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TD></TABLE>
论卢森贝的政治经济学史并不是苛求前人，我理解那一代人的苦衷。包括卢森贝在内的那一代人的悲剧从本质上说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我们不能责怪他们个人，要责怪造成这种制度的斯大林之流。
俄罗斯是不乏人才的，即使在沙皇统治之下也出了罗蒙诺索夫、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在世界文明史上有一席之地的思想家。为什么在斯大林统治下，没有这种大师了呢这正是我写卢森贝的悲剧想探讨的。
**制度总是用胡萝卜加大棒来对付知识分子的。正面的引导是，听我的话，当我的驯服工具仅当工具不行，还必须驯服，抛弃良知，为我服务，即有胡萝卜吃。不听我的话，则有大棒侍候。杀几只不听话的鸡，猴们就想吃胡萝卜了，所以，必须阉割自己。经过阉割的学者还有什么自己的思想**者最怕的是学者自己的思想。领导告你鹿就是马，你偏要引经据典论证鹿不是马，这不是找死吗领导还是需要学者的，学者引经据典论证鹿的确是马，能使领导更自信，也使对领导有深厚阶级感情的群众更相信。卢森贝没有吃过大棒,阉割了自己，用历史来证明维护**制度的主流意识形态，他吃到了胡萝卜，恐怕还不止一根呢生活享受、地位、名誉。从这个意义上说，卢森贝是个悲剧人物。
我不把卢森贝当做一个人，而是当做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之下人才和思想被扼杀的符号。康托罗维奇对资源配置最优化研究成绩斐然，但他不得不用劳动价值论去论证他的成果，说明他的成果又一次证明了劳动价值论之伟大。一个数学家去搞什么劳动价值论是什么滋味康德拉杰夫提出什么证明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的长周期理论，只好不明不白地死在西伯利亚集中营了。这两个人其实殊途同归。对学者来说，**死了和思想被阉割了，有什么差别呢
**之下是没有思想家和新思想的。经济学的发展和经济学史的研究应该有充分的自由。经济学史是一门历史，非要用什么思想去指导，非要先入为主，这还是真实的历史吗
愿卢森贝的悲剧成为一去不返的往事。话经济学人
不该忘却的经济学家
斯大林去世之后，前苏联“解冻”。人们开始认识计划体制的弊病，改革之幕正在徐徐拉开。推动这场改革的是赫鲁晓夫这个毁誉参半的人，而在这场改革前哨战中打先锋的是苏联经济学家、哈尔科夫工程经济学院教授利别尔曼。
1962年9月9日，利别尔曼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计划、利润、奖金的文章。这篇文章提出了新的企业改革方案经济核算的计划管理体系，并把利润率与奖金挂钩，作为新计划体系运行的激励动力。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推动了前苏联经济的第一轮改革**。利别尔曼的改革思路是改革计划管理的内容以及计划制定方法。
过去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是高度集中的，企业毫无自主权。利别尔曼要求改变这种模式向企业放权。这就是说，中央计划部门只下达：按品种的产量计划；交货期计划；以及计划赢利定额。企业按这三项计划要求，再制定出全面的生产计划，包括劳动生产率、工作人员数、工资、产品成本、积累、投资和新技术等。这就是说中央计划部门只管大事,至于企业如何完成这些计划是企业自己的事，中央计划部门不必过问。这就是向企业放权。
在产品量、交货期和盈利定额三项指标中，利别尔曼进一步强调，其核心是赢利定额指标，即利润率指标。利润率指标是考察企业最中心的综合指标。中央计划部门按生产部门行业制定利润率指标，并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不变。企业的赢利情况与奖金直接挂钩。这样企业就有了积极性。这就是向企业让利。但为了防止企业一味高利润的现象，利别尔曼还主张把产品品种作为企业获得奖励的前提。
计划制定方法主要是研究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在前苏联计划模式中，计划是由中央计划部门用产品平衡法制定出来的。利别尔曼建议计划的制定分为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由中央计划部门制定，第二个过程是企业具体的生产计划制定。这两个过程纵横交织。第一个过程按生产部门纵向制定计划，第二个过程按企业之间的供销关系横向制定计划。利别尔曼还主张通过经济组织和合同制度的发展来缩小纵向计划，扩大横向范围。这就在计划之下使企业通过横向计划在市场内发生联系。
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另一个缺点是不承认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和企业的利润。利别尔曼认为，计划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劳动者对自身物质利益的追求。企业的利益包括企业集体的物质利益和劳动者的个人物质利益。利别尔曼反对那种企业和社会利益对立起来的观点。他认为这两者是一致的。“凡是有利于社会的，也就应当是有利于每个企业的。反之，不利于社会的，对任何企业的集体来说应当是极不利的。”利别尔曼把利润作为企业最主要衡量指标的建议正是以这种社会与企业利益一致论为基础的。利别尔曼认为把利润作为衡量指标简化了计划工作，刺激企业降低成本和劳动生产率。
