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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阳交接,日月运转,保持均衡是生物界的巧妙结合。

    之后,他便从洞房花烛夜写起,写到一年四季的**生活,写到**的诸多姿势,每一个细节,毫不隐讳,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堪称极度色情文学了。

    最让人心惊神荡的当属对于“偷情”的描写。

    嗟乎在室未婚,殊乡异客,是事乖违,时多屈厄。宿旅馆而鳏情不寐,处闺房而同心有隔。有素之花貌,每恳交欢;睹马上之玉颜,常思匹偶。羡委情於庭弊,愿掷果於春陌。念阳刚之欲断,往往癫狂;觉精神之散飞,看看瘦瘠。是即睡食俱废,行止无操,梦中独见,暗处相招。信息稠于百度,顾眄希于一朝。想美质,念纤腰,有时暗合,魄散魂消。或有因事而遇,不施床铺;或墙畔草边,乱花深处。只恐人知,乌论礼度或铺裙而藉草,或伏地而倚柱。心胆惊飞,精神恐惧。当匆遽之一回,胜安床上百度。

    这段文字可以对中国古代**的“惟生殖目的论”做一个有力的驳诘。倘若仅仅是为了生子,何必惦记旅店隔壁的美丽女子又何必为之辗转反侧何必为之癫狂又何必于梦中请人为之说媒甚至在梦中与美女交合,弄得自己魂飞魄散,肝肠寸断当真是“妻不如妾,妾不如偷”。虽然偷情是快乐的,但心中的担忧和恐惧还是有的。有些男女随便野合,没有床

    铺,为怕别人发现,在背墙角、草坪、草木深处等地草草行事,或铺裙子,或在身下垫些草;或弯腰从背后插入,或站立靠着柱子交合,虽然有些担惊和不适,但这种幽会和交合,胜过床上的百次。

    这篇奇文中也提到了古人的一种**养生法还精补脑。即指当**即将到来时,有时故意不射精,使精液回转而不泄,再深深地吸气,并吞咽口中津液,据说此法可以益寿养生。近世有医家指出,所谓的还精补脑,不过是古人的一种臆测,毫无科学根据,而且,这种做法还易导致前列腺炎,使人过早丧失性功能。可惜此说已无法告知古人。

    五、奇异的求爱方法不可解的方法与不可解的爱情凡欲令妇人爱敬,子日取东南引桃枝,则作木人,书名,安厕上,验。

    敦煌唐人攮女子婚人述秘法

    中国古人素以含蓄著称,帏幄秘事于外人是万万不能讲的。于是,关于此类问题的探讨也就显得尤其少。所幸的是,开放的大唐帝国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足以填补我们的某种欲求。

    在敦煌唐人中,由于**习俗的泛滥,产生了一系列奇异的男女求爱的新方法。攮女子婚人述秘法就是奇异的求爱法之反映。所谓“攮”,通“禳”。即祈禳,意为祈求福祥,祛除灾变。“婚人”指结过婚的男人。

    已婚女子在得不到丈夫的爱情时,有许多方法向丈夫求爱。譬如用赤着的脚放在丈夫肚脐处抓痒;譬如把丈夫的大拇指甲烧作灰,用来饮酒,表示对丈夫极为尊敬,以赢得丈夫的怜爱;譬如取自己下眼睫毛14根烧作灰,用来饮酒,用这种轻微的苦肉计赢得丈夫的怜爱;譬如将自家门户下方五寸范围的泥土取出得到魔力,表示对自己丈夫极度的爱,以赢得丈夫的畏敬与爱情。

    男子求爱方法并没有比女子高明多少,然而,其使用率却远远超出女子。

    桃枝求爱“凡欲令妇人爱敬,子日取东南引桃枝,则作木人,书名,安厕上,验。”男人得不到妻子的爱,便以为是有鬼将自己妻子的魂勾跑了。于是在某月第一天取东南桃枝做一个木人,上面写上所爱女子的名字,将它安放在厕所上,就可得到这个女人的爱情了。

    关于桃枝的神奇色彩,文献屡有记载。事物纪原卷八引玉烛宝典云:“元曰施桃版着户上,谓之仙木,凶郁垒山桃,百鬼畏之故也。”山海经曰:“东海度朔山有大桃树,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门东北曰鬼门,万鬼出入也,有二神,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众鬼之害人者,于是黄帝法而象上,驱除毕,因立桃版于门户,画郁垒以御凶鬼,此则桃版制也。盖其起自黄帝,故今世画神像于版上,犹于其下书右郁垒,左神荼,元日以置门户间也。”

