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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剥夺将导致注意力难以集中、记忆力变差，在改革创新解决问题，以及人际交往方面，将出现不同程度的障碍;尤其是长期的慢性睡眠剥夺，将直接恶化人的心理感受。案例:志强厂利用隐性指标对员工竞底生产电话机的志强厂为了让电话机外壳有缤纷绚丽的色彩，需要进行一道喷油工序，即将油漆雾化后喷涂在机壳表面。因此，操作工必然会吸入三苯，即苯、甲苯、二甲苯。2006年，据深圳宝安区不完全统计，全区有1050家工厂接触三苯的员工高达15074人。长期接触三苯，会导致头疼、牙龈出血、食欲减退、失眠多梦，甚至引发癌症或白血病，国家规定对此工种有相应的社会福利待遇。
第171节：五、显性指标与隐性指标
和众多的竞争对手一样，志强厂喷油车间的空气里，三苯含量明显超标;厂方也很少给操作工配发个人防护用品，没有健康检查和相应的福利，只是为了降低成本。操作工一般在志强厂干两三年后，会自行流失到其他的企业或回老家，这时他即使爆发了与三苯有关的职业病，也已经不是志强厂的员工，与志强厂无关。因此，操作工的长期健康，就很自然地被这一行业当做外部成本，不会在工厂的运营成本中加以考虑。对志强厂而言，成本是显性指标，应该大力降低的;而员工的长期健康就是隐性指标，可以为保证显性指标而忽略。在血汗工厂存在的这类竞底，也可以在其他行业中找到:家电零售商国美追求的显性指标是销量、利润、开店数量、促销商品的低价格，而隐性指标则是供应商的容忍度，消费者对服务的忍耐;史玉柱脑白金追求的显性指标，是知名度、销量、利润，而隐性指标是，恶俗广告对中国人文环境的破坏程度;对科研人员来说，发表论文的数量是显性指标，只有在某类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科研人员才可能晋升职称，而职称的晋升意味着竞底实力的增强，相应能获得更高的待遇和更多的课题及经费，但这些论文是否真正有价值，则是一个很难被人考核的隐性指标;在2008年毒奶粉事件中，奶粉的蛋白质含量是显性指标，而三聚氰胺则是根本不检测的隐性指标，因此作恶者就竞相添加，直至击穿底线。案例:聂耳文化广场和聂耳故居的不同待遇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作者聂耳是中国人熟知的文化名人，近年来，聂耳的故乡玉溪市耗资数亿元、占地上千亩，建成了聂耳文化广场，并人工修建了聂耳山，在山上竖起了11米高的聂耳铜像。而在昆明，聂耳出生成长的故居，则是一栋老式土坯房，摇摇欲坠，门窗被砖块封死，楼房用木架支撑着，四周一片荒芜，一人多高的杂草中麻雀乱飞，仿佛人们对聂耳的纪念和尊崇无以复加，又仿佛人们对聂耳弃之如敝屣，他的故居成了妨碍旧城改造的多余物。
第172节：五、显性指标与隐性指标
为什么两者的待遇有如此大的不同只是因为聂耳文化广场是竞底者们追求的显性目标，是用以装点形象的政绩工程;而真实的富有纪念意义的聂耳故居，则不过是隐性的目标，当然不会受到重视。也许经过舆论的呼吁之后，聂耳故居也会变成显性指标，从而荣幸地获得竞底者们的修缮保护。中国的古典文学中常常有被冤屈的草民，击鼓鸣冤或拦截告状，遇到青天大老爷后，沉冤得以昭雪的情节，这实际上也是让原本是隐性指标的冤案，成为青天大老爷视野中的显性指标，最终让问题得以解决。将隐性指标转变为显性指标是竞底的一个法宝。如:某乡对计划生育重视不够，管理该乡的正领导就将计划生育列入一票否决制，只要计划生育考核不达标，就撤乡长和乡党委书记的职，乡领导迫于无奈，只好把压力加在村长和村支书身上，最终，超生者们的房被揭、锅被砸、牛猪被牵走的事屡有所闻，超生者们则玩起了超生游击队的花样，来对这种竞底政策实行反竞底。案例:追求显性指标:举国体制下的中国竞技体育2008年奥运会上，中国获得金牌数第一，举国欢腾。但也有好事者撰文指甲盖上的体育强国，称中国人均拥有的体育场地，只有手指甲盖那么大一点中国人是否只有那么丁点运动场地，没有较权威的数据，不便评论。但南风窗杂志2008年15期报道:河北黄骅市南排河镇前徐小学，整个学校仅有一双跑鞋，鞋钉都快掉光了，每个孩子去参加运动会，体育老师张国忠都要去周边学校借跑鞋。奥运会之后，有关中国体育遵循的举国体制，有人反对，有人赞成。很快，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坚定不移地宣称:对于举国体制，我们的态度很明确，一要坚持，二要完善。局长这样概括举国体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运动员在各类国际体育比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一条重要的经验是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有效组织，就是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效配置全国的竞技体育资源。我们将此形象地概括为举国体制。