不该忘却的经济学家 赫鲁晓夫的改革探讨是利别尔曼文章出台的背景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利别尔曼认为，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商品交换的关系，给企业一定的**地位。不仅消费品，生产资料和资金都要作为商品，按一定的价格在企业之间买卖。资金的买卖就是我们所说的“拨改贷”。这时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体现为由商品交换调节的供货关系，以及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利润分成。交给国家应交的以后由企业自主支配。
在这次讨论之后，前苏联在1965年进行了一次较大的经济改革，在相当大程度上参考了这个思路。但70年代后前苏联增长速度下降，这就引发了1979年后的改革，这就是后话了。
在围绕利别尔曼建议的争论中，以前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工业生产经济与组织研究所成员和常在该所主办的工业生产经济和组织上撰稿的人为主形成了西伯利亚改革学派，简称西伯利亚学派。这个学派除利别尔曼外还有阿甘别江、阿巴尔金、布尼奇、**夫等人。19世纪80年以后阿甘别江和阿巴尔金成为该学派首领，主张激进改革。他们的改革思想对戈尔巴乔夫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并被吸收到苏共二**报告中。阿甘别江还作为戈尔巴乔夫直接领导的前苏联完善机制委员会领导成员之一，直接参与前苏联经济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实践。西伯利亚学派是推动苏联改革的一个重要经济学家团体，他们的改革思想对其他国家也有相当大影响。
当前苏联围绕利别尔曼建议的争论热火朝天地进行时，我正在北大经济系上学。应该说国内学术界的反应并不慢，可惜方向不对。我们在1963年就开了一门新加的“修正主义经济理论批判”课。批判的内容首先是利别尔曼的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当年我们认真读了这篇文章，可惜是要批判的。说起来可笑，我还写了一篇2万多字的批判文章课堂讨论用。现在只记得第一句是“利别尔曼放出了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气球”其他，你就是严刑拷打我，我也记不得写的什么了。当时我们学习还是学术批判。但不久就演变为对孙冶方先生的批判，先是文斗报上写文章，不过我们没资格，然后是武斗，这已经是不堪回首的“文革”了。
围绕利别尔曼建议的争论已经过去40多年了。现在看来，他们的出发点还是要维护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那一场争论并没有涉及所有制问题，也不想用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改革并不成功，赫鲁晓夫也作为替罪羊而下台了。其实不从产权和根本制度入手，任何以完善旧体制为目标的改革终久都会失败。王安石倒下去了，赫鲁晓夫倒下去了，以后会是谁呢
但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谁。我认为赫鲁晓夫是一个英雄，利别尔曼也是一个英雄，西伯利亚学派是群体英雄。正是他们开始正视计划经济的弊病，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幕一开以后，好戏就连台了。改革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利别尔曼是弄潮儿。与兰格相比，利别尔曼前进了一大步，这就是历史的进步。
我们不应该忘记利别尔曼这样推动过改革的经济学家。话经济学人
让经济学回到生活中
年轻的奈尔伯夫 巴里j奈尔伯夫barryjnalebuff现在是耶鲁大学教授，曾在牛津大学读书，并获得博士学位。他在毕业时参加了剑桥大学的五月舞会。这个会上有一种赌博游戏，每人得到相当于20美元的筹码，舞会结束时，最大的赢家可以得到下一年度舞会的入场券。
巴里的运气非常好。在最后一轮轮盘赌之前，他过关斩将已赢了相当于700美元的筹码，独占鳌头。第二名是一位英国姑娘，只拥有相当于300美元的筹码。其他人已被淘汰出局。在最后一次下注前，英国姑娘想求和，提出分享下一年的舞会入场券。巴里觉得自己胜券在握，加之酒喝得多了一点，失去绅士风度，断然拒绝了。但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巴里在这最后一场赌博中失败了。其原因何在呢
