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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有没有悟性。我这里所说的悟性是指能在日常经济生活中发现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并具备分析与解决这种问题的能力。前苏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康托罗维奇就是这样一个有悟性的人。
康托罗维奇lvkantorovich,1912~1986是一位数学家，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他20岁左右时发表的新变方法、近似保形映射的新方法等解析函数论著引起数学界关注。1934年，年仅22岁的他就任列宁格勒大学数学教授，1935年未经论文答辩就获得数学博士学位。1949年由于数学研究的成就获斯大林奖金，1958年当选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64年当选院士。1965年由于在经济计划工作中运用数学方法获得列宁奖金。在国际数学界，康托罗维奇名声甚大。获诺贝尔奖以后的康托罗维奇依然没有笑容
康托罗维奇进入经济学也是一种偶然，但由于他卓越的悟性而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1937年，他担任前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数学所副所长时，设在西伯利亚的全苏胶合板托拉斯中心实验室，向该所数理经济研究室提出了一个问题：它们有八台制造胶合板的机床，生产五种不同型号的胶合板，每台机床都能生产这五种胶合板,但生产效率不同,如何能使这种胶合板在保持一个固定比例的情况下，分配每台机床各种胶合板的作业时间，使总产量达到最大。研究室的许多人认为这一问题没有什么重大意义，而康托罗维奇却从这个貌似简单而平凡的问题中看出了其重要含义：资源最优配置问题。从一个平凡问题中悟到了其背后的重要启示，这正是康托罗维奇的超人之处。发现并看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是他成功的第一步。其实许多重大问题都是包含在无数平凡小事中的，悟性正在于能抓住这一点。
发现问题仅仅是成功的，更重要的还在于解决问题。在技术与资源不变的情况下，通过重新配置资源可以提高生产率。胶合板问题实际上就是在若干种资源配置方法中找出最有效的一种，但这需要大量的计算。在胶合板问题中，如果采用一般的排列组合法，就有成千上万个方程组，这样的计算任务难以完成。康托罗维奇知道，要解决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必须找出一种简单而实用的方法。他的贡献正在于通过解决胶合板问题而发明了解乘数法，创立了线性规划理论。1939年，康托罗维奇发表的小册子生产计划与组织中的数学方法正是对这个研究成果的总结。这时他年仅26岁。
经济学家的悟性解乘数法与传统方法的根本差别在于不是先求总生产函数，而是把各种可能出现的生产函数及给定的资源条件系统地归纳成约束条件，用目标函数代替成本函数。这样，资源最优配置问题就可以表示为在一组约束条件下，求解目标函数的极大值或极小值问题，康托罗维奇为解决资源配置问题提供了简单而实用的方法，不仅解决了现实问题，而且推动了线性规划这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10年之后，美国数学家丹泽和豪尔维茨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现在我们常用的单纯形法。从实际问题出手，但不以仅仅解决这些问题为最终目的，而是通过问题的解决创立一种新方法和新理论，这正是康托罗维奇的高明之处。
在此基础上，康托罗维奇在资源的最优分配和利用方面系统地提出了客观制约估价论与西方的影子价格理论相似。这一理论包括：第一,客观制约估价的经济含义。为了有效利用生产要素，找出实现某种目标的生产要素最适组合，就要对各种生产要素进行客观估价。由于使用一单位某种要素而节约的劳动，或节约一单位某种要素而多消耗的劳动，就称为对该要素的客观制约估价。这类似于用机会成本估算影子价格。第二，客观制约估价的具体性、稳定性和实现性。第三,客观制约估价在经济中的运用。
康托罗维奇属于前苏联经济学中的数理学派。他们建议用数学方法实行经济计划，改进经济计划。他们的重要观点是，集中计划经济中，生产决策分散化的成功取决于存在一个合理制定的价格体系,包括一个惟一的利率。围绕这个中心，他用数学方法研究了最优化规划的动态模型，科技进步对经济的影响，投资效果定额的确定等问题。康托罗维奇由于对线性规划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以及在资源最优配置理论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而与美国经济学家库普曼共同获得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之所以强调康托罗维奇的悟性是因为，当时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绝对统治地位，而且与西方经济学无任何学术交流，诸如机会成本这类最常见的概念也不知道。但他仍然得出了与西方经济学中含义相同的结论，这是何等不易。康托罗维奇的研究在前苏联受到许多正统经济学家的反对，他写于1942年的经济资源的最优利用，1959年才出版。西方同行是从流传出去的打印稿中才了解到他的成果。康托罗维奇也不得不用劳动价值论去解释他的成果。这是前苏联**体制下的悲剧。话经济学人
