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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欢还是西门吹雪，都以出手快见长：对手什么也没看见，已经人头落地，刀又回到了手中。快也是一种特色。在这个竞争的武林中，武功没什么太大特色者，如沧州的小门派，就无以生存，遇强敌则溃败了。读武侠时人们往往会被各种武功所吸引，听王语嫣天龙八部中人讲各派武功，你不能不对这小女子有几分敬意。在敬佩之余，你要想到这就是产品差别的创新。
与市场中的产品一样，已有特色的武功也要不断创新。洪七公、杨过诸位大侠都是在原有武功基础上创新出了有特色的天下无敌之功夫，才得以成为一代宗师的。产品特色的关键在于创新，一旦扼杀了创新，一个门派也就完了。笑傲江湖中的华山派并不是失败在岳不群的个人品质上,而是失败在剑宗与气宗两派的争斗,以至于剑宗派从**上消灭气宗派上。华山派死守剑宗的精神,岂有不亡之理相反,令狐冲正是在学剑宗的基础上又向气宗派惟一幸存下来的传人风清扬学了气宗并向任我行学了内功,才成为华山派的真正一代宗师。但武林又近乎一个独裁的领域，各派掌门人是绝对权威，弟子若有创新之想法，就被认为是本门的叛徒，必死无疑。正是这种政治上的独裁抑制了创新。所以，历史悠久的门派往往是徒有其名，在武林中风光的往往是传统较少的新门派，或者杨过、令狐冲这类离经叛道的人。创新是企业的生命，也是武林的生命。
创造出武功特色不容易,偷来当然容易，因此，寻找武功和秘笈就成为金庸小说中的一大中心。那些成为大侠者也是由于偶然的机遇得到了某一种秘笈，并照此修炼。什么是秘笈呢就是练一门功夫的诀窍。用企业的话来说，就是某种特色产品的核心技术。可口可乐的配方、同仁堂某些药和云南白药等的配方，都是和武功秘笈一样的宝贝。企业有这种配方才能生产出与众不同的特色产品，垄断一块市场。武林各门派有这种武功秘笈才能有自己威震天下的武功。武功秘笈和配方一样密不示人，所以，才有人挖空心思去偷。葵花宝典之类秘笈对武林好汉们的吸引力之大，令人惊叹。吾等非武林人士，难以体会。为了得到这种秘笈，众好汉不惜付出生命。这说明武功的好坏在于其是否有特色。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不也如此吗形式不同，道理是共同的。
当然，有了秘笈也不一定能练成神功，有的人练不好还会走火入魔。练成神功要有秘笈指点，但还须有基础。在武侠小说中，这种基础就是内功。什么是内功，大概金庸也不大明白，内功尚且可以输出输入，更令人莫名其妙。但内功是重要的。你看，杨过与小龙女在古墓中苦练了内功，所以，杨过的剑术，从最早靠好剑，发展到把树枝作剑，最后进入剑术的最高层次无剑胜有剑。书中的各路高手，没有一个不是身怀深厚之内功。可见武功诀窍或有特色武功的基础在于内功。企业创造产品特色同样也需要内功。不过这种内功就不是金庸笔下神神秘秘的东西，而是企业产权明晰和公司治理结构了。许多企业创造不出产品特色，关键还在于缺乏内功。产权不明晰，责权利不分，缺乏激励机制和管理方法，不会有特色产品。正如没有内功，练不成神功一样。
企业与武林中各门派，商场上的竞争与武林中争斗，它们本质上是一样的。如果以这种眼光去读武侠，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武功，对你会有启发。合上书想想那些绝世武功背后的故事，你会有更多感触。这样读武侠，你的兴趣会更浓，读着也更有味，借用其中的三招两式，也许有助于你的成功呢
武林中的博弈
人类社会中个人与团体之间是相互依赖的，一个人的决策能否成功取决于其他人对这种决策的反应。这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使人们必然在决策中有意无意地运用博弈论的方法。中国古代的田忌赛马是博弈论中一个经典的例子，囚徒的两难困境也是自从有囚徒以来就出现的问题。现在的博弈论无非是对这种思维方式的总结与发展而已。尽管有了数学外衣，其思想亦可以用事例来说明。武林是一个勾心斗角的世界，这里博弈论更是大有用武之地了。
人们经常用博弈论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竞争与合作问题。根据纳什均衡，在参与者各方都从自己的个体利益最大化出发，而且在信息不完全，即无法确定对方的策略时，即使是有利于各方的合作，最后也难以达成。这种博弈过程中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什么条件下可能实现暂时的合作，二是长期中不能合作的原因是什么。武林与人类社会一样也充满了竞争与合作。而且，合作是暂时的，竞争是永存的。所以用博弈论来分析各门派之间的争斗与勾结合作的贬义词也开辟了一条读武侠、评武侠的新思路。
笑傲江湖为合作与竞争的博弈分析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这就是嵩山派掌门人左冷禅策划并实施的五岳联合的经历及最后失败。这也是笑傲江湖一书中的一条主线。