与奈尔伯夫合写策略思维的著名经济学家迪克斯特这最后一场轮盘赌的规则是，轮盘停止转动时小球落在什么地方。轮盘上刻有从0到36的37个格子。小球落在0庄家赢。玩者可赌小球落在偶数还是奇数的格子分别用黑红两色表示。这种玩法赔率是一赔二，即一美元赌注变为两美元，取胜的概率为1837。如果把注压在3的倍数的格子上，赔率为一赔三，即一美元赌注变为3美元，但取胜的概率为1237。那位英国姑娘决心破釜沉舟，把300美元压在3的倍数上。巴里应该采用什么策略呢
其实巴里只要采用与这个英国姑娘同样的策略，也把700美元中的300美元押在与这位姑娘同样的注上，无论输赢，总比她多出400美元，稳操胜券。但这时已凌晨3点，酒精又起作用，巴里把赌注200美元下在偶数上。这时只要他赢，无论这位姑娘输赢如何，他都获胜。只有他输，英国姑娘赢，他才会输，而这种事件的概率是1∶3。但这种小概率事件发生了，巴里输了。
当然，这场赌博本来是玩的，一张下一年的舞会票，就像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胜者戴的真正用树枝编的桂冠一样。但事后巴里还是非常后悔，因为他作为一个博弈论专家，居然忘记了博弈论最基本的策略之一：胜者要采取与落后者相同的追随策略。落后者才采取与胜者不同的战略，以求一线生机。
也许是受这件事的启示，巴里与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的博弈论专家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avinashkdixit合写了一本策略思维：商界、政界及日常生活中的策略竞争thinkingstrategically:thepetitiveedgeinbusiness,politics,andeverydaylife。这部书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和博弈论专家的高度评价。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克尔帕金在他畅销全球的经济学教科书经学中曾这样评价这本书：“这本书在国际上极为畅销。这本书解释了在商业、政治，甚至社会和家庭情况下如何运用博弈论。”美联储前主席保罗a沃尔克paker认为“迪克斯特和奈尔伯夫两位教授非常成功地解释了，在制定决策的时候无论身居要职还是普通市民都会遇到的问题。”萨缪尔森则认为：要想在现代社会做一个有文化的人，你必须对博弈论有一个大致了解。迪克斯特和奈尔伯夫提供了一把万能钥匙。你将从策略思维
一书中获益，并感到兴味盎然。
美国经济学家写的几种经济学随笔著作
博弈论可以用不同方式来表述。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朱弗登博格和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teantirole写的博弈论gatheory用数学方式表达，系统而全面，也有相当深度。但普通读者很难读懂这本书，甚至也读不下去。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不自觉地用博弈论方法做出各种决策。博弈在生活中，博弈论也在生活中。策略思维这本书正是用我们熟悉的例子来介绍博弈论，教我们如何用这种方法去做出决策。这本书从大**备竞赛到企业合作与竞争，从体育比赛到是不是租一台电脑。用这些例子告诉你如何走出囚徒的困境，如何做出可信的承诺，如何实现合作与协调，如何讨价还价或进行激励。最后用23个案例介绍了博弈论的综合运用。
拿起这本书你就放不下也许巴里当年输给那位英国姑娘真是一件好事，否则我们怎么能看到这么精彩的书呢
成功的经济学家不是仅仅在象牙之塔中用复杂的数学工具构建自己高深的模型，还要让经济学回到生活中，让公众通过身边的事例来学会像经济学家一样思维。
手头有几本极有影响的这类书。美国经济学家亨利赫兹里特的回到常识初版出版于1946年，至今为人们引用。哈耶克对这本书的评价是：“据我所知，还没有其他的现代著作，使聪明的外行人能在这么短期的时间里学到这么多经济学的基本真理。”诺奖获得者萨缪尔森的中间道路经济学，道格拉斯诺斯和另一位经济学家罗杰尔l米勒合写的我们身边的经济学，加里贝克尔的生活中的经济学都同样脍炙人口，为许多不懂经济学的人所喜欢。此外，美国经济学家莫里斯d利维的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学、斯蒂芬e兰德斯伯格的安乐椅上的经济学家：经济学与日常生活，等等。这些书的共同特点都是真正让经济学回到了生活中，用鲜活的例子介绍经济学，让经济学变成了群众手中锐利的武器。
当经济学从象牙之塔回到现实生活中时，理论就不再是灰色的，而与生命之树同样长青了。经济学是致用之学，其含义不应该是经济学家用它去按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成为社会设计乌托邦式的蓝图，而应该是让更多的人用经济学思维方式解决现实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介绍了这一类贴近生活的经济学家，或严肃经济学家令人可亲的另一个面孔。
策略思维的中文本已经出版了，你拿起就会放不下。不信，试一试看。乌鸦嘴克鲁格曼