理性预期大师的尴尬
理性预期大师卢卡斯
当一个人的理论被自己的行为所否定时，那将是十分尴尬的。美国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卢卡斯在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就遇到了这种尴尬的事情。
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大师，卢卡斯经济理论的基本前提之一是人们可以做出理性的，从而是正确的预期。然而在现实中卢卡斯却做出了不理性的错误预期。卢卡斯1982年与原来的妻子丽塔科恩分居，1989年正式办理离婚手续时，科恩提出离婚的条件是，如果卢卡斯在1995年10月31日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她有权分享一半，如果在此后获奖她将不再分享。这就要卢卡斯对自己获奖的可能性进行理性预期。他认为，即使自己能获奖，在1995年前获奖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诺奖委员会在同样做出贡献的人中往往优先考虑年长者。在有可能获奖的人选中他并非长者。于是他同意了妻子的要求。不幸的是在1995年10月31日前的20天，他获奖了。卢卡斯不得不按离婚协议将100万美元的奖金分给前妻一半。为此，卢卡斯后悔不迭，认为前妻简直是个料事如神的女巫。理性预期大师做出了非理性预期，当然要成为媒体“爆炒”的花边新闻。
卢卡斯名著的中文本当然媒体的炒作并不能成为否定理性预期理论的依据，卢卡斯在这点小事上预期的失误也并不说明理性预期的概念错误。相反，卢卡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正说明理性预期理论的重要，以及他对这一学派发展的开创性贡献。理性预期理论的形成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中继凯恩斯革命、货币主义革命之后的理性预期革命。它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理性预期大师的尴尬人们早就认识到预期对经济的重要性，可惜对经济主体形成预期的方式却了解很少。凯恩斯在通论中强调了预期的重要性，但把预期作为非理性的、随机的，这就无法分析预期对经济的影响。1956年，菲利普卡甘在分析超速通货膨胀时提出了适应性预期的概念，强调了过去经验对形成未来预期的影响，尤其是人们可以根据过去预期的失误来修改对未来的预期。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用这个预期概念重新解释了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卢卡斯的计量经济学专著在短期中当人们的预期值与实际值不一致时，失业与通货膨胀存在交替关系，但当长期中人们调整预期使预期值与实际值一致时，这种关系就不存在了。但经济学家认为，在一个动态经济中，仅仅是过去的经验并不足以完全决定预期，要分析复杂的经济还需要一种更为合理的预期形成方式。
理性预期的概念最早是美国经济学家默思在分析证券市场时提出来的，指预期值与实际值一致的预期。卢卡斯发展了理性预期的概念，并将之运用于分析宏观经济，这就引发了一场理性预期革命。在经济学中被冠以“革命”二字者是指开创性的贡献。
卢卡斯重新解释了理性预期的两点基本含义。一是人是理性的，在他们形成对未来的预期时，不仅根据过去的经验，而且尽可能最有效地运用可以获得的所有信息，包括经济运行机制、政策决策方式以及相关经济数据的信息。理性预期是指人们在充分利用各种信息的基础上形成的预期。二是从总体和长期来看预期值和实际值是一致的，人们不会犯系统的预期错误。这就是说由于现实中的不确定因素，人们会做出一时的预期错误，个别人也会总犯预期错误，但绝不会所有人总犯预期错误。由此看来，卢卡斯对自己获诺奖的预期失误仅仅是个别人一时的错误，与理性预期这个科学概念并不矛盾。媒体记者炒作也许是不懂，也许是懂而装不懂。
卢卡斯由理性预期这个概念中得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是政府无效论。如果货币和财政政策按固定规划来调节经济，例如衰退时扩张或繁荣时紧缩，那么，这种政策将是无效的，因为公众了解这些政策规则，能形成正确的预期，并做出及时的反应，使政策失效。这正是我们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例如，扩张性货币政策能刺激经济是因为货币量增加引起物价上升，实际工资下降，从而刺激了生产。但如果公众做出理性预期，知道衰退时政府要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并引起物价上升，他们就会提前要求提高名义工资。这时，实际工资没有减少，刺激生产的作用不存在，政策就失效了。