按理说，五岳同气，如果能联合起来，则可以形成武林第一大派，不仅可以与武当、少林这些历史悠久又有绝活的派别分庭抗礼，而且可以对付他们这些正派人士心中的邪教日月神教。从根本上说，这种合作对五岳各派，尤其是恒山派这样的小派别又以女性为成员是有利的，但为什么这种合作在一开始就遇到抵制呢这首先在于五岳各派尽管都希望抵制势力日益强大的日月神教，但其实都各怀鬼胎。嵩山派左冷禅是一个野心家越南国会中争论时就称野心家为左冷禅。他发动联合的动机口头上是联合起来对抗邪教云云，其实是想把五岳合为一派，自己当盟主。这一点各派心里都有数，各派掌门并不想放弃自己的**，不愿让多年的基业尽管已经衰落断送在自己手里。因此，并不积极合并。合作的困难正在于合作各方都有自己的目标，各自的目标并不一致，而且，各自把自己的目标看得比共同的目标更重要。正如在囚犯两难处境中，各自都想刑期最短，而不是共同的刑期最短一样。
合作者目标不一致是企业或国家间合作难以长期实现的根本原因。对每一个个体而言，都是自己的利益大于整体利益。在人类行为中，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一句名言“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或朋友”，是绝对真理。
我们说合作是困难的，并不是说不会有合作。相反，在现实中利益不一致的各方也会形成合作，尽管这种合作往往是暂时的。能形成各种短期合作，首先是在这个短期内共同利益更为重要。二战中美英苏的合作大概就是这种情况。美英能与他们一向敌视的前苏联合作就在于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比社会制度之争更重要。当然，一旦这种共同利益过去后，合作就必定走向破裂。二战一结束，这三国又处于对立之中了。左冷禅所推动的合作之所以有过短暂成果，而且五岳各派开始时对合作尚有一点接受，就在于邪教势力日益强大给他们的生存带来威胁。以一派之力不足以与邪教教主任我行、东方不败抗衡，合五岳之力还可以作点对抗。所以，以后当令狐冲戏剧性地与任盈盈结婚，邪教不再与正教对抗之后，这种合作的基础实际已经不存在了。
五岳能暂时联合起来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则是与各自的博弈策略相关。我们知道，合作的另一个条件是有效的惩罚。当主张合作的一方力量强大，足以保证可信的威胁，并在必要时实施惩罚，合作也有可能。在五岳联合中，嵩山派左冷禅是主要推动者。其他几个门派实力远不如嵩山派，因此，当左冷禅提出合并大旗并自任盟主时几乎无人敢公开反对。我们都记得，左冷禅派人杀了不与他合作要金盆洗手的衡山派刘正风。这正是博弈论中讲的“可信的威胁”这种策略的运用，告诉五岳中其他人，敢有不听我合并号令者，刘正风之下场。这的确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杀了鸡，猴果然就害怕了。
五岳中的其他门派，除了华山派岳不群有野心，想取左冷禅而代之外，其他三派则是实力不足，不得不采用跟随战略。智猪博弈告诉我们，当大猪与小猪实力不等时，小猪的最优战略是跟随，即由大猪采取主动行为，获得大利益，小猪顺从，得点小利益。合作往往是由利益大的大猪推动的。显然，在五岳之中，嵩山派是“大猪”，其他几家，尤其恒山派、衡山派和泰山派都是“小猪”。不跟左冷禅有灭门之灾，跟了他即采用顺从策略，也许可自保。如果你仔细看书中对恒山派掌门定逸师太的心理与行为描写，更可以体会到一个“小猪”无可奈何的悲哀。合作往往就是在这种强者推动，弱者顺从之下短期形成的。
这种合作的基础并不是共同利益，合作是非自愿的，当然不会长久和稳固。所以，左冷禅的五岳联合最后以失败告终，结果每个门派都蒙受极大损失。读小说时常为此感到悲哀，好好的五岳就这样毁了。但现实生活中，每天不都在发生这样的悲剧吗有时政府某个部门充当左冷禅，由它领导的企业不得不顺从，组建大的企业集团或规模更大的大学。结果呢博弈论的结论总是不错的各方都蒙受损失，始作俑者也没什么好下场。非合作博弈得出对各方最坏的结果。
武侠中的童话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反映。金庸的笑傲江湖写于“文革”时代，任我行三呼“万岁”，就是作者有感于现实而写。古龙书中风流善饮的楚留香、陆小凤有作者的影子。经济学是在理性层次上对人类行为的思考，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读武侠小说可以悟出许多经济学道理。不信，你读几本试试
抉择与国企改革读抉择
张平先生的小说抉择和根据这本小说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作为反**的力作而红遍大江南北。抉择中描写的**发生于国有企业中，它与官场的**有共性，也有特性。因此，我想从国有企业改革的角度来点评这本书的得失。