乌鸦嘴克鲁格曼
克鲁格曼的形象相当可爱,却被那些不爱听真话的人称为“乌鸦嘴” 1994年，克鲁格曼在美国著名的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称蓬勃发展的东南亚经济实际是一只纸老虎。尽管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但完全是一种投入型增长，依靠高储蓄、高投资和增加劳动力来增长经济。这些国家缺乏科技创新能力，没有实现以科技进步带动的增长。甚至这一地区经济最强大的日本也是这样。投入型增长迟早会引起收益递减，这些国家的经济必定发生危机。
此言一出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当时亚洲人正沉醉于繁荣之中，梦想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而克鲁格曼却说21世纪世界经济的中心仍然是美国。亚洲的许多政要、学者猛批克鲁格曼。可惜他的预言成了事实，1997年，东南亚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了。一个人做出了不幸的预言而又对了，当然会被称为“乌鸦嘴”。
不过从来没有永远正确的乌鸦嘴，克鲁格曼的预言也有错误的时候。1990年，他写了一本题为预期消退的年代的畅销书，预言了90年代美国经济的衰退，但这却没有成为现实，因为90年代成为美国经济最繁荣的时期。不过这并没有影响这本书的畅销。克鲁格曼1997年出版了这本书的第三版，并没有修改他的预言，但该书一直在亚马逊书店排行榜上属于五星级畅售书。
读这本经典教科书才能了解最新的国际经济学当然，作为美国当代顶尖级的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他并不是专门进行预测的算命先生。他根据经济理论谈一点对未来经济的看法，未来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即使依据的经济理论正确，预言也不见其全对。克鲁格曼在美国经济学界以直言不讳著称，往往说一些别人不爱听的话，这大概是有人称他乌鸦嘴的原因。不过无论别人说他什么，也无论他做出了什么预言，都无损于他在美国经济学界的地位。
克鲁格曼出生于1953年的“婴儿潮”中，属于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经济学家。他师从诺德豪斯、多恩布什、索洛等著名经济学家，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毕业后曾在里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联邦储备银行等实际部门工作。深厚的理论修养、丰富的实际阅历和天生的聪明使他成为新一代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话经济学人
克鲁格曼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提出了国际贸易新理论。战后，国际贸易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发达国家之间制成品的贸易迅速增长，例如，美国既生产并出口汽车，同时又大量进口汽车。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对这种趋势不能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克鲁格曼把世界经济看成一个整体，用产品差别和不完全竞争来解释国际贸易中的这种新趋势。这就是说，即使是同一种产品如汽车也存在差异如型式或颜色，消费者有不同偏好。如果一国为了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而生产各种有差异的同类产品，必然无法实现规模经济。规模经济要求企业为全世界生产产品，并进行交易。另一方面，国际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市场，既有产品差别引起的垄断竞争，也有规模巨大引起的寡头。各个企业要扩大自己的规模，其产量必定超出本国需求，从而即使同类产品汽车进行国际贸易也有利于各国实现产品差别存在时的规模经济，成本降低。从而同种制成品的国际贸易就会使各国受益。克鲁格曼是写通俗经济学的高手，他的这些书在中国也颇受欢迎
这种国际贸易新理论还有其政策含义。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论赫克希尔俄林定理，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格局是由自然资源要素或历史所形成的比较优势决定的，甚至难以改变。但根据新理论，优势来源于规模经济，因此，一国即使在生产要素的自然禀赋方面没什么优势，也没有历史形成的比较优势，仍然可以建立自己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地位。这就是著名的战略性贸