如果政府不按固定的规则决定政策，而是采用随机性政策， 卢卡斯的论文集由于公众没有预期到这种政策变化，会起到作用。但公众会犯个别的、偶然的预期错误而不会犯系统的预期错误，所以，他们迟早会调整自己的预期使政策失效。由于公众能做出理性预期，这种随机性政策在长期中并不能稳定经济，反而作为一种外部冲击引起了经济的不稳定。现实中的经济波动往往来自这种随机性政策冲击。这就是西方一句谚语所说的，你可以永远欺骗一少部分人，也可以暂时欺骗所有人，但不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由以上得出，无论是固定规则政策还是随机性政策都起不到稳定经济的作用。这就是著名的“政策无效论”。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中，失业和通货膨胀都不存在交替关系，想运用政策以高失业换取低通胀，或者以高通胀换取低失业，最终换来高失业与高通胀并存的滞胀。因此，最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就是向公众公开信息，让市场调节经济。这正是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所以，理性预期学派又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
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是对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批判，对80年代之后西方各国经济政策自由化也有相当影响。在理论上，理性预期的概念已得到广泛运用。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周期理论、理性预期消费理论、李嘉图巴罗等价论政府征税与举债的影响相同等理论都在现代经济学占有重要地位。
卢卡斯的这点轶事是记者炒作的，无非是要给这本不平静的世界再增添一点刺激。这无损于卢卡斯的地位。近年来卢卡斯转向新增长理论的研究，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甚至有人预测卢卡斯有可能再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卢卡斯与现在的妻子南茜斯多克情深恩爱，如果卢卡斯真的再次获得诺奖，记者们又会炒作什么呢话经济学人
怪杰芒德尔
芒德尔的照片也颇有点与众不同 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刘心武写过一篇题为我爱每一片绿叶的小说，讲一个优秀的中学教员由于个性怪僻而受歧视的故事,提倡对人的宽容。从道理上说，即使再有个性的人，也应该得到尊重；但现实中，无论中外，有怪僻个性的人总难容于其他人，要被歧视。经济学界现成的例子就是1999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伯特芒德尔robertandell。
芒德尔出生于加拿大，受教于麻省理工学院，6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授，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获奖时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早在60年代，芒德尔已蜚声经济学界，连待人苛刻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也承认他“以在国际经济学领域的严谨治学而闻名”，“他对于最佳货币区域的标准分析仍然是欧洲货币体系形成讨论中主要的参考文献”，“他有关如何选择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文章影响了货币和财政政策，芒德尔弗莱明模型是每本国际经济学教科书的必选内容。”兜售繁荣，中文版，第80页从80年代起他多次被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但直到1999年欧元出现才获奖。这固然有许多因素在起作用，但他的个性怪僻不能不是一个原因。直至他获奖后纽约时报仍称他是“一个古怪的、加拿大出生的经济学家”，许多报刊也在炒他古怪的一面。
说芒德尔怪是指他的行事风格不同于常人。克鲁格曼在兜售繁荣一书中描述了他有悖于常人的行为。本来芒德尔在芝加哥大学当教授，学术上已造诣颇深，又培养了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鲁迪格多恩布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穆萨、以色列银行行长雅各布弗兰克尔这样一批已成为大腕的学生，但突然在1971年离开芝加哥大学到毫无名气的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任教，以后在那里呆不下去，又到哥伦比亚大学，但“他那时离群索居，不与学生和同伴交往。”