故事发生在大型国有企业中阳纺织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纺。与所有国有企业一样，它曾经有过辉煌，但后来已欠债近6亿元，全线停产，近3万职工十几个月没领到工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中纺领导班子的**。张平先生对国有企业的情况相当了解，他以生活为依据写出了**的企业领导们如何搞垮一个大企业，读来令人触目惊心。这部作品的感染力之一也正在于这种源于现实的直面揭露。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中股份公司的特点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有者股东与经营者总经理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由于监督的困难以及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合约的不完全性，代理人会发生机会主义行为，以损害委托人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这种机会主义行为表现为用公司的钱举行豪华宴会、旅游等工作中消费。在这种产权结构下，工作中消费毕竟是有限的，由此而搞垮一个企业的事还很少见。中纺的领导居然能以机会主义行为搞垮一个企业，问题何在呢这就要从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来解释。
中纺这样的企业叫全民所有制企业。但全民所有不可能全民都是作为委托人的股东，实际所有权在政府手里，这就是国有企业“国有”之含义。政府这个所有者也很抽象，具体就落实在政府领导人身上。谁是省市一把手，谁就是说了算的老板。所以，1958年时“省里的领导明确指示，中阳纺织厂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人数的增长和数量上都要成为北方第一”，中纺就膨胀起来，陷入第一次困境。领导人作为国有企业的委托人权责利并不对称，他们权大得很，一言可以兴厂，一言可以灭厂，但兴厂了无利收入不会增加，灭厂了也无责。省里那位领导把中纺领入困境后又在仕途上沉浮去了，留下的苦果只好由别人吃。
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中缺乏一个责权利统一的真正所有者。这就是公有制的所有者缺位问题。中纺的领导人并不是所有者，仅仅是经营者的代理人。但在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他们就集委托代理于一身了。这被称为内部人控制。这种产权结构注定了国有企业没法搞好。企业领导人由政府任命，他们本身也是官中纺领导就是局级干部。他们无须对真正的股东全民负责，只对任命他们的上级负责。如果企业领导有像李高成那样的高尚品质，起码企业不会被人为搞坏；如果是像现任中纺总经理郭中姚这样的人，企业必垮无疑。在缺乏委托人有力监督的情况下，控制企业的内部人是好是坏取决于个人品质。没有制度的制约，人的品质是不可靠的，而且，在缺乏有效约束的情况下，人变坏往往是容易的郭中姚等人能被李高成相中提上来，说明当初也并不坏。这就是绝对的权力使人**。国有企业本来就不是企业而是政府的一部分，所以，企业**与官员**有相同之处。
郭中姚这类内部人控制了企业又不受监督就无恶不做了。在他们看来，吃喝玩乐、出国旅游，只是小菜一碟。这种现象与国外企业代理人沾点小便宜的机会主义行为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后者不会使企业伤筋动骨，而前者可以**掉一个企业。企业领导人直接控制资源，搞起**来大概比官员钱权交易更容易一些。
内部人控制的更大危险，还在于把国有资产化公为私。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部分国有资产私有化问题。这种私有化可以采取两种形式：公开的与隐蔽的。有偿转让、拍卖，或者变为股份送给公众，都是公开的私有化过程。这个过程中也难免出现各种问题，如国有资产低估等，但总体上还算公正。隐蔽的私有化就是把表面上仍称为国有的资产悄悄地给了私人。这是少数人对国有资产的公开掠夺，就像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化过程中氏族酋长夺取原来属于公有的财产一样：这种私有化形式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以为公的幌子来为私，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国有财产变为私人财产：俄罗斯一些原来的党政官员正是通过公开私有化前的悄悄私有化变成了今日巨富寡头。这种悄悄的私有化是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使多数人变穷的原因，俄罗斯等国家尖锐的贫富对立、两极分化正是这样形成的。
