我时,轻描淡写地说了句:“以后一切都会好起来。让你受苦了。”

    两人赁屋居住,在父亲的庇护下,我扮演起主妇的角色,整日忙得焦头烂额,新潟的经历远远遁去,遁到爪哇国了。后来又结了婚。当我得知昭和三十年新潟大火之际,那纺织品批发商也罹灾被烧,只觉淡然,并不曾产生特别的念头。然而生下伸子后,我仿佛被赋予了一把利刃。刚刚生下来时还算好,到了后来,伸子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如影随形缠绕着我,让我想起文子。我好不容易才将这种念头压下去,可贞三读了报上那篇文章后说的这番话,却让一切无遮无拦,裸露无遗了。

    堵起耳朵不愿听见啼哭声,就是为了逃避那段记忆;对浪费点心的伸子大光其火,就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把她与喝了近两个月米汤的文子进行比较。自以为已经时过境迁,完全忘却了,到头来发现并非如此。

    尽管不能以一句“战争时期的特殊记忆”将它打发,那两个月也确实宛如一场幻梦。战争结束后,日常生活又以骇人的势头卷土重来,然而我并没有忘却往事。

    我清楚地记得,即便不曾直接下手,我也用了和亲自动手相去不远的方式,剥夺了妹妹的性命,杀死了文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眼见亲生女儿伸子日渐长大,日益接近文子死去时的年龄,预感渐次呈露出本相。伸子用她那天真烂漫的笑脸,用她那咿咿呀呀的童言,尖锐地谴责着我的罪孽。

    凝视着啼哭不休的伸子,我便会想到:从前自己曾狂揍这样一个孩子,把她揍得昏迷过去。凝望着吵着要喝橙汁的伸子,我便会想到:自己曾抢走这样一个孩子的口中之食。我愿意将对文子的爱一并给予伸子。假如真有时间机器,我愿意把这里的曲奇饼、糖果和薄脆饼,送给那连哭泣的力气都没有、躺在土仓中一动不动的文子。我痛哭流涕,却无法蒙混过关。我的罪孽不会消失。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三日,新潟市全体市民遵照命令实施疏散。人们业已知晓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新型炸弹是原子弹。尽管听说方圆两公里尽被夷为平地,却并无真实感受。迄今为止见识过的最为厉害的无非一吨炸弹,至多能摧毀一条小街。爆炸时还是有死角的,穿上白色衣服就可以防止辐射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同时谣言四起,说京都,奈良,金泽,新潟以及东京的世田谷、杉并,大阪的森宫一带,必有一处将遭到原子弹的袭击云云。而由于最近长冈一带刚刚挨过轰炸,新潟众人神经尤其紧张,失魂落魄地逃往近郊的寺庙里以及田埂上因为是夏天,甚至在阿贺野川的堤坝上露宿。

    飞机从塞班岛飞过来,东京新潟对他们而言,距离相去无几。然而新潟毕竟地处偏僻,而且市内除了炼油厂别无像样的设施,因而此前毫无紧迫感。然而正因如此,当上边下令当天之内便得出逃,原则上徒步,而且除了口粮禁止携带任何财物时,警防团仿佛发疯似的敦促催逼,警察则骑着自行车四下巡逻。人们吵吵嚷嚷,不知所措,天气这么热,饭团恐怕得烤一烤为佳,不不,还是水更为重要。简直就像大扫除又遇上火灾,乱作一团。

    “你们俩咋办呀俺们要到木崎村去,可又不能带你们俩一起去。”老太婆对久子说道。

    “那可不中连俺们也是硬求着人家帮忙的。不要紧的,你们只要离房子远一点,就不碍事了。”曾经是父亲部下的汉子一边说,一边往背囊里塞着西服,甚至连卫生球都没忘记放进去。