第173节：五、显性指标与隐性指标
同时，局长还特意强调体育的政治色彩淡，但政治功能强。所谓的政治功能，实际上就是显性指标。要到什么时候，金牌才能退出显性指标的行列，体育才能回归其健身、娱乐的正常功能呢那就是中国真正崛起，中国人真正对自己有信心的时候。因为那时中国人既不需要金牌来为自己撑门面，也不需要它来为自己鼓信心。显性指标体现的是结果，而隐性指标重视的更多是过程。强调显性指标，和中国人注重成者王侯败者寇的心理，一脉相承，有着极深的历史、文化渊源。所谓的成功就是达到某项显性指标，如获得天下或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但这种成功的过程和方法中，使用了何种悖情逆理的竞底方式，如元、清入主中原时惨绝人寰地大肆屠杀平民，三鹿的掺毒，就成了不被重视的隐性指标，而实际上这些被刻意忽略的隐性指标，才是事物的关键本质。重视显性指标使中国的企业家们，倾向于结果导向，而非过程导向。他们极其重视销售业绩、利润指标，如中国的家长们极端重视孩子的分数一样;而西方的企业家则更加重视这个行业是有前景的，我在这个行业中尽量做到更好、更强，财富就会源源不断地涌过来，西方的家长更重视让孩子成为有尊严、有**判断能力、热爱生命的人，这样他们长大后自然会成为对社会有用，能够自食其力的人。中国各地政府非常热衷于搞形象工程，而很难扎扎实实为百姓办实事，同样也是因为形象工程是显性指标，而那些琐碎、繁杂的实事，能改善的却只是隐性指标，很难拿到桌面或媒体上炫耀。案例:华为追求的显性指标华为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市场，而市场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订单，因此华为的最显性指标，就是订单的数量和金额。尽管华为保持刻意的低调，但每年都会高调宣传其销售总额以及销售增长率，如同各级政府公布其gdp和增长率一样。因为这种宣传能增加其产品市场的声誉，提高在就业市场的号召力，自然而然、不着痕迹地增加其竞底实力。
第174节：五、显性指标与隐性指标
人们常常说华为是一流的市场，二流的服务，三流的产品。华为很清楚其竞底的本质，知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如果不小心产品没有做好或者服务没有做好，击穿了底线，但由于有良好的客户关系，至少可以对危机进行修补。从这种意义上说，华为的文化对外就是订单文化:为了获取订单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对内则是考绩文化:一切考绩以订单为本，当然不会以人为本。这种文化从产品的研发开始:研发部门的奖金直接与产品的市场收益紧密挂钩，同时公司的生产、供应、服务、人力资源等部门，全部以市场为导向。而华为的市场部门则是人员最多、费用最大的部门:为了对外显示公司的实力，其办公地点往往选择当地最漂亮、最昂贵的写字楼，如吉隆坡的双子星大厦，上海的金茂大厦。为了达成显性指标，华为依靠的是彻底的狼性，这种狼性要求:1有极敏锐的市场嗅觉，能够迅速发现和捕捉瞬息万变的商机;2能够发挥团队的力量，使得猛虎不敌群狼;3完全彻底的实用主义，不讲究规则，不拘泥于战法和套路，成者王侯败者寇，一切以搞定订单为终极目标。为了打造数万条能争善拼的凶狼，去最大限度地追求显性目标，华为的市场部门:1员工工资和各种补贴较高;2奖金内部股分配额度与业绩更加直接、彻底地挂钩;3市场人员有很大的招待客户的签单权，这可以为他们赢得一些灰色收入。任正非要的是敢花钱、能拿单，至于业务员趁着花钱的机会，为自己捞些好处，他自然心知肚明，因为狼是不讲原则的。但只要功劳远远大于过失，他就可以睁只眼闭只眼，他很清楚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中国式领导之道。华为在客户接待上的出手大方，是业界有名的，它的口号同样充满竞底色彩:把客户震撼，把订单留下。客人来访一般都是头等舱和五星级宾馆，为了需要，也可以租用直升机或专用商务飞机。同时华为参加世界上所有能够参加的电信、it行业展览会，每次展会都极为隆重、花费巨大，如2000年香港电信展，邀请了全球2000多家客户，花费约2亿港元。