中纺的领导人勾结省常务副书记严阵、原省人行副行长王义良、李高成的妻子吴爱珍等人就在进行这样的私有化。他们把中纺的资金拿去办什么特高特客运公司、青苹果娱乐城，美其名曰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云云，实则大获私利。类似这样用国有企业的资金、设备、人力办所谓“三产”或私人企业的事现实中屡见不鲜。说来国有企业仍然没被私有化，实际上这个“国有”只剩下徒有其名的壳子了，内中的优良资产早已被严阵这样开口闭口“党的利益”、“安定团结”之类大话的人私有化了。如果不幸发生苏东这样的剧变，“严阵们”就会由党的高级干部变为新富一族。
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会暂时给一些人带来痛苦，但悄悄的私有化使人民承受了本不该那么多的痛苦。如果不是“严阵们”把中纺的钱拿去办自己的公司，中纺也不至于落到全面停产、职工十几个月领不到工资的境地：悄悄的私有化使原本已经困难的国企雪上加霜，富了“严阵们”，苦了广大职工。当读到中纺老工人马得成的孙女被迫当三陪女，青苹果娱乐城中卖笑的小姐都是中纺女工时，我不禁流下了泪。如果不是中纺被悄悄私有化，他们能沦落到这般田地吗即使中纺被合资，或者被卖掉公开私有化，工人也不会这么惨。之所以发生悄悄私有化，原因就在于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所有者缺位，郭中姚这样的人实际控制了企业。这时的中纺名义上还是国有企业，实际已成为郭中姚、严阵的私产了。私有化的危险来自内部人控制。这是企业领导人**的特殊性。官员还要钱权交易，企业领导人连交易这个环节都免了。
其实像中纺这样的国有企业走到停产的地步从现象上看是由于郭中姚这类**分子，实际上主要还在于体制。国有企业国家所有、国家管理，政企合一，实际只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而无企业之实质。行政领导可以让国企盲目扩张；可以随意拿走钱省政府大厦中纺无偿交出1000多万，也可以让银行给你钱；可以为企业任命好领导原中纺领导李高成；也可以给企业派一位坏领导郭中姚；可以像市委书记杨成那样关心扶植企业，也可以像省委常务副书记严阵那样向企业索取。企业的好坏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遇到什么样的领导人，这岂不危险吗我们提了好多年“搞好国有企业”，无论什么领导人上来都要搞一下国企。动机不好的**领导不要说了，即使领导动机纯正人品特好，但今天命令企业“强强合并”，明天又给你出一个“好主意”，后天兴许还让你与一位外商合资。这样搞来搞去，结果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说的,“国有企业改革长时期没有取得突破”。
无论是国企改革还是反**，关键不在于选好人，而在于制定好制度。国企的出路在于产权明晰政企分开这个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的方针。反**则在于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正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作者把中纺的希望寄托在李高成这样的清官身上。作者在代后记中为群众仍然津津有味地读包公案之类的书悲哀，但他写的李高成不正是新时代的包公吗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现实中没有李高成这样的英雄，也不是说李高成这样的人不重要。我们改革事业的成功要依靠千千万万李高成这样的人。但造就李高成这样的人，并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的还是制度。没有民主与法治，“李高成们”如何能有效反**国有企业不走股份化的现代企业之路，“李高成们”又有什么用读抉择深为李高成所感动，正如当年读乔厂长上任为乔厂长而夜不能眠一样。但20世纪80年代初的“乔厂长们”无法阻止国有企业以后的衰落之势，今天的“李高成们”也无法使中纺走出困境。
当然，作者与我想的不一样，他还是给了这个故事一个光明的尾巴：李高成及其他好领导先为中纺选出了一个好班子“郭中姚们”当初不也是好班子吗，省市委干部捐出了一个月工资是否属于强迫集资，中纺职工自己集资42568万元十几个月未发工资尚能集资，银行又准备贷款3000万已欠近6亿债务，哪个行长还敢贷款，再引进真正合资者真巧啊。看来中纺走出困境没问题了。没有产权改革，没有政企分开，仍用以前的方法由李高成这样的好人搞了一下，中纺又可以再度辉煌了。又一个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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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欢还是西门吹雪，都以出手快见长：对手什么也没看见，已经人头落地，刀又回到了手中。快也是一种特色。在这个竞争的武林中，武功没什么太大特色者，如沧州的小门派，就无以生存，遇强敌则溃败了。读武侠时人们往往会被各种武功所吸引，听王语嫣天龙八部中人讲各派武功，你不能不对这小女子有几分敬意。在敬佩之余，你要想到这就是产品差别的创新。
