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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也有几十年了。每年夏初开花时,翠叶红花,把小院子照得一片亮红。

    院子是个大杂院。我们家住北屋。南屋里住的是一家姓田的木匠。他有两个女儿,大的乳名叫小凤,小的叫小华。我决不迷信,但是我相信缘分,因为它确实存在,不相信是不行的。缘分的存在,小华和我的关系就能证明。她那时还不到两岁,路走不全,话也说不全。可是独独喜欢我。每次见到我,即使是正在母亲的怀抱里,也必挣扎出母亲的怀抱,张开小手,让我来抱。按流传的办法,她应该叫我“大爷”;但是两字相连,她发不出音来,于是缩减为一个“爷”字。抱在我怀里,她满嘴“爷”、“爷”,乐不可支。

    这时正是夏初季气,石榴花开得正欢。有一天,吃过年饭,我躺在石榴树下一张躺椅上睡午觉。大概是睡得十分香甜。“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可惜,诸葛亮知道,我却不知道。不知道睡了多久,我朦胧醒来。睁眼一看,一个不满三块豆腐干高的小玩意儿,正站在我的枕旁,一声不响,大气不出,静静地等我醒来。一见我睁开惺忪的眼睛,立即活跃起来,一头扎在我的怀中,要我抱她,嘴里“爷爷”喊个不停。不是别人,正是小华。我又惊又喜,连忙把她抱了起来。抬头看到透过层层绿叶正开得亮红的石榴花。

    以后,我出了国。在欧洲呆了十一年以后,又回到祖国来,住在北京大学中关园第一公寓的一个单元里。我床头壁上挂着著名画家溥心畲画的一个条幅,上面画的是疏疏朗朗的一枝石榴,有一个果和一枝花,那一枝花颇能流露出石榴花特有的照眼明的神采。旁边题着两句诗:“只为归来晚,开花不及春。”多么神妙的幻想石榴原来不是中原的植物,大约是在汉代从中亚安国等国传进来的,所以又叫“安石榴”。这情况到了诗人笔下,就被诗意化了。因为来晚了,所以没有赶得上春天开花,而是在夏历五月。等到百花都凋谢以后,石榴才一枝独秀,散发出亮红的光芒。

    我那时候很忙,难得有睡懒觉的时间。偶尔在星期天睡上一次。躺在床上,抬眼看到条幅上画的榴花,思古之幽情,不禁油然而发。并没有古到汉代,只古到了二十几年前在佛山街住的时候。当时北屋前的那一棵石榴树是确确实实的存在物,而今却杳如黄鹤早已不存在了。而眼前画中的石榴,虽不是真东西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世事真如电光石火,倏忽变化万端。我尤其忆念不忘的是当年只会喊“爷”的小华子。隔了二十多年,恐怕她早已是绿叶成荫子满枝了。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整整四十年前,我移家燕园内的朗润园。门前有小片隙地,遂圈以篱笆,辟为小小的花园,栽种了一些花木。十几年前,一位同事送给我一棵小石榴树,只有尺把高。我就把它栽在小花园里,绿叶滴翠,极惹人爱。我希望它第二年初夏能开出花来。但是,我失望了。又盼第三年,依然是失望。十几年下来,树已经长得很高,却仍然是只见绿叶,不见红花。我没有研究过植物学,但是听说,有的树木是有性别的。由树的性别,我忽然联想到了语言的性别。在现代语言中,法文名词有阴、阳二性;德文名词有阴、阳、中三性。古代梵文也有三性。在某些佛典中偶尔也有讲到语言的地方。一些译经的和尚把中性译为“黄的”,“黄的”者,太监也,非男非女之谓也。我惊叹这些和尚之幽默。却忽然想到,难道我们这一棵石榴树竟会是“黄的”吗

    然而,到了今年,奇迹却出现了。一天早晨,我站在阳台上看池塘中的新荷,我的眼前忽然一亮,“万绿丛中一点红”。我连忙擦了擦昏花的老眼,发现石榴树的绿叶丛中有一个亮红的小骨朵儿。我又惊又喜,我们的石榴树有喜了,它不是“黄的”了。我在大喜之余,遍告诸友。有人对我说:“你要走红运了”我对张铁嘴、王半仙之流的讲运气的话,一向不信。但是,运气,同缘分一样,却是不能不信的。说白了是运气,说文了就是机遇。你能不相信机遇吗

    说老实话,今年确是有一些连做梦都想不到的怪事出现在我的身边。求全之毁,根本没有。不虞之誉却纷至沓来。难道我真交了好运了吗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是收获得太多,而给予得太少,时有愧怍之感。我已经九十晋二,富贵于我真如浮云了。我只希望能壮壮实实地再活上一些年,再做一点对人有益的事情,以减少自己的愧怍之感。我尤其希望,在明年此时,榴花能再照亮我的眼睛。