克鲁格曼说，“事实在1970年左右，芒德尔以各种方式偏离了常规学术界，有些溢于言表：他开始留长发，常常唠唠叨叨自言自语；另一些则更为重要：芒德尔不再在通常的学术交流会和讨论会上露面，而开始在自己塞纳附近开办的凌乱、门庭冷落的小酒吧中召集讨论会。更重要的是芒德尔完全摒弃了自己以往的学术研究风格；1970年后他发表寥寥，他发表的论文也是过去的同义反复，批评那些具有他年轻时相同观点的经济学家是纯粹的江湖骗子”。兜售繁荣，第80~81页怪杰芒德尔 这是至今为止国内出版的最完整的芒德尔也译作蒙代尔著作
芒德尔被经济学界冷落还与他和供给学派的关系相关。1971年，芒德尔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元与政策组合的文章，主张提高利率保护美元，减少税收刺激经济。这篇文章引起广泛争论。1974年5月在华盛顿一次讨论世界经济的会上，芒德尔又重提这种观点。这种观点引起供给学派的拉伐和温尼斯基等人的重视，拉伐正是受此启发而提出了以减税为中心的供给学派理论与政策。
供给学派这些人都是学术界无名之辈，他们需要一杆大旗，拉伐把芒德尔作为当世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于是他们极力吹捧、拉拢芒德尔，组成了由拉伐、温尼斯基、巴特利和芒德尔为核心的“四人学术小组”。70年代中期，他们每周都在华尔街交易所附近的“迈克尔第一”餐馆聚会，讨论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和通过提高利率来抑制通货膨胀问题。拉伐等人通过一系列活动吹捧芒德尔，把他作为供给学派的创始人。芒德尔也不拒绝，乐意把自己与供给学派联系起来。供给学派的观点一直受到严肃经济学家的批评，芒德尔的名声自然受到不利影响。直至他获得诺奖时，纽约时报仍然说，“他的影响从里根时代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到欧元的创造”。华尔街日报也称他是“里根时代供给经济学之父”。
芒德尔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其实芒德尔尽管提出过减税的观点，也参与过供给学派的一些活动，但并不属于这个学派。克鲁格曼公正地指出，“芒德尔本人在标以供给学派特征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形成中作用甚微，”“他本人的观点能否冠之以供给学派还很成问题。”兜售繁荣，第81页其实供给学派是利用芒德尔的学术地位“拉大旗作虎皮”去吓唬别人，芒德尔的半推半就则使许多人把他划入骗子供给学派之列。
芒德尔还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他喜欢**在乡间别墅看电视饮酒，连信也懒得看，以至于不知道自己成为计量经济学会会员，当选为西部经济学会主席忘了出席就职典礼和演讲，任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杂志编辑时懒得看稿复信。这类让人哭笑不得的小事经常发生在他身上，久而久之就被认为古怪了。
也许是怪僻的名声太大吧，有些不怪的事也被认为怪了。芒德尔对绘画、艺术都有兴趣。他在意大利锡耶纳城外买了一个17世纪的古堡，并大肆修复，被认为是怪事。本来红颜白发也常有，但他60多岁时与一个20多岁姑娘结婚并生一子也受讥讽。如此这样，芒德尔被作为一个怪人来看，说来真有点冤。
其实人都有个性，我们评论经济学家还要看贡献，不苛求个性。这正是“我爱每一片绿叶”的含义吧。话经济学人
另类经济学家同样重要
无伦你是否赞同他的观点，回顾20世纪经济发展时，加尔布雷斯是个不可忽视的人 一条大船在海上乘风破浪前进。主流派人士为船如何行驶得更快出谋划策，但也另有一些人却告诫人们行得太快会出问题，或者指出船在行驶中的问题。把一个国家比做一只船，主流派经济学家就是让船走得更快的人，另类经济学家则是挑毛病的人。在美国，加尔布雷斯就是这种另类经济学家。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kenhgalbraith,1908是出生于加拿大的美国经济学家。他经历丰富，二战期间曾任美国物价管理局局长，战略轰炸调查团团长，1946年担任负责德国和日本经济政策检查的国务院经济安全政策室主任，60年代由于在哈佛大学时与肯尼迪兄弟的友谊出任肯尼迪竞选的顾问，以后又担任美国驻印度大使，他也曾担任幸福杂志编辑，并为多家报刊撰写专栏文章。从1949年以后任哈佛大学教授。这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对美国社会有更深刻的认识，更加关注各种现实问题。这无疑是他另类观点形成的社会背景。
在学术上，加尔布雷斯继承了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为代表的制度学派传统。这种传统的核心是对主流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制度持批评态度。主流经济学用实证方法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制度经济学用演进、整体方法研究制度问题。主流经济学为资本主义这只大船的前进出谋划策，制度经济学则是批评其缺点。加尔布雷斯继承了这种传统，并在新时期条件下有所发展，称为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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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有没有悟性。我这里所说的悟性是指能在日常经济生活中发现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并具备分析与解决这种问题的能力。前苏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康托罗维奇就是这样一个有悟性的人。