与市场中的产品一样，已有特色的武功也要不断创新。洪七公、杨过诸位大侠都是在原有武功基础上创新出了有特色的天下无敌之功夫，才得以成为一代宗师的。产品特色的关键在于创新，一旦扼杀了创新，一个门派也就完了。笑傲江湖中的华山派并不是失败在岳不群的个人品质上,而是失败在剑宗与气宗两派的争斗,以至于剑宗派从**上消灭气宗派上。华山派死守剑宗的精神,岂有不亡之理相反,令狐冲正是在学剑宗的基础上又向气宗派惟一幸存下来的传人风清扬学了气宗并向任我行学了内功,才成为华山派的真正一代宗师。但武林又近乎一个独裁的领域，各派掌门人是绝对权威，弟子若有创新之想法，就被认为是本门的叛徒，必死无疑。正是这种政治上的独裁抑制了创新。所以，历史悠久的门派往往是徒有其名，在武林中风光的往往是传统较少的新门派，或者杨过、令狐冲这类离经叛道的人。创新是企业的生命，也是武林的生命。
创造出武功特色不容易,偷来当然容易，因此，寻找武功和秘笈就成为金庸小说中的一大中心。那些成为大侠者也是由于偶然的机遇得到了某一种秘笈，并照此修炼。什么是秘笈呢就是练一门功夫的诀窍。用企业的话来说，就是某种特色产品的核心技术。可口可乐的配方、同仁堂某些药和云南白药等的配方，都是和武功秘笈一样的宝贝。企业有这种配方才能生产出与众不同的特色产品，垄断一块市场。武林各门派有这种武功秘笈才能有自己威震天下的武功。武功秘笈和配方一样密不示人，所以，才有人挖空心思去偷。葵花宝典之类秘笈对武林好汉们的吸引力之大，令人惊叹。吾等非武林人士，难以体会。为了得到这种秘笈，众好汉不惜付出生命。这说明武功的好坏在于其是否有特色。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不也如此吗形式不同，道理是共同的。
当然，有了秘笈也不一定能练成神功，有的人练不好还会走火入魔。练成神功要有秘笈指点，但还须有基础。在武侠小说中，这种基础就是内功。什么是内功，大概金庸也不大明白，内功尚且可以输出输入，更令人莫名其妙。但内功是重要的。你看，杨过与小龙女在古墓中苦练了内功，所以，杨过的剑术，从最早靠好剑，发展到把树枝作剑，最后进入剑术的最高层次无剑胜有剑。书中的各路高手，没有一个不是身怀深厚之内功。可见武功诀窍或有特色武功的基础在于内功。企业创造产品特色同样也需要内功。不过这种内功就不是金庸笔下神神秘秘的东西，而是企业产权明晰和公司治理结构了。许多企业创造不出产品特色，关键还在于缺乏内功。产权不明晰，责权利不分，缺乏激励机制和管理方法，不会有特色产品。正如没有内功，练不成神功一样。
企业与武林中各门派，商场上的竞争与武林中争斗，它们本质上是一样的。如果以这种眼光去读武侠，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武功，对你会有启发。合上书想想那些绝世武功背后的故事，你会有更多感触。这样读武侠，你的兴趣会更浓，读着也更有味，借用其中的三招两式，也许有助于你的成功呢
武林中的博弈
人类社会中个人与团体之间是相互依赖的，一个人的决策能否成功取决于其他人对这种决策的反应。这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使人们必然在决策中有意无意地运用博弈论的方法。中国古代的田忌赛马是博弈论中一个经典的例子，囚徒的两难困境也是自从有囚徒以来就出现的问题。现在的博弈论无非是对这种思维方式的总结与发展而已。尽管有了数学外衣，其思想亦可以用事例来说明。武林是一个勾心斗角的世界，这里博弈论更是大有用武之地了。
人们经常用博弈论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竞争与合作问题。根据纳什均衡，在参与者各方都从自己的个体利益最大化出发，而且在信息不完全，即无法确定对方的策略时，即使是有利于各方的合作，最后也难以达成。这种博弈过程中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什么条件下可能实现暂时的合作，二是长期中不能合作的原因是什么。武林与人类社会一样也充满了竞争与合作。而且，合作是暂时的，竞争是永存的。所以用博弈论来分析各门派之间的争斗与勾结合作的贬义词也开辟了一条读武侠、评武侠的新思路。
笑傲江湖为合作与竞争的博弈分析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这就是嵩山派掌门人左冷禅策划并实施的五岳联合的经历及最后失败。这也是笑傲江湖一书中的一条主线。