... </P></TD>
论卢森贝的政治经济学史并不是苛求前人，我理解那一代人的苦衷。包括卢森贝在内的那一代人的悲剧从本质上说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我们不能责怪他们个人，要责怪造成这种制度的斯大林之流。
俄罗斯是不乏人才的，即使在沙皇统治之下也出了罗蒙诺索夫、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在世界文明史上有一席之地的思想家。为什么在斯大林统治下，没有这种大师了呢这正是我写卢森贝的悲剧想探讨的。
**制度总是用胡萝卜加大棒来对付知识分子的。正面的引导是，听我的话，当我的驯服工具仅当工具不行，还必须驯服，抛弃良知，为我服务，即有胡萝卜吃。不听我的话，则有大棒侍候。杀几只不听话的鸡，猴们就想吃胡萝卜了，所以，必须阉割自己。经过阉割的学者还有什么自己的思想**者最怕的是学者自己的思想。领导告你鹿就是马，你偏要引经据典论证鹿不是马，这不是找死吗领导还是需要学者的，学者引经据典论证鹿的确是马，能使领导更自信，也使对领导有深厚阶级感情的群众更相信。卢森贝没有吃过大棒,阉割了自己，用历史来证明维护**制度的主流意识形态，他吃到了胡萝卜，恐怕还不止一根呢生活享受、地位、名誉。从这个意义上说，卢森贝是个悲剧人物。
我不把卢森贝当做一个人，而是当做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之下人才和思想被扼杀的符号。康托罗维奇对资源配置最优化研究成绩斐然，但他不得不用劳动价值论去论证他的成果，说明他的成果又一次证明了劳动价值论之伟大。一个数学家去搞什么劳动价值论是什么滋味康德拉杰夫提出什么证明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的长周期理论，只好不明不白地死在西伯利亚集中营了。这两个人其实殊途同归。对学者来说，**死了和思想被阉割了，有什么差别呢
**之下是没有思想家和新思想的。经济学的发展和经济学史的研究应该有充分的自由。经济学史是一门历史，非要用什么思想去指导，非要先入为主，这还是真实的历史吗
愿卢森贝的悲剧成为一去不返的往事。话经济学人
不该忘却的经济学家
斯大林去世之后，前苏联“解冻”。人们开始认识计划体制的弊病，改革之幕正在徐徐拉开。推动这场改革的是赫鲁晓夫这个毁誉参半的人，而在这场改革前哨战中打先锋的是苏联经济学家、哈尔科夫工程经济学院教授利别尔曼。
1962年9月9日，利别尔曼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计划、利润、奖金的文章。这篇文章提出了新的企业改革方案经济核算的计划管理体系，并把利润率与奖金挂钩，作为新计划体系运行的激励动力。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推动了前苏联经济的第一轮改革**。利别尔曼的改革思路是改革计划管理的内容以及计划制定方法。
过去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是高度集中的，企业毫无自主权。利别尔曼要求改变这种模式向企业放权。这就是说，中央计划部门只下达：按品种的产量计划；交货期计划；以及计划赢利定额。企业按这三项计划要求，再制定出全面的生产计划，包括劳动生产率、工作人员数、工资、产品成本、积累、投资和新技术等。这就是说中央计划部门只管大事,至于企业如何完成这些计划是企业自己的事，中央计划部门不必过问。这就是向企业放权。
在产品量、交货期和盈利定额三项指标中，利别尔曼进一步强调，其核心是赢利定额指标，即利润率指标。利润率指标是考察企业最中心的综合指标。中央计划部门按生产部门行业制定利润率指标，并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不变。企业的赢利情况与奖金直接挂钩。这样企业就有了积极性。这就是向企业让利。但为了防止企业一味高利润的现象，利别尔曼还主张把产品品种作为企业获得奖励的前提。
计划制定方法主要是研究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在前苏联计划模式中，计划是由中央计划部门用产品平衡法制定出来的。利别尔曼建议计划的制定分为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由中央计划部门制定，第二个过程是企业具体的生产计划制定。这两个过程纵横交织。第一个过程按生产部门纵向制定计划，第二个过程按企业之间的供销关系横向制定计划。利别尔曼还主张通过经济组织和合同制度的发展来缩小纵向计划，扩大横向范围。这就在计划之下使企业通过横向计划在市场内发生联系。
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另一个缺点是不承认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和企业的利润。利别尔曼认为，计划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劳动者对自身物质利益的追求。企业的利益包括企业集体的物质利益和劳动者的个人物质利益。利别尔曼反对那种企业和社会利益对立起来的观点。他认为这两者是一致的。“凡是有利于社会的，也就应当是有利于每个企业的。反之，不利于社会的，对任何企业的集体来说应当是极不利的。”利别尔曼把利润作为企业最主要衡量指标的建议正是以这种社会与企业利益一致论为基础的。利别尔曼认为把利润作为衡量指标简化了计划工作，刺激企业降低成本和劳动生产率。