康托罗维奇lvkantorovich,1912~1986是一位数学家，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他20岁左右时发表的新变方法、近似保形映射的新方法等解析函数论著引起数学界关注。1934年，年仅22岁的他就任列宁格勒大学数学教授，1935年未经论文答辩就获得数学博士学位。1949年由于数学研究的成就获斯大林奖金，1958年当选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64年当选院士。1965年由于在经济计划工作中运用数学方法获得列宁奖金。在国际数学界，康托罗维奇名声甚大。获诺贝尔奖以后的康托罗维奇依然没有笑容
康托罗维奇进入经济学也是一种偶然，但由于他卓越的悟性而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1937年，他担任前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数学所副所长时，设在西伯利亚的全苏胶合板托拉斯中心实验室，向该所数理经济研究室提出了一个问题：它们有八台制造胶合板的机床，生产五种不同型号的胶合板，每台机床都能生产这五种胶合板,但生产效率不同,如何能使这种胶合板在保持一个固定比例的情况下，分配每台机床各种胶合板的作业时间，使总产量达到最大。研究室的许多人认为这一问题没有什么重大意义，而康托罗维奇却从这个貌似简单而平凡的问题中看出了其重要含义：资源最优配置问题。从一个平凡问题中悟到了其背后的重要启示，这正是康托罗维奇的超人之处。发现并看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是他成功的第一步。其实许多重大问题都是包含在无数平凡小事中的，悟性正在于能抓住这一点。
发现问题仅仅是成功的，更重要的还在于解决问题。在技术与资源不变的情况下，通过重新配置资源可以提高生产率。胶合板问题实际上就是在若干种资源配置方法中找出最有效的一种，但这需要大量的计算。在胶合板问题中，如果采用一般的排列组合法，就有成千上万个方程组，这样的计算任务难以完成。康托罗维奇知道，要解决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必须找出一种简单而实用的方法。他的贡献正在于通过解决胶合板问题而发明了解乘数法，创立了线性规划理论。1939年，康托罗维奇发表的小册子生产计划与组织中的数学方法正是对这个研究成果的总结。这时他年仅26岁。
经济学家的悟性解乘数法与传统方法的根本差别在于不是先求总生产函数，而是把各种可能出现的生产函数及给定的资源条件系统地归纳成约束条件，用目标函数代替成本函数。这样，资源最优配置问题就可以表示为在一组约束条件下，求解目标函数的极大值或极小值问题，康托罗维奇为解决资源配置问题提供了简单而实用的方法，不仅解决了现实问题，而且推动了线性规划这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10年之后，美国数学家丹泽和豪尔维茨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现在我们常用的单纯形法。从实际问题出手，但不以仅仅解决这些问题为最终目的，而是通过问题的解决创立一种新方法和新理论，这正是康托罗维奇的高明之处。
在此基础上，康托罗维奇在资源的最优分配和利用方面系统地提出了客观制约估价论与西方的影子价格理论相似。这一理论包括：第一,客观制约估价的经济含义。为了有效利用生产要素，找出实现某种目标的生产要素最适组合，就要对各种生产要素进行客观估价。由于使用一单位某种要素而节约的劳动，或节约一单位某种要素而多消耗的劳动，就称为对该要素的客观制约估价。这类似于用机会成本估算影子价格。第二，客观制约估价的具体性、稳定性和实现性。第三,客观制约估价在经济中的运用。
康托罗维奇属于前苏联经济学中的数理学派。他们建议用数学方法实行经济计划，改进经济计划。他们的重要观点是，集中计划经济中，生产决策分散化的成功取决于存在一个合理制定的价格体系,包括一个惟一的利率。围绕这个中心，他用数学方法研究了最优化规划的动态模型，科技进步对经济的影响，投资效果定额的确定等问题。康托罗维奇由于对线性规划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以及在资源最优配置理论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而与美国经济学家库普曼共同获得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之所以强调康托罗维奇的悟性是因为，当时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绝对统治地位，而且与西方经济学无任何学术交流，诸如机会成本这类最常见的概念也不知道。但他仍然得出了与西方经济学中含义相同的结论，这是何等不易。康托罗维奇的研究在前苏联受到许多正统经济学家的反对，他写于1942年的经济资源的最优利用，1959年才出版。西方同行是从流传出去的打印稿中才了解到他的成果。康托罗维奇也不得不用劳动价值论去解释他的成果。这是前苏联**体制下的悲剧。话经济学人