第175节：五、显性指标与隐性指标
华为的客户接待是日常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它是一项周密、完善的系统工程，对什么客户，由什么人出面接待，接待人拿什么名片，吃、住、行、玩的规格，与客户交流什么内容，参观哪些示范点，要达到何种目的都像策划战役一般精心设计，力争做到接待一个搞定一个，接待一群搞定一群。既然订单是华为追求的显性目标，它又由一群最聪明的人组成，因此，就会制造一系列标准来加以考核:1考核订单的总销售额;2考核销售额的增长率;3考核市场占有率;4还要考核自己的对手的以上各项指标，如果增长率不能远远高于对手，那么销售额再大，也不能算成绩好。显然，在如此众多的指标的压力下，华为的市场人员除了把自己变成狼，拼命地驱赶对手、追逐客户，别无他途。可以想见，在这种生存环境下，压力会有多大。每年年初，华为的各级市场部门主管都要集中到公司，既考评上一年度任务的完成情况，又和公司签订下一年的销售任务书，即军令状。军令状完成的好坏不仅直接影响到各级市场人员的奖金，还与他们的升迁、加薪、内部股配额密切相关，如果销售指标完成得不好，随时会被降职、调岗。虽然这种方式是中国企业的常态，但华为的军令状更富竞底色彩:它不仅要考核自己的市场越来越大，还要考核对手的市场越来越小，这就给市场人员极大的压力。如2004年华为驻东南亚某国首席代表业绩非常好，原以为会受到嘉奖，但华为的国内对手也在该国签了一份不错的合同，最终该首席代表因未能完成封杀对手的指标而被调离该国。因此，为了完成军令状，华为的市场人员也不得不玩命式地对内竞底，因过多的喝酒、应酬，发生严重脂肪肝，甚至肝硬化死亡的事例，在华为并非罕见的新闻。华为追求显性指标的成绩斐然，每一年它都能按人们的预期，交出一份漂亮的答卷。但作为一个竞底企业，增长是有底线的:近年来，华为的毛利率和净利率，都在逐年大幅度、不可扼制地下滑，说明它的商业模式越来越接近底线。那么这套以高投入、高消耗，追求高产出的模式还能否运转下去呢
第176节：五、显性指标与隐性指标
华为追求的另一项显性指标是专利数量。多年来华为在中国的专利申请位居第一，2007年全球排名第四。案例:将隐性指标变成显性指标，广州加强河道治污工作广州一直非常重视治水工作，但水质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好转，最明显的问题就是，虽然建了不少排污管网，但很多污水却没有排进来。因为处理污水要花钱，而将污水直排则省钱省力，至于环境的破坏，由于没有列入对官员们的硬性考核，尤其没有所谓的一票否决制，因此官员们对治污问题，虽然非常重视，但并未真正往心里去。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广州市市长在2008年11月12日召开的全面加快污水治理和河流整治工作会议上，对各区提出明确要求:到2010年7月，你们这些书记区长要在辖区内选一条河流游泳，可不能选最好的那条。此招一出，将河道的清洁和区长们的切身利益紧密挂起钩来，当地媒体普遍叫好，而区长们也纷纷附和。人们估计到2010年，广州河流的水质会有较大改善。案例:中国的大学们追求的显性指标和忽略的隐性指标陶东风是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他曾谈到中国大学的怪相:中国大学给我的最大印象就是大兴土木，疯狂扩张，校园巨大无比一般在三千亩以上，有些大学的新校区就是三四千亩，加上旧校区就更大了，硬件设施可谓一流。在我去过的美国、澳大利亚一些大学，校园超过三千亩的好像不多，其中麻省理学院占地面积只有168英亩，大约相当于中国的1500亩更严重的是:这么巨大的面积实际上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占用了本来十分稀缺的良田不说，同时也为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带来极大不便，比如，从教室到宿舍要长途跋涉，花费很长时间。中国正在扩张的许多大学，除了面积巨大，其他所谓硬件设施，比如电化教学程度，其进展速度也让人吃惊。许多大学的教室都配备十分先进的多媒体设施。遗憾的是利用率却不高，好像并不都是出于教学的实际需要，而是出于评估需要。评估需要在中国的语境中，实际上也就是政绩需要，不管用得着用不着先装了再说。有意思的是，美国的纽约大学布法罗分校的多媒体教室不多，预约非常困难。他们的教授感叹:你们中国比我们现代化啊。不知道是讽刺还是真话。
第177节：五、显性指标与隐性指标