按理说，五岳同气，如果能联合起来，则可以形成武林第一大派，不仅可以与武当、少林这些历史悠久又有绝活的派别分庭抗礼，而且可以对付他们这些正派人士心中的邪教日月神教。从根本上说，这种合作对五岳各派，尤其是恒山派这样的小派别又以女性为成员是有利的，但为什么这种合作在一开始就遇到抵制呢这首先在于五岳各派尽管都希望抵制势力日益强大的日月神教，但其实都各怀鬼胎。嵩山派左冷禅是一个野心家越南国会中争论时就称野心家为左冷禅。他发动联合的动机口头上是联合起来对抗邪教云云，其实是想把五岳合为一派，自己当盟主。这一点各派心里都有数，各派掌门并不想放弃自己的**，不愿让多年的基业尽管已经衰落断送在自己手里。因此，并不积极合并。合作的困难正在于合作各方都有自己的目标，各自的目标并不一致，而且，各自把自己的目标看得比共同的目标更重要。正如在囚犯两难处境中，各自都想刑期最短，而不是共同的刑期最短一样。
合作者目标不一致是企业或国家间合作难以长期实现的根本原因。对每一个个体而言，都是自己的利益大于整体利益。在人类行为中，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一句名言“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或朋友”，是绝对真理。
我们说合作是困难的，并不是说不会有合作。相反，在现实中利益不一致的各方也会形成合作，尽管这种合作往往是暂时的。能形成各种短期合作，首先是在这个短期内共同利益更为重要。二战中美英苏的合作大概就是这种情况。美英能与他们一向敌视的前苏联合作就在于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比社会制度之争更重要。当然，一旦这种共同利益过去后，合作就必定走向破裂。二战一结束，这三国又处于对立之中了。左冷禅所推动的合作之所以有过短暂成果，而且五岳各派开始时对合作尚有一点接受，就在于邪教势力日益强大给他们的生存带来威胁。以一派之力不足以与邪教教主任我行、东方不败抗衡，合五岳之力还可以作点对抗。所以，以后当令狐冲戏剧性地与任盈盈结婚，邪教不再与正教对抗之后，这种合作的基础实际已经不存在了。
五岳能暂时联合起来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则是与各自的博弈策略相关。我们知道，合作的另一个条件是有效的惩罚。当主张合作的一方力量强大，足以保证可信的威胁，并在必要时实施惩罚，合作也有可能。在五岳联合中，嵩山派左冷禅是主要推动者。其他几个门派实力远不如嵩山派，因此，当左冷禅提出合并大旗并自任盟主时几乎无人敢公开反对。我们都记得，左冷禅派人杀了不与他合作要金盆洗手的衡山派刘正风。这正是博弈论中讲的“可信的威胁”这种策略的运用，告诉五岳中其他人，敢有不听我合并号令者，刘正风之下场。这的确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杀了鸡，猴果然就害怕了。
五岳中的其他门派，除了华山派岳不群有野心，想取左冷禅而代之外，其他三派则是实力不足，不得不采用跟随战略。智猪博弈告诉我们，当大猪与小猪实力不等时，小猪的最优战略是跟随，即由大猪采取主动行为，获得大利益，小猪顺从，得点小利益。合作往往是由利益大的大猪推动的。显然，在五岳之中，嵩山派是“大猪”，其他几家，尤其恒山派、衡山派和泰山派都是“小猪”。不跟左冷禅有灭门之灾，跟了他即采用顺从策略，也许可自保。如果你仔细看书中对恒山派掌门定逸师太的心理与行为描写，更可以体会到一个“小猪”无可奈何的悲哀。合作往往就是在这种强者推动，弱者顺从之下短期形成的。
这种合作的基础并不是共同利益，合作是非自愿的，当然不会长久和稳固。所以，左冷禅的五岳联合最后以失败告终，结果每个门派都蒙受极大损失。读小说时常为此感到悲哀，好好的五岳就这样毁了。但现实生活中，每天不都在发生这样的悲剧吗有时政府某个部门充当左冷禅，由它领导的企业不得不顺从，组建大的企业集团或规模更大的大学。结果呢博弈论的结论总是不错的各方都蒙受损失，始作俑者也没什么好下场。非合作博弈得出对各方最坏的结果。
武侠中的童话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反映。金庸的笑傲江湖写于“文革”时代，任我行三呼“万岁”，就是作者有感于现实而写。古龙书中风流善饮的楚留香、陆小凤有作者的影子。经济学是在理性层次上对人类行为的思考，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读武侠小说可以悟出许多经济学道理。不信，你读几本试试
抉择与国企改革读抉择
张平先生的小说抉择和根据这本小说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作为反**的力作而红遍大江南北。抉择中描写的**发生于国有企业中，它与官场的**有共性，也有特性。因此，我想从国有企业改革的角度来点评这本书的得失。