不该忘却的经济学家 赫鲁晓夫的改革探讨是利别尔曼文章出台的背景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利别尔曼认为，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商品交换的关系，给企业一定的**地位。不仅消费品，生产资料和资金都要作为商品，按一定的价格在企业之间买卖。资金的买卖就是我们所说的“拨改贷”。这时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体现为由商品交换调节的供货关系，以及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利润分成。交给国家应交的以后由企业自主支配。
在这次讨论之后，前苏联在1965年进行了一次较大的经济改革，在相当大程度上参考了这个思路。但70年代后前苏联增长速度下降，这就引发了1979年后的改革，这就是后话了。
在围绕利别尔曼建议的争论中，以前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工业生产经济与组织研究所成员和常在该所主办的工业生产经济和组织上撰稿的人为主形成了西伯利亚改革学派，简称西伯利亚学派。这个学派除利别尔曼外还有阿甘别江、阿巴尔金、布尼奇、**夫等人。19世纪80年以后阿甘别江和阿巴尔金成为该学派首领，主张激进改革。他们的改革思想对戈尔巴乔夫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并被吸收到苏共二**报告中。阿甘别江还作为戈尔巴乔夫直接领导的前苏联完善机制委员会领导成员之一，直接参与前苏联经济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实践。西伯利亚学派是推动苏联改革的一个重要经济学家团体，他们的改革思想对其他国家也有相当大影响。
当前苏联围绕利别尔曼建议的争论热火朝天地进行时，我正在北大经济系上学。应该说国内学术界的反应并不慢，可惜方向不对。我们在1963年就开了一门新加的“修正主义经济理论批判”课。批判的内容首先是利别尔曼的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当年我们认真读了这篇文章，可惜是要批判的。说起来可笑，我还写了一篇2万多字的批判文章课堂讨论用。现在只记得第一句是“利别尔曼放出了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气球”其他，你就是严刑拷打我，我也记不得写的什么了。当时我们学习还是学术批判。但不久就演变为对孙冶方先生的批判，先是文斗报上写文章，不过我们没资格，然后是武斗，这已经是不堪回首的“文革”了。
围绕利别尔曼建议的争论已经过去40多年了。现在看来，他们的出发点还是要维护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那一场争论并没有涉及所有制问题，也不想用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改革并不成功，赫鲁晓夫也作为替罪羊而下台了。其实不从产权和根本制度入手，任何以完善旧体制为目标的改革终久都会失败。王安石倒下去了，赫鲁晓夫倒下去了，以后会是谁呢
但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谁。我认为赫鲁晓夫是一个英雄，利别尔曼也是一个英雄，西伯利亚学派是群体英雄。正是他们开始正视计划经济的弊病，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幕一开以后，好戏就连台了。改革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利别尔曼是弄潮儿。与兰格相比，利别尔曼前进了一大步，这就是历史的进步。
我们不应该忘记利别尔曼这样推动过改革的经济学家。话经济学人
让经济学回到生活中
年轻的奈尔伯夫 巴里j奈尔伯夫barryjnalebuff现在是耶鲁大学教授，曾在牛津大学读书，并获得博士学位。他在毕业时参加了剑桥大学的五月舞会。这个会上有一种赌博游戏，每人得到相当于20美元的筹码，舞会结束时，最大的赢家可以得到下一年度舞会的入场券。
巴里的运气非常好。在最后一轮轮盘赌之前，他过关斩将已赢了相当于700美元的筹码，独占鳌头。第二名是一位英国姑娘，只拥有相当于300美元的筹码。其他人已被淘汰出局。在最后一次下注前，英国姑娘想求和，提出分享下一年的舞会入场券。巴里觉得自己胜券在握，加之酒喝得多了一点，失去绅士风度，断然拒绝了。但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巴里在这最后一场赌博中失败了。其原因何在呢