另一个对比强烈的事情是:中国大学上至校级机关的每个办公室，下至每个院系的每个办公室，办公室的每个行政人员，都备有非常高级的电脑，一律的液晶显示器。相比之下，美国大学不但行政办公室数量以及行政人员数量比中国少得多，而且电脑的级别也低很多。我在布法罗大学的时候，看到所有教授办公室的电脑都是比较陈旧的，更不要说液晶显示器了。这是一个方面的对比。另外方面的对比也同样强烈。比如，中国大学的图书馆不但藏书数量有限，每年用以购买图书的经费非常少，而且服务质量极差效率极低。借一本书要花半天的时间:找书目卡片，填写书号书名，然后交给管理员，等了半天还经常没有。而美国大学的图书馆不但图书数量多，而且服务水平很高，不要说自己可以自由进去取书看书，不要说每个座位都可以接电脑，而且馆际借书十分方便。在布法罗大学的时候，如果我要借的书没有，他们就请我写上该书的信息，一个星期以后这本书已经放在我的信箱里面了。总起来看，中国大学的确是在搞面子工程，完全不是以人为本，以学术为本，而是以上级领导为本，以面子为本，以所谓的政绩为本。好像有了高楼大厦就是政绩，就是国内一流或国际一流，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这样的政绩越大，恐怕离高等教育的宗旨越远。显然在这里，校园的占地规模、硬件设施、办公条件都是显性指标，相比之下，图书馆的藏书和服务，则是隐性指标。但一所好的大学，究竟是让师生们在空荡荡的、相距遥远的大楼之间奔来跑去，还是应该让他们拥有充足的图书资料，接受良好的教育呢中国的大学除了以上的竞底，在招生、课程设置、师生考评等各方面，都存在深刻的竞底，大学应该是由最聪明的人组成的地方，中国的大学办到如此程度，教育者们实在应该深思。竞底者过于追求显性指标，很可能导致其击穿底线。
第178节：五、显性指标与隐性指标
俗话说:上帝要使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竞底者热衷于追求显性指标，当看到显性指标有大幅提升时，往往会有很大的快感，这种快感激励、迫使竞底者越发忽视隐性指标的恶化，形成竞底嗜好。由于不断地挑战底线，以获得显性指标的增长，给人以疯狂的感觉。最终的结果是击穿一条或多条底线，以致毁灭。中国历史上，秦帝国、隋王朝的快速覆灭，过于追求显性指标，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案例:两个竞底者之间的较量1937年，巴黎召开国际博览会，德国馆正好坐落在苏联馆的对面。因此，希特勒觉得这是新德国同苏联较量的一个机会。德国馆的建设就成了纳粹德国的一项政治任务。希特勒要求，德国馆一定要超过苏联馆，这样才能显示出日耳曼人比斯拉夫人更优越。斯大林也意识到这一点，苏联馆的建设，也向力量巨大、雄伟方向全面升级。希特勒给他的心腹设计师下了一道死命令:德国馆的设计，务必要在各个方面超过苏联馆。为此，设计师专门到巴黎实地考察，当他看到已建成的苏联馆顶楼上，有工农兵雕像这个鲜明的意识形态符号时，他决定用德意志的雄鹰，去同对面的斧头镰刀针锋相对。如此看来，很像中国的风水师之间互相斗法。为了建设德国馆，希特勒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财力，最终竟用了1000个车皮，把100000吨德国建材运往巴黎。最后，希特勒对德国馆十分满意，颁发了一枚金质奖章给设计师;而他的对手斯大林也不甘示弱，同样给设计师发了一枚金质奖章。这两位竞底者显然都想通过展览馆，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技术成就和崭新风貌，从而向世界显示自己的实力。很快，建筑上的竞底，演变成战场上的竞底。在战场上，希特勒也时刻不忘显性指标，他对斯大林格勒的争夺，主要出于政治目的，而非军事目的，他希望拿下这个以苏联领导人命名的城市，就可以极大鼓舞轴心国阵营的斗志，打击对手的士气。而同样，斯大林也要求全力坚守这个政治意义显著的城市，双方展开了殊死的决斗。最终，希特勒被盟军打到底线。
第179节：五、显性指标与隐性指标