    天上人间

    更新时间:200971314:20:00

    字数:1966

    2002年6月10日

    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个题目来自南唐李后主的词:“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这是表示他生活中巨大的落差的:从一个偏安的小君主一落而为宋朝的阶下囚,这落差真可谓大矣。我们平头老百姓是没有这些福气的。

    但是,比这个较小的生活落差,我们还会有的。我现在已住在医院中,是赫赫有名的**。这一所医院规模大、设备全、护士大夫水平高、敬业心强。

    在这里治病,当然属于天上。

    现在就让我在北京找一个人间的例子,我还真找不出来,因为我没有到过几家医院。

    在这里,我只有乞灵于回忆了。

    大约在六七十年以前,当时还在济南读书,父亲在故乡清平官庄病倒了。叔父和我不远数百里回老家探亲。父亲直挺挺地躺在土炕上,面色红润,双目甚至炯炯有光,只是不能说话。

    那时候,清平官庄一带没有医生,更谈不到医院。只有北边十几里路的地方,有一个地主大庄园,这个地主被誉为医生。谁也不会去打听,他在哪里学的医。只要有人敢说自己是医生,百姓就趋之若鹜了。我当然不能例外。我从二大爷那里要了一辆牛车,隔几天上午就从官庄乘牛车,嘎悠嘎悠走十多里路去请大夫,决不会忘记在路上某一小村买一木盒点心。下午送大夫回家的时候,又不会忘记到某一小村去抓一服草药。

    当时正是夏天,青纱帐茁起,正是绿林大王活动的好时候,青纱帐深处好像有许多只不怀好意的眼睛在瞅着我们,并不立即有什么行动,但是威胁是存在的。我并不为我自己担心,我贫无立锥之地,不管山大王或山小王,都不会对我感什么兴趣;但是坐在车里面的却有大地主身。平常时候,青纱帐一起,他就蛰伏在大庄园内,决不出门。现在为了给我这个大学生一个面子,冒险出来,给我父亲治病。

    但是,结果怎样呢结果是:暑假完了,父亲死了,牛车不再嘎悠了,点心匣子不再提了,秋收完毕,青纱帐消失了,地主可以安居大庄园里了。总之,父亲生病和去世这个过程,正好提供了一个与今天**相反的例子。现在是天上,那时是人间。如此而已。

    当时只道是寻常当时只道是寻常

    这是一句非常明白易懂的话,却道出了几乎人人都有的感觉。所谓“当时”者,指人生过去的某一个阶段。处在这个阶段中时,觉得过日子也不过如此,是很寻常的。过了十几二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回头一看,当时实在有不寻常者在。因此有人,特别是老年人,喜欢在回忆中生活。

    在中国,这种情况更比较突出,魏晋时代的人喜欢做羲皇上人。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真就那么好吗人类最初不会种地,只是采集植物,猎获动物,以此为生。生活是十分艰苦的。这样的生活有什么可向往的呢

    然而,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发思古之幽情,几乎是每个人都有的。到了今天,沧海桑田,世界有多少次巨大的变化。人们思古的情绪却依然没变。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十几年前,我重访了我曾呆过十年的德国哥廷根。我的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夫妇都还健在。但已今非昔比,房子捐给梵学研究所,汽车也已卖掉。他们只有一个独生子,二战中阵亡。此时老夫妇二人孤零零地住在一座十分豪华的养老院里。院里设备十分齐全,游泳池、网球场等等一应俱全。但是,这些设备对七八十岁**十岁的老人有什么用处呢让老人们触目惊心的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某一个房号空了出来,主人见上帝去了。这对老人们的刺激之大是不言而喻的。我的来临大出教授的意料,他简直有点喜不自胜的意味。夫人摆出了当年我在哥廷根时常吃的点心。教授仿佛返老还童,回到了当年去了。他笑着说:“让我们好好地过一过当年过的日子,说一说当年常说的话”我含着眼泪离开了教授夫妇,嘴里说着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过几年,我还会来看你们的。”

    我的德国老师不会懂“当时只道是寻常”的隐含的意蕴,但是古今中外人士所共有的这种怀旧追忆的情绪却是有的。这种情绪通过我上面描述的情况完全流露出来了。

    仔细分析起来,“当时”是很不相同的。国王有国王的“当时”,有钱人有有钱人的“当时”,平头老百姓有平头老百姓的“当时”。在李煜眼中,“当时”是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游上林苑的“当时”。对此,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哀叹“天上人间”了。