理性预期大师的尴尬
理性预期大师卢卡斯
当一个人的理论被自己的行为所否定时，那将是十分尴尬的。美国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卢卡斯在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就遇到了这种尴尬的事情。
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大师，卢卡斯经济理论的基本前提之一是人们可以做出理性的，从而是正确的预期。然而在现实中卢卡斯却做出了不理性的错误预期。卢卡斯1982年与原来的妻子丽塔科恩分居，1989年正式办理离婚手续时，科恩提出离婚的条件是，如果卢卡斯在1995年10月31日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她有权分享一半，如果在此后获奖她将不再分享。这就要卢卡斯对自己获奖的可能性进行理性预期。他认为，即使自己能获奖，在1995年前获奖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诺奖委员会在同样做出贡献的人中往往优先考虑年长者。在有可能获奖的人选中他并非长者。于是他同意了妻子的要求。不幸的是在1995年10月31日前的20天，他获奖了。卢卡斯不得不按离婚协议将100万美元的奖金分给前妻一半。为此，卢卡斯后悔不迭，认为前妻简直是个料事如神的女巫。理性预期大师做出了非理性预期，当然要成为媒体“爆炒”的花边新闻。
卢卡斯名著的中文本当然媒体的炒作并不能成为否定理性预期理论的依据，卢卡斯在这点小事上预期的失误也并不说明理性预期的概念错误。相反，卢卡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正说明理性预期理论的重要，以及他对这一学派发展的开创性贡献。理性预期理论的形成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中继凯恩斯革命、货币主义革命之后的理性预期革命。它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理性预期大师的尴尬人们早就认识到预期对经济的重要性，可惜对经济主体形成预期的方式却了解很少。凯恩斯在通论中强调了预期的重要性，但把预期作为非理性的、随机的，这就无法分析预期对经济的影响。1956年，菲利普卡甘在分析超速通货膨胀时提出了适应性预期的概念，强调了过去经验对形成未来预期的影响，尤其是人们可以根据过去预期的失误来修改对未来的预期。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用这个预期概念重新解释了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卢卡斯的计量经济学专著在短期中当人们的预期值与实际值不一致时，失业与通货膨胀存在交替关系，但当长期中人们调整预期使预期值与实际值一致时，这种关系就不存在了。但经济学家认为，在一个动态经济中，仅仅是过去的经验并不足以完全决定预期，要分析复杂的经济还需要一种更为合理的预期形成方式。
理性预期的概念最早是美国经济学家默思在分析证券市场时提出来的，指预期值与实际值一致的预期。卢卡斯发展了理性预期的概念，并将之运用于分析宏观经济，这就引发了一场理性预期革命。在经济学中被冠以“革命”二字者是指开创性的贡献。
卢卡斯重新解释了理性预期的两点基本含义。一是人是理性的，在他们形成对未来的预期时，不仅根据过去的经验，而且尽可能最有效地运用可以获得的所有信息，包括经济运行机制、政策决策方式以及相关经济数据的信息。理性预期是指人们在充分利用各种信息的基础上形成的预期。二是从总体和长期来看预期值和实际值是一致的，人们不会犯系统的预期错误。这就是说由于现实中的不确定因素，人们会做出一时的预期错误，个别人也会总犯预期错误，但绝不会所有人总犯预期错误。由此看来，卢卡斯对自己获诺奖的预期失误仅仅是个别人一时的错误，与理性预期这个科学概念并不矛盾。媒体记者炒作也许是不懂，也许是懂而装不懂。
卢卡斯由理性预期这个概念中得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是政府无效论。如果货币和财政政策按固定规划来调节经济，例如衰退时扩张或繁荣时紧缩，那么，这种政策将是无效的，因为公众了解这些政策规则，能形成正确的预期，并做出及时的反应，使政策失效。这正是我们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例如，扩张性货币政策能刺激经济是因为货币量增加引起物价上升，实际工资下降，从而刺激了生产。但如果公众做出理性预期，知道衰退时政府要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并引起物价上升，他们就会提前要求提高名义工资。这时，实际工资没有减少，刺激生产的作用不存在，政策就失效了。