从这个事例我们可以看到，竞底者追求显性指标的嗜好，是多么强烈，因为显性指标可以帮助他们明显提高竞底实力。但显性指标的提高，并不意味着综合质量的提高，所以中国人常常生活在矛盾之中:金钱虽然增加了，但幸福感却并不随之增长;房子虽然有了，却找不到家的感觉;知识虽然学了一大堆，但见识和智慧却没有增加;效率虽然提高了，但最终的效果并不好;储蓄虽然多了，但真正的财富却没有多。对李志强的公司而言，订单虽然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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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剥夺将导致注意力难以集中、记忆力变差，在改革创新解决问题，以及人际交往方面，将出现不同程度的障碍;尤其是长期的慢性睡眠剥夺，将直接恶化人的心理感受。案例:志强厂利用隐性指标对员工竞底生产电话机的志强厂为了让电话机外壳有缤纷绚丽的色彩，需要进行一道喷油工序，即将油漆雾化后喷涂在机壳表面。因此，操作工必然会吸入三苯，即苯、甲苯、二甲苯。2006年，据深圳宝安区不完全统计，全区有1050家工厂接触三苯的员工高达15074人。长期接触三苯，会导致头疼、牙龈出血、食欲减退、失眠多梦，甚至引发癌症或白血病，国家规定对此工种有相应的社会福利待遇。
第171节：五、显性指标与隐性指标
和众多的竞争对手一样，志强厂喷油车间的空气里，三苯含量明显超标;厂方也很少给操作工配发个人防护用品，没有健康检查和相应的福利，只是为了降低成本。操作工一般在志强厂干两三年后，会自行流失到其他的企业或回老家，这时他即使爆发了与三苯有关的职业病，也已经不是志强厂的员工，与志强厂无关。因此，操作工的长期健康，就很自然地被这一行业当做外部成本，不会在工厂的运营成本中加以考虑。对志强厂而言，成本是显性指标，应该大力降低的;而员工的长期健康就是隐性指标，可以为保证显性指标而忽略。在血汗工厂存在的这类竞底，也可以在其他行业中找到:家电零售商国美追求的显性指标是销量、利润、开店数量、促销商品的低价格，而隐性指标则是供应商的容忍度，消费者对服务的忍耐;史玉柱脑白金追求的显性指标，是知名度、销量、利润，而隐性指标是，恶俗广告对中国人文环境的破坏程度;对科研人员来说，发表论文的数量是显性指标，只有在某类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科研人员才可能晋升职称，而职称的晋升意味着竞底实力的增强，相应能获得更高的待遇和更多的课题及经费，但这些论文是否真正有价值，则是一个很难被人考核的隐性指标;在2008年毒奶粉事件中，奶粉的蛋白质含量是显性指标，而三聚氰胺则是根本不检测的隐性指标，因此作恶者就竞相添加，直至击穿底线。案例:聂耳文化广场和聂耳故居的不同待遇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作者聂耳是中国人熟知的文化名人，近年来，聂耳的故乡玉溪市耗资数亿元、占地上千亩，建成了聂耳文化广场，并人工修建了聂耳山，在山上竖起了11米高的聂耳铜像。而在昆明，聂耳出生成长的故居，则是一栋老式土坯房，摇摇欲坠，门窗被砖块封死，楼房用木架支撑着，四周一片荒芜，一人多高的杂草中麻雀乱飞，仿佛人们对聂耳的纪念和尊崇无以复加，又仿佛人们对聂耳弃之如敝屣，他的故居成了妨碍旧城改造的多余物。
第172节：五、显性指标与隐性指标
为什么两者的待遇有如此大的不同只是因为聂耳文化广场是竞底者们追求的显性目标，是用以装点形象的政绩工程;而真实的富有纪念意义的聂耳故居，则不过是隐性的目标，当然不会受到重视。也许经过舆论的呼吁之后，聂耳故居也会变成显性指标，从而荣幸地获得竞底者们的修缮保护。中国的古典文学中常常有被冤屈的草民，击鼓鸣冤或拦截告状，遇到青天大老爷后，沉冤得以昭雪的情节，这实际上也是让原本是隐性指标的冤案，成为青天大老爷视野中的显性指标，最终让问题得以解决。将隐性指标转变为显性指标是竞底的一个法宝。如:某乡对计划生育重视不够，管理该乡的正领导就将计划生育列入一票否决制，只要计划生育考核不达标，就撤乡长和乡党委书记的职，乡领导迫于无奈，只好把压力加在村长和村支书身上，最终，超生者们的房被揭、锅被砸、牛猪被牵走的事屡有所闻，超生者们则玩起了超生游击队的花样，来对这种竞底政策实行反竞底。案例:追求显性指标:举国体制下的中国竞技体育2008年奥运会上，中国获得金牌数第一，举国欢腾。但也有好事者撰文指甲盖上的体育强国，称中国人均拥有的体育场地，只有手指甲盖那么大一点中国人是否只有那么丁点运动场地，没有较权威的数据，不便评论。但南风窗杂志2008年15期报道:河北黄骅市南排河镇前徐小学，整个学校仅有一双跑鞋，鞋钉都快掉光了，每个孩子去参加运动会，体育老师张国忠都要去周边学校借跑鞋。奥运会之后，有关中国体育遵循的举国体制，有人反对，有人赞成。很快，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坚定不移地宣称:对于举国体制，我们的态度很明确，一要坚持，二要完善。局长这样概括举国体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运动员在各类国际体育比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一条重要的经验是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有效组织，就是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效配置全国的竞技体育资源。我们将此形象地概括为举国体制。