    我不想对这个概念再进行过多的分析。本来是明明白白的一点真理,过多的分析反而会使它迷离模糊起来。我现在想对自己提出一个怪问题:你对我们的现在,也就是眼前这个现在,感觉到是寻常呢还是不寻常这个“现在”,若干年后也会成为“当时”的。到了那时候,我们会不会说“当时只道是寻常”呢现在无法预言。现在我住在医院中,享受极高的待遇。应该说,没有什么不满足的地方。但是,倘若扪心自问:“你认为是寻常呢,还是不寻常”我真有点说不出,也许只有到了若干年后,我才能说:“当时只道是寻常。”

    忆念宁朝秀大叔

    更新时间:200971314:21:00

    字数:4013

    2003年6月20日

    我六岁以前,住在山东省清平县后归临清官庄。我们的家是在村外,离开村子还有一段距离。我家的东门外是一片枣树林,林子的东尽头就是宁大叔的家,我们可以说是隔林而居。

    宁家是贫农,大概有两三亩地。全家就以此为生。人口只有三人:宁大叔、宁大婶和宁大姑。至于宁大姑究竟多大,要一个六岁前的孩子说出来,实在是要求太高了。宁家三口我全喜欢,特别喜欢宁大姑,因为我同她在一起的时候最多。我当时的伙伴,村里有杨狗和哑叭小。只要我到村里去,就定找他俩玩。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玩的,无非是在泥土地里滚上一身黄泥,然后跳入水沟中去练习狗爬游泳。如此几次反复,终于尽欢而散。

    实际上,我最高兴同宁大姑在一起。大概从我三四岁起,宁大姑就带我到离开官庄很远的地方去拾麦穗。地主和富农土地多,自己从来不下地干活,而是雇扛活的替他们耕种,他们坐享其成。麦收的时候,宁大姑就带我去拾麦穗。割过的麦田里间或有遗留下来的小麦穗。所谓“拾麦子”,就是指捡这样的麦穗。我像煞有介事似的提一个小篮子,跟在宁大姑身后捡拾麦穗。每年夏季一个多月,也能拾到十斤八斤麦穗。母亲用手把麦粒搓出来,可能有斤把。数量虽小,可是我们家里绝对没有的。母亲把这斤把白面贴成白面糊饼词典上无此词,我们当时只能勉强吃红高粱饼子,一吃白面,大快朵颐,是一年难得的一件大事。有一年,不知道母亲是从哪里弄来了一块月饼。这当然比白面糊饼更好吃了。

    夏天晚上,屋子里太热,母亲和宁大婶、宁大姑,还有一些住在不远的地方的大婶们和大姑们,凑到一起,坐在或躺在铺在地上的苇子席上,谈些张家长李家短的琐事。手里摇着大蒲扇驱逐蚊虫。宁大姑和我对谈论这些事情都没有兴趣。我们躺在席子上,眼望着天。乡下的天好像是离地近,天上的星星也好像是离人近,它们在不太辽远的天空里向人们眨巴眼睛。有时候有流星飞过,我们称之为“贼星”,原因不明。

    西面离开我们不太远,有一棵大白杨树,大概已有几百年的寿命了。浓阴匝地,枝头凌云,是官庄有名的古树之一。我母亲现在就长眠在这棵大树下。愿她那在天之灵能够得到幸福,能看到自己的儿子,她的儿子没有给她丢人。