如果政府不按固定的规则决定政策，而是采用随机性政策， 卢卡斯的论文集由于公众没有预期到这种政策变化，会起到作用。但公众会犯个别的、偶然的预期错误而不会犯系统的预期错误，所以，他们迟早会调整自己的预期使政策失效。由于公众能做出理性预期，这种随机性政策在长期中并不能稳定经济，反而作为一种外部冲击引起了经济的不稳定。现实中的经济波动往往来自这种随机性政策冲击。这就是西方一句谚语所说的，你可以永远欺骗一少部分人，也可以暂时欺骗所有人，但不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由以上得出，无论是固定规则政策还是随机性政策都起不到稳定经济的作用。这就是著名的“政策无效论”。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中，失业和通货膨胀都不存在交替关系，想运用政策以高失业换取低通胀，或者以高通胀换取低失业，最终换来高失业与高通胀并存的滞胀。因此，最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就是向公众公开信息，让市场调节经济。这正是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所以，理性预期学派又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
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是对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批判，对80年代之后西方各国经济政策自由化也有相当影响。在理论上，理性预期的概念已得到广泛运用。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周期理论、理性预期消费理论、李嘉图巴罗等价论政府征税与举债的影响相同等理论都在现代经济学占有重要地位。
卢卡斯的这点轶事是记者炒作的，无非是要给这本不平静的世界再增添一点刺激。这无损于卢卡斯的地位。近年来卢卡斯转向新增长理论的研究，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甚至有人预测卢卡斯有可能再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卢卡斯与现在的妻子南茜斯多克情深恩爱，如果卢卡斯真的再次获得诺奖，记者们又会炒作什么呢话经济学人
怪杰芒德尔
芒德尔的照片也颇有点与众不同 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刘心武写过一篇题为我爱每一片绿叶的小说，讲一个优秀的中学教员由于个性怪僻而受歧视的故事,提倡对人的宽容。从道理上说，即使再有个性的人，也应该得到尊重；但现实中，无论中外，有怪僻个性的人总难容于其他人，要被歧视。经济学界现成的例子就是1999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伯特芒德尔robertandell。
芒德尔出生于加拿大，受教于麻省理工学院，6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授，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获奖时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早在60年代，芒德尔已蜚声经济学界，连待人苛刻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也承认他“以在国际经济学领域的严谨治学而闻名”，“他对于最佳货币区域的标准分析仍然是欧洲货币体系形成讨论中主要的参考文献”，“他有关如何选择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文章影响了货币和财政政策，芒德尔弗莱明模型是每本国际经济学教科书的必选内容。”兜售繁荣，中文版，第80页从80年代起他多次被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但直到1999年欧元出现才获奖。这固然有许多因素在起作用，但他的个性怪僻不能不是一个原因。直至他获奖后纽约时报仍称他是“一个古怪的、加拿大出生的经济学家”，许多报刊也在炒他古怪的一面。
说芒德尔怪是指他的行事风格不同于常人。克鲁格曼在兜售繁荣一书中描述了他有悖于常人的行为。本来芒德尔在芝加哥大学当教授，学术上已造诣颇深，又培养了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鲁迪格多恩布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穆萨、以色列银行行长雅各布弗兰克尔这样一批已成为大腕的学生，但突然在1971年离开芝加哥大学到毫无名气的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任教，以后在那里呆不下去，又到哥伦比亚大学，但“他那时离群索居，不与学生和同伴交往。”