    庚子书女名“凡欲令女爱,以庚子日,书女姓名,方圆,无主,即得。”这是未婚少男求其所爱的姑娘之法。意为,凡欲取少女之爱者,在“庚子日”吉日写上这女孩子的姓名,贴在其处,如果女方无主,便可得到她了。现代人看来虽觉可笑,但敦煌唐人却是虔诚信之。为什么一定“庚子日”才能书贴呢因为庚子是吉日,据佰三二四七大唐同光四年926具丙一卷所记:“正月十二日庚子土执,修寨穴吉。”“四月十五日庚子土危,镇吉。”“六月十六日庚子土执,裁友吉。”所以必需在庚子吉日书名才有效。

    喝发灰酒这一方法与女子喝丈夫的指甲灰酒有一拼。“凡男子欲令妇爱,取女头发,烧成灰,以酒和成服之,验。”这是一种感化之法,认为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爱得要命,为了要得到她的爱情,想方设法弄到她的数根头发,将它烧成灰,和酒饮下肚,便能使女子感动得爱他了。

    上述种种方法,是敦煌唐人认定的求爱药方。

    但奇异的是,吃药在男方或女方,却治好了对方之病,召回了对方之魂,这就是敦煌民间求爱法的神秘有趣之处。总之,在敦煌唐人看来,爱情是神秘不可解的,吃这种不可解之药,便能得到这种不可解的爱情。

    这其实是巫术在情爱中的应用。

    利用巫术来求爱,主要遵循如下两种原则。

    其一为感应律。凡曾经接触过的两种东西,以后即使是分开了,也能互相感应,这种叫做“接触巫术”,比如一个人的衣物或东西,因为曾经接触过这个人的身体,施巫术于此物,这些衣物或东西就能与人体互相感应,其人必然受其影响。敦煌唐人认为女子将赤足触夫脐处,必得爱敬,就是典型的接触巫术。还有写着妻子姓名吉日,必得女爱,也是这种巫术恋爱之反映。

    第二种原则为相征律。这种也叫“模仿巫术”。一般来说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同类相生死,如仿照某人形状做木偶,此木偶便与某人同类,置木偶于死地,也象征着某人已亡。另一种是同类相疗法,这是最早的巫术医学产生的原则,即吃动物的某一部分器官,就能补救人的某一部分器官。

    上面所述,敦煌唐人认为凡欲取得妇人爱敬,“子日取东南引桃枝,则作木人,书名,安厕上,验”。就是模仿巫术恋爱。其特征是以“木人”象征所爱对象。

    在宋代仍有模仿巫术,是用寺庙中的土偶来治疗男子的遗精、性衰竭、阳萎等病。据宋朝洪迈夷坚志甲志卷十七说,宋代有一姓黄的行者,看见寺庙中有尊泥菩萨**垂于被外,便用手去抚爱,以后每到庙里来烧香,便来摸**,后来他便有幻觉,感到泥菩萨眼睛动起来,和他一起到屏内去**,自是日以为常,经月以后他便病了。庙里的老和尚暗地里偷看,跟着那泥胎演化的妇人上山,后来有一天,等到那妇人又来时,便用手杖打她,她铿然扑地,泥菩萨成了碎土块,奇怪的是在土中得到一个泥儿胎,好像怀孕数月的娃娃。老和尚令黄某人把泥胎带回家,弄成屑末,和药以食,终于治好了性虚。这就是模仿巫术治病虚构的故事,用来迷惑更多人。

    第19节出卖**的人

    风月无边妓女是叫许多中国人尝尝罗曼斯的恋爱滋味。而中国妻子则使丈夫享受此比较入世的近乎实际生活的爱情。

    林语堂

    名妓对中国文学的推进作用无可置疑。这笔旧账翻开来,恐怕不风流的古代作家寥寥无几。妓女对于作家心灵的宽慰自然是作家们才思涌泉的好引子,更为直接的,以妓入文,吟咏风月,才子佳人故事成了重要的创作题材。南齐苏小小,唐朝的李冶、薛涛、鱼玄机,宋代的李师师,明清之际的李香君、柳如是、顾眉,近代的赛金花、小凤仙等都属于这一类喜爱结交名流的风尘女子。她们沦落风尘,完全违背三从四德的古训,本应受到封建礼教的绝对排斥,可是,众多有不凡见识的文人墨客却对她们表示出极大的宽容。

    以唐朝薛涛为例,她遗留下的诗大部分是赠答相知者的,其中有头有脸的人物就有韦皋、高崇文、武元衡、李德裕、元稹、刘禹锡、萧岉等等。元稹、白居易等著名诗人都有诗赠她。这种一唱一和,无疑提高了薛涛的社会地位。一千多年下来,薛涛的诗尚传世90首,李冶的也有14首,实属不易。而且,她们的诗作都被收入了全唐诗中。