与奈尔伯夫合写策略思维的著名经济学家迪克斯特这最后一场轮盘赌的规则是，轮盘停止转动时小球落在什么地方。轮盘上刻有从0到36的37个格子。小球落在0庄家赢。玩者可赌小球落在偶数还是奇数的格子分别用黑红两色表示。这种玩法赔率是一赔二，即一美元赌注变为两美元，取胜的概率为1837。如果把注压在3的倍数的格子上，赔率为一赔三，即一美元赌注变为3美元，但取胜的概率为1237。那位英国姑娘决心破釜沉舟，把300美元压在3的倍数上。巴里应该采用什么策略呢
其实巴里只要采用与这个英国姑娘同样的策略，也把700美元中的300美元押在与这位姑娘同样的注上，无论输赢，总比她多出400美元，稳操胜券。但这时已凌晨3点，酒精又起作用，巴里把赌注200美元下在偶数上。这时只要他赢，无论这位姑娘输赢如何，他都获胜。只有他输，英国姑娘赢，他才会输，而这种事件的概率是1∶3。但这种小概率事件发生了，巴里输了。
当然，这场赌博本来是玩的，一张下一年的舞会票，就像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胜者戴的真正用树枝编的桂冠一样。但事后巴里还是非常后悔，因为他作为一个博弈论专家，居然忘记了博弈论最基本的策略之一：胜者要采取与落后者相同的追随策略。落后者才采取与胜者不同的战略，以求一线生机。
也许是受这件事的启示，巴里与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的博弈论专家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avinashkdixit合写了一本策略思维：商界、政界及日常生活中的策略竞争thinkingstrategically:thepetitiveedgeinbusiness,politics,andeverydaylife。这部书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和博弈论专家的高度评价。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克尔帕金在他畅销全球的经济学教科书经学中曾这样评价这本书：“这本书在国际上极为畅销。这本书解释了在商业、政治，甚至社会和家庭情况下如何运用博弈论。”美联储前主席保罗a沃尔克paker认为“迪克斯特和奈尔伯夫两位教授非常成功地解释了，在制定决策的时候无论身居要职还是普通市民都会遇到的问题。”萨缪尔森则认为：要想在现代社会做一个有文化的人，你必须对博弈论有一个大致了解。迪克斯特和奈尔伯夫提供了一把万能钥匙。你将从策略思维
一书中获益，并感到兴味盎然。
美国经济学家写的几种经济学随笔著作
博弈论可以用不同方式来表述。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朱弗登博格和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teantirole写的博弈论gatheory用数学方式表达，系统而全面，也有相当深度。但普通读者很难读懂这本书，甚至也读不下去。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不自觉地用博弈论方法做出各种决策。博弈在生活中，博弈论也在生活中。策略思维这本书正是用我们熟悉的例子来介绍博弈论，教我们如何用这种方法去做出决策。这本书从大**备竞赛到企业合作与竞争，从体育比赛到是不是租一台电脑。用这些例子告诉你如何走出囚徒的困境，如何做出可信的承诺，如何实现合作与协调，如何讨价还价或进行激励。最后用23个案例介绍了博弈论的综合运用。
拿起这本书你就放不下也许巴里当年输给那位英国姑娘真是一件好事，否则我们怎么能看到这么精彩的书呢
成功的经济学家不是仅仅在象牙之塔中用复杂的数学工具构建自己高深的模型，还要让经济学回到生活中，让公众通过身边的事例来学会像经济学家一样思维。
手头有几本极有影响的这类书。美国经济学家亨利赫兹里特的回到常识初版出版于1946年，至今为人们引用。哈耶克对这本书的评价是：“据我所知，还没有其他的现代著作，使聪明的外行人能在这么短期的时间里学到这么多经济学的基本真理。”诺奖获得者萨缪尔森的中间道路经济学，道格拉斯诺斯和另一位经济学家罗杰尔l米勒合写的我们身边的经济学，加里贝克尔的生活中的经济学都同样脍炙人口，为许多不懂经济学的人所喜欢。此外，美国经济学家莫里斯d利维的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学、斯蒂芬e兰德斯伯格的安乐椅上的经济学家：经济学与日常生活，等等。这些书的共同特点都是真正让经济学回到了生活中，用鲜活的例子介绍经济学，让经济学变成了群众手中锐利的武器。
当经济学从象牙之塔回到现实生活中时，理论就不再是灰色的，而与生命之树同样长青了。经济学是致用之学，其含义不应该是经济学家用它去按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成为社会设计乌托邦式的蓝图，而应该是让更多的人用经济学思维方式解决现实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介绍了这一类贴近生活的经济学家，或严肃经济学家令人可亲的另一个面孔。
策略思维的中文本已经出版了，你拿起就会放不下。不信，试一试看。乌鸦嘴克鲁格曼
乌鸦嘴克鲁格曼