克鲁格曼说，“事实在1970年左右，芒德尔以各种方式偏离了常规学术界，有些溢于言表：他开始留长发，常常唠唠叨叨自言自语；另一些则更为重要：芒德尔不再在通常的学术交流会和讨论会上露面，而开始在自己塞纳附近开办的凌乱、门庭冷落的小酒吧中召集讨论会。更重要的是芒德尔完全摒弃了自己以往的学术研究风格；1970年后他发表寥寥，他发表的论文也是过去的同义反复，批评那些具有他年轻时相同观点的经济学家是纯粹的江湖骗子”。兜售繁荣，第80~81页怪杰芒德尔 这是至今为止国内出版的最完整的芒德尔也译作蒙代尔著作
芒德尔被经济学界冷落还与他和供给学派的关系相关。1971年，芒德尔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元与政策组合的文章，主张提高利率保护美元，减少税收刺激经济。这篇文章引起广泛争论。1974年5月在华盛顿一次讨论世界经济的会上，芒德尔又重提这种观点。这种观点引起供给学派的拉伐和温尼斯基等人的重视，拉伐正是受此启发而提出了以减税为中心的供给学派理论与政策。
供给学派这些人都是学术界无名之辈，他们需要一杆大旗，拉伐把芒德尔作为当世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于是他们极力吹捧、拉拢芒德尔，组成了由拉伐、温尼斯基、巴特利和芒德尔为核心的“四人学术小组”。70年代中期，他们每周都在华尔街交易所附近的“迈克尔第一”餐馆聚会，讨论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和通过提高利率来抑制通货膨胀问题。拉伐等人通过一系列活动吹捧芒德尔，把他作为供给学派的创始人。芒德尔也不拒绝，乐意把自己与供给学派联系起来。供给学派的观点一直受到严肃经济学家的批评，芒德尔的名声自然受到不利影响。直至他获得诺奖时，纽约时报仍然说，“他的影响从里根时代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到欧元的创造”。华尔街日报也称他是“里根时代供给经济学之父”。
芒德尔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其实芒德尔尽管提出过减税的观点，也参与过供给学派的一些活动，但并不属于这个学派。克鲁格曼公正地指出，“芒德尔本人在标以供给学派特征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形成中作用甚微，”“他本人的观点能否冠之以供给学派还很成问题。”兜售繁荣，第81页其实供给学派是利用芒德尔的学术地位“拉大旗作虎皮”去吓唬别人，芒德尔的半推半就则使许多人把他划入骗子供给学派之列。
芒德尔还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他喜欢**在乡间别墅看电视饮酒，连信也懒得看，以至于不知道自己成为计量经济学会会员，当选为西部经济学会主席忘了出席就职典礼和演讲，任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杂志编辑时懒得看稿复信。这类让人哭笑不得的小事经常发生在他身上，久而久之就被认为古怪了。
也许是怪僻的名声太大吧，有些不怪的事也被认为怪了。芒德尔对绘画、艺术都有兴趣。他在意大利锡耶纳城外买了一个17世纪的古堡，并大肆修复，被认为是怪事。本来红颜白发也常有，但他60多岁时与一个20多岁姑娘结婚并生一子也受讥讽。如此这样，芒德尔被作为一个怪人来看，说来真有点冤。
其实人都有个性，我们评论经济学家还要看贡献，不苛求个性。这正是“我爱每一片绿叶”的含义吧。话经济学人
另类经济学家同样重要
无伦你是否赞同他的观点，回顾20世纪经济发展时，加尔布雷斯是个不可忽视的人 一条大船在海上乘风破浪前进。主流派人士为船如何行驶得更快出谋划策，但也另有一些人却告诫人们行得太快会出问题，或者指出船在行驶中的问题。把一个国家比做一只船，主流派经济学家就是让船走得更快的人，另类经济学家则是挑毛病的人。在美国，加尔布雷斯就是这种另类经济学家。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kenhgalbraith,1908是出生于加拿大的美国经济学家。他经历丰富，二战期间曾任美国物价管理局局长，战略轰炸调查团团长，1946年担任负责德国和日本经济政策检查的国务院经济安全政策室主任，60年代由于在哈佛大学时与肯尼迪兄弟的友谊出任肯尼迪竞选的顾问，以后又担任美国驻印度大使，他也曾担任幸福杂志编辑，并为多家报刊撰写专栏文章。从1949年以后任哈佛大学教授。这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对美国社会有更深刻的认识，更加关注各种现实问题。这无疑是他另类观点形成的社会背景。
在学术上，加尔布雷斯继承了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为代表的制度学派传统。这种传统的核心是对主流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制度持批评态度。主流经济学用实证方法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制度经济学用演进、整体方法研究制度问题。主流经济学为资本主义这只大船的前进出谋划策，制度经济学则是批评其缺点。加尔布雷斯继承了这种传统，并在新时期条件下有所发展，称为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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