    “这个装得下不”老太婆将家谱和牌位递了过来。

    “放到布袋里去”汉子冷冰冰地答道。

    女儿则忙着将教科书参考书塞进帆布包里,把算盘和直尺、鞋子用绳子捆绑好。

    晌午过后,他们拉起平板车、驾着马车逃命去了。开往新潟的车辆,如无许可证一律禁止通行。久子走到外边,遥望着逃向万代桥的人流,心中并无遭人抛弃的恐惧,反而因为房东家空无一人、不必再提心吊胆而兴奋不已。恰好新发了特別配给,每人分到相当于三餐分量的干面包,久子于是拿出来,递给文子。此时文子额头上痱子破了,化脓结痂,卧床不起,连吞食的力气都没有,只是一个劲地吮吸。

    毕竟是旧家,连扁担都有,一家之主背着背囊,将行李分开来挂在扁担上挑着,待两点钟警报一发出,便大喝一声:“时机到啦”于是跑路的、挑担的,一齐拔足便走。“奶奶还不快点下来”门外尖声高叫,老太婆犹自在二楼哗啦哗啦地关防雨木窗。消防车驰过,作为保安人员留下的警防团和居委会干部,伫立在街角闷声不语。一百来个**着上身的士兵朝海岸跑步而去。大街上挤满逃难的人,然而人们却无逃命的紧迫感。女人们拉着孩子的手喋喋不休地聊天,老人拄着手杖目不斜视,中学生三两成群打打闹闹。病人出乎意料地多,横卧在铺着厚被子的门板上。无人回首看一眼自己住惯了的街市。

    太阳落山之前,人流不绝,而日暮之后,一下子变得空无一人。

    我走下东护渠,下到低于公路两米左右的河面,眺望着在若有若无的流水中摇曳的水草,背倚着烟霭弥漫的运肥船,沉湎于漫无边际的冥想之中:有没有一个遥远的去处,可以让我逃到那儿去呢

    头顶上吱吱作响,是一辆自行车驶了过去。远处传来爆裂声。满天星斗,让人不觉得恐怖。我已习惯了孑然一身,周围别无他人时,一母同胞的文子,还是让我觉得是胜过一切的凭仗。

    有些日子不曾抱过文子了,我便抱了她出来。背负着她瘦弱轻纤的身子,我彷徨在黑暗之中。远处传来铁棒拖过地面的声音,那是居委会的人在巡逻,防范小偷。此外再也没有活物了。白昼的余热怎么也不退去。我连声呼唤文子,却没有回音。

    父亲是医师,据说被赶去治疗空袭中负伤的伤员,腾不出时间来看望我们。警防团办公室里,四五个人在喝酒。我想起曾和母亲在涩谷的店里吃荞麦面,那次我努力搜寻盛面条的小笼屉下是否还藏有面条,被母亲责备;想起把倒在地上的母亲往防空壕里拖时,那沉重如石的躯体。父亲当时说了一句话:“完了。”我连哭都哭不出来,将母亲的防空头巾取下,用梳子给她梳头发。文子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抚弄着母亲暖意尚存的手。

    白打来到新潟之后,我头一次流泪了。

    回到土仓里,我将文子胡乱放下,便哭倒在地上。然后坐立不安,走到外边,又走回来,悄悄钻进了上房。毫无意义地走过一间又一间印象依稀的房间,似乎推开拉门打开隔扇,妈妈就在那儿。不不,大概仅仅是心绪难平,坐立不安。

    窗外的黑暗突然让我觉得恐惧。这时突然传来急促地敲击木鱼的声音。这里还有人只要有人,不管是谁都行,我都想倚赖他。侧耳倾听,那声音是从隔壁传来的。我从后门绕过去一看,昏暗的室内坐着老太婆,正念诵佛经,左手一动,便会响起木鱼声。

    我拉开门,想看个究竟。这间屋子似乎是佛堂,一面墙壁布置成佛坛。摆动的不仅是手腕,老太婆的整个身体都在颤抖不停。不知道她有没有注意到我,我犹犹豫豫,不敢打招呼,然而看见有人,我便觉得高兴,倚在门上,又啃起了干面包。