故事发生在大型国有企业中阳纺织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纺。与所有国有企业一样，它曾经有过辉煌，但后来已欠债近6亿元，全线停产，近3万职工十几个月没领到工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中纺领导班子的**。张平先生对国有企业的情况相当了解，他以生活为依据写出了**的企业领导们如何搞垮一个大企业，读来令人触目惊心。这部作品的感染力之一也正在于这种源于现实的直面揭露。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中股份公司的特点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有者股东与经营者总经理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由于监督的困难以及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合约的不完全性，代理人会发生机会主义行为，以损害委托人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这种机会主义行为表现为用公司的钱举行豪华宴会、旅游等工作中消费。在这种产权结构下，工作中消费毕竟是有限的，由此而搞垮一个企业的事还很少见。中纺的领导居然能以机会主义行为搞垮一个企业，问题何在呢这就要从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来解释。
中纺这样的企业叫全民所有制企业。但全民所有不可能全民都是作为委托人的股东，实际所有权在政府手里，这就是国有企业“国有”之含义。政府这个所有者也很抽象，具体就落实在政府领导人身上。谁是省市一把手，谁就是说了算的老板。所以，1958年时“省里的领导明确指示，中阳纺织厂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人数的增长和数量上都要成为北方第一”，中纺就膨胀起来，陷入第一次困境。领导人作为国有企业的委托人权责利并不对称，他们权大得很，一言可以兴厂，一言可以灭厂，但兴厂了无利收入不会增加，灭厂了也无责。省里那位领导把中纺领入困境后又在仕途上沉浮去了，留下的苦果只好由别人吃。
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中缺乏一个责权利统一的真正所有者。这就是公有制的所有者缺位问题。中纺的领导人并不是所有者，仅仅是经营者的代理人。但在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他们就集委托代理于一身了。这被称为内部人控制。这种产权结构注定了国有企业没法搞好。企业领导人由政府任命，他们本身也是官中纺领导就是局级干部。他们无须对真正的股东全民负责，只对任命他们的上级负责。如果企业领导有像李高成那样的高尚品质，起码企业不会被人为搞坏；如果是像现任中纺总经理郭中姚这样的人，企业必垮无疑。在缺乏委托人有力监督的情况下，控制企业的内部人是好是坏取决于个人品质。没有制度的制约，人的品质是不可靠的，而且，在缺乏有效约束的情况下，人变坏往往是容易的郭中姚等人能被李高成相中提上来，说明当初也并不坏。这就是绝对的权力使人**。国有企业本来就不是企业而是政府的一部分，所以，企业**与官员**有相同之处。
郭中姚这类内部人控制了企业又不受监督就无恶不做了。在他们看来，吃喝玩乐、出国旅游，只是小菜一碟。这种现象与国外企业代理人沾点小便宜的机会主义行为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后者不会使企业伤筋动骨，而前者可以**掉一个企业。企业领导人直接控制资源，搞起**来大概比官员钱权交易更容易一些。
内部人控制的更大危险，还在于把国有资产化公为私。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部分国有资产私有化问题。这种私有化可以采取两种形式：公开的与隐蔽的。有偿转让、拍卖，或者变为股份送给公众，都是公开的私有化过程。这个过程中也难免出现各种问题，如国有资产低估等，但总体上还算公正。隐蔽的私有化就是把表面上仍称为国有的资产悄悄地给了私人。这是少数人对国有资产的公开掠夺，就像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化过程中氏族酋长夺取原来属于公有的财产一样：这种私有化形式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以为公的幌子来为私，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国有财产变为私人财产：俄罗斯一些原来的党政官员正是通过公开私有化前的悄悄私有化变成了今日巨富寡头。这种悄悄的私有化是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使多数人变穷的原因，俄罗斯等国家尖锐的贫富对立、两极分化正是这样形成的。