克鲁格曼的形象相当可爱,却被那些不爱听真话的人称为“乌鸦嘴” 1994年，克鲁格曼在美国著名的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称蓬勃发展的东南亚经济实际是一只纸老虎。尽管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但完全是一种投入型增长，依靠高储蓄、高投资和增加劳动力来增长经济。这些国家缺乏科技创新能力，没有实现以科技进步带动的增长。甚至这一地区经济最强大的日本也是这样。投入型增长迟早会引起收益递减，这些国家的经济必定发生危机。
此言一出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当时亚洲人正沉醉于繁荣之中，梦想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而克鲁格曼却说21世纪世界经济的中心仍然是美国。亚洲的许多政要、学者猛批克鲁格曼。可惜他的预言成了事实，1997年，东南亚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了。一个人做出了不幸的预言而又对了，当然会被称为“乌鸦嘴”。
不过从来没有永远正确的乌鸦嘴，克鲁格曼的预言也有错误的时候。1990年，他写了一本题为预期消退的年代的畅销书，预言了90年代美国经济的衰退，但这却没有成为现实，因为90年代成为美国经济最繁荣的时期。不过这并没有影响这本书的畅销。克鲁格曼1997年出版了这本书的第三版，并没有修改他的预言，但该书一直在亚马逊书店排行榜上属于五星级畅售书。
读这本经典教科书才能了解最新的国际经济学当然，作为美国当代顶尖级的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他并不是专门进行预测的算命先生。他根据经济理论谈一点对未来经济的看法，未来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即使依据的经济理论正确，预言也不见其全对。克鲁格曼在美国经济学界以直言不讳著称，往往说一些别人不爱听的话，这大概是有人称他乌鸦嘴的原因。不过无论别人说他什么，也无论他做出了什么预言，都无损于他在美国经济学界的地位。
克鲁格曼出生于1953年的“婴儿潮”中，属于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经济学家。他师从诺德豪斯、多恩布什、索洛等著名经济学家，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毕业后曾在里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联邦储备银行等实际部门工作。深厚的理论修养、丰富的实际阅历和天生的聪明使他成为新一代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话经济学人
克鲁格曼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提出了国际贸易新理论。战后，国际贸易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发达国家之间制成品的贸易迅速增长，例如，美国既生产并出口汽车，同时又大量进口汽车。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对这种趋势不能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克鲁格曼把世界经济看成一个整体，用产品差别和不完全竞争来解释国际贸易中的这种新趋势。这就是说，即使是同一种产品如汽车也存在差异如型式或颜色，消费者有不同偏好。如果一国为了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而生产各种有差异的同类产品，必然无法实现规模经济。规模经济要求企业为全世界生产产品，并进行交易。另一方面，国际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市场，既有产品差别引起的垄断竞争，也有规模巨大引起的寡头。各个企业要扩大自己的规模，其产量必定超出本国需求，从而即使同类产品汽车进行国际贸易也有利于各国实现产品差别存在时的规模经济，成本降低。从而同种制成品的国际贸易就会使各国受益。克鲁格曼是写通俗经济学的高手，他的这些书在中国也颇受欢迎
这种国际贸易新理论还有其政策含义。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论赫克希尔俄林定理，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格局是由自然资源要素或历史所形成的比较优势决定的，甚至难以改变。但根据新理论，优势来源于规模经济，因此，一国即使在生产要素的自然禀赋方面没什么优势，也没有历史形成的比较优势，仍然可以建立自己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地位。这就是著名的战略性贸
... </P></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