    不知道过了多久,眼前突然出现了身穿扎脚裤的房东阿姨。她好像也吓了一跳,退缩一步。细看时,发现她推着一辆自行车。

    “奶奶,甭这么固执了。俺们走吧”老太婆岿然不动。阿姨又说:“来,站起身来。”

    语气固然恭谦,但人却绕到了老太婆身后,反剪住她的双臂,半拉扯半搀扶地抱着她站起身。

    “俺是咋也不走的”老太婆语速很快地说了句什么,听不太真。

    但阿姨连拖带拽地将老太婆拉了出去。“大伙儿都在担心呢说是没脸面对祖宗了。”

    “俺要死在这儿。俺要跟祖宗们去。”

    “来呀,坐到自行车上来吧。”

    老太婆虽然嘴上抗辩不休,却主动坐上了自行车后座。

    “哎请带上我,好吗”阿姨推着自行车离去,我在后面用嘶哑的嗓音喊道。

    阿姨大概是没有听见,飞快地融入了黑暗之中。我奔跑着去追赶她们,可跑到外边,已然不见了自行车的踪影,我陡然生出恐惧,毛骨悚然,浑身颤抖。

    我跑着,听见人声,便止步停下,那却是忘了关的收音机。桥头的警察署里也不见人影。三岔路往左去是铁路道口,沿着那条路一直前行就是新发田,上次来时,我曾经同纺织品批发商的女儿一道去过。我六神无主,一心想找个有人的去处,不管什么人都无所谓。我在漆黑的暗夜里奔突,未几来到一望无际的水田。月光下,白晃晃的一条小道延伸向前方,然而远离了人家,却又令我恐惧。

    “爸爸”我放声高喊。仿佛为追寻这喊声,我决然迈步向前,又呼喊了一声。

    “你在找谁呀”不想近处传来了回答,“大概在前边,冲着前边喊呀”

    我凝神望去,田埂上蹲着五六个人。我多少有点清醒了,喉咙焦渴得冒烟,咽下了一口唾液。继续前行了五百来米,只见田埂上满满地蹲着人,守护着很少一点家具器物,像是怕一不小心发出声音就会遭到袭击,全都屏气凝神。我不觉想象着广场上狂欢节般的热闹景象,而眼前实际上迥异于白昼的喧嚣,宁息平静。我在离人们稍远处坐下来,脱去鞋子,将脚浸在稻田的水里,方才想起了文子。

    想是想起了,却怎么也没有力气回去。原本就心中有数:之所以巧借机缘,不携一物地往外跑,是因为有条不紊地收拾停当再独自逃生,将文子弃置不顾的话,未免于心有愧,还要遭人责难。

    文子有干面包,仅仅一个晚上应该没有关系。明天天亮后我再回去,把她带到这儿来,然后再到前边阿贺野川堤坝上去,在堤坝上挖个防空洞,跟文子一起躲起来。不不,索性坐上火车到东京去。假如会投放原子弹,东京反而更安全。背着文子,傲视着这帮乞丐般蹲在田埂上的家伙,昂首阔步,回到父亲身边去文子的脓包、腹泻,父亲立马会给她治好。

    回过神来,已是早晨,男人在灌溉渠里洗脸,女人用石头围成灶生火,稻草架下一个女人在解手。人数比夜间看时要少,约莫五六十。似乎都是附近的居民,有人还赶回家去拿了鸡蛋之类的来,像要去远足。

    我跟在一个似乎要回城里去的男人后面,顺着昨夜过来的道路缓缓地往回走。到了早晨,对文子的牵挂淡薄了,只剩下强烈地想独自一人返回东京的心情。白日里望去,街道、房屋与平素无异,太阳已经火辣辣地灼烤着我的后背。来到东护渠,只见有人在门口钉木板,有人肩扛着包袱,大概是担心家财。

    我机械地从纺织品批发店后门走进土仓。当时我究竟在想什么,回忆不起来了。我一脚踏入土仓,十来个黑影四下里窜散开去,留下地上一样红色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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