第173节：五、显性指标与隐性指标
同时，局长还特意强调体育的政治色彩淡，但政治功能强。所谓的政治功能，实际上就是显性指标。要到什么时候，金牌才能退出显性指标的行列，体育才能回归其健身、娱乐的正常功能呢那就是中国真正崛起，中国人真正对自己有信心的时候。因为那时中国人既不需要金牌来为自己撑门面，也不需要它来为自己鼓信心。显性指标体现的是结果，而隐性指标重视的更多是过程。强调显性指标，和中国人注重成者王侯败者寇的心理，一脉相承，有着极深的历史、文化渊源。所谓的成功就是达到某项显性指标，如获得天下或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但这种成功的过程和方法中，使用了何种悖情逆理的竞底方式，如元、清入主中原时惨绝人寰地大肆屠杀平民，三鹿的掺毒，就成了不被重视的隐性指标，而实际上这些被刻意忽略的隐性指标，才是事物的关键本质。重视显性指标使中国的企业家们，倾向于结果导向，而非过程导向。他们极其重视销售业绩、利润指标，如中国的家长们极端重视孩子的分数一样;而西方的企业家则更加重视这个行业是有前景的，我在这个行业中尽量做到更好、更强，财富就会源源不断地涌过来，西方的家长更重视让孩子成为有尊严、有**判断能力、热爱生命的人，这样他们长大后自然会成为对社会有用，能够自食其力的人。中国各地政府非常热衷于搞形象工程，而很难扎扎实实为百姓办实事，同样也是因为形象工程是显性指标，而那些琐碎、繁杂的实事，能改善的却只是隐性指标，很难拿到桌面或媒体上炫耀。案例:华为追求的显性指标华为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市场，而市场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订单，因此华为的最显性指标，就是订单的数量和金额。尽管华为保持刻意的低调，但每年都会高调宣传其销售总额以及销售增长率，如同各级政府公布其gdp和增长率一样。因为这种宣传能增加其产品市场的声誉，提高在就业市场的号召力，自然而然、不着痕迹地增加其竞底实力。
第174节：五、显性指标与隐性指标
人们常常说华为是一流的市场，二流的服务，三流的产品。华为很清楚其竞底的本质，知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如果不小心产品没有做好或者服务没有做好，击穿了底线，但由于有良好的客户关系，至少可以对危机进行修补。从这种意义上说，华为的文化对外就是订单文化:为了获取订单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对内则是考绩文化:一切考绩以订单为本，当然不会以人为本。这种文化从产品的研发开始:研发部门的奖金直接与产品的市场收益紧密挂钩，同时公司的生产、供应、服务、人力资源等部门，全部以市场为导向。而华为的市场部门则是人员最多、费用最大的部门:为了对外显示公司的实力，其办公地点往往选择当地最漂亮、最昂贵的写字楼，如吉隆坡的双子星大厦，上海的金茂大厦。为了达成显性指标，华为依靠的是彻底的狼性，这种狼性要求:1有极敏锐的市场嗅觉，能够迅速发现和捕捉瞬息万变的商机;2能够发挥团队的力量，使得猛虎不敌群狼;3完全彻底的实用主义，不讲究规则，不拘泥于战法和套路，成者王侯败者寇，一切以搞定订单为终极目标。为了打造数万条能争善拼的凶狼，去最大限度地追求显性目标，华为的市场部门:1员工工资和各种补贴较高;2奖金内部股分配额度与业绩更加直接、彻底地挂钩;3市场人员有很大的招待客户的签单权，这可以为他们赢得一些灰色收入。任正非要的是敢花钱、能拿单，至于业务员趁着花钱的机会，为自己捞些好处，他自然心知肚明，因为狼是不讲原则的。但只要功劳远远大于过失，他就可以睁只眼闭只眼，他很清楚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中国式领导之道。华为在客户接待上的出手大方，是业界有名的，它的口号同样充满竞底色彩:把客户震撼，把订单留下。客人来访一般都是头等舱和五星级宾馆，为了需要，也可以租用直升机或专用商务飞机。同时华为参加世界上所有能够参加的电信、it行业展览会，每次展会都极为隆重、花费巨大，如2000年香港电信展，邀请了全球2000多家客户，花费约2亿港元。