    我在过去七八十年中写过很多篇怀念母亲的文章。但是,对母亲这个人还从来没有介绍过。现在我想借忆念宁朝秀大叔的机会来介绍一下我的母亲。

    母亲姓赵,五里长屯人,离官庄大概有五里路。根据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的观察,赵老娘家大概很穷。我从来不记得她给我过什么好吃的东西。她家的西邻是一家专门杀牛卖酱牛肉的屠户。我只记得,一个冬天,从赵老娘家提回来了一罐子结成了冻儿的牛肉汤。我生平还没有吃过肉,一旦吃到这样的牛肉汤,简直可以比得上龙肝凤髓了。母亲只是尝了一小口,其余全归我包圆儿了。我自己全不体会母亲爱子之情,一味地猛吃猛喝。母亲活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捞到,临走时还是一个季赵氏。可怜我那可怜的母亲,可怜兮兮地活了一辈子,最远的长途旅行是从官庄到五里长屯,共五华里,再远的地方没有到过。至于母亲是什么模样,很惭愧,即使我是画家,我也拿不出一幅素描来。1932年母亲去世的时候,我痛不欲生,曾写过一副类似挽联的东西:“为母子一场,只留得面影迷离,入梦浑难辨,茫茫苍天,此恨曷极”可见当时已经不清楚了。现在让我全部讲清楚,不亦难乎但是,有一点我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在八十多年以前,在清平官庄夏季之夜里,母亲抱着我,一个胖敦敦的男孩,从场院里抱回家里放在炕头上睡觉。此时母亲的心情该是多么愉快,多么充实,多么自傲,又是多么丰盈。然而好景不长,过了没有几年,她这一个宝贝儿子就被“劫持”到了济南。这是母亲完全没有料到的,也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此后,由于家里出了丧事,我回家奔丧,曾同母亲小住数日。最后竟至八年没有见面。我回家奔母亲之丧时,棺材盖已经钉死,终于也没有能见到母亲一面,抱恨终天矣。我只知道儿子想念母亲的痴情,何曾想到母亲倚闾望子之痴情。我把宝押在大学毕业上。只要我一旦毕业,立即迎养母亲进城。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正应到我身上。我在外面是有工作的,不能够用全部时间来怀念母亲,而母亲是没有活可干的。她几乎是用全部时间来怀念儿子。看到房门前的大杏树,她会想到,这是儿子当年常爬上去的。看到房后大苇坑里的水,她会想到,这是儿子当年洗澡的地方。回顾四面八方,无处不见儿子的影子。然而这个儿子却如海上蓬莱三山之外的仙山,不可望不可即了。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我曾写过很多篇怀念母亲的文章,自谓一个做儿子的所应做的事情,我都已做到了。现在才知道,我对母亲思子之情并不了解。现在才稍稍开了点窍。

    上面我借写宁朝秀大叔的机会,介绍了一下我的母亲。

    现在仍然回头来写宁大叔。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宁大叔家是贫农,只有两三亩地。宁大婶和宁大姑都是妇道人家,参加不了种地的活。所有种地的活都靠宁大叔一个人。耕地要牛,人之常识。但是,有牛又谈何容易。官庄前街有牛的人家屈指可数。首先是大地主张家楼张家,住在一条胡同里,家里有五条牛。主人从来不走出家门。其次一家就是我的二大爷,是举人的第二个儿子,属于富农,有两头牛和一个扛活的。至于杨家和马家是否有牛,我就不清楚了。

    反正宁大叔家里只有他,没有牛。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把人变成牛,才能种庄稼。“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至于宁大叔是怎么操作的,我没有看到过,不敢乱说。

    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家长期保留着三分地。早先是怎么耕种,我不清楚。自我父亲去世到我母亲去世长达八年的时间内,耕种都由宁大叔一人承担,这是非常清楚的。在这八年内,母亲一文钱的收入也没有,靠的就是这三分地。如果我是一个脑筋灵活的人,每年给母亲寄三四十元钱,这能力我还是有的。可怜我的脑筋是一个死木头疙瘩,把希望统统放在大学毕业上,真是其愚不可及也。

    在农民中,我们家算是什么成分呢我一直不清楚。土改时,宁大叔当时是贫协主席,还给我们家分了地,对我母亲和我而言,我认为,这是公正的。但是,对是家长的我父亲而言,却是不公正的。

    我现在就来谈一谈我的父亲。我不奉行那种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教条。反正你不说,人家也都知道。这些事情都已经成了历史,历史是无法改变的。我在官庄的上一辈,大排行十一人。只有一、二、七、九、十一留在关内,其余六人全因穷下了关东。我的父亲排行七、济南的叔父行九、与行十一的一叔是同母所生。一叔生下后,父母双亡,他被送了人,改姓刁。父亲和叔父,无父无母,留在官庄,饿得只能以捡掉在地上的干枣果腹。日子实在无法过下去,便商量到济南去闯荡。二人大概很受了不少的苦,当过巡警,扛过大件。最终叔父在济南立定了脚跟。兄弟二人便商议,父亲回家,好好务农。叔父留在济南挣钱,寄回家去。有朝一日,二人衣锦荣归,消泯胸中那一团郁闷之气。完全出人意料,这样的机会不久就得到了。叔父在东北中了湖北水灾头奖,十分之一共三千元。在当时,三千元是一个极大的数目。当时我还没有出生。后来听说,雇人用车往官庄推制钱。可见钱之多。现在兄弟俩真是衣锦还乡了,好不神气父亲要盖大宅子。碰巧当时附近砖瓦窑都没有开窑。父亲便昭告天下:有谁拆了自己的房子,出卖砖瓦,他将用十倍的价钱来收购。结果宅子盖成了:五间北房,东西房各三间,大门朝南,极有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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