中纺的领导人勾结省常务副书记严阵、原省人行副行长王义良、李高成的妻子吴爱珍等人就在进行这样的私有化。他们把中纺的资金拿去办什么特高特客运公司、青苹果娱乐城，美其名曰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云云，实则大获私利。类似这样用国有企业的资金、设备、人力办所谓“三产”或私人企业的事现实中屡见不鲜。说来国有企业仍然没被私有化，实际上这个“国有”只剩下徒有其名的壳子了，内中的优良资产早已被严阵这样开口闭口“党的利益”、“安定团结”之类大话的人私有化了。如果不幸发生苏东这样的剧变，“严阵们”就会由党的高级干部变为新富一族。
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会暂时给一些人带来痛苦，但悄悄的私有化使人民承受了本不该那么多的痛苦。如果不是“严阵们”把中纺的钱拿去办自己的公司，中纺也不至于落到全面停产、职工十几个月领不到工资的境地：悄悄的私有化使原本已经困难的国企雪上加霜，富了“严阵们”，苦了广大职工。当读到中纺老工人马得成的孙女被迫当三陪女，青苹果娱乐城中卖笑的小姐都是中纺女工时，我不禁流下了泪。如果不是中纺被悄悄私有化，他们能沦落到这般田地吗即使中纺被合资，或者被卖掉公开私有化，工人也不会这么惨。之所以发生悄悄私有化，原因就在于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所有者缺位，郭中姚这样的人实际控制了企业。这时的中纺名义上还是国有企业，实际已成为郭中姚、严阵的私产了。私有化的危险来自内部人控制。这是企业领导人**的特殊性。官员还要钱权交易，企业领导人连交易这个环节都免了。
其实像中纺这样的国有企业走到停产的地步从现象上看是由于郭中姚这类**分子，实际上主要还在于体制。国有企业国家所有、国家管理，政企合一，实际只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而无企业之实质。行政领导可以让国企盲目扩张；可以随意拿走钱省政府大厦中纺无偿交出1000多万，也可以让银行给你钱；可以为企业任命好领导原中纺领导李高成；也可以给企业派一位坏领导郭中姚；可以像市委书记杨成那样关心扶植企业，也可以像省委常务副书记严阵那样向企业索取。企业的好坏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遇到什么样的领导人，这岂不危险吗我们提了好多年“搞好国有企业”，无论什么领导人上来都要搞一下国企。动机不好的**领导不要说了，即使领导动机纯正人品特好，但今天命令企业“强强合并”，明天又给你出一个“好主意”，后天兴许还让你与一位外商合资。这样搞来搞去，结果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说的,“国有企业改革长时期没有取得突破”。
无论是国企改革还是反**，关键不在于选好人，而在于制定好制度。国企的出路在于产权明晰政企分开这个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的方针。反**则在于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正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作者把中纺的希望寄托在李高成这样的清官身上。作者在代后记中为群众仍然津津有味地读包公案之类的书悲哀，但他写的李高成不正是新时代的包公吗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现实中没有李高成这样的英雄，也不是说李高成这样的人不重要。我们改革事业的成功要依靠千千万万李高成这样的人。但造就李高成这样的人，并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的还是制度。没有民主与法治，“李高成们”如何能有效反**国有企业不走股份化的现代企业之路，“李高成们”又有什么用读抉择深为李高成所感动，正如当年读乔厂长上任为乔厂长而夜不能眠一样。但20世纪80年代初的“乔厂长们”无法阻止国有企业以后的衰落之势，今天的“李高成们”也无法使中纺走出困境。
当然，作者与我想的不一样，他还是给了这个故事一个光明的尾巴：李高成及其他好领导先为中纺选出了一个好班子“郭中姚们”当初不也是好班子吗，省市委干部捐出了一个月工资是否属于强迫集资，中纺职工自己集资42568万元十几个月未发工资尚能集资，银行又准备贷款3000万已欠近6亿债务，哪个行长还敢贷款，再引进真正合资者真巧啊。看来中纺走出困境没问题了。没有产权改革，没有政企分开，仍用以前的方法由李高成这样的好人搞了一下，中纺又可以再度辉煌了。又一个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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