第175节：五、显性指标与隐性指标
华为的客户接待是日常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它是一项周密、完善的系统工程，对什么客户，由什么人出面接待，接待人拿什么名片，吃、住、行、玩的规格，与客户交流什么内容，参观哪些示范点，要达到何种目的都像策划战役一般精心设计，力争做到接待一个搞定一个，接待一群搞定一群。既然订单是华为追求的显性目标，它又由一群最聪明的人组成，因此，就会制造一系列标准来加以考核:1考核订单的总销售额;2考核销售额的增长率;3考核市场占有率;4还要考核自己的对手的以上各项指标，如果增长率不能远远高于对手，那么销售额再大，也不能算成绩好。显然，在如此众多的指标的压力下，华为的市场人员除了把自己变成狼，拼命地驱赶对手、追逐客户，别无他途。可以想见，在这种生存环境下，压力会有多大。每年年初，华为的各级市场部门主管都要集中到公司，既考评上一年度任务的完成情况，又和公司签订下一年的销售任务书，即军令状。军令状完成的好坏不仅直接影响到各级市场人员的奖金，还与他们的升迁、加薪、内部股配额密切相关，如果销售指标完成得不好，随时会被降职、调岗。虽然这种方式是中国企业的常态，但华为的军令状更富竞底色彩:它不仅要考核自己的市场越来越大，还要考核对手的市场越来越小，这就给市场人员极大的压力。如2004年华为驻东南亚某国首席代表业绩非常好，原以为会受到嘉奖，但华为的国内对手也在该国签了一份不错的合同，最终该首席代表因未能完成封杀对手的指标而被调离该国。因此，为了完成军令状，华为的市场人员也不得不玩命式地对内竞底，因过多的喝酒、应酬，发生严重脂肪肝，甚至肝硬化死亡的事例，在华为并非罕见的新闻。华为追求显性指标的成绩斐然，每一年它都能按人们的预期，交出一份漂亮的答卷。但作为一个竞底企业，增长是有底线的:近年来，华为的毛利率和净利率，都在逐年大幅度、不可扼制地下滑，说明它的商业模式越来越接近底线。那么这套以高投入、高消耗，追求高产出的模式还能否运转下去呢
第176节：五、显性指标与隐性指标
华为追求的另一项显性指标是专利数量。多年来华为在中国的专利申请位居第一，2007年全球排名第四。案例:将隐性指标变成显性指标，广州加强河道治污工作广州一直非常重视治水工作，但水质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好转，最明显的问题就是，虽然建了不少排污管网，但很多污水却没有排进来。因为处理污水要花钱，而将污水直排则省钱省力，至于环境的破坏，由于没有列入对官员们的硬性考核，尤其没有所谓的一票否决制，因此官员们对治污问题，虽然非常重视，但并未真正往心里去。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广州市市长在2008年11月12日召开的全面加快污水治理和河流整治工作会议上，对各区提出明确要求:到2010年7月，你们这些书记区长要在辖区内选一条河流游泳，可不能选最好的那条。此招一出，将河道的清洁和区长们的切身利益紧密挂起钩来，当地媒体普遍叫好，而区长们也纷纷附和。人们估计到2010年，广州河流的水质会有较大改善。案例:中国的大学们追求的显性指标和忽略的隐性指标陶东风是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他曾谈到中国大学的怪相:中国大学给我的最大印象就是大兴土木，疯狂扩张，校园巨大无比一般在三千亩以上，有些大学的新校区就是三四千亩，加上旧校区就更大了，硬件设施可谓一流。在我去过的美国、澳大利亚一些大学，校园超过三千亩的好像不多，其中麻省理学院占地面积只有168英亩，大约相当于中国的1500亩更严重的是:这么巨大的面积实际上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占用了本来十分稀缺的良田不说，同时也为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带来极大不便，比如，从教室到宿舍要长途跋涉，花费很长时间。中国正在扩张的许多大学，除了面积巨大，其他所谓硬件设施，比如电化教学程度，其进展速度也让人吃惊。许多大学的教室都配备十分先进的多媒体设施。遗憾的是利用率却不高，好像并不都是出于教学的实际需要，而是出于评估需要。评估需要在中国的语境中，实际上也就是政绩需要，不管用得着用不着先装了再说。有意思的是，美国的纽约大学布法罗分校的多媒体教室不多，预约非常困难。他们的教授感叹:你们中国比我们现代化啊。不知道是讽刺还是真话。
第177节：五、显性指标与隐性指标