    然而,仅仅有文采就可以逾越男性所设置的道德标准吗个中秘密何在

    原来,在男性设置的道德规范下,有文采的风尘女子适应了他们的一种需求为寻求异性刺激和抒发抑郁感情,为研讨诗文,为显示雅士风度,为出风头和提高名声从某种意义上,能够与有文采的风尘女子在一起,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如薛涛一般的风尘女子聪慧过人,修养也很好,是文士雅聚的理想坐客和监令。有她们出场,男士们兴致就上来了。据唐语林记载,一次西蜀官员聚会,薛涛在座,行酒令,要求语带禽鱼鸟兽内容,一位刺史说“有虞陶唐”,其实“有虞氏”非鱼,说错了,大家忍住没笑出来;轮到薛涛,她说“佐时阿衡”,众人说她话里没有鱼鸟,应当罚酒,她却笑着辩解:“衡”字里有小鱼子,刺史大人的“有虞陶唐”才没有一点鱼呢说得众人大笑起来,那位刺史也才恍然大悟。薛涛机智风趣的应对,令满座生辉,妙趣横生,士大夫当然要征召她们游宴了。

    元稹寄赠薛涛说:“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薛涛写了那么多的赠答诗,原因就在这里。在“伴君如伴虎”的年代,官员地位不稳定,妓女年老色衰就更悲惨,两者之间有着命运无常的共同点。被贬江州的白居易,见到“老大嫁作商人妇”的长安妓,同病相怜,写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著名诗句。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风尘女子想要在社会上立足,就必须遵守这个规则,想方设法得到士人的赏识。因为士人不仅能抬举她们,也能贬抑她们。据说以写侠士诗闻名的唐人崔涯,每将诗题于娼肆,不胫而走。他的毁誉,能令这个娼馆或者门庭若市,或者门可罗雀。他写诗嘲笑李端端,李忧心如焚,请他可怜,另写一首好的,他应允了,于是豪富争到李家去。

    士人的社会生活需要捧出名妓,名妓更需要士人的扶持。双方实现了生物学上的共生关系。

    “娼圣“

    三百六十行中,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就是为自己所从事的行当找一个“开山鼻祖”或圣达贤人。比如教书先生把孔夫子当鼻祖,木匠认为鲁班是鼻祖,音乐界推李龟年为“乐圣”,爱茶人称陆羽为“茶圣”,就是这个道理。娼妓也不例外,为了表示这个职业的合理合法,她们也找到了自己的“娼圣”,也就是娼妓神。

    是谁当此重任呢据称是春秋时的大政治家管仲。清代的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云:“娼族祀管仲,以女闾三百也。”关于“女闾三百”一事,战国策东周策云:“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明人谢肇浙的五杂俎云:“管子之治齐,为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国。”由于管仲是历史记载最早公开地、大规模地设娼者,所以被后世妓女奉为祖师与神明。

    除管仲外,古代娼妓还信奉白眉神。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白眉神长髯伟貌,骑马持刀,与关公像略肖,但眉白而眼赤。京师人相詈,指其人曰“白眉赤眼者”,必大恨,其猥亵可知。徐珂的清稗类钞说他又叫妖神:“娼家魔术,在在有之,北方妓家,必供白眉神,又名妖神,朝夕祷之。”千百年来,娼妓对白眉神十分恭敬,“初荐枕于人,必与艾僸老公猪,指嫖客同拜此神,然后定情,南北两京皆然也”。

    娼妓为男人们提供的效率与公平

    中国古代社会,对于男性实行的是一种有限的性自由。它的限定条件就是:只要是不会破坏婚姻和家庭的性关系就允许;凡是有可能破坏婚姻家庭的性关系,则必定严厉谴责与禁止。也就是说,一个拥有相当的财产和社会地位的男人,在家里完全可以除了妻子以外,再拥有妾小老婆,拥有婢丫鬟。他可以只跟妾过性生活但是不能因此而抛弃正妻,也可以与婢发生性关系只要事后把她“收房”,纳为妾。但是在家庭以外,他却不能与任何女性通奸,也不能拥有任何现在意义上的“情人”或者“第三者”。这是因为,如果女方已经结婚,这就会破坏别的男人的婚姻;即使女方还没有结婚,她的失贞也会破坏她将来的婚姻,或者使一个其他男人无法找到老婆。这就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里非常根深蒂固的“社会公平”的内涵在性关系方面的具体化。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限定,就必然会有让步和另外的宽容。那就是允许娼妓的存在和男人有限度的**。这是因为,娼妓的社会身份往往是非自由人或者半自由人所谓“卖身”、“养女”等等,不可能与一个有一定财产和地位的男人结婚,充其量也不过是被男人“赎身”而成为他的小老婆。这虽然往往会使这个男人很丢脸或者没面子,但是却并不违反社会制度。怪是怪了一些,但是毕竟无伤大雅,于别的男人无妨,社会当然不会大加干涉,笑话笑话而已。对于低阶层的男人来说,就是明媒正娶一个妓女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那个妓女在婚后能够恪守妇道就行。