另一个对比强烈的事情是:中国大学上至校级机关的每个办公室，下至每个院系的每个办公室，办公室的每个行政人员，都备有非常高级的电脑，一律的液晶显示器。相比之下，美国大学不但行政办公室数量以及行政人员数量比中国少得多，而且电脑的级别也低很多。我在布法罗大学的时候，看到所有教授办公室的电脑都是比较陈旧的，更不要说液晶显示器了。这是一个方面的对比。另外方面的对比也同样强烈。比如，中国大学的图书馆不但藏书数量有限，每年用以购买图书的经费非常少，而且服务质量极差效率极低。借一本书要花半天的时间:找书目卡片，填写书号书名，然后交给管理员，等了半天还经常没有。而美国大学的图书馆不但图书数量多，而且服务水平很高，不要说自己可以自由进去取书看书，不要说每个座位都可以接电脑，而且馆际借书十分方便。在布法罗大学的时候，如果我要借的书没有，他们就请我写上该书的信息，一个星期以后这本书已经放在我的信箱里面了。总起来看，中国大学的确是在搞面子工程，完全不是以人为本，以学术为本，而是以上级领导为本，以面子为本，以所谓的政绩为本。好像有了高楼大厦就是政绩，就是国内一流或国际一流，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这样的政绩越大，恐怕离高等教育的宗旨越远。显然在这里，校园的占地规模、硬件设施、办公条件都是显性指标，相比之下，图书馆的藏书和服务，则是隐性指标。但一所好的大学，究竟是让师生们在空荡荡的、相距遥远的大楼之间奔来跑去，还是应该让他们拥有充足的图书资料，接受良好的教育呢中国的大学除了以上的竞底，在招生、课程设置、师生考评等各方面，都存在深刻的竞底，大学应该是由最聪明的人组成的地方，中国的大学办到如此程度，教育者们实在应该深思。竞底者过于追求显性指标，很可能导致其击穿底线。
第178节：五、显性指标与隐性指标
俗话说:上帝要使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竞底者热衷于追求显性指标，当看到显性指标有大幅提升时，往往会有很大的快感，这种快感激励、迫使竞底者越发忽视隐性指标的恶化，形成竞底嗜好。由于不断地挑战底线，以获得显性指标的增长，给人以疯狂的感觉。最终的结果是击穿一条或多条底线，以致毁灭。中国历史上，秦帝国、隋王朝的快速覆灭，过于追求显性指标，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案例:两个竞底者之间的较量1937年，巴黎召开国际博览会，德国馆正好坐落在苏联馆的对面。因此，希特勒觉得这是新德国同苏联较量的一个机会。德国馆的建设就成了纳粹德国的一项政治任务。希特勒要求，德国馆一定要超过苏联馆，这样才能显示出日耳曼人比斯拉夫人更优越。斯大林也意识到这一点，苏联馆的建设，也向力量巨大、雄伟方向全面升级。希特勒给他的心腹设计师下了一道死命令:德国馆的设计，务必要在各个方面超过苏联馆。为此，设计师专门到巴黎实地考察，当他看到已建成的苏联馆顶楼上，有工农兵雕像这个鲜明的意识形态符号时，他决定用德意志的雄鹰，去同对面的斧头镰刀针锋相对。如此看来，很像中国的风水师之间互相斗法。为了建设德国馆，希特勒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财力，最终竟用了1000个车皮，把100000吨德国建材运往巴黎。最后，希特勒对德国馆十分满意，颁发了一枚金质奖章给设计师;而他的对手斯大林也不甘示弱，同样给设计师发了一枚金质奖章。这两位竞底者显然都想通过展览馆，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技术成就和崭新风貌，从而向世界显示自己的实力。很快，建筑上的竞底，演变成战场上的竞底。在战场上，希特勒也时刻不忘显性指标，他对斯大林格勒的争夺，主要出于政治目的，而非军事目的，他希望拿下这个以苏联领导人命名的城市，就可以极大鼓舞轴心国阵营的斗志，打击对手的士气。而同样，斯大林也要求全力坚守这个政治意义显著的城市，双方展开了殊死的决斗。最终，希特勒被盟军打到底线。
第179节：五、显性指标与隐性指标
从这个事例我们可以看到，竞底者追求显性指标的嗜好，是多么强烈，因为显性指标可以帮助他们明显提高竞底实力。但显性指标的提高，并不意味着综合质量的提高，所以中国人常常生活在矛盾之中:金钱虽然增加了，但幸福感却并不随之增长;房子虽然有了，却找不到家的感觉;知识虽然学了一大堆，但见识和智慧却没有增加;效率虽然提高了，但最终的效果并不好;储蓄虽然多了，但真正的财富却没有多。对李志强的公司而言，订单虽然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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