    这样一来,妓女的等级实际上就与社会上男人的等级相一致了:贫寒之男只能去烟花巷里的娼“寮”寨子般的,找那些惨不忍睹的烂娼;小康之男可以去一些有头有脸的妓“院”像个家居,找那些类似小家碧玉的妓女;而那些体面的男人则去那些够得上“楼”富贵显赫之处的地方,找那些往往是远远胜过妻妾婢尼的高级妓女。

    第20节暧昧的历程

    对中国古代同性恋的考察普通的友爱是允许的,但同性间的**抚、性抓伤、咬睫毛和嘴唇接触等都应该遭到厌弃。

    [英]马林诺夫斯基未开化人的恋爱与婚姻

    有关中国古代同性恋的记录非常之多,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不少有关同性恋的文献流传下来,这种流传与保留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

    迄今为止,同性恋依然被很多人视做一种病态心理的反映。而在信息相对闭塞的古代社会,这种隐秘的事情是如何传播的呢看了这些被记录得神乎其神的细节,你会不会对古人的传播能力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君王同性恋

    战国策魏策中记载,有一天魏王和他的男宠龙阳君一起钓鱼,龙阳君钓了十几条鱼,可是却很伤心。魏王问其故,龙阳君说:“当我钓到第一条鱼时满心欢喜,后来我又得到更大的就把第一条扔了。现在我受宠于你,可四海之内漂亮的人很多,有朝一日我就会像第一条鱼那样被扔掉。”魏王说:“你有这种想法为何不早告诉我”于是发布命令,如有人在魏王面前提出另一个美貌者,就满门抄斩。当时统治者利用权势玩弄俊男很少有不移情别恋的,魏王颁布这一命令足见其用情专一。

    清代帝王中最有同性恋嫌疑的当属乾隆。清稗类钞异禀类记录了一个妃子的死。说,清世宗雍正帝的一个妃子,美貌娇艳。乾隆十五岁那年,进宫办事,从那妃子身边过,看见妃子对着镜子梳头,乾隆心性天真,便上去从后面捂住那妃子的双眼,想与妃子开个玩笑。妃子哪里知道是太子,被乾隆这么一捂,吓了一大跳,顺手把梳子朝后砸了过去,正好砸在乾隆的脸上。乾隆一疼,立刻放手。第二天,世宗发现了乾隆脸上的小伤疤,问他怎么弄的,乾隆不肯说。后来在严厉斥责之下,乾隆才如实说。太后闻听,怀疑妃子调戏太子,立刻把那个美貌妃子赐死了。乾隆大哭,把一根手指染成红色,在妃子的脖子上点了一下,说,“是我害了你,如果魂灵保佑,那就让你在二十年后和我相聚吧。”

    乾隆中叶,和珅以满洲官学生的身份进宫做了銮仪卫,具体工作是抬轿子。有一天,乾隆爷想外出,仓促之间找不到黄盖,乾隆爷问四周人等:“这是谁的过失”和珅连忙说:“典守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乾隆循声一看,觉得和珅这人非常眼熟,却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回宫之后,回忆自己从小到成年之间的事情,猛然间觉得和珅与那位因为自己而受牵连死去的妃子面貌相似。于是密召和珅入宫,仔细观看他的脖子,发现“指痕犹在”。乾隆爷认定眼前的和珅就是那美貌妃子转世,对和珅“倍怜之”。之后,和珅的仕途一路扶摇,终至相位。乾隆爷即将退位时,对和珅说:“我和你关系非同寻常,后人将不容你。”果然,嘉庆帝即位不久就把和珅赐死。

    这则记载于清朝野史大观中的文字传奇至极却大有可信之处,否则,以乾隆爷的明察秋毫,怎能不知和珅巨贪所以不查办他,大概正是因为君臣之间的某种特殊关系。

    男风

    宫廷同性恋当然会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但真正使男性同性恋形成一种社会风气的,应该说还是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性观念和性取向的改变,尤其是士人和官员的广泛参与。在中国古代,士人是社会风气和潮流的领导者,他们的趣味和倾向有时往往会比朝廷的诏令更具号召力。

    大量的文学作品中细致地反映出男风的生活,这体现出文人士大夫对男风一事的宽容。汤显祖的牡丹亭第二十三出冥判,以十分轻松幽默的笔调,写出了酷好男风的李猴儿在冥间所受到的喜剧性的发落。现实生活中,汤显祖对同性恋行为同样很是宽容甚至赞赏。

    万历十二年,当时的礼部主事、名士屠隆因为喜好男风而遭罢官。时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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